引发争议的后人类性.pdf

作者简介：罗西布拉伊多蒂，荷兰乌德勒支大学杰出教授，后人类哲学家，哲学博士，从事后人类批评和女性主义等研究。译者简介：宋根成，郑州大学副教授，博士，从事英美文学与后人类批评研究；祁鑫欣，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国语学校英语教师，从事翻译学研究。校者简介：韦施伊，广州大学讲师，从事后人类研究、媒介研究与游戏研究。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引发争议的后人类性罗西布拉伊多蒂著，宋根成，祁鑫欣译，韦施伊校（乌德勒支大学 人文学院，荷兰 乌德勒支 ；郑州大学 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河南 郑州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国语学校，河南 郑州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摘要：在罗西布拉伊多蒂看来，传统人文学对人类主体的关注过于狭隘，而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场所也存在局限性，后人类思想话语的发展历程对我们关于“人”的理解产生了巨大影响。她建议将人文学科重新构想为理解所有实体（人类和非人类）相互关联的更大项目，主张采取更具包容性和多元化的教育方法，承认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知识的多元性。她呼吁人文学应在应对人类活动对地球带来深刻影响方面发挥作用，推动以环境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出现。关键词：传统人文学；后人类性；后人类话语；人类中心论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要将自己与世俗现实结合起来，文本评论家应该研究一下话语体系，“世界”因其被划分、管理和掠夺，人类因其被推上分类架，“我们”因其是“人”而“它们”则不是。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引言为了应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气候变化，本章采取肯定立场。本人希望以一种扎实的方式，不陷入简化和批判，同时避免负面情绪，捍卫后人类未来对于人文学科的生产力。为此目标，我提出以下论点：从萨义德和米歇尔福柯（）之间的人文主义辩论的影响和局限性开始，我来为当代大学里的批判的人文学（）绘制一下地图。我们这个全球互联并受技术中介的社会，在获取经济、技术和环境资源方面正在日益两极分化。为应对并对话这种局面，人们正在研究后人文学，那么制订一些研发的思路就是我接下来的工作。人文学的人是什么？福柯对普遍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和特殊知识分子的区分，分别建立在黑马（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体系、葛兰西思想和他个人见解的基础之上，继萨特和法侬一代之后重新制定了知识分子成为批判思想家的任务。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的，这些范畴之间的区别并非固定的，而是相互渗透的，这些不同立场的周期性使它们相互交叉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有机知识分子和特殊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是在内在和情景化的历史形态以及话语的产生中，为权力制图提供充足合理的伦理政治承诺。萨义德还说过，“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工作是要理解权威是怎么形成的”，特别是对在大学工作的批判理论家而言，他们的任务是为无权无势者和一无所有者代言。忠于这一遗产，我这一代的学者们以“位置政治学”（）为基础，即作为权力图表的产生和新概念的创造的理论制图，将哲学批评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关于知识和社会关系的重建结合起来。知识分子特殊的或情景化的实践，建立在对普遍主义理念和表现的否定基础之上，有利于形成嵌入式和具身化的知识生产的关系形式。对于我这代人来说，重新定义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反对欧洲例外论（）和由其产生的激烈的、经常好战的普遍自大情绪是密切相关的。后结构主义对人文主义的批判，尤其是福柯对“人”之死的宣判 特别针对了学术人文理论和实践中隐含的“人”的假定。