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一棵枫树》课堂版.doc

《悼念一棵枫树》
牛汉
一、作者介绍
牛汉，原名史成汉，生于1923年，山西定襄人，有蒙古族血统。20世纪4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早期创作体现出西北原野和游牧民族特有的粗犷强悍豪放之风，是当时最重要的诗歌流派“七月”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在七十年代前期的浓重暗夜中受到不屈的心灵之光的召唤，写出了系列诗篇：《鹰的诞生》（1970）、《半棵树》（1972）、《巨大的根块》（1973）、《华南虎》（1973）、《悼念一棵枫树》（1974）、《钟声》（1975）……这些涌动着雄性的血，爆发着激愤的生命之火的诗，是诗人用他毕生的苦难铸成的……”这些诗作足堪跻身于“文革”期间文化黑暗专制之下最优秀的潜在写作” 之列：“胡风一案所牵连的诗人们对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贡献，正是在那个哑声的年代里保存了旺盛强健的创作力，他们一直坚持以诗言志，直到文革后期的《重读圣经》（绿原）《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牛汉）《悬崖边的树》（曾卓）等高亢有力的诗，仍然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文学创作。”（陈思和：《我们的抽屉：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
牛汉，一位长期遭受磨难却以自己坚韧的毅力、勇气和信念承担着民族、时代苦难的诗人，以自己的一支笔，以自己“绝望”中抗争的英雄情怀，留下了“严酷年代的精神证词”（何言宏）。
从1969年9月末到1974年12月的最后一天，我在湖北咸宁干校一直从事最繁重的劳役，特别是两三年，我在连队充当着“头号劳力”，经常在泥泞的七上八下的山间小路上弓着腰身拉七八百斤重的板车，浑身的骨头（特别是背脊）严重劳损，睡觉翻身都困难。那几年，只要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我总要到一片没有路的丛林中去徜徉。一座小山丘的顶端立着一棵高大的枫树，我常常背靠它久久地坐着。我的疼痛的背脊贴着它结实而挺拔的躯干，弓形的背脊才得以慢慢地竖直起来。命得到了支持。我的背脊所以到现在（年近七十）仍然没有弯曲，我血肉的觉得是这棵被伐倒了二十年的枫树挺拔的躯干一直在支持着我，我的骨骼里树立着它永恒的姿态，血液里流淌着枫叶的火焰。
        枫树伟岸的姿态令我敬仰与感念不已。一到初冬，它宽阔的掌形的叶片映着阳光燃起了赤忱的火焰。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艳的树叶。我几次写信给在北大荒劳动和学木刻的儿子，让他来看望这棵枫树，希望把它的形象画下来。但时机不凑巧，他没有能来。后来他来了，枫树已经被伐倒一年了。
        一天清晨，我听见一阵“嗞拉嗞拉”的声音，一声轰然倒下来的震响，使附近山野抖动了起来，随即闻到了一股浓重的枫香味。我直感地觉得我那棵相依为命的枫树被伐倒了……我立即飞奔向那片丛林。整个天空变得空荡荡的，小山丘向下落，垂下了头颅，枫树直挺挺地躺在丛莽之中。我颓然地坐在深深的树坑边，失声痛哭了起来。村里的一个孩子莫名其妙地问我：“你丢了什么这么伤心？我替你去找我回答不上来。我丢掉的谁也无法找回来。那几天我几乎失魂落魄，生命像被连根拔起，过了好几天，写下了这首诗。儿子没有把它的形象画下来，只好由我写一首诗来悼念它。我不能让它的伟的形象从天地间消失。我要把它重新树立在天地间。
 这些年，我常常怀念斧头湖边的那个小小的山丘，最初把它看作是我的一首诗的故乡，渐渐地我觉得它已成为我自己的故乡了。
二、《悼念一棵枫树》及写作背景
