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典的《阿Q正传》——...看《阿Q正传》经典性之生成_黄健.pdf

1926年3月2日 京报副刊 第426号刊登了柏生的 罗曼罗兰评鲁迅 一文，其中罗曼罗兰看了由敬隐渔翻译的法文 阿 Q正传 后，他对此表示了高度的评价：“这是充满讽刺的一种写实的艺术。阿Q的苦脸永远的留在记忆中的。”1对于来自不同文化区域和不同文化类型的文学作品，罗曼罗兰作出如此到位的评价，除文学共通性（literarycommonality）和艺术通感（artistic synesthesia）等因素的作用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化共通性（cultural commonality），它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人类学家露丝 本尼迪克特在 文化模式 中指出，文化是维系人们关系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所具有的共同的观念和准则。她还认为，人类文化是一个整体，这个文化整体正是为了其自身目的才应用了这些文化元素，并且在其周围地区可能存在的文化特质选择能为这个文化目的所利用的特质，舍弃那些不可用特质，同时也改选了其他一些特质，使之合乎文化目的的要求2 46。无疑，我们探讨 阿Q正传 的经典性，文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因为在文化维度及其相应的视阈中，我们方能更深入和更广阔地发现 阿Q正传 是如何超越语言、地域、种族、时间和空间等诸多因素限制而生成其经典性的。一在人物形象塑造中，注重刻画人物性格，是小说的根本性任务。鲁迅在谈到运用小说叙述故事和塑造人物形象时，就道出了他通常所采用的方式。他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第 38 卷第 2 期2023年4月Vol.38No.2Apr.2023广 西 科 技 师 范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Guangxi Science&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作为经典的 阿Q正传从文化维度看 阿Q正传 经典性之生成黄健（浙江大学 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58）摘要：小说经典性的生成，除要在文学共通性、艺术通感性上获得认同外，还需要在文化共通性上获得普遍的认可、认同和接受。尽管文化的观念和形态有所不同，但在人性的层面上，小说表现人性的复杂性，尤其是描写人性的弱点和变异（异化）的种种情态，就往往能够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和接受，进而促成经典性的生成。正是在文化维度和层面上，鲁迅的 阿Q正传 创作，完成了经典性生成的全过程，具有恒久的价值和意义。关键词：鲁迅；阿Q正传；共通性；经典性中图分类号：I210.9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2126（2023）02-0026-08收稿日期 2023-02-08作者简介 黄健（1956），男，江西九江人，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鲁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26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3在鲁迅看来，小说的叙事和人物形象塑造，不是像绘画那样择一模特儿进行专注性的描摹，而是要“杂取种种”，甚至是“随意点染”，进而生动而形象地刻画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尤其是要以人物性格的刻画写出整个国民性，或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性格特征，这样才能既通过文学的共通性获得普遍的艺术认同，又通过文化的共通性获得价值和意义的认同，进而在文化交往与沟通的整体构筑中获得经典性的生成。传统的小说偏重于在伦理审美或道德审美的意义上，注重择取人物性格类型进行艺术刻画。如古典小说通常是注重概括同一类型的性格特征，进行人物形象塑造和性格刻画，以突出人物性格的鲜明性，展示其在同类型人物的卓越性特点。以 三国志演义 为例，小说的人物性格刻画主要遵循类型化或模型化的艺术规律和创作范式的规约。人们看到的是以刘备为代表的“明主”“明君”类型，以诸葛亮为代表的“智慧”类型，以关公为代表的“忠义”类型，以张飞为代表的“勇猛”类型，以曹操为代表的“奸诈”类型，等等。虽然这种性格的刻画方式能够展示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鲜明性，也能够展示人物性格的矛盾性，如所谓的“猛张飞粗中有细”之说能够引起道德审美上的强烈共鸣，形成对好与坏、善与恶的情感认同，尤其是在同一文化空间和场域中，能够充分地调动一个民族的强烈情绪，形成强大的认知气场和情感兴奋，并以鲜明的道德评判和伦理审美定性的形象性特征占据这种类型化人物的头把交椅，具有特写式的艺术定格效果，产生强大的艺术冲击力。