也就是说，“理性的人”的人文主义思想与男性气质、超验理性、理性意识和欧洲文明均保持一致。露西伊利格瑞（）批判基于启蒙运动的解放事业，尖锐地称之为“和谁平等”，同样也批判了“女性”的社会和话语建构，造成了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激进化。如今，反人文主义作为节点已然出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在 世纪 年代就迅速被淘汰了，其与社会职业相脱节，直到被“内容提供者”这一新类别所取代。年冷战正式结束后，在研究的私有化加剧的背景下，出现了专家和顾问制度，这一转变时逢“理论战争”爆发以及对法国哲学的批评愈演愈烈。基于信息技术和生物遗传学新技术的科学文化的影响也是促成知识分子角色去神秘化的关键因素。全球化的信息网络、数据和资本的流动以及数字接入的速度和异质性，导致了学术“认知主体”形象和实践的多重错位（）。显而易见，世纪 年代末，只有互联网本身才是唯一真正重要的“内容提供者”，它将先前的知识分子重新定位到“思想经纪人”的市场导向地位，在最好的情况下使其成为“思想领袖”。杰弗里威廉姆斯（）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成了让我们疲惫不堪的头脑的承包商。”千禧年末，资本主义向认知差异的机器突转全面展开，正如对人文学的批评在受量化经济学和利润动机统治的新自由主义大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一样，当批判理论被视作一种有失偏颇的意识形态活动，遭到摒弃并被宣布过时时 ，这个领域的知识分子被斥之为“终身激进派”瑏瑡，同时人文学被降级为一个头顶光环的精修学科。学术出版进入了一个减记恶性循环，似乎是被一群新的学术明星的崛起所遮掩，作为商业成功人士、媒体达人，他们的知名度掩盖了这个领域的真正贫瘠。“后理论疾病”（）瑏瑢的情绪导致学术界和社会对批判理论家们的质疑。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将发达资本主义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他们告诉我们，全球经济是一部扭曲全球性和全球文化的离心机瑏瑣，它把所有生活资料 人的 非人的都归入商品化和消费的逻辑瑏瑤。这种发达资本主义是一种无想象意象瑏瑥、无器官身体（）瑏瑦 和无进展成长（）的解域化流动。商品化的差异和自我量化的躁郁症的扩散形成了一个不可持续的系统 “未来的吞噬者”瑏瑧，因为其不言自明的转变立场、破坏未来的同时，也侵蚀了自身的根基瑏瑨。与此同时，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瑏瑩指出，全球消费主义在推行“无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界”意识形态的同时，实行高度控制的消费品超流动体系、信息字节、数据和资本瑐瑠，而民众几乎不像它们那样流通自由。这种受控流动性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了位置显著不同的游牧主体（）：登记的和未登记的移民工人，难民，飞行贵宾常客，日常通勤者，游客，朝圣者和其他人。资本主义解域化的暴力行为也导致驱逐、无家可归和贫困，人口在全球范围内大量流亡也是史无前例的瑐瑡。由于这些破坏，全球性的大流散（）瑐瑢已经取代了“流亡”这种传统状况瑐瑣（，），而包括日益贫穷和负债在内的结构性不公则造成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生活条件的不达标。“死亡政治”（）的治理 正在借助技术中介（）的战争和反恐战略开展作业。因此，安全问题现在也相应变得至关重要，在学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如此。我会就这一点再次阐述。在这种情况下，人文学的氛围是无法定义的。就好像经历了 世纪 年代的理论创新大爆炸之后，理论实践虽然停滞于哲学，但在其他方面又重新焕发了活力。一方面，政治谱系的左翼，其主流哲学思想在冷战正式结束之后“终结”了意识形态的时代，也造成“事件”之后不可避免的因文明冲突而引发的新十字军东征瑐瑤。另一方面，政治左派表现出他们对理论的疲劳感，既厌倦前代知识分子瑐瑥，又麻木于自我宣称的无能 ，而中心则是陷入自我怀疑 。彼得盖里森 （）提出一个更加平衡的说法，呼应利奥塔（）关于宏大叙事衰落的观点瑐瑦，迎接大系统的终结以支持“具体理论”。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处在普遍主张和狭隘经验主义之间，支持“恰到好处的理论”以维持社会相关实践。在批判分析的视角下，威廉姆斯认为，今天的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双重运动。