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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农民与政党政权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特定阶层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即社会中一定阶级或阶层的活动分子，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一种政治组织。那么从中国的语境下出发，面对农民阶层占多数的情况下，政党应如何处理与农民的关系以构建、巩固政权呢？关于此问题，笔者认为可通过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比较来得出答案。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个复杂、混乱的时代，各股势力交至于此，而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代表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政府属于一种军事独裁型，而农民仅作为在战争时期为政府提供人力、财力和粮食的工具。即农民属于被压榨剥削的阶级，其付出与回报无法得到正比，当农民阶级的忍耐值到了极限，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就会处于崩溃的边缘，只需一根导火线就能完全爆发革命，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政党的政权也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换言之，中国农民的爆发并非一蹴而就，其与国民党政府关系的恶化实际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国民党政府无能力保证甚至损害了农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时便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对政府所持有的尊敬，进而导致农民阶级不是非难，就是躲避征税和征兵官员，在极端的情况下，部分农民成为土匪，形成一股欲推翻现有政权的力量。总得来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剥削农民、压榨农民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中国广大农民阶级的支持，失去了整个国家的群众基础，而这一点恰是其政权毁灭的重要原因。
在处理农村农民的关系方面，与国民党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共产党，民国初期三民主义的提出以及国民党统治的失败令中共意识到农民阶级在社会变迁中已然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它应当是一个政党乃至国家的基础，只有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解决农村的各类问题，中国才会有新的出路。故而中共要做的是积极领导、组织和保护中国农民，尽可能发动农民的力量，从而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并促进农民对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及经济制度的直接攻击，在这样的境遇下，中共通过土地革命、政党下乡，为广大农民缓解了生存的窘境，并将细碎化、零散化的农民个体纳入组织形成了一个自下而上的严密的网络体系，在巩固了自身政权的同时也维护了其政权的正当性，而政党政权的稳定恰恰为中国广大农民提供了安定、和谐的生存发展环境。
我们说，社会以一定的规律在不断地进行着流动与变迁，而在此基础上各阶级的对抗力量也将开始巧妙地转变，最初看似弱小、卑微的群体极有可能在组织或个人的领导下形成更为强大的集合体，且能够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赢得绝对的优势来推翻与之利益相冲突的当权政府，建立新政权，即所谓的“革命”，故而在一次为自我解放的激烈革命中，“领导者”与“组织者”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体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中坚力量，然而中共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小觑。中国的农民自古都为受尽压迫与剥削的阶级，可其悲鸣与怒火最终依旧不会指向封建制度的根源，他们也并不会像欧洲革命的农民起义一样直接产生推翻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威胁。在这样的一种历史境遇下，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农民这股力量真正地集合、组织、发动起来，中国农民正是在中共领导下方才形成了新的革命团体，推翻了当时旧的社会经济秩序，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解放。
中国作为泱泱大国位育着千千万万的农村，滋养着数以万计的农民，农民是一个政党建立、巩固以及稳定政权的基础力量，而好的政党能组织、领导农民以实现解放，其政权的稳定也意味着政治秩序的有序，它们能给予中国广大农民以一种安全感与归属感，从而自愿投入到国家建设当中去。在中国这样的情境下，执政党倘若未能处理好与底层劳动人民的关系，忽视甚至剥夺农民的权利与利益，那么就会逐渐失去了农民这一大群体的力量支持，诱发新一轮的革命。故而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如何适当地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都应当是政党在构建、稳定政权时首要思考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