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吗_韩鑫哲.pdf

一、引言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发展面临新形势。我国虽然是国际贸易大国，在全球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但由于获取附加值的能力较低，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位置。在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英国脱欧及美国大选等政治事件的发生，加之新冠疫情使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各国为应对危机保持经济增长，采取减税加息等政策，全球的不确定性不断攀升。现有文献较少在研究中同时考虑来自国内及国外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本文尝试将两者区分，利用跨国数据研究验证两者的影响及其异质性。除此之外，本文深入探讨了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可能途径，这对于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各种政策不确定性，以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本文认为不确定性会通过影响投资决策进而影响全球价值链。在投资不可逆的情况下，不确定性会延迟投资，Gulen(2021)的研究结果表明，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投资不可逆性的情况下，政策不确定性是通过预防性的延迟投资来抑制投资的1，而投资是影响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因素。并且，本文认为研发创新也是不确定性影响全球价值链的途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2，带来抑制企业创新的结果3，而研发创新是价值链提升不可或缺的环节。除此之外，本文认为不确定性亦会通过影响出口进而影响全球价值链。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可能会影响企业参加全球价值链的决策4。二、实证方法1.计量模型为准确地考察不确定性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并对可能的影响机制进行验证，根据前文的假设本研究提出了可能的传导路径，具体如图 1 所示。我们认为不确定性(uncit)会对 GVC 分工地位(GVCitk)产生影响，且是直接或通过某些途径间接产生作用，具体地，如前文所提到的，本文认为不确定性会通过影响投资决策、出口以及研发创新影响全球价值链，所以模型中引入出口(exportitk)、投资(investitk)以及研发(rditk)三个变量来考察不确定性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可能途径。各国处于一个国与国之间联系密切的世界，因此通过进一步研究，本文将国内及国外政策不确定性进行区分，假设国内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国外政策不确定性都会对价值链产生影响，并且国内和国外的政策不确定性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图 1 不确定性影响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图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构方程发展了路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吗韩鑫哲（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广东广州510000）摘要：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面临新形势，不确定性因素时有发生。本研究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数据分析了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国内外政策不确定性会给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带来影响，并且每种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是异质性的，同时会通过出口、研发以及投资三种渠道产生影响。本研究从区分不同种类以及国内国外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影响渠道的视角，为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关键词：政策不确定性；全球价值链分工；出口；投资；研发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714(2023)006-0143-05Will Policy Uncertainty Inhibit the Promo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s?HAN Xin-zhe(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Jinan University,510000,Guangzhou,Guangdong,China)Abstract:At present,the global economic growth is slowing down,trade protectionism is prevalent,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s facing a new situation,and uncertainties occur from time to time.Onthe basis of constructing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using data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olicy uncertainty on the global value chain,the results show that:overall,policy uncertainty will affect the globalvalue chain,and each The impact of policy uncertainty is heterogeneous,and it will be affected throughthree channels:exports,R&D,and investmen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types,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uncertainties and their influence channels,it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improving thestatus of global value chain.Keywords:Policy Uncertainty;Global Value Chain;Export;Investment;R&D实证实践Demonstration&Practice143径分析的优势，克服了基本假设过多等缺陷，并且同时能够考虑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除直接效应外，还能计算出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具体的基准模型设定如下：|uncitexportitkinvestitkrditkGVCitk=|0a21a31a41a510000a520000a530000a5400000|uncitexportitkinvestitkrditkGVCitk+|uncite2e3e4e5（1）其中，i 表示国家，t 表示年份，k 表示行业。