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的多元主...文化适应——以巴基斯坦为例_张经武.pdf

1 172023年第7期责任编辑：林锦爔电影的国际传播始自纪录片，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始自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 工厂大门 火车进站 婴儿午餐 水浇园丁 玩纸牌等短片。这些最早的纪录片在电影诞生之初就实现了全球化传播，卢米埃尔兄弟将早就培训好的熟练工人派往全世界更多的城市，让他们去放映这些短片并摄制更多作品。从此，电影由法国走向整个欧美，进而走向全世界。巴黎大咖啡馆地下室的活动光影，几年间就连接起了全世界的大中城市。随着这些早期纪录片的广泛传播，19世纪末期，法国人的真实工作和生活情景也被传播到全世界，早期电影观众透过这些短片建立起了对法国乃至欧美形象的真实认知。从此以后，在电影的发展和传播历史中，纪录片一直未曾缺席，而且还起到关键独特作用。美国学者帕特里夏奥夫德海德（Patricia Aufderheide）认为，人们之所以需要纪录片，是因为张经武，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穆罕穆德 雅各布，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 2019级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2022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重点项目“国际传播视域下中文教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YH46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希望看到关于真实世界的一切，也希望看到真实的一切”。（1）纪录片（Documentary）就是对真实的记录，其最大意义正在于传播真实，满足受众对于真实的期待。一般说来，随着物理距离的增大和文化隔阂的加深，受众对于信息的真实性就越缺乏辨识能力，越容易形成误解与偏见。由此，越是跨文化的国际传播，越是需要强调以真实消弭可能存在的误解与偏见。纪录片既是“传播真实”的文艺种类，又是“真实传播”的文艺媒介。它比书面信息更能体现出生动形象，又比故事片更能够建构真实可信度。正是因为这些独特品格的存在，纪录片成为有效传播民族文化、建构国家形象的关键片种，被誉为“国家相册”“铁盒子里的大使”。正如智利著名纪录片导演帕特里西奥 古兹曼（Patricio Guzman）所言：“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没有相册的家庭一样。纪录片具有其他类型电影无法替代的文化意义、传播功能和历史价值。”（2）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的多元主体、主体间性与文化适应*以巴基斯坦为例文 张经武 巴基斯坦 穆罕穆德 雅各布/Text/Zhang Jingwu Yaqoub Muhammad提要：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对于建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出去意义重大。以巴基斯坦为例，我们观察到，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的主要症结在于：一是传播主体相对单一，过分依赖政府主体，对其他主体重视不够、整合不够；二是传播视域和姿态惯于以我为主，换位意识、互鉴思维、平等理念贯彻不够；三是传播内容与形式缺乏文化适应性，文化折扣、文化壁垒、文化矛盾现象突出。由此，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应在廓清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理论认知基础上，结合具体传播区域或国别进行精准的本土化操作，在协同多元主体、尊重主体间性、提升文化适应三个方面探索实践进路。关键词：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 多元主体 主体间性 文化适应 巴基斯坦Multiple Subjects,Intersubjectivity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Documentaries-Taking the Example of Pakistan纪录片研究DOCUMENTARY STUDY1 18纪录片研究DOCUMENTARY STUDY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显然，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对于实现上述目标意义重大。