一方面，世纪 年代亵渎神明的现象现在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如福柯和德里达（）所说：“曾经话语上的揭竿者和传统主义者眼中的罪魁祸首，如今反倒成了适时引用的标准性权威。”另一方面，我们也目睹了公众正在减少对人文科学的支 持。因 此，我 们 的 理 论 情 绪 已 经“回首”，通常采用自传式的语气来回顾历史和可能性条件，正如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写的这样。但这场危机远不是普遍性的。例如，马修富勒（）瑐瑧认为，“关于网络文化或新媒体的讨论，后来转变成对软件研究的讨论”瑐瑨。世纪 年代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繁荣的时期，它一直延伸至新千年的初期 尤其标志着“冷战后新一代的涌现”。重要的一点是，新媒体研究的话语定位传递出他们对共产主义在欧洲的终结和人文学总体状况的乐观态度。新媒体研究的对象是网络、代码和系统，也就是说，是一些非拟人化的对象。这种观点的转变带来了新的活力和乐观主义。我会在下一章节再谈及这一点。因为这个领域是通过自我反思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来运作的，所以“危机”的概念可能并不完全涵盖当代人文学的体制状况。贾亚特里斯皮瓦克（）在回应福柯对“人之死”瑐瑩的分析时，敏锐地提出人们把这种“危机”当作人文学的一贯手段。无论是以一种自作主张的强势姿态，还是以“弱势思维”瑑瑠，理论人文学的自我定位都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秉承了苏格拉底体系。然而，考虑到近来西方政府对人文学的一致攻击，不可否认这些实践者在公共领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来捍卫自己。比如，现在的文学和文学评论家被管理层、政策制定者和大部分媒体认为是一种奢侈品，而非必需品，玛丽娜华纳（）称其为“学术界的新野性主义（）”，萨义德曾经引以为荣的文学、音乐和文化的伟大传统在全球化和以技术为中介的世界已不再是共识点。此外，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都不能假定或想当然认为存在着基于对经典文学文本的共同情感。华纳犀利地评论道：“对人文教育价值的信仰开始看起来像一段古老的罗曼史。”这种敏罗西布拉伊多蒂 等：引发争议的后人类性感性的普遍转变就足以使我怀念起现代和后现代争论时期萨义德为文化、文化准入和生产的反精英主义概念所作的辩护，他与哈罗德布鲁姆（）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萨义德的主张取代了布鲁姆支持的文化批评和历史中“孤独天才”综合症的英雄主义精神，并以更接地气的方式分析了有利于文化创造力作为集体活动和民主参与形式的物质条件。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说，人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在当代世界知识生产体系的层级内不再占据主导地位，那些批判知识分子，远非代表了发达国家主体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而正在受到严格的审查。何为大学的普世性追溯知识分子地位和命运下降曲线的曲折轨迹是存在问题的，这不仅是针对这一类的实践者而言，而且也在于它揭示了关于大学的机构设置和地位的变化，尤其是学术的人文学。关于批判知识分子角色的争论往往很激烈，在世纪之交达到了顶峰，这在一定程度上与 世纪 年代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和 世纪 年代的理论之争有关。瑑瑡当时，人文学制度上的脆弱性与大学本身受到的冲击程度成正比瑑瑢。“后理论”情绪与高等教育的公共财政支持相一致，“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更大范围的缩减 这种反对帝国主义的激进主义和后殖民时期的工作常常就是这样极端”。库切调查后 认为，始于 世纪 年代对人文学的攻击，已经成功地摆脱了“被诊断为左派或无政府主义或反理性或反文明”的所有学术机构，以致于“再把大学视为煽动和异议的温床是非常可笑的”。尽管西方国家学术机构试图改造自身，建立“研究型”大学瑑瑣，但是政府已经不再对它们进行财政支持和资助，这对人文学建设的打击尤其激烈。那些仍然相信知识分子使命瑑瑤和学术自由瑑瑥的“最后一批教授”谴责“废墟中的大学 管理体制愈加健全的一流大学”瑑瑦，并且反对大学企业化，抵制增加学费，拒绝沦为管理者的角色。威廉姆斯 认为，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美国的公立大学从“战后福利体系中的佼佼者”转变成了“一种以商业及其自我积累为导向的私有化企业”。在欧洲大陆，“事件”之后上台执政的民粹主义右翼政客，无论在社会或是学业课程上都显然敌视文化和艺术领域。