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书法观念对梁启超之影响考辨_张铁华.pdf

066 理论与批评 067美术与设计|FINE ARTS&DESIGN 2014_06康有为书法观念对梁启超之影响考辨张铁华（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摘 要 梁启超早年的书法观念主要体现在对颜、柳楷书的取舍以及对陶心云碑体楷书的认同等方面。在师从康有为之后，梁启超的书法观念深受其师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对干禄书体的态度、学书当“上通篆、隶，导源六朝”以及“体兼碑帖”等方面。梁氏于书法一途既汲取康氏书论中的合理因素，又不为康氏的观点遮蔽望眼。从对梁启超书法观念之转变的剖析中，亦可折射出清末民初时期知识分子对于书法的不同体认。关键词 康有为；梁启超；书法观念 中图分类号 J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14）06-0066-06康有为书法观念对梁启超之影响考辨收稿日期：2014-08-11作者简介：张铁华（1974-），男，安徽无为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书法史论、书法美学。梁启勋高祖以下之家谱，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5 页。叶大焯镜泉梁老先生庆寿序，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 页。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二人不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在清末民初书坛，二人也颇有建树。康、梁书法风格差异很大，季惟斋书史提到梁启超：“作书全不以为然，而取法北朝隋唐，浑穆自高，气体亦能清肃，高过其师矣”1271。季氏所论梁启超“作书全不以为然”，如仅指康、梁书法风格而言，尚可成立，如兼指书法观念而言，则有失公允。丁文隽书法精论称赞梁启超书法“结字之谨严，笔力之险劲，风格之高古，远出邓石如、赵之谦、李瑞清诸家之上，康氏盛倡尊碑之说，得此高足，堪以自慰矣”2106-107。丁氏对梁启超书法的评价不无溢美之嫌，至于“康氏盛倡尊碑之说，得此高足，堪以自慰矣”则暗示了康、梁书法观念的传承关系。从梁启超书法观念的转变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年意在功名而练习馆阁体，对于科考之以楷法取士深感痛恶；中年时期受曾国藩著作的影响，效仿曾氏以习字作为修身的方便法门；晚年以学书为乐，注重习书过程之趣味的体验，并对现代书法美学有开创之功。检诸梁启超年谱以及康、梁往来书信等资料，可以发现在不同时期，梁启超曾多次向康有为请益书法。因此，研究梁启超的书法观念，不应忽视康有为对梁氏的影响。一、梁启超早年的书法观在考察康有为书法观念对梁启超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先对梁氏早年的书法观念作一梳理，以便通过对比，揭示梁启超在师从康有为之后，其书法观念所发生的转变。梁启超早年的书法观念主要体现在对颜、柳楷书的取舍以及对陶心云碑体楷书的认同等方面。1.喜颜恶柳梁启超早年的书法学习主要得益于家庭的影响，尤其是其祖父梁镜泉的指授。据梁启勋高祖以下家谱记载，梁启超的祖父梁镜泉“好学问，书法学柳公权，刚健婀娜似尤过之”。梁镜泉“课诸孙也详而明”，在诸孙之中，梁镜泉最喜梁启超。由此不难推测，梁启超早年习字必定得到过祖父梁镜泉的指授。从存世的梁启超在 1894 年为家乡茶坑村文昌阁所书七言对联来看，书风端正、拘谨，柳体特征明显，可以印证梁启超早年确实对柳体楷书下过工夫，而联系梁氏后来的有关论述来看，他其实对于书学柳体颇为反感。在 1925 年为唐颜鲁公书 所写的题跋中，梁启超曾把颜、柳楷书的特点加以对比，对柳体不乏抨击之词：“若柳诚悬则露筋祠中偶像，无取焉耳。”45323在一年后的 1926 年，梁启超在为清华学校教职员工书法研究会所做的演讲中，又把柳体列入初学书法最不宜模仿的四派之一：“（柳公权）这一派，干燥枯窘。本身虽好，学之不宜，我常说柳字好像四月的腊肠，好是好吃，只是咬不动。学他的人，一点不感乐趣。”54949与对“干燥枯窘”的柳体印象不同的是，少年时期的梁启超对颜体楷书情有独钟，喜临颜家庙碑及臧怀恪碑。在 1925 年为唐颜鲁公书 所写的题跋中，梁启超对颜体不吝赞词：“吾谓鲁公所独擅者，乃在肌理丰容，故虽苍劲横秋，却如魏征之妩媚吾常以颜书比杜诗，画赞则其奉先咏怀、前后出塞也。”45332颜真卿的这两个作品皆以端庄肃穆见长，梁启超之所以自少至老始终对颜体楷书喜爱有加，除了他认为颜体“有蹊径可寻，容易模仿”、“极方严，学去无流弊”54950以及颜体“洗尽六朝、初唐面目”、“其气骨实无不从篆隶来”45240外，还与梁启超早年所受的儒家思想熏陶不无关系。