不过，类型化人物形象塑造，却也存在其致命的弱点，即它不够真实，不够复杂，不够深刻，它不仅在艺术上造成公式化、概念化和脸谱化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人物性格近于神话般的刻画，既失去其艺术的感染性，又会在共通性上大打折扣，影响其经典性的生成效果。鲁迅在小说创作中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批评 三国志演义 的写作缺点时借古人的评论指出：“然据旧史即难于书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 太实则近腐 又病其 七实三虚惑乱观者 也。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4鉴于此，鲁迅决意要打破这种单一的“好与坏”和“善与恶”写法，致力于个性化、性格化的刻画，通过独特的“这一个”，写出整个国民乃至整体民族性格的普遍性特征，以此展现出历史转型时期文明冲突中的自我批判。在引起“社会疗救”的同时，他也致力于深刻地反省和批判，以获得普遍意义上的艺术共鸣和文化认同。正是基于这种考量，鲁迅说出了他创作 阿Q正传 的真实意图，是要“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5 84，尽管非常困难，但他也必须去认真地刻画，并作出深刻的反省。于是，在 阿Q正传 中，人们很难将阿Q归为哪一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和性格，无论是“不觉悟的农民”，还是“贫苦的雇农”，或“流氓无产者”，都不能一一概括出阿Q的性格特征。在鲁迅的创作构思中，他是将阿Q作为整个国民“魂灵”来进行性格刻画和形象塑造的，从中展示出他对整个国民乃至整个民族的整体文化、文明在转型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困境的真实描写及其深度的思考。1934年11月18日，鲁迅在 寄 戏 周刊编者信 中谈到阿Q形象塑造用意时说：“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6从形象塑造表征上来看，鲁迅是以写实的方式来写阿Q，而非刻意丑化，但真正意图则是面对整体的“病态的社会”和“病态的人生”，执意要写出像阿Q这27样的人的人生窘态及其性格缺陷和心理变异。阿 Q 虽“无姓”“无名”“无籍”“无家”“无业”，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但这并不妨碍他所代表的整体民族性格特质和特征的展现，特别是蛰伏在他的性格中的那些愚昧与巧滑、自大与自贱、狂妄与卑怯、敏感与麻木、迟钝与机灵、霸道与虚弱等人性的缺陷和弱点。这些都是阿Q性格的表征，同时也是整个国民性的表征，是民族性格中的构成部分，并不限定在某一个阶层，某一种职业，或某一类人群的性格特征。所以，难怪当时鲁迅以“巴人”为笔名，在 晨报副镌 上连载 阿Q正传 时，社会上就有不少的人惴惴不安，都在猜这个“巴人”究竟是谁，为什么这样“熟悉自己”，为何写出这样的“专门讽刺自己”的小说。显然，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通过阿Q形象的塑造和性格的刻画，不仅要塑造阿Q独特的“这一个”，而且也更是要“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7 254的国民的性格特征。不取类型化人物形象塑造和性格刻画，而取个性化、性格化的艺术塑造方式，通过阿Q形象塑造和性格刻画，探视国民性的特征，探视民族的魂灵，这既是 阿Q正传 经典性生成的文学内因，也是文化内因。虽然这种叙事和塑造方式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然而，其经典性的生成由于深入到国民性和民族性格的内部，发掘出了性格的复杂性和普遍性的共通性要素，从而也就消除了文化认知上的阻碍，获得了不同形态文化区域的人们认同。如同鲁迅在与青年木刻家陈烟桥通信时所说的那样：“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8同时，这也与韦勒克和沃伦在 文学理论 中所提到的“总体文学”的要求相吻合。