uncit为不确定性指标，GVCitk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exportitk为出口规模，investitk为总投资额，rditk为企业机构研发支出。2.指标数据全球价值链指标。Koopman（2010）5等提出将一国总出口分解为被外国吸收的增加值、返回国内的增加值、国外增加值以及纯重复计算的中间贸易品部分的分解方法，且根据出口品价值最终去向细分为九个部分。但 Koopman（2010）等的方法不能很好地反映不同出口品的异质性。王直等（2017）6扩展了Koopman（2010）等的分解法，提出对国家及部门等多个层面的总贸易流量的分解法。因此，本文使用王直的分解方法以及Koopman（2010）的分工地位指标计算 GVC 分工地位，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越大，所处的位置越高。本文的研究对象包括中国、美国、28个欧盟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日韩以及墨西哥等共 42个国家的 56 个行业，数据已剔除了异常值。根据 UIBE GVC Indicators里分解的贸易附加值数据以及 WIOD（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中的各行业出口额计算得出地位指数，即：GVC positionitk=ln(1+IVitkEitk)-ln(1+FVitkEitk)GVCpositionitk表示i国t年k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IVitk表示i国t年k行业的出口被进口国再次出口到第三国的国内附加值，FVitk表示i国t年k行业的出口的国外附加值，Eitk表示i国t年k行业的出口总额。IVitk及FVitk根据 UIBE GVC 数据库整理得出，Eitk来源于 WIOD数据库。不确定性估计。在国家的日常运行过程中，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政府需要在许多的目标中进行权衡，为了使经济稳步发展，国家平稳运行，各国政府会对现有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这会产生不确定性，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最终这些不确定性会对全球价值链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考察的政策不确定性，包括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以及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已有文献衡量不确定性的方法有多种，本文衡量政策不确定性的模型由 Dutt and Mobarak(2016)提出7，将政策不确定性定义为未预期到的政策。为了描述政策不确定性uncit。把政策分为可预测部分与不可预测部分，具体为：policyit=E(policyit|it)+uncit其中，E(policyit|it)为政策的条件预期值，it是第t年i政策的信息，E(policyit|it)表示在t年i政策可预测到的部分，而uncit为未预期到的政策。对于衡量未预期到的政策，本文使用固定效应回归的方法，以本期政策为被解释变量，前期政策为解释变量，政策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将控制变量加入模型，本文所使用的模型如下：policyit=policyit-1+zitit+i+t+uit（2）其中，policyit表示不同政策，zit表示不同政策的可能影响因素，i为个体固定效应，t为时间固定效应，uit表示政策不能被解释的部分，也就是我们所求的政策不确定性，在本文中估计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及货币政策四种政策的政策不确定性。最后使用残差的三期移动平均值的方法计算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即：uncit=j=02|i,t-j|3之所以选择移动平均法，是因为按照原文(Dutt and Mobarak,2016)的模型，我们只能得出 20002014 年范围内的整体不确定性，并不能对不同年份的变化进行估计，于是我们选择窗口为三年的移动平均法，不仅能够得出每一年的不确定性，还考虑了其他年份的不确定性对于本年的影响。传导路径分析。本文选取的可能的传导路径有出口、投资以及研发。投资数据来源于 OECD，用各国投资总额来表示。研发支出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用企业机构出资的研发支出总额占比来表示。出口行业数据来源于 WIOD 数据库，为各国各行业出口总额。由于各国投资和研发行业数据的不可得性，本文根据各行业的产出采取加权法计算得出各国投资以及研发的行业数据，也就是该行业的总产出在该国所有行业总产出的占比。加权系数为：aitk=outputitkk=1noutputitkatik为所求i国t年k行业的加权系数，outputtik为i国t年k行业的总产出。各国行业数据为：mitk=aitk*Mitmitk为i国t年k行业的出口、投资或研发，Mit为i国t年的出口、投资或研发。最后在估计结构方程模型（1）时，对出口、研发以及投资取对数。三、数据及实证结果1.数据在政策不确定性估计模型(2)中，选取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衡量财政政策，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代表贸易政策，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税收政策，以及广义货币增长年度百分比衡量货币政策，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控制变量zit包括实际 GDP 的对数、实际 GDP 的对数的滞后项、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平方、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等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石油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 WTI（West Texas Intermediate）数据库。144表 1 模型(1)描述性统计变量价值链分工地位(GVC)政策不确定性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税收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中介变量研发投资出口控制变量人均 GDP城镇化经济自由度自然禀赋工业化观测值28710287102871026034145442643328710287102871028710287102859328710均值0.070.4594.1750.84410.3340.001518.4285802.51727989.00271.39566.8194.70726.471标准差0.2230.3093.8791.19516.5220.0022315.42417235.21221400.84614.3418.3924.986.868最小值-0.6560.0210.2460.0170.329001757.66927.66747.30.2669.985最大值0.6932.63934.32313.366182.9490.03589151.563560582105454.7397.83383.138.22348.061注：本表格的数据为未经对数处理或缩小处理的原始数据在结构方程模型(1)中，为了更好地研究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的影响，本文从经济发展程度、资源丰裕程度以及工业发展水平等方面考虑了其他可能影响分工地位的因素。