据梁氏年谱记载，在梁启超幼年时期，其祖父即经常对其进行爱国教育，历史上的忠臣义士之言行对其影响很大，“吾家自始迁新会十世为农，至先王父教谕公始肆志于学，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梁家所居之地离南宋失国时舟师覆灭之古战场不远，“（王父）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宋代学者董逌在广川书跋中曾提到：“鲁公于书，其过人处正在法度备存而端劲庄特，望之知为盛德君子也。”6126-127中国自古就有书因人重的传统，作为儒家思想的象征，颜真卿的书法自宋代以来有着无比崇高的地位。对于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读书人而言，习颜字，不仅是书法训练，同时也是人格训练、人格认同的方式，而梁氏所批柳体一派如“露筋祠中偶像”、“干燥枯窘”等语，其实是对清末奠基于柳体一路的馆阁书风的批判，虽不无过苛之嫌，但也点出了柳体一派过于筋骨外露，不及颜字含蓄，有刻板少变化之嫌。另外，从梁启勋对梁镜泉书学柳公权而“刚健婀娜似尤过之”的评语来看，也暗示了梁镜泉对于柳体一派“干燥枯窘”之弊端的纠正。2.尊碑思想的萌芽陶心云的影响研究梁启超早年书法观的形成，不得不谈到清末曾以北碑体名世的书家陶心云。梁启超直到晚年仍对这位被他尊称为“心老”的前辈念念不忘，他在作于 1923 年的稷山论书诗序中写道：“记十二三岁时，在粤秀山三君祠见心老书一楹联，目敓魂摇不能去，学书之兴自此。”74166这是梁启超对于碑派书法的第一次接触，不是直接面对碑版或拓片，而是间接地通过陶心云所书北碑体得到熏染。梁启超在十二三岁前的书法练习，主要是奠基于颜、柳楷书的馆阁体训练，而陶心云的北碑体书法给他带来的审美愉悦不仅诱发了梁氏对于书法的学习兴致，也是他后来关注并勤练碑派书法的起因之一。陶心云对于梁启超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书法风格方面，还体现在书法观念方面，试看梁氏早年对陶心云稷山论书诗所写的题跋：“每读一章，必有批郤导窾，帖然于吾心之处。”梁启超对于这位开启了他书法审美眼界的前辈一直心存好感，他在稷山论书诗序中曾谈及自己十七八岁初游京师时与陶心云相识，对于当时陶氏所赠书作，梁启超在多年之后仍然觉得“神理深镂吾心目，今犹可仿佛”，“其书龙跳虎卧，意态横绝”74166。事实上，陶氏楷书虽无险怪之弊，却难免千篇一律之讥，可视为清末以馆阁之法写北碑的典型。马宗霍霋岳楼笔谈对陶心云楷书的评价比较客观：“心云写北魏，亦有时名，然法郑文公碑与龙门造像，未能得笔，徒具匡廓，板刻痴重，绝无意致，宜蒙匠手之诮。”10244即便后世对陶心云的北碑体评价不高，不可否认的是，梁氏学书之由唐楷转入北碑，陶心云实有启蒙之功。梁氏晚年的碑体楷书整肃而不失灵动，就其楷书整肃的一面而言，不难看出陶心云北碑体对梁氏的熏染，至于其楷书灵动的一面，则是对陶氏北碑体呆板之弊的超越。二、康有为书法观对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提到自己 1890 年请业南海之门后，“生平知有学自兹始”11959，在康有为传中又提到：“余生平于学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赐也”12242。梁启超不仅在治学方面深受康有为的影响，在被视为“末技”、“小道”的书法方面，梁启超同样深受康有为的熏染。在长兴里求学期间，梁启超遵从康有为“至于应制，欧碑合作”的教诲，从颜、柳楷书转向对欧楷的学习。在戊戌变法期间，鉴于朝廷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故康、梁二人在上光绪帝的奏折中痛批馆阁书法为“无用之学”，不难看出，彼时政治观念对于书学观念的制约作用。此外，对于康有为“书虽末艺，当上通篆、隶，导源六朝”13132的见解，梁启超极为重视并付诸书学实践。在变法失败流亡海外后，梁启超受曾国藩著作的影响，以习书为日课，起先意在修身，后来引发了浓厚的学书兴趣，临摹对象主要集中在北碑以及汉碑。在此期间，梁启超曾多次通过书信向康有为请教学书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 127 页，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 页。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一第 15-16 页，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 页。陶濬宣(18461912)，字文冲，号心云，别号东湖居士，又号稷山居士，浙江绍兴人，清末以碑派书法名世。梁启超跋陶心云稷山论书诗，转引自任艳梅陶濬宣书学思想研究以 为线索，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1 年硕士毕业论文，第 50 页。陈振濂中国现代书法史指出陶濬宣楷书“以毛笔去亦步亦趋地追索石刻刀痕”，“学北碑本来是以纠清季以来馆阁体乌、方、光俗书之弊，结果陶濬宣的北碑却变本加厉地提倡乌、方、光”。见陈振濂中国现代书法史，人民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7 页。