例如，文学和文化人文领域被荷兰的吉尔特威尔德斯（）斥为“左翼的业余爱好”，成为政府大规模削减开支的目标，被降级为“高风险无收益”的投资。由于决策者评估学术“市场”时狭隘地运用了经济标准，因此人文学的公共价值问题瑑瑧已经显现出来。大学内新的劳动力结构（尤其在美国），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等级价值。一小部分（根据威廉姆斯的说法，在美国不到三分之一）的高层终身雇员的比例是由一大群“不稳定无产阶级”（）瑑瑨知识分子支撑起来的，这些人包括：兼职的、临时的、无任期保障的、低薪的教学人员，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应享权利或职业前景。由于教学负担沉重，拨款申请提交制度和很少的研究机会又导致创收压力增加，因此，大批非职员或临时工作人员经受了胁迫、压力和系统性剥削的工作条件瑑瑩，华纳形容其艰苦程度“就像是一边和充满官僚指令的 打交道，一边又要应对快速的麦当劳工作一样”。进步的学者们对这种情况作出了回应，他们请求以非营利性方式发展人文和高等教育，遵循古典的自由主义艺术模式瑒瑠，而怀疑论者则质疑这个领域是否前景光明瑒瑡。当今制度层面上人文学科的一个增长领域就在于国家安全事务、监管和反恐问题的交叉点。自从 年林恩切尼（）为布什政府发声以来，她就一直宣称学术界是反恐战争中的“薄弱环节”，大学相应承担了巨大压力，要与政府的国防政策和相关事宜保持一致。自那时起，人文学对于安全研究的重要性一直在增长瑒瑢。年，萨义德 评论说，“事件”以来，美国人似乎意识到“恐怖分子”和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知识分子”这两个名词联系密切，随后强化了学术课程中民族主义的“西方犹太 基督教价值观”。他说这既是反动时代的标志，也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失败之举。我倾向于把今天的人文思想和安全研究之间的联系，看作是当代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变体 ，这种方法论民族主义自 世纪以来一直侵扰着这个领域，还是诱惑左翼知识分子、造成人文学沦为欧洲殖民主义帝国计划的关键所在瑒瑣。如今，民族主义正在保护“欧洲堡垒”（）免遭流离失所的人们发动新的“野蛮”入侵。正如萨义德所言，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知识分子要“向权力说真话”，并与“地球的不幸者”站在一起瑒瑤，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总而言之，大学作为实质性话语机构，追随冯洪堡和红衣主教纽曼的脚步，已经从 世纪普遍主义的宝座上走了下来。但是这个突转不完全是消极性的，我将在下一节中讨论。从批判研究到后人类话语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人文理论创新的核心是围绕着一系列自称为“研究领域”的新的、通常被认为比较激进的跨学科领域。性别主义研究、女权主义研究、酷儿理论研究、种族主义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和庶民研究，还有文化研究，电影、电视和媒体研究，都是激进认识论的原型，它们提供了一系列新方法和创新概念。从体制上讲，它们与古典学科相比资金投入上相对不足，但从这些极富创造性的、尽管有些边缘化的“研究”领域中人们可以获取不同的观点和灵感来源。这种跨学科话语的扩散既是一种威胁，也是一种机遇，它呼吁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詹姆斯 钱德勒（）说，同一时期它们与经典学科的关系是一个复杂问题，他将其称之为“批判性的多学科融合”。它们促成了对人文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隐含假设的严格修正，也促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内爆（），导致了人文学科的内部裂缝与外部学科界限的错位。然而，学者们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反对人文主义，而且还创造了自我、人类、知识和社会的另类愿景，他们的见解对人文学术实践有着持久的影响。这些“研究”是激进的认识论，暴露了人文学核心的致命缺陷的持续存在，即它们内在的欧洲中心主义，如我上文所提，表现为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人”的人文主义视角既包括身体完美的理念，也包括一套心理的、话语的和精神的价值观。自启蒙运动以来，这一理念将人类独特性的信念与一种内在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理解结合起来，作为人类的基本参照单位。