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衰微》平王东迁的原因(岳麓).doc

平王东迁的原因
西周灭亡直接的原因是诸侯联合异族反叛入侵，然而这看似偶然的结局其实是早就种下的孽因所致。从周厉王开始，统治阶级开始腐化，严重损耗了国力。周宣王即位，被中国古代士大夫看作是“中兴之主”，实际上他也并不英明。史书记载，周宣王“不籍千亩”。也就是不治理王田的意思。周制，天子直接治理千亩王田意味着劝农、祭祀、典兵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而周宣王竟然把这些象征手段都废弃了，可见统治阶层已经慵懒昏聩，无可救药。后来宣王“丧南国之师”而“料民”于太原，就更暴露出了周王室的虚弱。到了周幽王时代终因局势加剧恶化而失控。
当时申国还是国力较强的诸侯，且申侯作为国丈，当然知道周室实力的外强中干以及周畿守备的空虚。于是，在发生废后和重新立太子事件上，申侯便联合缯和犬戎族攻入京畿，在骊山下杀了周幽王。这时发兵勤王的诸侯据史载仅有郑、卫、燕、晋、秦等国。周初分封的诸侯国有大小号称八百个，且十有八九是武王自己的昆弟子侄，为的就是利用亲缘和宗族的力量更有效地成为中央政权的屏藩。但是客家俚语说的好：“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忘了了”。经过两百多年的时间，原来的宗族关系虽然还在，但已经不再那么亲，家族之间的矛盾也容易滋长起来，更何况牵涉的是土地和政权？然而其他诸侯怎么就不履行“勤王”职责呢，特别是东方的齐、鲁、宋、蔡诸国为何没有动静？
中国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但凡国君在继承人问题上摇摆不定的时候，朝中大臣也一定是分为几个派系，彼此拥立不同人选的。按照史书记载，周幽王死后，郑、申、许、晋、秦等国拥立了平王，诛杀了褒姒和伯服派系。而此时虢国也联络了其他诸侯国家在丰地（陕西西安西南部）边上拥立另一个王子叫余臣的为周王。这段历史说明，天下诸侯各怀鬼胎，出于各自的目的，并不是全部都积极地参与勤王。此时的秦国在西部拓疆，很需要中原王室的认可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和力量，并顺势稳住东境不致受到侵扰。于是借西周之乱积极出兵打击犬戎，达到消除敌人、乘机壮大自己的目的，这样秦君就被纳入了诸侯队伍。
不久，晋国又杀掉余臣并趁机侵占了余臣之地。周平王于是在郑、晋等国的拥戴下成为天下新主。郑国的郑桓公原来就是王室的司徒，桓公死于申侯之乱，儿子郑武公拥立周平王有功被加封了土地。为了便于控制天子、掌握朝政，郑武公又联姻于申，娶了申侯的女儿武姜。这样周平王实际的主要依赖对象就是郑、晋两国了。所以史书说：“平王东迁，郑晋是依”。然而，周平王虽然如愿登上了王位，但是却背负了弑父的罪名，为天下诸侯所不齿，尤其是东方的鲁国等宗室诸侯。对于王室的拥戴，终平王之世，鲁国一直表现得很漠然，甚至连周平王去世，鲁国也不去奔丧。周平王在鲁国等诸侯的心目中，实在是不具备合法性的，自然就更不用说听从王室的命令了。鲁国一直被视为诸侯国中能代行天子之仪的国家，在当时的诸侯国中占据着道义高地，鲁国的态度很能影响其他诸侯国，尤其是远在西周王室眼界之外的东方诸侯。而虢等诸侯由于拥立周平王的政敌，更造成与周平王的政治嫌隙。
出于对关东诸侯加强控制的目的，国都东徙遂成为平王的战略考量。而此时周室国政主要由郑、晋两国主持。两国均属于中原大国，周室迁徙到东都雒邑，显然对这两国更有着政治上的优势。所以周室东迁的战略考量既有王室笼络诸侯、加强关东广大地区统治的意愿，又有晋郑两国挟天子以利自身的政治动机，在这样的共识下，迁都最终付诸实施。周平王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769年），国都东迁至洛阳，是为东周之始。很多史学家认为平王东迁是为避犬戎之祸，我认为这种论断忽视了当时各诸侯国的政治博弈和地缘政治因素的。
其时犬戎虽然违背与申国的联盟诺言盘踞镐京、烧杀抢掠，但也很快被诸侯逐出国门，并且在后来的与秦作战中被秦逐步消灭，其力量并不足以威慑周王室。更何况，当时华夏与诸少数民族杂居，王朝迁到哪里都有少数民族的威胁。倒是秦国被纳为诸侯之后，西部地区比之前更多一个屏障和依靠，何必要避？至于旧京破败、不堪为都就更不足以说明迁都的必要了。
当时摆在周平王面前最重要的课题，是如何让天下诸侯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的合法身份，臣服于自己的统治。在这样的情况下，远在镐京就难以节制东方诸侯。况且此时朝政已被郑、晋两君把持，平王的天子做得并不舒坦。早在周武王时代，周公、召公就相继经营雒邑（洛阳），以为天子监视诸侯的东都，而备不虞。洛阳本来就具有成为国都的地位的。
所以，平王东迁的动因恐怕有主动和被动的两种因素在。对周平王来说，西方已经基本稳定，秦虽为异姓诸侯，但力量不足构成为威胁，且有晋国监视着，力量互相平衡，秦人没有余力问政中原。平王的目的是想迁入腹地，依靠郑晋力量以制衡东方诸侯，达到复兴周室的目的。后来，周王室逐步削弱郑国作为卿士的权利，转而笼络曾是政敌支持者的虢国就可证明这一点。被动的因素则如前所述，其时郑国与晋国在迁都的问题上应该是很赞成的。因为东迁雒邑更方便他们将朝政长久掌控在手中。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周王室的设想和晋郑两国的政治企图其实并不一致，这也埋下后来“周郑交恶”的伏笔，但在“迁都”议题上双方是取得了共识的。
可惜的是，此时作为当时最高意识形态的周礼已经名存实亡，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周王室也因一再破坏自己的统治秩序，而自毁权威于天下。当道德和精神的力量不复存在，眼前的实力又不济之时，王室最终也就只作为摆设而不具有统治力量了。东迁以后，平王无法重建维持封建秩序的礼制规范，而且由于土地狭小、军力不强，也无力建立更强大的威权来制衡诸侯，所以最终无法摆脱朝政被强者把持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周平王迁都的初衷构想归于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