066 理论与批评 067美术与设计|FINE ARTS&DESIGN 2014_06康有为书法观念对梁启超之影响考辨张铁华（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摘 要 梁启超早年的书法观念主要体现在对颜、柳楷书的取舍以及对陶心云碑体楷书的认同等方面。在师从康有为之后，梁启超的书法观念深受其师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对干禄书体的态度、学书当“上通篆、隶，导源六朝”以及“体兼碑帖”等方面。梁氏于书法一途既汲取康氏书论中的合理因素，又不为康氏的观点遮蔽望眼。从对梁启超书法观念之转变的剖析中，亦可折射出清末民初时期知识分子对于书法的不同体认。关键词 康有为；梁启超；书法观念 中图分类号 J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14）06-0066-06康有为书法观念对梁启超之影响考辨收稿日期：2014-08-11作者简介：张铁华（1974-男，安徽无为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书法史论、书法美学。梁启勋高祖以下之家谱，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5 页。叶大焯镜泉梁老先生庆寿序，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 页。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二人不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在清末民初书坛，二人也颇有建树。康、梁书法风格差异很大，季惟斋书史提到梁启超：“作书全不以为然，而取法北朝隋唐，浑穆自高，气体亦能清肃，高过其师矣”1271。季氏所论梁启超“作书全不以为然”，如仅指康、梁书法风格而言，尚可成立，如兼指书法观念而言，则有失公允。丁文隽书法精论称赞梁启超书法“结字之谨严，笔力之险劲，风格之高古，远出邓石如、赵之谦、李瑞清诸家之上，康氏盛倡尊碑之说，得此高足，堪以自慰矣”2106-107。丁氏对梁启超书法的评价不无溢美之嫌，至于“康氏盛倡尊碑之说，得此高足，堪以自慰矣”则暗示了康、梁书法观念的传承关系。从梁启超书法观念的转变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年意在功名而练习馆阁体，对于科考之以楷法取士深感痛恶；中年时期受曾国藩著作的影响，效仿曾氏以习字作为修身的方便法门；晚年以学书为乐，注重习书过程之趣味的体验，并对现代书法美学有开创之功。检诸梁启超年谱以及康、梁往来书信等资料，可以发现在不同时期，梁启超曾多次向康有为请益书法。因此，研究梁启超的书法观念，不应忽视康有为对梁氏的影响。一、梁启超早年的书法观在考察康有为书法观念对梁启超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先对梁氏早年的书法观念作一梳理，以便通过对比，揭示梁启超在师从康有为之后，其书法观念所发生的转变。梁启超早年的书法观念主要体现在对颜、柳楷书的取舍以及对陶心云碑体楷书的认同等方面。1.喜颜恶柳梁启超早年的书法学习主要得益于家庭的影响，尤其是其祖父梁镜泉的指授。据梁启勋高祖以下家谱记载，梁启超的祖父梁镜泉“好学问，书法学柳公权，刚健婀娜似尤过之”。梁镜泉“课诸孙也详而明”，在诸孙之中，梁镜泉最喜梁启超。由此不难推测，梁启超早年习字必定得到过祖父梁镜泉的指授。从存世的梁启超在 1894 年为家乡茶坑村文昌阁所书七言对联来看，书风端正、拘谨，柳体特征明显，可以印证梁启超早年确实对柳体楷书下过工夫，而联系梁氏后来的有关论述来看，他其实对于书学柳体颇为反感。在 1925 年为唐颜鲁公书 所写的题跋中，梁启超曾把颜、柳楷书的特点加以对比，对柳体不乏抨击之词：“若柳诚悬则露筋祠中偶像，无取焉耳。”45323在一年后的 1926 年，梁启超在为清华学校教职员工书法研究会所做的演讲中，又把柳体列入初学书法最不宜模仿的四派之一：“（柳公权）这一派，干燥枯窘。本身虽好，学之不宜，我常说柳字好像四月的腊肠，好是好吃，只是咬不动。学他的人，一点不感乐趣。”54949与对“干燥枯窘”的柳体印象不同的是，少年时期的梁启超对颜体楷书情有独钟，喜临颜家庙碑及臧怀恪碑。在 1925 年为唐颜鲁公书 所写的题跋中，梁启超对颜体不吝赞词：“吾谓鲁公所独擅者，乃在肌理丰容，故虽苍劲横秋，却如魏征之妩媚吾常以颜书比杜诗，画赞则其奉先咏怀、前后出塞也。”45332颜真卿的这两个作品皆以端庄肃穆见长，梁启超之所以自少至老始终对颜体楷书喜爱有加，除了他认为颜体“有蹊径可寻，容易模仿”、“极方严，学去无流弊”54950以及颜体“洗尽六朝、初唐面目”、“其气骨实无不从篆隶来”45240外，还与梁启超早年所受的儒家思想熏陶不无关系。据梁氏年谱记载，在梁启超幼年时期，其祖父即经常对其进行爱国教育，历史上的忠臣义士之言行对其影响很大，“吾家自始迁新会十世为农，至先王父教谕公始肆志于学，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梁家所居之地离南宋失国时舟师覆灭之古战场不远，“（王父）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宋代学者董逌在广川书跋中曾提到：“鲁公于书，其过人处正在法度备存而端劲庄特，望之知为盛德君子也。”