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民间信仰的文化性及其表达.pdf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新时代民间信仰的文化性及其表达郑容坤（闽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福建 漳州363000）【摘要】民间信仰文化的成长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新时代语境凸显了民间信仰的文化性。历史地看，民间信仰文化性是学理反思的产物，并以民众生活实践为基础，以客观结构与意义结构为内容，以主体性的文化自觉为旨归，体现为一种异于宗教性或民俗性的社会文化特质。民间信仰文化性经由作为日常生活方式、作为公共治理叙事等具象表达形式，促使其内嵌的文化规训、文化治理、文化象征功能得以张扬，构筑了一条将个体、社会、族群等多元主体囊括其中的文化意义网络。因此，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战略目标中，要积极推动民间信仰文化的治理转向，彰显其应有的文化社会功能。【关键词】民间信仰；文化性；新时代；文化治理中图分类号：B9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8004（2023）03-0033-09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本栏目与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联合主办DOI:10.19493/ki.issn16738004.2023.03.003Vol.42 No.32023年5月第42卷第3期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Social Sciences Edition）May 202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民间信仰工作，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民间信仰工作摆上国家治理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1，同时也要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战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迭代升级2。在中华历史传统文化版图中，民间信仰占有重要分量，构成我国传统时代维系民众生活、社会秩序与国收稿日期：2022-11-12基金项目：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 项 目“新 时 代 福 建 民 间 信 仰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的 机 制 与 路 径 研 究”（JSZM2021042）。作者简介：郑容坤（1985），男，福建漳州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间信仰与社会治理研究。33家治理的基础性资源。民间信仰文化功能的实现根植于其内在的文化性，而民间信仰的文化性具有深刻的社会基础，并伴随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时空转型，呈现出多样化、异质性的文化意象。进入新时代，民间信仰凭借文化规训、文化治理、文化象征等文化意象，绘制了一幅兼具作为日常生活方式和公共治理叙事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画卷，将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个体、社会、族群整合进特定的意义网络之中，增进了不同群体对共同体的情感归属与文化认同。一、新时代民间信仰的文化性解读民间信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从信仰对象看，民间信仰既有对超自然力的崇拜成分，又有对社会贤达和祖先的敬仰推崇；从信仰主体看，达官贵族和乡野民夫构成民间信仰文化繁衍的中坚力量；从信仰媒介看，民间信仰中的童乩、符咒、跳神等神异资源，能够发挥世俗社会与神圣空间之间的信息沟通作用3；从信仰仪式看，虽然民间信仰有别于宗教仪轨的严密性，但是诸如奉上供品点烛焚香合十祈祷卜卦吉凶烧钱燃炮等流程，却是民间信仰祭拜仪式的必要程式；从信仰延续看，民间信仰源于原始时期先民们对自然社会环境的蒙昧认知，成长于封建帝制时期正统文化挤压下的有限空间，再经由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浪潮，民间信仰从一种边缘性的传统文化，逐渐走向公共领域，并渐趋获取合法化身份。信仰对象、信仰主体、信仰媒介、信仰仪式以及信仰延续等角度不但展示民间信仰的多重面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民间信仰的复杂性。民间信仰有与宗教文化相似的一面，但不能简单地将其纳入宗教范畴；民间信仰与民俗活动互相勾连，民俗活动构成民间信仰的基本载体，虽然民间信仰具有以超自然力、祖先、贤人等为信仰对象的神圣性，却又区别于民俗活动的娱乐性。那么，作为绵延至今的传统文化，民间信仰到底有何属性呢？这种属性又是如何形成的？