根据已有文献选取控制变量：经济自由度、工业化水平、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数据如表 1所示，来源于世界银行，已剔除异常值。2.实证结果结构方程模型通常适用于截面数据，为了把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时间和国家固定效应）剔除，并在模型（1）中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本文使用 FWL定理(Frisch-Waugh-Lovell theorem)处理计量模型。接下来的内容中所使用的分工地位指标以及不确定性指标、中介指标均为经过处理过的指标。国内国外政策不确定性。本文对国内以及国外的政策不确定性进行区分，检验分析国内外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带来不同的影响，通过投资、出口以及研发间接产生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从表 2可以看出，国内外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显著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具有异质性。从总效应来看，国内财政(-0.5464)和国外财政(-0.0156)政策不确定性、国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0.0209)和国内货币政策不确定性(-0.0139)会显著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而国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0.0011)、国内税收(0.09199)和国外税收(0.01207)政策不确定性与国外货币政策不确定性(0.00024)则有利于分工地位的提升。从直接效应来看，国内外政策不确定性均会对 GVC 分工地位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从间接效应来看，除国外财政政策及国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外，其他国内外政策不确定性都会对 GVC 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表 2 国内外政策不确定性对 GVC的影响及传导路径政策不确定性政策财政贸易来源国内国外国内国外中介变量出口（a）-0.5276（-63.47）0.0062（2.62）-0.0597（-104.9）0.0003（3.44）投资（b）0.2758（45.55）-0.0046（-2.70）0.0476（94.04）-0.00025（-4.00）研发（c）-0.0028（-7.08）0.00033（2.99）-0.0018（-17.32）0.00005（9.64）总间接效应（d）=（a）+（b）+（c）-0.2547（173.28）0.00196（0.67）-0.0139（-22.40）0.0001（0.91）直接效应（e）-0.2917（-25.15）-0.0176（-5.08）-0.00701（-9.56）0.00102（8.00）总效应（f）=（d）+（e）-0.5464（-36.06）-0.0156（-3.45）-0.0209（-22.00）0.0011（6.69）接下表Special Zone Economy Issue6,2023(Vol:413)145税收货币国内国外国内国外-0.2707（-76.31）0.0079（11.01）-0.0192（-120.5）0.00015（7.26）0.1831（66.72）-0.0049（-9.52）0.0114（88.66）-0.00005（-3.39）-0.0093（-18.80）-0.00004（-1.01）-0.00005（-6.97）6.30e-06（5.90）-0.0968（-23.49）0.00297（3.37）-0.0078（-47.17）0.00011（4.15）0.1888（39.39）0.0091（8.85）-0.00605（-30.80）0.00013（4.24）0.09199（14.62）0.01207（8.92）-0.0139（-54.60）0.00024（5.92）注：中介变量的系数值是指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中介变量（研发、投资与出口）进而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总间接效应系数为研发、投资与出口系数的和；直接效应系数是指政策不确定性直接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总效应为总间接效应系数与直接效应加总求得；表中括号内数值为 t 统计量；系数为粗体字代表显著性水平低于5%，表示拒绝系数为0的虚无假设接上表将国内外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可能途径细分，国内外政策不确定性对于通过出口、投资及研发三个渠道对 GVC 产生的影响具有异质性。除国外财政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出口影响 GVC的效应不显著外，国内的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出口以及研发最终给全球价值链提升带来了不利影响，通过影响投资使分工地位得到提升。国外的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则与国内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相反。国内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要显著大于国外的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刘竹青等(2018)的文章也印证了这一点8。国内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相对于国外来说更大，因此，在关注价值链分工地位时，要关注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分工地位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国内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国内外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机制。由前文可知，国内外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出口、投资及研发对分工地位产生的影响不同。通过对国内外政策不确定性对 GVC 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出口(0.5219)以及研发(0.0704)会促进 GVC 的提升，而投资(-0.4998)则会产生不利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出口规模扩大可能会降低企业的成本，并且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大，企业更有可能去提升技术水平，进而向价值链上游攀升。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的可能性增大，而企业能够利用技术进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产品附加值，除此之外，技术进步还能够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实现在价值链所处位置的攀升。投资总量增多与不利于分工地位的攀升，可能是各国的投资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并不是所有的投资都直接用在了生产等方面，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了投资资源的浪费。