6126-127中国自古就有书因人重的传统，作为儒家思想的象征，颜真卿的书法自宋代以来有着无比崇高的地位。对于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读书人而言，习颜字，不仅是书法训练，同时也是人格训练、人格认同的方式，而梁氏所批柳体一派如“露筋祠中偶像干燥枯窘”等语，其实是对清末奠基于柳体一路的馆阁书风的批判，虽不无过苛之嫌，但也点出了柳体一派过于筋骨外露，不及颜字含蓄，有刻板少变化之嫌。另外，从梁启勋对梁镜泉书学柳公权而“刚健婀娜似尤过之”的评语来看，也暗示了梁镜泉对于柳体一派“干燥枯窘”之弊端的纠正。2.尊碑思想的萌芽陶心云的影响研究梁启超早年书法观的形成，不得不谈到清末曾以北碑体名世的书家陶心云。梁启超直到晚年仍对这位被他尊称为“心老”的前辈念念不忘，他在作于 1923 年的稷山论书诗序中写道：“记十二三岁时，在粤秀山三君祠见心老书一楹联，目敓魂摇不能去，学书之兴自此。”74166这是梁启超对于碑派书法的第一次接触，不是直接面对碑版或拓片，而是间接地通过陶心云所书北碑体得到熏染。梁启超在十二三岁前的书法练习，主要是奠基于颜、柳楷书的馆阁体训练，而陶心云的北碑体书法给他带来的审美愉悦不仅诱发了梁氏对于书法的学习兴致，也是他后来关注并勤练碑派书法的起因之一。陶心云对于梁启超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书法风格方面，还体现在书法观念方面，试看梁氏早年对陶心云稷山论书诗所写的题跋：“每读一章，必有批郤导窾，帖然于吾心之处。”梁启超对于这位开启了他书法审美眼界的前辈一直心存好感，他在稷山论书诗序中曾谈及自己十七八岁初游京师时与陶心云相识，对于当时陶氏所赠书作，梁启超在多年之后仍然觉得“神理深镂吾心目，今犹可仿佛”，“其书龙跳虎卧，意态横绝”74166。事实上，陶氏楷书虽无险怪之弊，却难免千篇一律之讥，可视为清末以馆阁之法写北碑的典型。马宗霍霋岳楼笔谈对陶心云楷书的评价比较客观：“心云写北魏，亦有时名，然法郑文公碑与龙门造像，未能得笔，徒具匡廓，板刻痴重，绝无意致，宜蒙匠手之诮。”10244即便后世对陶心云的北碑体评价不高，不可否认的是，梁氏学书之由唐楷转入北碑，陶心云实有启蒙之功。梁氏晚年的碑体楷书整肃而不失灵动，就其楷书整肃的一面而言，不难看出陶心云北碑体对梁氏的熏染，至于其楷书灵动的一面，则是对陶氏北碑体呆板之弊的超越。二、康有为书法观对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提到自己 1890 年请业南海之门后，“生平知有学自兹始”11959，在康有为传中又提到：“余生平于学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赐也”12242。梁启超不仅在治学方面深受康有为的影响，在被视为“末技”、“小道”的书法方面，梁启超同样深受康有为的熏染。在长兴里求学期间，梁启超遵从康有为“至于应制，欧碑合作”的教诲，从颜、柳楷书转向对欧楷的学习。在戊戌变法期间，鉴于朝廷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故康、梁二人在上光绪帝的奏折中痛批馆阁书法为“无用之学”，不难看出，彼时政治观念对于书学观念的制约作用。此外，对于康有为“书虽末艺，当上通篆、隶，导源六朝”13132的见解，梁启超极为重视并付诸书学实践。在变法失败流亡海外后，梁启超受曾国藩著作的影响，以习书为日课，起先意在修身，后来引发了浓厚的学书兴趣，临摹对象主要集中在北碑以及汉碑。在此期间，梁启超曾多次通过书信向康有为请教学书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 127 页，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 页。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一第 15-16 页，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 页。陶濬宣(18461912)，字文冲，号心云，别号东湖居士，又号稷山居士，浙江绍兴人，清末以碑派书法名世。梁启超跋陶心云稷山论书诗，转引自任艳梅陶濬宣书学思想研究以 为线索，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1 年硕士毕业论文，第 50 页。陈振濂中国现代书法史指出陶濬宣楷书“以毛笔去亦步亦趋地追索石刻刀痕”，“学北碑本来是以纠清季以来馆阁体乌、方、光俗书之弊，结果陶濬宣的北碑却变本加厉地提倡乌、方、光”。见陈振濂中国现代书法史，人民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7 页。068 理论与批评 069美术与设计|FINE ARTS&DESIGN 2014_06康有为书法观念对梁启超之影响考辨问题，与广艺舟双楫重碑贬帖不同，此时康有为对梁启超学书的建议是碑帖并重。1.对馆阁体的看法从“干禄之需”到“无用之学”梁启超与康有为相识于光绪十六年（1890 年）八月，当时梁启超已是举人，而康有为尚是秀才，彼时两人对于科举仍然抱有热望。