对通过科学发展而获得理性进步的这种目的论天命观的坚定信从，是定义欧洲文化和个体的一贯的思潮。历史上人文主义发展成为了一种文明模式，改变了欧洲观念，使之与自反性（）的普遍力量恰好一致。欧洲中心主义作为人类思维的一个基本属性，将超越性视为其特有特征，将人文主义的普遍性视作其特殊性，这就使得欧洲中心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态度问题：它是我们文化实践的一个结构性要素，它根植于对科学真理、理论任务以及制度和教学实践的理解中瑒瑥。人文主义的“人”，既通过他所排除的事物，又根据包含在他的理性自我表征中的属性来定义自身。此外，这种人文主义主体通过在价值递减的等级天平上组织各种差异，以暴力和敌视的方式，又“师出有名”地将性恋化、种族化和自然化的“他者”排挤到贬值的差异沟槽内：最好的情况是被社会边缘化，最坏的情况则是被降级到可支配身体的亚人类地位。因而人文主义关于什么是人的限制性概念成为批评的一个关键，而福柯和萨义德是这场辩论的主要理论代表人物。这就是说，他们对人文主义立场的很多方面都与当前形势息息相关。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背景、性格、品位方面都极具人文主义色彩的萨义德，却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人文主义作出了尖锐的批判。他以过去两个世纪中欧洲列强实施的东方主义和歧视模式表达这种罗西布拉伊多蒂 等：引发争议的后人类性理念的局限性，却从未放弃对人文价值观的信仰。萨义德的 人文主义和民主批评（），在我看来就是对人文主义肯定批判的试演。他与同时代的人有共通之处，从理论上讲，他的理念与福柯、德里达和德勒兹等同时代人的研究都很接近。他对福柯关于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共谋的批判，即知识生产和理论表征的至关重要性非常赞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萨义德对后结构主义者的专题研究不再抱有希望，对福柯的依赖也随之减少，这是因为福柯作品中反映的欧洲中心主义实则是法国中心主义。这种狭隘性致使后结构主义者成为新的东方主义者瑒瑦，也因政治问题愈加严重。据萨义德所说，福柯的问题在于他失去了反叛精神，他的学问向寂静主义的方向发展，或者默认了现状，认为权力永远不会废除。作为一名思想深邃的人文主义者，萨义德不同意解构主义模式，拒绝后现代相对主义，绝对相信正义和非强制性社会制度等价值观。他放弃了福柯这个“统治的誊写员”，并 转 而 吸 取 法 侬瑒瑧和 葛 兰 西瑒瑨（）的思想，提出了更有韧性的历史变革理论。他否定了学术界明星的机会主义的跨国立场，并强调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一个是建立在卢卡奇（）和法侬的思想基础之上的思想政治经济学，这就把他们的“旅行理论”的流转与罗伯尼克松（）对“内部殖民主义与离岸帝国主义（）在历史和地理上的变化之间的社会环境关系”的分析 联系在一起。另一个是游牧论，即强调评论家退出文本的重要性，要成为世界、世俗和日常政治抵制的一部分。尽管与德勒兹和瓜塔里在 千高原 中的哲学短暂 相 遇，萨 义 德 还 是 发 现 了“神 秘 的 暗示”，他 的 游 牧 论 正 如 伊 斯 坎 德 尔（）和拉斯托姆（）明确表示的那样，即“理论上不固定，方法论上不简洁，空间上不稳定”。我倾向于同意拉达克里希南（）的观点 ，即萨义德误读了福柯和德勒兹，他的研究更接近于福柯式的外在哲学，实质上嵌入到了微型政治实践中，而这一点是他不愿意承认的。萨义德对后结构主义的公开敌意，代表了后殖民主义一代思想家们的态度，但是这场辩论的争论语气后来就弱了很多。斯皮瓦克为德里达瑒瑩（）辩护，安斯托勒（）在性别和种族问题上的开创性研究瑓瑠（），保罗吉尔罗伊（）的 黑色大西洋（）瑓瑡（）以及罗伯特杨（）对福柯、德勒兹瑓瑢和霍米巴巴（）瑓瑣的深刻认识，在这方面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德勒兹后殖民理论和爱德华格里桑（）的研究瑓瑤这种快速增长的领域是重建这些话语群落之间缺失联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像交叉后殖民研究 和新唯物主义以及酷儿种族理论一样 。共识的要点是，人文主义理性、世俗宽容、法治平等和民主统治的理想，在历史上或逻辑上都与欧洲帝国主义暴力统治和系统恐怖行径相背离。自 世纪 年代以来，激进人文主义批判的核心是认识到启蒙主义驱动理性与野蛮恐怖的紧密联系。然而，这个悖论正如萨义德所言：可以以人文主义的名义对人文主义持批评态度，并且可以根据欧洲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验，塑造一种不同类型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在跨文化的、文本和语言的范畴内吸收了过去的重大教训并仍然与当前的呼声和潮流保持一致，其中许多人流亡海外、居无定所。