截至目前，在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整体较弱的大背景下，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虽取得一些成绩，但并不理想，既存在一些共性问题，也存在一些对应特定区域或国家的个性问题。以巴基斯坦为例，我们观察到，中国纪录片在该国的传播无论是传播数量还是传播质量，都处于较低水平。这与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的亲密双边关系很不相称，也与两国人民的现实文化期待相去甚远。近期，笔者联合巴基斯坦籍来华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穆罕穆德 雅各布对中国纪录片在该国的传播这一议题进行了线上问卷调查，选择了五十名巴基斯坦国民作为调查对象，他们由巴基斯坦来华留学生、巴基斯坦在读大学生、巴基斯坦懂汉语的国民、巴基斯坦一般网民等群体均衡构成，样本兼顾多样化又具有一定代表性。笔者结合调查所获数据及材料，以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理论为分析工具写作此文，尝试以巴基斯坦为例，分析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存在的显著问题，同时探索破解这些问题应遵循的思路及创新之道。一、中国纪录片在巴基斯坦传播的历史、现状与问题巴基斯坦原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947年 6月，英国迫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压力，公布“蒙巴顿方案”（Mountbatten Plan），实行印巴分治。同年8月 14日，巴基斯坦宣告独立，包括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两个部分。1971年 3月，东巴基斯坦宣布成立孟加拉国。剩下的西巴基斯坦即今天的巴基斯坦。1951年 5月 21日，中巴正式建交。建交七十余年来，中巴两国在长期的互相支持和友好交往中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建立了“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成为“铁杆兄弟”。建交以后，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即开始了文化交流，经常性地互派文化团组和互相举办展览。1965年 3月，中巴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文化协定及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迄今为止，双方共签署 14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中国文化中心在伊斯兰堡正式设立。自 2005年巴基斯坦第一所孔子学院伊斯兰堡孔子学院开办以来，巴基斯坦已开设四所孔子学院和两个孔子课堂。两国青年交往也日益频繁，除了互派留学生，还互派青年代表团进行访问，青年代表团互访人员迄今已超过 1500人。巴基斯坦电影业的发端可以追溯至 20世纪初，拉合尔（Lahore）成为见证巴基斯坦电影业荣辱兴衰的核心城市。以拉合尔为核心的电影制作基地“拉莱坞”（Lollywood，又译作罗莱坞、劳莱坞）成为巴基斯坦电影业的象征。20世纪 50年代到 70年代是拉莱坞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每年巴基斯坦国产片数量都在两位数甚至三位数，全国各地遍布电影院。在 1977年，全年生产影片 111部，全国共七百余家电影院，拉合尔和卡拉奇两市共有电影制片厂 11家。（3）7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资金短缺、政府审查和恐怖袭击等多重原因，巴基斯坦电影业慢慢走向衰落，大量电影院走向倒闭。到了八九十年代，“拉莱坞”的老一代电影人相继离世，下一代电影人又青黄不接，再加上电视机、录像机、VCD等新的观影终端对电影院形成的激烈挑战，巴基斯坦电影业更是深陷危机之中。这一危机的显著表征就是电影院的大量倒闭和消失，在 2012年前后，首都伊斯兰堡竟然没有任何一家影院。近十五年来，巴基斯坦电影业在巴基斯坦政府和电影人的直接促进下获得较快复苏和进步。2007年，邵波 曼苏尔（Shoaib Mansoor）执导的电影 以上帝之名（Khuda Kay Liye，2007）大获成功，它激发了一个长期冬眠的产业，巴国电影业开始复苏。