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形态，民间信仰能够传衍下来，得益于其内在的文化特性。遵循民间信仰研究的学术脉络，民间信仰文化性可以描述为以民众生活实践为基础，以客观结构与意义结构为内容，以主体性的文化自觉为旨归，体现为一种异于宗教性或民俗性的社会文化特质。一方面，学理缘起与实践基础的共同推力促使对民间信仰文化性的体察与反思；另一方面，在内容维度上，民间信仰文化性涵盖了客观结构与意义结构，这构成对民间信仰文化属性的新认知。首先，民间信仰文化性的话语提出。已有研究关于民间信仰概念的界定方式，有助于形成对民间信仰文化性特征的认识。在对民间信仰的界定方面，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其一，“宗教说”。“宗教说”主张民间信仰的宗教性，该论从信仰对象与仪式的超自然性出发，建构制度型与非制度型两种宗教形态，认为民间信仰是一种非制度型宗教4。其二，“民俗说”。“民俗说”立足民间信仰的民俗性特征，基于文化形成的日常化考察，强调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的紧密关系，认为坚持民间信仰的民俗化取向，有助于深化民间信仰的本质认识，也便于民间信仰治理5。其三，“类宗教说”。“类宗教说”试图在“宗教说”与“民俗说”之间找到民间信仰的过渡性，即承认民间信仰是区别于宗教与民俗的客观存在，应当是处于宗教与民俗之间的一种文化类型6。宗教说、民俗说、类宗教说研究范式侧重从民间信仰与宗教、民俗、“非遗”等关系面向给予民间信仰的多元界定，拓展了民间信仰文化的基本论域。民间信仰界定的三种观点，取向各异，但也有相通之处，均认为民间信仰是一种文化现象，到底应归结为哪一类文化类型，则取郑容坤.新时代民间信仰的文化性及其表达34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决于各自学科的研究旨趣。因此，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看，民间信仰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它与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既有共同之处，又存在差异，内嵌着自身的文化性特质。透过民间信仰的文化性视角，不仅能够为民间信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社会支持，而且有助于形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理解与体悟。其次，民间信仰文化性的实践基础。文化是人类社会在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思想意识体系，它是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生态的重要标志。在美国社会学者罗伊F.鲍迈斯特（Roy F.Baumeister）看来，由于人类社会具有不同于自然生态或动物的本性、意义与社会生活，所以造就了文化性动物的人类7。民间信仰文化性源于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体现为民众反思生活后而形成、习得并共享习俗与信仰元素的心理过程。文化事件发生的因果性条件总是产生于个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8，日常生活环境构成民间信仰文化性得以产生的基本条件。有学者认为，民间信仰文化的形成有深刻的社会基础。比如，闽南民间信仰就来源于闽南乡民对闽南社会自然灾害、社会矛盾、移民、经济发展等的精神回应。在林国平看来，闽台社会的特殊结构，诱发了闽台民间信仰呈现自然、祖先与行业祖师、医药神与瘟神、海神与功臣圣贤等多元崇拜对象9。特定区域民间信仰的各类神祇各司其职，在一定程度上解答或回应民间社会对日常生活的疑问与困惑，缓解世俗社会应对社会生活的心理压力与挑战。再次，民间信仰文化性的结构维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类型，民间信仰文化性结构涵摄了客观结构与意义结构两个面向10。客观结构意指民间信仰文化得以展现的各类物化载体，包括民间信仰宫庙建筑、神祇偶像、仪轨章程、活动媒介、信俗器物等。这些物化资源不仅标示着民间信仰的客观存在，而且深化了民众对民间信仰文化的心理体验。尽管民间信仰文化客观结构囿于现实环境而具有形式上的差异，但是其功能却具有相通之处，均表征为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意义结构以客观结构为基础，但超越客观结构的工具理性，指涉民间信仰文化对人生、社会、民族与国家的深层次的价值理性内涵。同时，民间信仰意义结构的形成，无法割裂社会民众的感知、情感与认同。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群体的情感认同、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将客观结构与意义结构联结起来，推动民间信仰文化性结构的完形，促使民间信仰获取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最后，民间信仰文化性的价值指向。在传统视域下，民间信仰要么作为宗教的依附而存在，要么降格为简单的民俗活动，或者沦为现代化的对立物等，其实这些文化符号，尚未给予民间信仰充分的理论观照与事实关怀。如何理解新时代语境中的民间信仰文化呢？