虽然在 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曾贬称书法为“无用之末艺”，并对以书取士之风进行过猛烈的抨击，但是在“失坠之由，皆于楷法”的风气还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干禄书自有其存在的实用价值，因此，无论喜欢与否，当时意在科考的读书人对于馆阁体书法不得不加以关注。梁启超晚年也曾坦言：“清朝的字，比较不好，因为人人都要学大卷子、白摺子，很呆板，没有性灵，我年轻时候，想得翰林，也学过些时候的翰林字，到现在总不脱大卷子的气味。”54946康有为所著 长兴学记 在谈到“科举之学”时，就经义、策问、诗赋、楷法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讲解，其中关于楷法的建议如下：“书虽末艺，当上通篆、隶，导源六朝。至于应制，欧碑合作，虞恭、皇甫，斯为正宗。裴镜文碑，刚柔得体。小楷虚美，则樊府君、砖塔铭尚焉。大楷端劲，则多宝塔、郭家庙宜焉。但加精熟，可掇华选矣。”13132在桂学答问中，康有为又提到“楷法率宗唐碑，欧、颜为尚，唐石经尤为有益。”15155长兴里求学时期的梁启超重碑思想并不显著，彼时康氏书法观对梁启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何以书干禄方面，由于康有为提倡“至于应制，欧碑合作”，梁氏此时的书法取法对象也由之前的颜、柳楷书转向欧楷，这也是梁氏直到中晚年还很推崇欧楷的起因。既然对于干禄书体的学习被动的、功利的因素居多，并非发自内心的喜爱，梁启超难免产生抵触情绪。这种对于馆阁书风的抵触情绪，到戊戌变法期间，借力陈时政之弊而得以宣泄。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四月初，梁启超在请变通科举折中有言：“夫近代官人皆由科举，公卿百执皆自此出。然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则以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故也。”又说：“举人等亦未免习写楷法，以备过承策问之用，当时局危急如此，而天下人士为无用之学如彼，岂不可大为忧哉？”无独有偶，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也曾谈到：“其试帖风云月露之词，亦皆无用；其楷法光乌之尚，尤为费时。”康氏建议“当今多难之秋，不必敝精于无用。应请定例，并罢试帖，严戒考官，勿尚楷法。庶几人士专研有用之学，其于立国育才，所关至大”16271。康、梁师徒二人的观点如出一辙从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尚不忘谈谈干禄书法，到长兴学记，一面贬称书法为“末艺”，一面又谆谆教诲学生学书“当上通篆、隶，导源六朝”，再到变法时期的径称楷法为“无用之学”，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彼时康、梁师徒政治观念对于书法观念的决定作用，而不是就书法谈书法、把书法完全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来讨论，这和康、梁后期的书法观念有很大的不同。2.学书方法论“上通篆、隶”与“导源六朝”康有为 广艺舟双楫 对唐代楷书不乏过激之论，诸如“浅薄漓古甚矣”14810、“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14812、“出牙布爪，无复古人渊永浑厚之意”、“以魏、晋绳之，则卑薄已甚”14813。与此相反，对于六朝碑版，康有为则不吝赞词，诸如“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得其本矣，不必复求其末”，14758“六朝人书无露筋者，雍容和厚，礼乐之美，人道之文也”。14834康有为对于唐人楷书的态度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为尊碑而对唐楷大加鞭挞，一方面出于干禄之需，又不得不对唐楷加以关注，在此两难之际，康有为建议学唐人当上溯其源，学唐人之所学，在广艺舟双楫之“导源第十四”中，康有为指出：“唐、宋名家无不导源六朝者”，并对师法唐人与师法六朝之利弊作了对比，“唐人笔画气象，较之六朝，浅侻殊甚，又从而师之，其剽薄固也”，“唐人皆师法六朝，邓、张亦师法六朝，故能与之争道也”，因此提倡“学者有志于古，正宜上法六朝，乃所以善学唐也”14821-823。对于康氏推重篆隶和六朝书法的原因，也可以在广艺舟双楫中找到根据，“汉分为真楷之源，即论书法，亦当考索源流”14759，“今世所用，号称真楷者，六朝人最工。盖承汉分之余，古意未变，质实厚重，宕逸神隽，又下开唐人法度，草情隶韵，无所不有”14759，“南、北朝碑莫不有汉分意”14796，“学以法古为贵，故古文断至两汉，书法限至六朝”。14813广艺舟双楫之本汉第七分析二王书法之不可及，在于二王“所取资皆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故体质古朴，意态奇变”，而“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的原因,即是“未尝师右军之所师”，故康有为认为：“今欲抗旌晋、宋,树垒魏、齐”,“必自本原于汉也”14794、796。