到了 2018年前后，全国影院数恢复至 75家，银幕总数恢复至约 160块，国产电影年产量恢复至近 30部。（4）20192021年，受印巴关系和世纪疫情的双重影响，巴基斯坦电影业再一次陷入衰退，20202021年两年的国产片上映数量还不到 10部。（5）2022年，随着疫情影响的减轻，巴基斯坦电影业再次迎来复苏和新的发展。这一年尤其让人称道的成就有两件：一是导演比拉勒 拉沙里（Bilal Lashari）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完成的 毛拉 贾特的传说（The Legend of Maula Jatt，2022）成为巴基斯坦有史以来商业上最成功的电影，其全球票房收入已经超过 24亿卢比（折合人民币约 7700万元）；二是塞姆 萨迪克（Saim Sadiq）导演的处女作 乐土（Joyland，1 192023年第7期2022），这部电影不仅获得 2022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和“酷儿棕榈奖”，还成为第一部入围第 95届奥斯卡金像奖国际影片的巴基斯坦电影。在巴基斯坦电影院，放映的基本上都是三类影片：宝莱坞影片、好莱坞影片和巴基斯坦国产影片。在未曾颁布禁令的时期，无论是票房占比还是排片占比，宝莱坞影片一般要占到七成以上。让人迷惑不解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部中国电影在巴基斯坦电影院进行过市场化放映。中国电影包括少数纪录电影除了在中国电影节、中国电影周、中国文化艺术节等传统文化交流活动中可能在巴基斯坦电影院进行“赠播”“免费放映”外，基本难觅踪影。巴国民众对中国电影的印象都停留于以前巴基斯坦电视台放映过的一些成龙、李连杰主演的功夫片上，对于新时代的中国电影，他们知之甚少甚至完全陌生。中国纪录片在巴基斯坦的传播始于 20世 50年代中巴建交之初，首先是中国驻巴大使馆和领事馆在一些外交活动中放映中国纪录片。到了七八十年代，位于巴基斯坦原“洪扎王府”的中国驻巴大使馆专门利用馆内可容纳 200多名观众的露天草地经常性放映中国故事片和纪录片。据宋德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原政务参赞）回忆，“中国电影在巴基斯坦大受欢迎，一是巴基斯坦朋友乐于了解中国的发展变化、民俗民情，二是中国电影实话实说，没有谎言编撰和欺骗宣传。巴基斯坦朋友尤其喜爱中国的杂技歌舞，因为较少语言障碍，较多艺术欣赏文化处的电影放映总是座无虚席，电影放完观众还久久不舍得离去，拉着我们的人了解他们关心的问题”。（6）显然，中国歌舞、杂技类纪录片在那时尤其受到巴基斯坦观众欢迎。1979年，在伊斯兰堡第一次正式举办了中国电影节，放映故事片 五朵金花 天山的红花 女跳水队员闪闪的红星，受到巴基斯坦观众欢迎。1983年 11月和 12月，中国电影节再次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和拉合尔两个城市进行。1985年 12月，中国电影周在伊斯兰堡举行，放映了 城南旧事等四部影片。（7）1989年10月，中国电影周在巴再次举行，成吉思汗等七部影片上映。（8）在中国电影节和中国电影周举办期间，虽然大部分展映影片为故事片，但在活动中通过交流、座谈、论坛等形式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巴基斯坦观众对中国电影的总体了解，包括纪录片的情况。到了 90年代，除了大使馆电影招待会、中国电影周等传统形式，中国纪录片在巴基斯坦的传播还经常借助中国文化代表团的访问这一形式。进入 21世纪以来，中国纪录片在巴基斯坦的传播迎来了新的发展。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继续发扬光荣传统，通过经常性的电影招待会促进了中国纪录片在巴国的传播。据大使馆官网资料整理，仅在 2004年，京剧 中国 中国人的春节 中国交响诗四季中国 中国武术等纪录片在招待会中面向巴基斯坦社会精英和官员进行了小范围传播。另外，中国电影周等常规交流活动继续进行，在 2016年举办的电影周活动中，河 照见 我的诗篇 少年巴比伦四部电影在巴展映，其中 我的诗篇是纪录片。2015年，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对巴基斯坦的访问，中巴双方宣布中国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纪录频道在巴落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巴设立“FM98中巴友谊台”工作室。这些举措极大推动了中国纪录片在巴基斯坦的传播，从此以后，中国纪录片在巴国的传播就有了中国自己稳定的媒体平台。2017年 10月开始，中巴合作英俾双语纪录节目 走廊记录者每周六 20:05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所在地俾路支省首家俾路支语电视台VSH新闻电视台播出。