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传统文化与国家有效治理的关系上，阐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路，并强调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11。党的二十大报告进而指出，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43。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在新时代语境中，民间信仰的文化性力图找回其文化主体性身份与社会功能性空间。当代社会日新月异，文化价值多元并存，民间信仰需要在保持文化本真性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精神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创新，从而更好地契合社会诉求与国家期待。通过文化性逻辑的揭示，在宗教文化与民俗文化的类型划35分中，民间信仰的文化性能够为实现公权力组织和民间社会的合作治理提供新的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民间信仰的文化性经由作为日常生活方式与作为公共治理叙事意象表达，促使其内在的文化规训、文化治理、文化象征功能得以张扬，并服务于中国式文化治理现代化建设。二、文化规训：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民间信仰所谓“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民间信仰”，意指民间信仰的文化完形离不开社会支持，其通过与民间社会的紧密交互关系，构成民众生活的有机组成，表征为一种生活化的文化形态。同时，“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民间信仰”通过具象化的物质载体、抽象化的神祇品格、社会性的组织条件等文化介质，引导个体性公民的日常生活与行为，发挥对民间社会秩序的规训与整合功能。（一）日常生活中的民间信仰在传统文化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源在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1。文化来源于生活实践，是社会主体关乎社会现实的心理诉求，体现为民众或社会的思想意识，其一旦形成将会通过隐性的规范机制，发挥对文化创设主体及其社会关系的塑造意义。文化规训强调，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的柔性的文化机制，影响、塑造基层民众行为与民间社会运作，进而推动基层社会良善目标的实现。民间信仰为何具有如此坚韧的文化力呢？究其根源，民间信仰是一种与民间社会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文化类型，拥有类似诸如衣食住行等之于民众生活的属性与功能。在对民间信仰宫庙的调研中，经常发现神圣空间与世俗社会的融洽共处现象，神圣与俗世并非天然的区隔开来，而往往具有共通性。世俗社会的民众倾向于将日常生活方式移情到神圣空间，使之生活化；同时也乐于将世俗事务神圣化，希冀神圣意义以解厄化灾。比如，在福德正神庙中，既有土地公，也有土地妈，既有土地公妈的“办事厅堂”，又有土地公妈的“寝室之所”。又如，每当世人遇到重大人生选择，需要前往庙中祈求时，他们并非空手而去，而是准备诸多供品，这类似于世俗社会的礼尚往来。更为有趣的是，位于福建漳州市区丹霞园附近的霞东书院文昌庙，祭拜的是文昌帝君。每年中高考期间，这里都会迎来络绎不绝到此祭拜的学子家属。学子家属准备的供品具有鲜明的日常生活特色，主要有芹菜、大葱、胡萝卜，还有糕点、包子、粽子等。据霞东书院文昌庙工作人员介绍，每一样供品都有寓意：胡萝卜本地话叫“红菜头”，意寓“好彩头”；芹菜、大葱有“勤奋”“聪明”之意；而糕点、包子、粽子则指的是“高中”“包中”。在这里，学子家属将一日三餐所用食物供奉于文昌帝君，表达了民众对顺利通过考试的朴素愿望。民间信仰源于社会民众的生活实践，民间社会基于世俗社会生活的体悟，容易将凡俗生活的方式、经验比拟于神圣空间，缩小了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区隔，促使神圣空间的生活化、世俗化、亲近化。通过日常生活化的隐喻机制，民间信仰神圣空间与世俗社会融凝合一。这构成了民间信仰文化延绵不绝的密码，也有助于我们窥探民间信仰文化规训的运作机理。（二）民间信仰文化规训的发生机制法国学者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创设“规训”术语，取“规范化训练”之意，突出纪律、教育、训练、校正、训诫12。在福柯看来，规训的实质是一系列细腻、精致和郑容坤.新时代民间信仰的文化性及其表达36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有效的权力技术和规范标准，是一种通过时间序列与空间编排行使权力的轨道。这是一种具有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技术学特征的学问10240。从民俗控制论的角度看，民间信仰的文化规训在实际上“隐含着一种我们能够感受并意识到的关注细枝末节的主流话语和规训权力存在。现世活动背后的民俗文化就是个体的能量源，推动它形成合宜的行为和存在的方式。