《悼念一棵枫树》亦是一首典型的托物咏志诗，创作于1973年秋，“枫树”的意象，象征了特定的 “文革”黑暗专制统治下奋勇反抗的一代伟大民族英雄的形象。曾有人认为此诗是为悼念“七月派”领袖胡风而作，牛汉在谈及此诗的创作目的时曾说我悼念栋梁之材，民族的伟大人物一个个地倒下，是可悲的。如果专指某一个人的倒下，就太没价值了。”可以推想，诗人创作此诗，更多地着眼于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的命运。此诗既是对饱受摧残、历尽沧桑的中华民族的每个优秀的个体、包括自我的痛悼，更是对有着辉煌的过去如今却满目疮痍的我们的民族和祖国命运的痛悼。诗人的悼念是悲哀的，但更是悲愤的、雄强有力的，一棵“最高大的”、“雄伟和美丽”的枫树虽然倒下了，它散发的“浓郁的清香”和生命的“芬芳”却满溢于“整个村庄”和“这一片山野上”，以死相争，以血祭国，体现出一种充满阳刚之气的悲壮美。
三、阅读指导
《悼念一棵枫树》选择了一个现实的日常生活场景，描绘了一棵被伐倒的枫树，透过这表面景观表现出来的，却是对乌云蔽日、万马齐喑的黑暗年代里，民族的栋梁和英雄遭残酷迫害的现状的沉痛控诉和深入反思，体现了高贵的生命并不因死亡而失去价值，反而能启迪更多“庸众”，给后来者以历史的反省和生命的警醒的深刻主题。具有传统咏物诗托物言志的特点，但又不仅仅是对传统的“比兴”手法的借用，不是一种简单的意象和主题之间的浅显对应，也即，“枫树”意象对主题的体现，并不仅仅以“枫树”作为诗人思想的直接承载体来完成。在诗人的主观情感和客观对应物“枫树”之间，显然有了特定情境的规定性，诗人主体生命体验的倾情投射，使意象具备了更丰富的内涵，诗歌具备了更多层次的情感体验和生命体验。
这种丰富性和多层次性，表现在诗人善于选择恰切的自然形象，并通过典型情境中的典型情节的展开，准确描写所选自然物象的主要特征，并将自我主体心灵感受及生命体验融入所咏自然物象，使自然物人化、主体化，使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浑然一体，在极强的现实感中强化象征意蕴。诗歌第一节，以极其冷静的客观化手法，描写了在具体的时间、地点里发生的具体事件：一棵“枫树”被伐倒；第二节中，“听”、“感觉”两个拟人化词语的使用，主体情感不落痕迹地注入诗中，而至第三节，门窗屋瓦、树草野花，乃至“树上的鸟”，“花上的蜂”及“湖边停泊的小船”等一系列客观外界物象，“都颤颤地哆嗦起来……”具备了人格化反应，亦即，通过客体主观化手法，将主体心灵的惊疑、痛惜、悲愤、无语等交织而成的复杂情绪表现出来。“是由于悲哀吗？”一句则直抒胸臆，强化诗情，突出主体情绪，实现了客观描述与主观抒情的无间结合，物我浑然一体。
全诗基本采取这种客体主观化和主体客观化的表现手法，被伐倒的“枫树”使“整个村庄/和这一片山野上/飘忽着浓郁的清香”，似是平实的书写，然而“阴冷”一词表明，这分明是主体的心灵感受；更有“想不到/一棵枫树/表皮灰暗而粗犷/发着苦涩气息/但它的生命内部/却贮蓄了这么多的芬芳”这样的直陈议论，“悲伤”一词再次提醒读者：这更多是诗人的人生感受；然而诗人的情绪并不总沉浸于这样的伤痛之中，这又通过那被伐倒的“枫树”的姿态来证明：“枫树直挺挺的/躺在草丛和荆棘上/那么庞大，那么青翠/看上去比它站立的时候/还要雄壮和美丽”——高贵的生命并不因被扼杀而丧失灵魂的美丽，虽然不无对这高贵生命的哀悼，那“仿佛亿万只含泪的眼睛”，“涌出了一圈圈的/凝固的泪珠”，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高贵生命被摧残的痛惜哀悼之情，然而，“泪珠/也发着芬芳”，这“泪珠”“它是枫树的生命/还没死亡的血球”，不屈的抗争，坚韧的生命力并不因生命的被终结而终结，整个民族都将因英雄的殉难而重振精神，焕发活力。诗人对生命的主观体验与对“枫树”这一客观意象的描写是紧密相连的，没有空话，没有口号，有的只是这生命的实感，即使有着无限的痛悼和悲愤，批判和指控，也并不以声嘶力竭的呐喊为手段，而是以冷中带着剑光的诗句作结：“伐倒了/一棵枫树/伐倒了/一个与大地相连的生命”，使全诗于悲愤沉痛中，以对苦难无言承担的姿态，体现出一种崇高美、悲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