尽管在他们看来，“总体文学”还有些不足，但却是能够“超越民族界限”而获得广泛认同9，并符合文化人类学所宣扬的“文化融合”理论的要求，即人类在文化层面上具有“共同的思想和准则”2 15，进而在生成经典的过程中获得普遍的接受和认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Q正传 注重个性特征的性格刻画和形象塑造，在反思和批判国民性当中，既发掘地域性、民族性等特征要素，也在文学和文化双重的共通性中消除了认知上的障碍，为经典性生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二如果说不同的国民性或民族性格的形成，受到不同的文化影响与规约，单一的性格刻画不能够完全促成经典性的生成，那么，由从性格的刻画而深入到对民族心理，尤其是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究和反思，则是促成经典性生成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心理学家荣格指出：“既然心理学是一门研究精神历程的科学，其影响文学的可能性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人类的心灵本是一切科学与艺术之母。”10按照荣格的观点，一个人的性格特征的生成与其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与心理的无意识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当中，“本能”和“原型”共同构成了一种被称为“集体无意识”的积淀，并由此开展相关的心理活动。对此，他强调：“本能和原型共同构成了 集体无意识。因为，在最深的深处，本能和原型是彼此决定的。”11 6而在这当中，它还包含着“对每一个精神现象都有一个宗教的程式这是一个远比直接经验更为美丽和包容性更大的程式”11 43。人的心灵世界是广袤的、深沉而复杂的。作家由对性格的刻画进而深入对心灵世界的探究，则更能在文化层面上获得广泛认同，进而促进经典性的生成。鲁迅塑造阿 Q形象，不仅“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12，同时，也是要探究造成这种“弱点”背后的心理因素，特别是文化心理因素，也即他所说的要探究“现代的”“沉默的”“国民28魂灵”。正是出于这种认知和考量，鲁迅既刻画出阿Q复杂而矛盾的性格，也描绘出他的那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精神胜利法”的心理缘由。在他看来，阿Q的“精神胜利法”并非只是他的自我陶醉、自我调侃和自我保护，而更是由“本能”和民族心理“无意识”原型所决定的，其实质是一种被称为“瞒”和“骗”的民族心理所致。在 论睁了眼看 一文中，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7 254正是因为国民不敢正视现实，不敢正视人生，就只能以这种虚妄的自我麻痹方式获得这种带有“瞒”和“骗”的心理满足。为何会形成这种性质和形态的国民心理或民族心理？鲁迅从历史和文化层面作了深邃的思考。在他看来，主要由两个因素所致：一是奴性的性格和心理，二是古训造成的心理隔膜。其中，奴性性格和心理，又包括两个方面：奴隶性和奴才性。鲁迅曾揭露和批判专制社会的“吃人”本性，认为它既是造成历史循环的缘由，也是造成国民奴性性格和心理的根源。他指出，“吃人”的历史，由于始终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两个时代中周期性循环，且“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13 223。因此，“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 人 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这样就必然会使得国民“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13 224-225。这种由对性格刻画而深入到国民心理、民族文化心理活动的探究，使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本源探讨，既有心理学的依据，也有现实、历史与文化的依据。正是这样，人们看到的阿Q的种种表现，看似滑稽可笑，可是笑过之后，理智地思考，心理上则会格外沉重。为什么呢？因为在阿Q“精神胜利法”的背后，是奴性的性格与心理的驱使；是做了奴隶之后还“万分欢喜”的愚昧、无知、麻木与落后；是不肯“正视”，也不敢“正视”而自我麻痹、自我作践的结果；也是民族心理“集体无意识”的本然流露。如同荣格所描述的那样：“无意识是深入到长期被称为 交感性 神经系统中的精神，它从理智和道德之明晰意识的日光下脱离了出来。它不像脑脊髓系统那样操纵着知觉和肌肉的活动，因而控制着环境；不过，尽管它不用感官的辅助以行动其功能，它还是保持着生活的平衡，并通过交感神经兴奋的神秘路径向我们提供他人内心生活知识，同时对他们施行内在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极具集体性的系统，是一切 神秘参与 的功能基础。”11 57-58阿Q“精神胜利法”的所作所为，所表现出来的既是他个人“独有的”或“独特的”，也是深藏其中的国民心理、民族文化心理“集体无意识”的表征。在塑造阿Q形象中，鲁迅突出了他的“精神胜利法”的集体无意识特点。例如，他被王胡奚落，以及被“扭住了辫子，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之后的表现；还有他实在忍不住，“轻轻的说出来”的骂假洋鬼子“秃儿。