在广艺舟双楫之“学叙第二十二”中，康有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之购碑第三提到“夫学者之于文艺，末事也；书之工拙，又艺之至微下者也。学者蓄德器，穷学问，其事至繁，安能以有用之岁月，耗之于无用之末艺乎？”，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58 页。梁启超请变通科举折，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4-75 页。为曾提到“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隶意以厚其气，旁涉行草以得其变，下观诸碑以备其法，流观汉瓦晋砖而得其奇”14850，在著于 1891 年的长兴学记中，康有为更是明确指出：“书虽末艺，当上通篆、隶，导源六朝”13132。康氏的这个观点依然是碑派的主张，其立论之宏阔，正如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曾推崇的“碑学不囿于唐、魏，而能远仿秦篆，次宗汉分，斯则所谓豪杰之士，固将移俗而不移于俗者”10193。梁启超虽然不像康有为那般贬低唐碑，但也认为“唐代的字，很呆板。虽然他们不是以大卷子、白摺子写字，但是因为要迎合唐太宗的意思，所以风格渐卑。与其学唐碑，不如学六朝碑。唐碑即由六朝碑出，唐代几个有名的书家，求他们的来历，六朝中都有”54950。这些观点，几乎是康有为相关论述的翻版。对于康有为书法当“上通篆、隶，导源六朝”的观念，梁启超不仅在理论上认可，在实践中也深有体悟。举例来说，梁启超自少年时期便喜欢颜体楷书，但是起初的学习效果并不理想，多年之后他谈及此事，认为自己当时学不好颜体楷书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好的范本，“顾不得善拓，亦终未有所入”45240；二是不曾学过隶书。关于颜体书法和隶书之间的联系，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多有论述，例如“吾尝爱郙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章法结体独有遗意。又裴将军诗，雄强至矣，其实乃以汉分入草，故多殊形异态”，在康有为看来，颜真卿之所以善学右军，即在于“知师右军之所师”14797，而在唐颜鲁公书 题跋中，梁启超认为：“其气骨无不从篆隶来，欲学颜书者，但取秦权量诸刻，及汉碑中之 衡方、鲁峻、张迁、赵圉令先熟临之，则下笔不期而自肖，而不然者，日盘旋多宝、麻姑、家庙肘下，终无是处也。”梁氏的实践体会是“以学隶余力偶一临写，便觉别有县解”45240。从这些评述中不难看出康有为学书当“上通篆、隶”的观念对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有感于清代馆阁派习颜方法只是“日盘旋多宝、麻姑、家庙肘下”而不知上溯其源，因而遵循康氏学书当“上通篆、隶”的教诲，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印证了颜体楷书与秦汉书法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从梁启超中晚年的书风看，受北碑及欧体影响颇多。欧体属于初唐时期的楷书，在梁启超眼中，“初唐书风，万壑争流，无体不备”45239，欧体更是“以险劲胜，笔笔如怒猊渴骥，正以寝馈汉隶者深耳。率更则化隶为楷，无一笔是隶，无一笔非隶，所以独有千古也”45241，“率更险劲，笔笔惊心动魄”45228。“正以寝馈汉隶者深耳”、“化隶为楷”诸语点明了欧体和汉隶的渊源关系，梁氏所评欧书之“险劲”特征，也正是后人对六朝书法属意之所在，那么，不难看出欧体和北碑之间的渊源关系，正如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所指出的“唐碑本多北派，欧之北法尤深。继是而往，稍纵唐格，便与北碑为近”10193。不仅如此，在清人眼中，欧书还和篆隶书法有渊源关系，例如翁方纲就认为：“欧书以圆劲之笔为性情，而以方整之笔为形貌，其淳古处乃直根抵篆隶”。另外，从康有为、梁启超对欧阳询之子欧阳通的书法的评价也可看出两人书法观念的传承关系。据 广艺舟双楫之“述学第二十三”的记载，康有为早年学过欧阳询的醴泉铭，虽然用的是北宋拓本，“少有入处，仍苦凋疏”，后来康有为听从陈兰甫的建议改学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习之果茂密”14851-852。在“干禄第二十六”中，康有为提到：“小欧道因碑遒密峻整，曾假道此碑者，结体必密，运笔必峻。上可临古，下可应制，此碑有焉”14865，“上可临古”是因为 道因碑“存分隶遗意”14797，至于“下可应制”，康有为建议“先取道因碑钩出，加大摹写百过，尽其笔力，至于极肖，以植其体，树其骨”14866、867。对于欧阳通的书法，梁启超用功颇多且多有论述，不难看出其对康有为观念的传承：“大令学右军而加放，兰台学率更而加敛，皆摄其精神而不袭其面貌，故能自立也。