2020年 3月，中国经济网乌尔都语新闻纪录节目 巴中快车（PakChina Express）在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PTV）开播，每周日 22:30黄金时段播出，覆盖巴人口达到 87.8%。这些栏目平台的搭建和落地，为中国纪录片在巴传播带来了新的气象。21世纪以来，中巴合拍纪录片也形成了一股热潮，除了 巴中快车 走廊记录者平台上的大量中巴合拍纪录片，还有 爱巴基斯坦的 100个理由 中巴经济走廊 铁哥们 从西安到瓜达尔港等合拍纪录片诞生，以及其他一些合拍纪录片项目在筹备中。2021年，巴中迎来建交 70周年庆典，乌尔都语版本的中国纪录片 瓷路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航拍中国 喀什四章 走向喜马拉雅陆续在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以及当地主流电视媒体和网络平台播出，这一可喜成绩无疑是中国纪录片在巴基斯坦传播的重大突破。2021年 12月至 2022年 1月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夕，中国冬奥主题纪录片 北京欢迎您在巴基斯坦电视台及网络媒体反复播出并收获良好反响。总体而言，中国纪录片在巴基斯坦的传播虽然积120纪录片研究DOCUMENTARY STUDY累了一些成绩，在 21世纪还取得了更多进展，但仍然不够理想，无论传播数量、传播路径还是传播质量都存在明显问题。调查问卷显示，所有五十名参与线上调查的巴基斯坦国民都对中国纪录片在巴传播情况表达出不满意，都认为与中巴铁杆友谊极不相称。高达90%的被调查对象竟然说不出任何中国纪录片的片名，能说出一两部的少数调查对象说的其实是 BBC制作的中国题材纪录片。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无论是在新闻报道、文献记载、网络资料中寻找蛛丝马迹，还是对巴基斯坦国民进行调查访谈，都难以找到更多中国纪录片在巴基斯坦传播的完整线索和典型案例。有哪些纪录片传播到了巴基斯坦？传播到巴基斯坦后引起了怎样的受众反应？对于这些问题，已有资料和研究都是回答不清甚至无法回答的。另外，中国纪录片在巴传播的有限案例通常都是基于政府文化外交层面，是一种“去市场化”的“赠播”，（9）是“请人来看”而非“自愿来看”，难以形成大众范围的影响。巴基斯坦国民其实有“中国电影在巴基斯坦进行市场化放映”（10）的现实愿望，但实际上中国相关影视企业和巴基斯坦 ARY集团、HUM集团、DISTRIBUTION CLUB等主要影视发行放映公司的在地市场化合作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不能形成市场内生动力，传播难以获得可持续发展。以上现象其实反映了中国纪录片在巴国传播的低效和低水平，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是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存在的共性问题，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传播主体相对单一，过分依赖政府主体，对其他主体重视不够、整合不够；二是传播视域和姿态惯于以我为主，换位意识、互鉴思维、平等理念贯彻不够；三是传播内容与形式缺乏文化适应性，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文化壁垒（Cultural Barrier）、文化矛盾（Cultural Contradiction）现象突出。面对这三大问题，我们需要廓清思路，提升认识，重整对策，以促进中国纪录片的高质量国际传播。二、主体之变：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必然涉及传播主体问题，对于“主体”（Subject）的理解，人们容易犯简单化和狭隘化的毛病，廓清和提升对于“国际传播主体”的理性认知非常重要。在巴基斯坦，中国纪录片的传播因为过度依赖政府主体，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成效有限。几十年来形成了大使馆电影招待会、中国电影周、电视台免费转让播映权等较为老套而单调的传播形式，这些形式虽然有效但效果有限。过度依赖政府主体其实就代表对“国际传播主体”的狭隘认识，即认为文化的国际传播是政府的事，是国家的事，与其他主体关系不大或者毫无关系。我们的确应该认识到，国际传播首先是国家间的传播，这一性质决定了“国家主体”和“政府主体”的合理性，也决定了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涉及到“国家形象”（National Image）传播和“组织传播”（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的问题。