驴”而招来假洋鬼子“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的哭丧棒”的一阵打之后，见到“静修庵里的小尼姑”，为转嫁所谓“晦气”而调戏小尼姑的行为与心理，这些都不仅仅只是他个人的习气所为，也非只是单纯的他个人品性所致，或其他的外在影响所致，而是一种国民心理、民族文化心理“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指出：“无意识构成了种族的先天禀赋，尤其在这个方面，属于该种族的个人之间是十分相似的这种普遍的性格特征，受着我们的无意识的支配，一个种族中的大多数普通人在同等程度上具备这些特征。”14阿Q面对他人的嘲笑和玩弄，一开始还怒目而视，尔后则用“你还不配”来回击，到后来他被打时，则是发出“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29世道真不像样”的自白，去占取“上风”，寻得一个角度的“胜利”。这些都不仅仅只是表现在阿Q一个人身上，而是国民性的集体表征，是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表征。鲁迅在其他场合曾多次提及这一点：“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现在又发现了一种 民气，更加玄虚缥缈了。但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15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艺术描绘，更是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带有普遍性的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的形态特征，让人感到好笑却又笑不起来，或笑得苦涩，会有一种心理的沉重感，如同罗曼罗兰所说的忘不了阿Q的那张“苦脸”，恒久地存留在记忆的深处。应该说，这不单单是艺术通感的问题。因为鲁迅在展示阿Q的“精神胜利法”时，对它的产生根源有过缜密的文化思考。除了国民性的原因，如奴性性格和心理，尤其是其中的“奴隶性”和“奴才性”所起的作用之外，还有更深的文化缘由，这就是“隔膜”。鲁迅在论述这一点时曾详细地道出了原委，他说：“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5 83-84他接着分析道：“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5 81-82在这种文化“隔膜”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等级国民，以及所形成的国民或民族性格心理，由此产生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专制统治和“吃人”历史文化压制下，大多数“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的草民，只能靠这种方式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并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意识及其行为特征。如同脑科学家斯坦尼斯拉斯迪昂引述英国精神病学家亨利莫勒庞的话所指出的那样：“无意识的心理活动是心理活动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思维赖以生存的重要加工过程。”16换言之，由“隔膜”造成的阿Q“精神胜利法”已形成国民的“集体无意识”心理症状，成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活动和心理意识行为方式。正是基于文化考量和文化心理探究，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揭示，深入到了国民性格与心理的深层，发现了蛰伏其中的心理根源，揭示出了其演化的规律和特征，进而也就能够在更为广阔的文化心理层面上获得更深入的认同，促成经典性的生成。同时，也突破了单一的艺术认同局限，而具有文化共通性认同效果，即是在文化的广袤领域中，具有更宽广和更深入的艺术效果，从而使 阿Q正传 更具经典性。三在文化层面上，阿Q正传 经典性生成，还离不开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人性。尽管人性本身是复杂的、矛盾的，也是难以言清的，正如赫舍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关心人的难题。因为他是一个被矛盾和困惑折磨的存在，因为他不完全是他周围环境的一部分。他本来就是并且总是一个难题。成为人就是成为一个难题，这个难题表现在苦恼，表现在人的精神痛苦中。人性应当是什么样子，人的本性应该怎样发挥作用。”17从文化维度审视人性，则可以用一种观念来予以认定或进行假设，如通常所说的“性善”和“性恶”之说。虽然人性并非是“善恶”的二选一，也非单纯的“善恶并举”，但是，文学作品对人30性的描写和反映，则是永恒的主题。