人们心中恒久的价值判断标准和约束自我的行为准则，如忠孝节义、仁德廉耻都是借助于民俗的规训力量逐渐形成的”13。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民间信仰，意味着基层民众对民间信仰文化的接受、尊崇与认同，这是民间信仰实现文化规训的基本条件，如果缺失文化规训的社会基础，那么文化规训的意义就难以实现。在新时代语境中，民间信仰的文化规训主要通过物质载体、神祇品格、组织条件等方式，并作用于基层社会民众的行动方式与日常生活。首先，民间信仰的物质载体可触及、可参与、可体验，这有助于社会民众对民间信仰文化的感知与体验。民间信仰文化性中诸如庙宇建筑、仪式活动等客观结构，为其文化规训实现提供了场域支持。民间信仰的宫庙建筑，多数分布于市井阡陌，宫庙数量的广博性满足了民众就近表达信仰的需要；宫庙建筑的历史厚重感与神圣空间意义，能够塑造现代国家公民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尊重与认同。同时，民间信仰的节日庆典仪式，经由民俗活动的重复展演，不但阐释了其所具有的“惯性”和从来如此的“如是性”，强化了人们对习俗惯例的因袭恪守11，而且还将分散于各地的民众整合进共同的神圣空间中，促使异质性人群的同一化效果14。其次，民间信仰的神祇品格，具有功能性、多元性、向善性，易于规范民众的内心世界与心灵秩序。诚如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言，人是悬挂在由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15。人们编制了一套超越世俗社会的意义体系，进而又受制于这套意义体系。民间信仰文化性的意义结构通过民众对民间信仰神祇品格的感知、内化、认同，进而规范自身的日常行为。就闽南民间信仰体系而言，有开漳圣王的“偃武修文，施行惠政”的开漳功业；三平祖师的“行医济世，拯救民生”的广济善行；保生大帝的“慈心施法，业医济众”的慈济情怀；关帝信仰的“忠心守义，诚信智勇”的英雄品质；妈祖崇拜的“安澜利世，救护生灵”的海峡女神伟业；天公崇拜的“护国佑民，风调雨顺”的自然和谐；观音菩萨的“慈悲心怀，消灾解厄”的普世大道；清水祖师的“铺路架桥，为民请雨”的保民德行；土地公崇拜的“一方平安，五谷丰登”的安居功德等民间信仰文化及其特定品格。通过民间信仰宫庙建筑的空间营造、周期性仪式的活动展演等方式，形成对民众的濡化效应。在对民间信仰文化的日常践行中，闽南地区的民众自觉地将个体性行为比照民间信仰的神祇品格，以调整自身的行为逻辑，朝向善的行动目标。最后，民间信仰的制度条件，具有社会性、建构性、组织性，构成对民众日常行为的文化规整。民间信仰的制度条件指涉民间信仰文化规训发挥的支持力量，通过神圣权威与世俗权威机制，由此形成对基层民众日常行为的规约、示范、奖惩与评价机制。神圣权威以超自然力为依托，形成界定民众行为向善与否的敬畏机制，而世俗权威表征为神圣权威的现实延伸，并基于民间信仰管理组织等现代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能而展开。神圣权威发挥无形的规训者角色，营造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体系，促使个体信众做出符合社会期许的行为选择；世俗权威通过民间信仰组织发挥对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示范与奖惩功能。民间信仰组织不仅依附神圣性权威资源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给予道德谴责与舆论压力，同时还通过开展助学、助老、赈灾以及纠纷调解37等，引导社会民众具有乐善好施的社会公德与投入公益事业、社区治理的公共精神。三、文化治理：作为公共治理叙事的民间信仰所谓“作为公共治理叙事的民间信仰”，意指在公共治理叙事话语体系中，民间信仰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公共性价值，理应将其纳入公共治理范畴，以便辩证地审视民间信仰对公共治理的影响，从而为我国开展民间信仰事务规范化管理，发挥民间信仰文化的社会功能，推进民间信仰文化治理现代化提供助力。首先，将民间信仰文化带入公共治理。长期以来，由于民间信仰文化处于公共领域的灰色地带，诱发其合法性不足，导致其行动空间受限与社会认同度低，甚至出现论及民间信仰时谈虎色变的尴尬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现象的存在，归结于脱离民间信仰文化性而混淆了民间信仰与宗教、民俗的区别。其实，民间信仰与宗教在信仰体系、仪轨操作、组织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它是介于宗教与民俗之间的生活化的文化形态。比如，社会民众进入与退出民间信仰文化体系的机制具有开放性、自主性、自发性，而不像制度化宗教那般严格的进入与退出程序。如果没有厘清民间信仰的文化性“身份”而简单套用宗教政策加以处理，那么既容易掩饰民间信仰文化的普遍性事实，又无法避免民间信仰文化弱化问题。将民间信仰文化带入公共治理，指向民间信仰的世俗化领域而非神圣性的信仰事象，涵盖民间信仰文化中涉及公共性事务的层面，比如民间信仰宫庙建筑修缮保护的行政审批、民间信仰组织的规范管理、民间信仰组织的社会活动等16。这些世俗化活动发生于民间，影响基层社会稳定，因而具有公共性与公益性，往往牵动着政府行政管理、社区集体性活动、区域性文化交流等复杂关系，需要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给予民间信仰文化充分的关注与理解。