兰台得力 化度 最深，而收敛谨严达乎其极。若书家有狷者，吾必以小欧当之矣。”45244又说：“学唐代的大写家，又不如学第二流。譬如小欧，完全学他的父亲，因为才力不如，格加谨严挺拔，比大欧还容易，没有什么毛病。由他入手，再学大欧，就不难了。”54950梁氏中晚年时期的习欧和万木草堂求学时期为应制而习欧虽然目的不同，但都是在重碑前提下所做出的理性选择，欧体楷书之所以被梁启超推重，即在于从欧字入手，不但可满足功利性的科考之需，也可借此打通唐楷和六朝楷书的关节。不难看出，梁氏之习欧楷，即是对康有为所倡导的学书当“导源六朝”观念的践行。3、体兼碑帖今人论书，大多认为康、梁是重碑的，或者径称康、梁为碑派书家。称康有为为碑派书家，主要的根据是康氏论书名著广艺舟双辑力主尊碑。需要注意的是，康氏著广艺舟双辑本意非为论书而论书，而是试图通过揭示历代书法逐时而变的道理为其力主变法张本，在谈书论艺的表象之下，实则寄寓了他力主变法的政治观念。曹建先生的博士论文晚清帖学研究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梳理、甄别、分析后，认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以来的所谓碑学笼罩说与晚清书法史的真实相去甚远。学术与政治一体化的思维传统所导致的学术政治化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风见翁方纲复初斋文集，转引自季伏昆中国书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71 页。068 理论与批评 069美术与设计|FINE ARTS&DESIGN 2014_06康有为书法观念对梁启超之影响考辨问题，与广艺舟双楫重碑贬帖不同，此时康有为对梁启超学书的建议是碑帖并重。1.对馆阁体的看法从“干禄之需”到“无用之学”梁启超与康有为相识于光绪十六年（1890 年）八月，当时梁启超已是举人，而康有为尚是秀才，彼时两人对于科举仍然抱有热望。虽然在 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曾贬称书法为“无用之末艺”，并对以书取士之风进行过猛烈的抨击，但是在“失坠之由，皆于楷法”的风气还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干禄书自有其存在的实用价值，因此，无论喜欢与否，当时意在科考的读书人对于馆阁体书法不得不加以关注。梁启超晚年也曾坦言清朝的字，比较不好，因为人人都要学大卷子、白摺子，很呆板，没有性灵，我年轻时候，想得翰林，也学过些时候的翰林字，到现在总不脱大卷子的气味。”54946康有为所著 长兴学记 在谈到“科举之学”时，就经义、策问、诗赋、楷法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讲解，其中关于楷法的建议如下：“书虽末艺，当上通篆、隶，导源六朝。至于应制，欧碑合作，虞恭、皇甫，斯为正宗。裴镜文碑，刚柔得体。小楷虚美，则樊府君、砖塔铭尚焉。大楷端劲，则多宝塔、郭家庙宜焉。但加精熟，可掇华选矣。”13132在桂学答问中，康有为又提到“楷法率宗唐碑，欧、颜为尚，唐石经尤为有益。”15155长兴里求学时期的梁启超重碑思想并不显著，彼时康氏书法观对梁启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何以书干禄方面，由于康有为提倡“至于应制，欧碑合作”，梁氏此时的书法取法对象也由之前的颜、柳楷书转向欧楷，这也是梁氏直到中晚年还很推崇欧楷的起因。既然对于干禄书体的学习被动的、功利的因素居多，并非发自内心的喜爱，梁启超难免产生抵触情绪。这种对于馆阁书风的抵触情绪，到戊戌变法期间，借力陈时政之弊而得以宣泄。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四月初，梁启超在请变通科举折中有言：“夫近代官人皆由科举，公卿百执皆自此出。然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则以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故也。”又说：“举人等亦未免习写楷法，以备过承策问之用，当时局危急如此，而天下人士为无用之学如彼，岂不可大为忧哉？”无独有偶，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也曾谈到：“其试帖风云月露之词，亦皆无用；其楷法光乌之尚，尤为费时。”康氏建议“当今多难之秋，不必敝精于无用。应请定例，并罢试帖，严戒考官，勿尚楷法。庶几人士专研有用之学，其于立国育才，所关至大”16271。康、梁师徒二人的观点如出一辙。从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尚不忘谈谈干禄书法，到长兴学记，一面贬称书法为“末艺”，一面又谆谆教诲学生学书“当上通篆、隶，导源六朝”，再到变法时期的径称楷法为“无用之学”，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彼时康、梁师徒政治观念对于书法观念的决定作用，而不是就书法谈书法、把书法完全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来讨论，这和康、梁后期的书法观念有很大的不同。