所以，鲁迅在 论睁了眼看 一文中就曾大声呼吁新文学的作家：“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7 255“看取人生”和写出“血和肉”来，当然不止是停留在表象的叙述和描写上，而是在正视现实、正视人生当中触及人性深处，表现人性深度，而这些也正是经典性生成的关键要素。在 阿Q正传 中，鲁迅重点通过对阿Q形象塑造、性格刻画与心理描写，触及由此所表现出的人性问题，尤其是重点表现了人性的弱点及其变异（异化）的问题。鲁迅在多个场合一再表示创作 阿Q正传 所涉及的是国民的“弱点”“魂灵”一类的问题，而非单纯叙述阿Q的人生遭遇，更不是以“滑稽”为目的。可以说，持这种创作理念，其主题路径就必然要在文化层面上去考量人性的问题，如同他所说的那样：“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18一部被奴役的历史，其实也是人性变异（异化）的历史。其中，包括人性弱点在内的种种表现形态，也都是作家所必须正视的对象，需要深入地探究和思考的问题，而这也是经典性生成的关键。不论是性格刻画还是心理剖析，鲁迅都注重在文化层面上扣住人性的主题，如塑造阿Q形象、刻画阿Q的性格、描绘阿Q的心理。在小说中，人们不难发现，阿Q的种种性格和心理的行为表现，既反映出他的性格矛盾和心理变异（异化），同时也展示出他不可控的人性特点。像阿Q被欺负后转向对弱者的发泄，并非只是他个人性格和心理的驱使，同时也在文化层面上反映出人性的要素。鲁迅指出：“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因为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们要愤怒一生，而且还要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致末世。”19显然，鲁迅洞察到了人性的弱点和变异（异化）的现象，透过阿Q的性格和心理行为，看到了蛰伏在人性里的懦弱、无奈、无聊、丑陋等种种的表现。如阿Q对吴妈、小D、王胡，以及对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人的言行举止和心理意识活动，凸显的都不只是属于阿Q个人的特点，而是带有人性的普遍的特点，如常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就不只是他的性格缺陷、他的为人处事，而是人性的一种弱点，是人性在变异（异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在 热风 中，鲁迅曾分析了这种现象：“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20应该说，这既是一种为人的心理，也更是一种人性的弱点和变异（异化）心理意识和行为。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十分形象地展示出了人性的这个特点。在小说中，人们可以看到，阿Q不断地要想提高自己的地位，说自己本姓赵，与赵老太爷是本家，结果招来的是一顿打和训斥。他想要有恋爱和结婚的权力，却被奚落和嘲讽。后来，他想革命，却又不知道革命是何物。在最后，被送往刑场时，想苟活喊了一句“救命”，可又终究卡在嗓子眼里，没能喊出来。这种虚妄的“心比天高”，却又是“心为下贱”的举止，其所反映的也都是人性的弱点和变异（异化）特点。在小说中，我们通过阿Q对王胡的态度和心理活动，就可以看到这种弱点和变异（异化）的具体表现。对于王胡，阿Q是又气又怕，又无可奈何，然而，一有机会他还是会紧紧抓住而予以及时的反击，这能够让王胡31对他有怨恨而又无可奈何，有苦说不出。譬如，在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中，阿Q从城里回来津津乐道地向众人讲述在城里见到“杀革命党”的故事，在讲述中“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脸上”，突然发现他的“死对头”王胡也正在“伸长脖子听的出神”，于是他心生一计，一把抓住王胡伸得老长的脖子，做了一个示范动作，举手朝王胡的脖子“嚓”一下，结果，把王胡“惊得一跳，同时电光石火似的赶快缩了头瘟头瘟脑的许多日，并且再不敢走近阿Q的身边；别的人也一样。”通过这种颇具心机的报复行动，阿Q获得了一种心理满足，似乎在未庄的社会地位一下子得到了提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阿Q的一种自我防护、报复和满足的心理行为。而从文化维度来看，社会心理学家不认为仅仅只是一种“本能”的行为，尽管早期的心理学研究，多半把这种行为归结为人性的本然或人的本能。但实际上这种颇具心机的报复和攻击性行为，则是会在不同的“情境”和“文化与个体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可变性”，因为“当面临特定的适应性问题时，人的攻击性就会激活”21，所以阿Q的这种心理行为，乃是一种人性的弱点，是人性变异（异化）的一种表现形态。鲁迅在对阿Q的性格刻画和心理行为描写时紧扣住了这一点。