一方面在种族灭绝和犯罪方面串通一气，另一方面支持对自由的强烈希望和愿望，人文主义产生的生产性矛盾战胜了线性批评，因而只能保持开放式态度。但另一层的复杂性则源自人文主义和反人文主义对人文主义的批判两者之间未解决的悖论，即学科性问题。福柯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并没有涉足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作出过回应，也可以从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他与女性和同性恋研究保持距离上可以看出。德勒兹赞同福柯的反对意见，并更明确地指出，这些“研究”领域引入的规模变化可能不足以引发概念和方法论工具方面质的转变。同样，萨义德本人对“后殖民主义研究”也不太热衷，而该领域却把他视为奠基人。他的反对意见来自两点：一方面，他对传统大学院系中的古典人文教育有着明显的偏爱；另一方面，他对“后”殖民这个术语持怀疑态度，反而更倾向于批判帝国主义，他“更倾向于葛兰西而非德里达的思想”。就像在福柯作品中那样，在萨义德的作品中，人们可以发现他对身份政治的深刻怀疑，对真实性以及对民族或文化纯度的诉求。萨义德和福柯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主体性结构的移民性而非单一性，并警告我们提防不加批判地本质化对抗同一性（）之论调。但他们的立场差异很大。一方面，福柯呼吁反人文主义立场，萨义德却强烈认为人文主义依然有效，但必须摆脱自以为是的欧洲中心主义，成为差异的经历和了解并学习不同文化传统的经历。这种观点的转变需要人文学者事先提高意识：“人文主义者必须警惕地认识到，尽管已经改变了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身份政治和民族主义的教育体制仍然是我们大多数人工作的核心。”另一方面，对福柯来说，欧洲人文主义的研究已经告一段落，当代欧洲的知识主体必须履行伦理责任，对他们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排外历史负责，并对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对当今政治造成的长期影响负责瑓瑥。这些不同的立场也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福柯和萨义德都意识到了语言的微妙力量，但他们的处理方式不同。对于萨义德，正如尼克松所说，“他在追求清晰性的同时，在智力的复杂性上有所突破”。而福柯和德勒兹更多是受到了结构主义和拉康式精神分析的影响，为了暴露而追求语言的多义复杂性，产生了一套同样密集的反语言。然而，自 世纪 年代以来，如我在本文前两部分所述，体制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变，学科性问题也变得更加尖锐。人文文化及其经典文本不再是大学教育必需的参照点，更不用说是对整个社会了。然而，这远非终结的开始，“研究”领域和大众传媒文化（包括模拟和数字）同时兴起最为振奋人心。从这个角度讲，萨义德和福柯一代真正的问题在于别的方面，即对媒体文化和环境都缺乏关注，也就是说在他们思想中未被承认的和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因此，虽然现代 后现代和人文主义 反人文主义的争论在当代的处境令人担忧，但我真正关注的焦点却在别处，即后人类话语的出现带来的范式转变。萨义德和福柯的争论作为实现更广泛目标的一种手段，故此与当下息息相关，即人文主义的多层批判如何影响当代人对于错位的担忧。我认为，这种后人类转变不是解构主义和相对主义，而是唯物主义和新基础主义。它标志着反人文主义与后人类中心主义的融合，但是要在更复杂的方向上超越它们，并克服人文主义和反人文主义的局限性。因为其一方面是与人文主义传统协商新的条款，另一方面是对人类学的疏离，这个双管齐下的过程充满了紧张和矛盾。关于人文主义的历史争论的许多方面都与当前的形势有关，但主要是作为一个反面例子存在。人类世（）时代的人文学学术人文建立在结构拟人化的基础之上，它与科学技术的文化和制度实践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关于“两种”文化永无休止的辩论瑓瑦几乎是这个难题的标志。缺乏概念和术语来处理生态环境和非人类他者，从我们走向后人类困境突变来看，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无论作为万物尺度的人，抑或作为特殊物种象征的人类学，都无法占据人类世中瑓瑧世界历史知识生产体系的中心。这与当今以高级技术为介导的时代是相一致的。人类世从人类学的物种至 上 准 则 的 意 义 层 面 上 解 构 人 类 中 心 主义 物种的人的尺度 并改变了其赖以罗西布拉伊多蒂 等：引发争议的后人类性定义的参数瑓瑨。