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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饭店
气象万千的上海
风格独特的地标

    作为曾经的上海“第一高度”，国际饭店至今依旧让人敬畏。

    厚重的金库大门里，其实并没有那么神秘。

    国际饭店著名的旋转门。

    在21楼的眺望
    与上海新近产生的那些顶级大饭店的电梯间相比，国际饭店似乎显得有些狭小，但这并不妨碍它载着我们，以最正常的速度到达19楼。
    公关部经理姚镛小姐步履轻快地走在了头里，她的身后，是企业文化研究室主任梁建洲先生。梁先生对我们说道：“很多人都误以为国际饭店有24层，其实，地面上只有22层，两层在地下，地下两层有一个国内大酒店唯一的保险金库，金库的门厚达60厘米，高为2米，重约数吨且开关自如，相当威武，待会你们可以去好好地看一看。”
    22层？是的，国际饭店从来便是以“24层楼”的叫法为多少上海市民熟知，现在才知原来地上只有22层。
    说话间，我们已经走过20层，那里现在属于配电间；也走过21层，那里现在属于电梯机房，在梁先生的带领下，我们一行3人来到了位于21层的平台上。
    抬首仰望，平台之上还有一个小楼亭层，八面临风，坐落其间，可以观看到上海全景。据说，“文革”前，长期作为上海消防安全的瞭望塔，发挥过重要作用。目睹这个层面逐渐呈现的不断退缩的阶梯结构，猛然想到，这不正是邬达克十分钟情的艺术装饰风格？
    有风吹来，在80多米的高处，似乎格外凛冽。
    我突发奇想：78年之前，或许，邬达克也曾站在这里，看着其时的上海，那刻，风定然也是这般凛冽，但他想的又是什么？我无从知道。我知道的是，78年之后，上海已彻底地变化，当年一家独大的国际饭店四周，早已林立起几多超高层，此刻，世茂艾美、明天广场正从左右两个方向俯视着我们这里，尽管如此，于1934年建造的、高达83.8米的国际饭店，保持了它的“远东第一高度”有30年，保持了它的“上海第一高度”有50年，仅此一项，便值得在上海文化史中写上一笔。
    在21层楼的中心旗杆处，我还看到了"上海原点"标志。那是一个十厘米直径的白色圆点，它并不起眼，若无人告知，谁也不会注意。它竟然是遥远的1950年11月，上海市测绘部门设立的上海市测绘的“原点坐标”，由此确立了城市平面坐标系，六十多年来，为上海城市的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四行储蓄会的一大雄心
    在国际饭店文史馆的布展中，我们仿佛穿越了十分遥远的时空，来到1931年。
    那年，在吴鼎昌、周作民、胡笔江、谈荔孙、钱信之的运作下，由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脱胎而来的四行储蓄会已有存款4000万元，该会执行委员会因此决定，用其中的500万元投资建造一幢大厦，取名四行大厦，聘请建筑设计界声名鹊起的拉斯洛·邬达克担纲设计，建造者聘请的是本土以建筑质量过硬著称的陶馥记营造公司。
    1932年6月18日，四行大厦开工建造，两年后，落成于静安寺路170号。初时准备建造公寓楼用来出租，后采纳了邬达克的建议，四行储蓄会追加投资8100万元，添设了大饭店设施设备，国际饭店由此应运而生。
    甫一开业，国际饭店便立刻成为其时上流社会的聚会场所。
    历史记载了1935年，上海各界300余人在国际饭店2楼为欢送梅兰芳出访苏联举行的盛大茶话会的情景。
    历史也记载了，1936年2月，当美国著名演员卓别林携好莱坞明星来到上海后，上海演艺界胡蝶、梅兰芳等在国际饭店为卓别林接风洗尘，卓别林笑侃梅兰芳“六年前与你见面时，我们还都是黑头发，现在我已经头发花白了”了的种种细节。
    1949年前，宋美龄、张学良、司徒雷登、陈纳德皆是国际饭店的常客。
    名流们或许是城市表象温度的测量表，更广大的城市平民则构筑了城市生活真正伟大的基石。对国际饭店来说，以下这个细节是颇具玩味的。
    遥远的1947年的春天，是邬达克先生设计出国际饭店之后的13年，也是他突然离开上海的年份。在上海之外200公里处的浙江绍兴钱清的码头上，白雾缭绕之际，匍匐在小船中央的少年王传德与兄长王传夫匆匆话别，随后，一路来到对他来说十分陌生的上海。
    某天，少年王传德来到国际饭店面前，当他的视网膜上布满了它巨兽般的身影，这让他不由自主地数起这幢摩天高楼的层数，数的当儿，王传德将头越仰越高，以致，最后竟使得头上戴的毡帽掉落了下来，在1947年8月的南京路上连连打滚。
    “实头有湿高大哉（绍兴土话，意思实在是高大啊）！”少年王传德向一边的华耀金先生连声惊叹。
    “这就是昨天我跟你说的‘24层楼’呀。”从绍兴来到上海并成为作坊老板的华耀金自豪地答道。