表 3 出口、投资和研发对于 GVC的影响出口投资研发系数0.5219-0.49980.0704z218.55-131.7717.48注：系数为粗体字代表显著性水平低于5%，表示拒绝系数为0的虚无假设如表 4 所示，从国内不确定性来看，财政政策、贸易政策、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对于研发、出口以及投资的影响为负。可能的原因有，如本国的贸易和财政等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会直接影响本国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对出口市场的开拓。如果一国的不确定性突然加剧，本国企业很可能更愿意等待新政策出台，根据确定的政策调整出口意愿等，这就会打击本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积极性。导致企业减少进入出口市场并且减少技术升级9，抑制企业出口产品创新，导致企业出口竞争力下降10。从研发角度来说，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以及道德风险，其会削弱本国企业的研发动机11，郝威亚(2016)的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延迟企业的研发投入的决策，进而抑制企业的创新12。对研发产生负面影响。从投资来看，在投资不可逆的基础上，不确定性会增加投资成本13或是 引 起 本 国 企 业 产 生 不 确 定 性 预 期，延 迟 投 资 引 发 投 资 减少14。从国外不确定性来看，财政政策、贸易政策、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与国内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相反，对于投资、研发及出口的影响均为正。而国外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研发投入，促进出口与投资。从出口来看，如果国外的不确定性加剧，国外的出口减少，可能会增加本国企业的潜在收益，那么本国企业就会增加扩大对出口市场的拓展，并且企业如果不去积极拓展其他市场可能会失去优势，这就导致在一些条件下来自国外的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间接导致国内企业的出口增加。从投资来看，国外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提高隐性的预期收益率，促进企业增加投资，给投资带来促进作用15。从研发来看，如果市场对于新产品的需求升高，企业很有可能因不能及时使用新技术而失去竞争优势，甚至可能遇到被迫退出市场的处境16，因此，企业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企业面临的研发投入项目的技术不确定性，政策不确定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可能会减少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产生的机会成本，而国外的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可能并不会降低国内企业的研发风险水平，进而抑制企业的创新。146表 4 国内外政策不确定性对研发、投资及出口的影响政策不确定性政策财政贸易税收货币来源国内国外国内国外国内国外国内国外研发-0.0401（-7.74）0.0047（3.04）-0.0252（-77.62）0.00065（11.48）-0.1152（-53.89）-0.00046（-1.01）-0.00066（-7.54）0.000085（6.23）投资-0.5518（-48.54）0.0092（2.70）-0.0945（-133.39）0.0005（4.01）-0.3603（-76.94）0.0096（9.55）-0.02267（-119.26）0.0001（3.39）出口-1.011（-66.33）0.0119（2.62）-0.1138（-119.47）0.00057（3.44）-0.5105（-81.26）0.0149（11.02）-0.03676（-144.55）0.00029（7.26）注：系数为粗体字代表显著性水平低于5%，表示拒绝系数为0的虚无假设四、结论及政策建议本文采用 42个国家 56个行业 20002014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四种国内外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以及验证了可能的传导途径，研究结论如下：总的来说，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分工地位产生作用，在区分国内外政策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国内外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并且国内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的绝对值要大于国外政策不确定性，国内及国外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出口投资及研发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上述研究结论蕴含的主要政策含义如下：首先，稳定政策变化的频率，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影响，因此，相关部门出台或调整政策时，既要考虑政策变更所带来的“政策红利”，也要关注其所带来的风险，权衡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其次，密切关注国外政策变化，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降低潜在的国外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密切关注国外政策的变动，及时对国外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反应。最后，重视出口、投资以及研发在其中的传导作用的异质性，针对不同的政策不确定性，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因出口、投资及研发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注释：RIGVC UIBE,2016,UIBE GVC Indicators,http:/ H.Policy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21，29:43.2任曙明,张婉莹,李莲青,等.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中介效应J.当代经济研究,2021(08):101-112.3Liu Q,Ma H.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innovation:Firm 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s WTO access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0，127（11）：103387.4Imbruno M.Importing under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Evidence from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Economics，2019，47（04）:806-1826.5Robert Koopman,William Powers,Zhi Wang,et al.Give credit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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