全球化和技术驱动中介形式的混合影响也挑战了作为人类特权的普遍生命力（），同动物和非人类实体的特殊生命力（）相分离。相反，在扩展自我的非常具身化（）的结构中，优先考虑的应该是一个自然 文化的连续统一体（）。这种转变可以被看作是作为创造之王的人类主导的一种形态 “人类学外流”这是物种的庞大融合。这种后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的影响可谓深远。一旦人类学的中心地位受到质疑，“人类”和“他者”之间的一些新的界限就会暴露并受到挑战。因此，如果人类对人性的多方面批判和修正赋予了性别化和种族化的人类“他者”，使自己从对立的等级主从关系的辩证法中解放出来，人类学就放弃了自然化他者的星球力量。动物、昆虫、植物、细胞、细菌，实际上构成地球和整个宇宙，在一个星球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这不仅使人类担负着不同的责任，还被认为是造成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灾害的主要原因。然而，人类世作为后人类困境的核心症状，引发了方法论和概念上的问题。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在一个以地球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框架中形成关于星球的各种长远视角，这对人文思想来说是相当大的挑战。而且，必须考虑到物种灭绝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一个没有“我们”这个特殊物种成员的未来，就开启了对神学的和未来主义的关注，而这些与世俗的学术方法格格不入。此外，通过“摧毁自然历史与人类历史之间的人为而又悠久的区别”，这些变化的基本参数也会影响历史研究的内容。然而，后人类中心主义，或以地缘为中心的转向（），对更为激进的“研究”领域也有重大影响，后者虽然完善了人文主义批判，但并不一定放弃了人类中心论。这种紧张的态势首先出现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表明社会建构主义的对立的方式并不总是有助于应对以人类为中心或以地球为中心的转变的挑战。年，当代最著名的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家唐娜哈拉维（）发表了她开拓性的 赛博格宣言（“”），这是当时第一个后人类的社会理论文本。它引导我们进入信息学和电子通讯的高科技世界，以及一个被哈拉维瑓瑩后来定义为非人类伴侣物种（）的后人类中心世界。哈拉维 指出，当代技术正在促进我们理解人类在与非人类他者的互动中如何产生质的转变，这需要新的政治学、伦理学和创造性的新宇宙学。她特别挑战了女性 非欧洲人与自然长期以来的关系瑔瑠，转而强调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批评需要自然文化连续统一体的视野。通过分析赛博格的形象，她发起了科技研究、种族理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政治和女权主义新唯物主义（）之间的交叉对话。赛博格是一种混合的或一体化的机器，一个建立联系的实体，一个集相关性、流动性、接受度和全球通信为一体的人物，模糊了范畴差异（人 非人、自然 文化、男性 女性、恋母情结的 非恋母情结的、欧洲的 非欧洲的）。作为后人类政治主体的赛博格，体现了哈拉维如何运用当代生物科学和信息技术的能力并将之与女权主义社会正义的坚定纲领和对资本主义暴行的批判相结合。因为这个开创性的工作，主流学科和跨学科“研究”领域都显然受到了后人类中心主义辐射的影响。正如纳奥米克莱因（）瑔瑡所说，气候变化问题和人类灭绝的阴影改变了一切，包括“后殖民主义和后帝国主义历史学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已经部署了应对战后非殖民化和全球化情境的分析策略”。正如“研究”领域所做的那样，暴露基于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解放模式的局限性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在人类世时代，这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通过挑战对“人”的人类中心论的定义，强调物种之间的结构性相互依存，来为人文学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设置一个不同的议程。此外，人文学的人类中心还受到另一个因素的挑战，即技术中介的普遍性和广泛性，新的“人与非人的联系，其中涉及生物学的 湿件（）的机械装配和非生物学的 硬件”。因此，关于人文学的未来发展问题和自身更新问题，目前正在以新媒体和数字技术信息为导向的复杂知识重构问题之上呈现，我们已经进入全球调节阶段（）。