其次，基层有效治理无法割裂民间信仰的文化力支持。民间社会是民间信仰的生发与施动场域，民间社会的有效治理离不开民间信仰文化的社会资本支持，因为民间信仰通过文化孵化机制，将神圣意义体系转化为基层有效治理的要素，能够助力基层社会善治17。首先，民间信仰文化中比如保生大帝信俗、关岳信俗、妈祖信俗等有关慈济利人、医者仁心、忠勇诚信、大爱无边的神祇品格，有助于现代社会培育公民的公平正义、诚实守信、救死扶伤、热心公益等公共精神18。其次，民间信仰中的宫庙建筑不仅具有神圣空间意义，而且成为当前乡村基层社会化解矛盾纠纷、处理社区公共事务、表达基层治理愿景的重要场所。再次，民间信仰的周期性节庆活动，涉及会前筹备协调、会中组织操演、会后总结提高等诸多环节，在相当意义上是由民间社会群众自编自导自演而完成的，在充分调动民众积极性与主动性的同时，也活络了异质性人群的社会关系，日益形成一种“陌生人”的“熟人社会”，有助于凝聚基层有效治理的社会力量与共识。最后，民间信仰管理组织或文化协会，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及其能力的成长。民间信仰庙宇的各类理事会或管理委员会，它们有些是参照社会组织管理办法创设，有些是根据社区秩序约定设立。但是，无论通过何种形式创立的组织载体，它们在从事民间信仰日常管理中多数采用规范化、民主化、公开化等现代管理理念。从这个意义上看，民间信仰庙宇的现代化管理理念，不仅为乡村民间组织的善治提供借鉴，也有助于引导基层社会事务治理走向现代化管理轨道，继而减少基层社会事务治理的不稳定因素。郑容坤.新时代民间信仰的文化性及其表达38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再次，民间信仰的文化堕距需要公共治理体制给予政策注意力。将民间信仰带入公共治理的另一个出发点在民间信仰的文化堕距现象。文化堕距，亦称文化滞后或文化落后，用于描述社会变迁过程中，由于社会与文化的变化时间和程度不一致，导致彼此间的协调性降低，进而带来文化中的部分要素落后于社会变迁而呈现出呆滞或落后现象19。历史地看，民间信仰肇始于前农业社会，具有厚重的传统性与原生性特质，以至于民间信仰文化中还遗留着若干与当代社会发展不合辙的滞后因子，构成民间信仰文化变迁的抑制因素。一方面，多元化社群组织的操纵。民间社会是异质性社会组织共生互构的场域，既有制度化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又有诸如老人协会、宗族组织等功能性团体20。由于民间信仰文化身份的合法性缺失，其日常管理与运作往往依赖老人协会或宗族组织，现实中大多数的老人协会或宗族组织能够有效经营民间信仰日常事务。但是，也有些老人协会或宗族组织管理下的民间信仰宫庙由于人力资源缺乏、资金不足、经营乏术之故，导致民间信仰宫庙管理无序、纠纷矛盾与安全隐患频发等问题。同时，那些得益于老人协会或宗族组织的良善经营的民间信仰宫庙则发展较好，形成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动员能力，然而其可能诱发基层社会中制度性权威与民间性权威的冲突，进而消解基层社会的治理合力。这种现象已经在东南沿海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值得政府与社会关注。另一方面，信仰世俗化的张力。民间信仰活动的费用摊派与仪式展演的社区紧张双重叠加，可能加剧了民间信仰文化的治理压力。国内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较大的问题21。一般而言，民间信仰宫庙的节庆活动较多，除了神祇的诞辰日与神诞日外，还有村落间交流、庙际互动、岁时节庆等大大小小的活动，而举办这些活动的费用均由社区或村落内的民众承担，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乡民的负担。同时，在举办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人群嘈杂与爆竹锣鼓的喧嚣，而这诱发生态环境污染、交通秩序紊乱、社区邻里矛盾等问题的可能性加大。由于文化堕距而诱发的民间信仰问题，酿成神圣空间与世俗社会的紧张感，不利于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公共治理体制应给予周密的政策注意力关注，妥善化解民间信仰文化与基层治理的张力关系，更好地彰显民间信仰文化对社会治理的促进功能。最后，公共领域中民间信仰文化的治理转向22。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民间信仰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善品格与公共精神23，其在基层社区治理、社会秩序稳定、国家民族认同等方面彰显着重要功能；同时，民间信仰由于文化滞后性以及社会的不合理运用，也导致其存在文化堕距现象。因此，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应秉持一分为二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审视民间信仰的社会治理功能及其治理策略。一方面，在宏观上，将民间信仰视为一种常规化的公共文化现象，并将其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境遇中，推动民间信仰文化治理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要义、本质要求、战略部署、重要原则做了系统性概括总结，创造性地提出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落脚点的中国式现代化九项本质要求221-28。