2.学书方法论“上通篆、隶”与“导源六朝”康有为 广艺舟双楫 对唐代楷书不乏过激之论，诸如“浅薄漓古甚矣”14810、“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14812、“出牙布爪，无复古人渊永浑厚之意”、“以魏、晋绳之，则卑薄已甚”14813。与此相反，对于六朝碑版，康有为则不吝赞词，诸如“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得其本矣，不必复求其末”，14758“六朝人书无露筋者，雍容和厚，礼乐之美，人道之文也”。14834康有为对于唐人楷书的态度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为尊碑而对唐楷大加鞭挞，一方面出于干禄之需，又不得不对唐楷加以关注，在此两难之际，康有为建议学唐人当上溯其源，学唐人之所学，在广艺舟双楫之“导源第十四”中，康有为指出：“唐、宋名家无不导源六朝者”，并对师法唐人与师法六朝之利弊作了对比，“唐人笔画气象，较之六朝，浅侻殊甚，又从而师之，其剽薄固也”，“唐人皆师法六朝，邓、张亦师法六朝，故能与之争道也”，因此提倡“学者有志于古，正宜上法六朝，乃所以善学唐也”14821-823。对于康氏推重篆隶和六朝书法的原因，也可以在广艺舟双楫中找到根据，“汉分为真楷之源，即论书法，亦当考索源流”14759，“今世所用，号称真楷者，六朝人最工。盖承汉分之余，古意未变，质实厚重，宕逸神隽，又下开唐人法度，草情隶韵，无所不有”14759，“南、北朝碑莫不有汉分意”14796，“学以法古为贵，故古文断至两汉，书法限至六朝”。14813广艺舟双楫之本汉第七分析二王书法之不可及，在于二王“所取资皆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故体质古朴，意态奇变”，而“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的原因,即是“未尝师右军之所师”，故康有为认为：“今欲抗旌晋、宋,树垒魏、齐”,“必自本原于汉也”14794、796。在广艺舟双楫之“学叙第二十二”中，康有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之购碑第三提到“夫学者之于文艺，末事也；书之工拙，又艺之至微下者也。学者蓄德器，穷学问，其事至繁，安能以有用之岁月，耗之于无用之末艺乎？”，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58 页。梁启超请变通科举折，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4-75 页。为曾提到“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隶意以厚其气，旁涉行草以得其变，下观诸碑以备其法，流观汉瓦晋砖而得其奇”14850，在著于 1891 年的长兴学记中，康有为更是明确指出：“书虽末艺，当上通篆、隶，导源六朝”13132。康氏的这个观点依然是碑派的主张，其立论之宏阔，正如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曾推崇的“碑学不囿于唐、魏，而能远仿秦篆，次宗汉分，斯则所谓豪杰之士，固将移俗而不移于俗者”10193。梁启超虽然不像康有为那般贬低唐碑，但也认为“唐代的字，很呆板。虽然他们不是以大卷子、白摺子写字，但是因为要迎合唐太宗的意思，所以风格渐卑。与其学唐碑，不如学六朝碑。唐碑即由六朝碑出，唐代几个有名的书家，求他们的来历，六朝中都有”54950。这些观点，几乎是康有为相关论述的翻版。对于康有为书法当“上通篆、隶，导源六朝”的观念，梁启超不仅在理论上认可，在实践中也深有体悟。举例来说，梁启超自少年时期便喜欢颜体楷书，但是起初的学习效果并不理想，多年之后他谈及此事，认为自己当时学不好颜体楷书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好的范本，“顾不得善拓，亦终未有所入”45240；二是不曾学过隶书。关于颜体书法和隶书之间的联系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多有论述，例如“吾尝爱郙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章法结体独有遗意。又裴将军诗，雄强至矣，其实乃以汉分入草，故多殊形异态”，在康有为看来，颜真卿之所以善学右军，即在于“知师右军之所师”14797，而在唐颜鲁公书 题跋中，梁启超认为：“其气骨无不从篆隶来，欲学颜书者，但取秦权量诸刻，及汉碑中之 衡方、鲁峻、张迁、赵圉令先熟临之，则下笔不期而自肖，而不然者，日盘旋多宝、麻姑、家庙肘下，终无是处也。”梁氏的实践体会是“以学隶余力偶一临写，便觉别有县解”45240。从这些评述中不难看出康有为学书当“上通篆、隶”的观念对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有感于清代馆阁派习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