因此，问题在于：人文学在“后人类”时代，在人类学和“人”的卓越地位下降之后究竟能有什么作为？我的观点是，这些挑战远非一场终极危机，它们由第二代“研究”领域提出，并为人文学开辟出新的全球性的、生态学的、后人文主义的和后人类中心主义的维度。动物研究和生态批评已经发展到如此丰富和清晰的领域，甚至试图总结它们都不可能做到。瑔瑢科学和社会的文化研究、宗教研究、残疾研究、肥胖研究、成功研究、名人研究和全球化研究，都是 世纪新兴人文学蓬勃发展的进一步重要明证。新媒体已经扩散到一系列的子领域和元领域：软件研究、互联网研究、游戏研究，等等。这种生命力证明了富勒对人文学科未来的乐观态度，媒体理论和媒体哲学为知识生产提供了新的本体论依据，而传统人文课程，特别是哲学，则抵制任何跨学科的影响。这些新“研究”领域是 世纪 年代批判性“研究”领域的第一代直系后代，并将批判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例如，后人类研究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领域涉及我们的历史条件下的非人道方面，即灾难重现、大规模移民、反恐战争、暴力驱逐和技术调节的冲突。这些问题已经被各个研究领域所关注：冲突与和平研究，人权研究，人道主义管理研究，人权医学研究，创伤、记忆与和解研究，安全与死亡研究，自杀研究，等等，这个名单还在递增。这些均是体制下将田园关怀与治疗兼批判的功能的结合，涉及他们需要承担的疼痛与伤害的遗留问题。这些研究赓续了人文学的变革性影响 人道的后人文学对非人道时代的影响。因此，无论是体制上还是理论上，“研究”领域一直是批评和创造的推动力，同样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对我们居住的后人类环境来说也有激励作用。但为了保持创新力，女权主义、性别主义、酷儿理论、后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这些研究都需要接受后人类转变的影响。回归本文的首要问题，如果对人类的正确研究在过去是针对“男性”的，是关于人性的，那么对后人类环境的正确研究似乎就是针对复杂的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新的认知主体是人类和非人类、星球和宇宙、赋予和制造之间复杂的组合，这需要我们的思维方式做出重大调整。后人类状态标志着席娃（）年提出的“心灵单一文化体”瑔瑣的终结。人文学科需要接受后人类环境下提供的多重机遇，同时要继续分析充斥着生物剽窃瑔瑤、死亡政治学 和全球掠夺的世界秩序瑔瑥中所产生的排斥以及主导的各种权力结构和社会形式。【注释】本文选自罗西布拉伊多蒂（）和保罗吉尔罗伊合编的 冲突的人文学（）第一章 引发争议的后人类性（“”）前五节内容。本文获作者授权译发，摘要、关键词为译者所加。译注 参见 ，：，（：，）。原文为参考文献，无引用页码，改为注释，以下类似情况不再赘述。译注 参见 ，（：，）；，：（：，）。译注 参见 ，（：，罗西布拉伊多蒂 等：引发争议的后人类性 ）。译注 参见 ，（：，）。译注 参见 ，：（：，）。译注 参见 ，：（：，）。译注 参见 ，？，（：，）。译注 参见 ，：（：，）。译注 参见 ，：（：，）；，：（：，）；，（：，）。译注瑏瑡 参见 ，（：，）。译注瑏瑢 参见 ，：（：，）。译注瑏瑣 参见 ，（：，）。译注瑏瑤 参见 ，：，（：，）；，：（：，）。译注瑏瑥 参见 ，：（：，）。译注瑏瑦 参见 ，（：，）。译注瑏瑧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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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相当成熟，而著名的 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出版物（）最近的一期（）则专门研究了动物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出色的历史分析，请参阅 （）的文章。对于年轻一代学者（和 ，）来说，动物是最重要的后人类问 题。另 有 和 （），（）和 ，和 （）。原注瑔瑣 参见 ，：（：，）译注瑔瑤 参见 ，：（：，）。译注瑔瑥 参见 ，（，：，）。译注【参考文献】：，：，：，（）：，：，？，（）：，（）：，（）：，（）：，（）：？，（）：，（）：，（）：，（）：，：，（）：？：，（）：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 ，（）：，（）：，：，（）：，：，：，：，：，：，：，：，：，（）：，（）：，（）：，：，：，（）：，？，（）：，：，：责任编辑罗欢 ，：，：（，；，；，；，）：，（），：；罗西布拉伊多蒂 等：引发争议的后人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