如鲁迅描写阿Q对小D的态度、行为及其心理意识时就展示了这一点。照理，他与小D是属于同一个阶层，且小D还不同于王胡那样对他蛮横无理、构成威胁，按一般的心理认知，都会认为阿Q对小D应该更宽厚一点，毕竟小D比他更弱势。不过，事实恰恰相反。在阿Q眼里，“小D是什么东西呢？”当他看到“小 D也将辫子盘在头顶上，而且也居然用一支竹筷”，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万料不到他也敢这样做，自己也决不能准他这样做！”虽然最终是“饶放他”了，但还是“怒目而视的吐一口唾沫道 呸！”。显然，除阿Q的性格使然之外，这展示的就是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变异，也即阿Q无论处于哪个位置，怎样的自我满足，这些都是人性的一种弱点，一种变异（异化）的反映。人们并不能置身事外地旁观阿Q的种种表现，反而会自然而然地联系到自己。因为强者凌弱、弱者互殴，在这个层面上，每个人都是阿Q，其命运是定格的，几无变化的可能，最多只是因具体事件的性质不同，其表现形态不同罢了。所以，鲁迅塑造阿Q的形象，扣住人性的弱点和变异（异化）特点，就在其经典意义上，获得了文化共通性的认同空间。英国小说理论家福斯特在 小说面面观 中，引述评论家阿兰的话说：“表现人性的这一侧面便是小说的主要职责之一。一部小说中虚构的东西，与其说是故事，倒不如说是思想赖以发展成为行动的方法。在小说中一切事情以人性为根据，占优势的感情是一种生存感，那儿一切事情都是有意识的，甚至连激情和罪行，甚至连痛苦，也都是有意识的。”22对于小说来说，在文化共通性上生成经典性，除要遵循小说塑造人物形象、刻画性格、描写心理的创作艺术原则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紧扣人性特点，反映人性的复杂性，表现人性的弱点和变异（异化）的种种情景，写出人性的“血”和“肉”来。用这个尺度来衡量，鲁迅的 阿 Q正传 完成了经典性生成的全过程，其价值和意义是恒久的，共通的。32 参考文献 1 柏生.罗曼 罗兰评鲁迅 N.京报副刊，1926-03-02.2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 M.张燕，傅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3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7.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M/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35.5 鲁迅.俄文译本 阿Q正传 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M/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 鲁迅.寄 戏 周刊编者信 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4.7 鲁迅.论睁了眼看 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 鲁迅.致陈烟桥 M.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4.9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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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are different，on the level of human nature，novels show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nature，especiallythe various modes of describing human weakness and variation（alienation），which can often obtain universal culturalidentity and acceptance，thus leading to the generation of classics.It is precisely at the cultural dimension and levelthat Lu Xun s The True Story of Ah Q completed the entire process of generating classicism，which has everlastingvalue and significance.Key words：Lu Xun；The True Story of Ah Q；commonality；classicism（责任编辑：师艳玲）（责任校对：李婵妃）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