    几年之后，当少年王传德已是青年王传德，并成为公私合营后的上海第三皮件厂的一名车间干部，每逢家乡大哥王传夫、老丈人施方奎等亲戚来到上海时，他总忘不了将他们带到国际饭店前，先是绕过门口站立的侍应生身边，随后走进大厅，又走上大理石包裹着的楼道，在二楼，他们小心翼翼地停下，用手一遍遍地抚摸着细致紧密、花纹漂亮的大理石墙壁，心中对这个不可思议的空间充满了敬畏的情感。
    亲爱的读者，当我讲述上面这个例子时，其实我想表达的真实意思是，在上海，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中，有多少个上海男女，他们的人生曾经如同少年王传德般地深受着国际饭店的影响，尽管他们或许一生都没有一次在它的二楼丰泽园里进餐，也没有一次在它的14楼摩天厅中起舞，但他们知道，自己的审美和遐想时常地落定在这个美轮美奂的空间中，如同国际饭店二楼的丰泽楼餐厅，以自己的烤鸭、糟溜鱼、大乌参、佛跳墙、银丝卷成为特色，为几多市民津津乐道；又如同国际饭店底楼北侧的西饼屋，其中的蝴蝶酥因其口感酥脆、奶香浓郁而传颂许久，成为多少上海男女的美食记忆。
    还能回到邬达克的美学风格吗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邬达克的作品上。
    1934年之前，在上海，邬达克已经有了数以十计的建筑作品，他早已声名鹊起，但对摩天大楼，严格来说却还没有机会付诸实践。也因此，当83.8米的国际饭店于1934年的上海天空下耸立而起时，我想，它表达的不仅是邬达克对艺术装饰主义的精心体会，更可以看作他对路易·沙利文为代表的美国摩天楼文化的悉心把握。
    尽管，缺乏足够资料来证明邬达克与“芝加哥学派”的具体关系，但他定然是牢牢地记住了此君的名言：形式随从功能。如同他也定然非常清晰地明了大火之后芝加哥重建时的种种情景，其中有1904年时路易·沙利文设计的摩天大楼的雏形芝加哥百货公司大楼。
    换句话说，没有邬达克与“芝加哥学派”在设计思想上的暗合，没有他内心洋溢的以“钢框架取代传统的石头、砖墙，在形态上以现代主义美学思想代替复古主义美学思想”的时代精神，那么，国际饭店的诞生便是不可想象的。由此，1934年诞生的国际饭店，既是一种热情洋溢的文化所散发而出的不可遏制的活力，也是一个设计精灵对城市在垂直向度上的欲望作的强烈回应。
    但时光总是匆匆而过，四季总是花开花落。从1934年到今天，国际饭店又变化了多少？在多大的程度上，它能够再现曾经的辉煌而回到自己的历史中？那个下午，当我们将要结束这次采访时，我在国际饭店的大厅和回廊中反复游走。
    大厅是相当绚丽的，回廊也是相当美妙的，在彩格的大理石地坪上，在墙面浮雕的装饰线条中，在回廊栏杆的图案上，以及在大厅的柱头与天花板相交的明暗间，我好像感觉到了邬达克的气息，1934年的气息。
    除了荣誉，它的历史更应被铭刻
    人们当能记得，1988年，国际饭店曾经有过第一次全面装修，尽管扩展了经营面积，却破坏了原有的建筑与设计风格，至今使得国际饭店老员工还心痛不已。
    1997年至1998年，国际饭店再次投资9000多万元，对国际饭店进行全面装修改造，美国建筑师克利斯托弗·乔治对饭店整体建筑以装饰艺术的名义进行了一次恢复，使内在设计与建筑外观达成令人赏心悦目的协调。
    但有些东西却是永远地恢复不过来了。
    譬如14楼的摩天厅。早年主打经营的是西餐，曾风靡整个大上海，成为社会名流、富商巨贾宴请聚会的首选场所，除了驰誉数十年的法式西餐、典雅的下午茶，晚上则成高档舞厅。每当夜晚来临，爵士音乐响起，时髦而摩登的男女在舞池中舒缓地起舞，那舞厅天花板上的顶棚便会徐徐打开，男女舞客可以仰望到灿烂的星空，极具特色。新中国成立后，此景便不再出现。稍后，也没有了舞厅和下午茶，唯有弹簧地板还保留着，时不时地散发出一点悠远的气息。
    还有多少东西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呢？没有人可能细数其间的花开花谢，也没有人可能尽然地了解这之间的潮涨潮落。
    对我们来说，欣慰的是，2011年，国际饭店的银丝卷、盘丝卷、小油饼、四喜蒸饺等“京邦点心制作技艺”成功列入“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国际饭店又实至名归地抱得上海市著名商标。
    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国际饭店终究还是上海的象征之一，她的文化底蕴深厚，如同一座富矿，不仅被今天也将被未来所开采。
    设计并催生出国际饭店美学风格的邬达克先生，他又是如何的一个认为呢？我再次这样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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