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业中，文化现代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民间信仰的文化性表明民间信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构成单元之一，是流传于民间社会的具有深刻社会基础的文化类型，同时民间信仰文化无形中也起到了整合人际关系的功能。民间信仰文化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功能有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供给文化资源，因此，有必要推进民间信仰文化治理现代化。另一方39面，在微观上，要加快民间信仰文化治理机制的建构。要立足民间信仰的文化性逻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创设民间信仰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切实理顺民间信仰公共事务与宗教事务的关系，明确民间信仰事务管理部门的权责体系，规范民间信仰庙宇自治性组织运作及其与基层权威秩序之间的良性互动格局。同时，对地方治理实践经验及时进行总结提炼，为国家制定民间信仰事务法规提供前期准备。民间信仰文化的治理转向，彰显了民间信仰文化主体性，有助于推动民间信仰治理现代化转型，最终有助于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目标。四、结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24民间信仰是滋养中国人及其行为逻辑的文化资源，但是对何谓民间信仰文化，却争论多于共识。对此，本文尝试提出民间信仰的文化性，借以表达民间信仰是一种区别于宗教和民俗的复合文化体系，其囊括了敬畏自然、崇德敬祖、珍爱生命、热心公益等基本维度，具有鲜明的文化性特质。在相当意义上，民间信仰的文化性契合了政府与社会对民间信仰文化的共识与期待。立足新时代，民间信仰的文化性内嵌着学理知识、实践基础与内容结构，有助于为民间信仰的现代转型获取丰富的社会资本。民间信仰文化性是以民众日常生活规训为底色，以公共文化治理为基调，以社会认同为意境，通过文化规训与文化治理等意义网络将不同时空的民众与族群整合起来，“超越了阶级阶层、族群界限、地域差异甚至政治倾向，融汇了中华民族祖先们共同开创的道德、价值、生活智慧和家国情怀。即使在当今时代，这些属于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特质仍然普遍地存留于民众的生活中，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表现，非常需要我们的珍视”25。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更多地对民间信仰的文化性进行规范性研究，而有关民间信仰文化治理转向的实践案例、方式方法、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这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参考文献：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人民日报，2014-10-14（1）.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3.3林国平.闽台民间信仰源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87-217.4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范丽珠，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40.5张祝平.民间信仰民俗化：价值、问题与路径J.宁夏社会科学，2020（3）：199-206.6甘满堂.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61-65.7罗伊F.鲍迈斯特.文化性动物：人类的本性、意义与社会生活M.张建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10-14.8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M.欧阳敏，邹乔，王晶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3.郑容坤.新时代民间信仰的文化性及其表达40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The Culture and Expression of Folk Beliefs in the New EraZHENG Rongkun（Law School,Minnan Normal University,Zhangzhou Fujian 363000,China）Abstract:The growth of folk belief cul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and the context of thenew era highlights the cultural nature of folk beliefs.Historically,the cultural nature of folk beliefs is the product oftheoretical reflection,based on peoples life practice,with objective structure and meaning structure as its content,and subjectiv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s its purport,and it is a kind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differentfrom religion or folklore.The cultural nature of folk beliefs is expressed through concrete forms such as daily lifestyle,narrative of public governance,and path of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on both sides ofthe strait,promoting its embedded functions of cultural discipline,cultural governance and cultural symbol,andconstructing a network of cultural meanings that includes individuals,societies and ethnic groups.Therefore,in thegrand strategic goal of“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Chinese path tomodernization”,the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of folk belief culture should be actively promoted and its due culturaland social functions should be highlighted.Key words:folk beliefs;cultural attribute;new era;cultural governance9林国平.去巫化与正统化：民间信仰的生存和发展之路以福建民间信仰为例J.世界宗教研究，2013（1）：31-38.10 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7-38.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13-353.12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376.13 陈洪东，任婷.论民俗文化的规训性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77-85.14 岳永逸.朝山：庙会的聚与散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7（2）：85-88.15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5.16 李翠玲.从结构制约到志愿参与：民间信仰公共性的现代转化以一个珠三角村庄为例J.民俗研究，2019（2）：136-144.17 郑容坤.从信仰意义到治理资源：闽南民间信仰创造性转化的路径与逻辑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66-73.18 宋建晓.台湾地区妈祖信俗与乡村治理融合发展研究以台湾地区新港乡为例J.宗教学研究，2019（2）：264-269.19 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王晓毅，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06-136.20 张祝平.村庙组织成长与农村社区治理J.甘肃社会科学，2012（5）：64-68.21 庞明.乳山剪纸与旅游发展融合创新模式探究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22（3）：140-144.22 刘彦武.中国语境下的文化治理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2：17.23 张祝平，郑晓丽.论民间信仰的共富意识及其当代意义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0）：75-85.24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25 彭希哲，范丽珠.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的新展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245.责任编辑：穆刚；校对：罗清恋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