在跨文化传播学者科林 斯巴克斯（Colin Sparks）看来，美国之音（VOA）、BBC、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等媒体和机构之所以在国际传播中能够具备强大力量，其实就离不开国家主体的推动。而且在任何国际文化交流中，一般都有明显的国家行为出现。（11）由此，国家主体、政府主体作为主动作为、积极能动的施动者去促进国际传播，这是由“国际传播”本身性质决定，也是世界各国惯例。国家主体作为主导者、谋划者、统筹者、顶层设计者，其关键地位和核心作用不可替代。当然，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两种倾向：一是过分强调国家主体而忽视其他主体；二是以为国家主体作用不再重要。正如科林 斯巴克斯所指出的，纠正这种过度强调国家角色的观念是十分重要的，但这并不表示国家已不再是一个重要角色。（12）我们还应看到，国际传播又是跨文化传播（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涉及不同文化传播主体。文化传播主体除了国家和政府，更体现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尤其是文化的生产创造者艺术家，创造条件推动艺术家本人参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应该是重要智慧。就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而言，应该高度重视发挥纪录片创作者的专业作用。国际传播还是跨地域传播，涉及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政府主体、地域城市主体和地方组织主体。换句话说，国际传播活动总会涉及一些具体地点，涉及到具体参与者的所在城市、地方政府和地方组织。这些地域地方主体往往是具体传播活动的实施者、主办者和推进者，居于传播前沿，需要统筹协同考虑，充分发挥其前沿作用。比如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巴基斯坦毗邻，处于与巴基斯坦交往的“热区”（Hot Spot），因为这一地1212023年第7期理位置关系，新疆、乌鲁木齐、喀什、新疆高校、新疆广电部门等地方主体可以成为推动中国纪录片在巴传播的前沿力量。国际传播还是全球化传播（Global Communication），涉及到众多国外传播主体。“在媒介化的世界里，所谓的跨文化传播只不过是变换了的全球化模式。”（13）在全球化时代，传播主体经常体现出“脱域”（Delocalization）的一面，即超越了利益攸关主体所在地域范围，而广泛存在于全球范围。就本文议题而言，中国纪录片的传播主体可以在中国，也可以在巴基斯坦，还可能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巴基斯坦受众所看到的中国纪录片，可能不是直接来自中国，也不是来自巴基斯坦媒体，而是来自其他国家媒体平台的传播和再传播。由此，应高度重视脱域主体的传播和再传播作用。在移动互联时代，国际传播越来越体现出微传播、弱传播、泛传播的特点。“微传播”即是强调通过微方式、微文本、微美学进行的传播；“弱传播”强调发挥普通人、弱势群体、底层大众的强大传播力量；“泛传播”重视“万物互联、万物皆媒”智慧，全方位发挥所有人、事、物、活动的传播作用。结合这三种传播体现出的趋势和规律进行统合思考，我们可以发现，移动互联时代的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应具备全媒体智慧，既要与时俱进地创新传统媒体传播方式，也应该积极发挥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强大传播作用。既要发挥大人物、精英人物的作用，也要高度重视小人物、普罗大众的作用。综合以上有关国际传播主体的理性认知与思考，就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而言，我们应与时俱进，坚持“主体之变”，从过分强调国家主体、政府主体的单一主体思维过渡到坚持多元主体意识，即在强调国家主体、政府主体统合协同、顶层设计强大作用的同时，更加重视众多非国家主体、非政府主体的作用，让国际传播的多元主体在国家巨轮的领航下，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协同推进。对巴问卷调查显示，在回答“你希望在哪里看到中国纪录片”这一问题时，选择YOUTUBE、巴基斯坦电视台、UrduPoint Videos（巴基斯坦著名视频网站）、CGTN、TIKTOK、BIGO（中国开发的在巴直播应用 APP）等各种答案的都有，这说明中国纪录片在巴国的传播主体和渠道存在多种可能性。结合以上理论认知和问卷调查情况可以窥见，中国纪录片在巴基斯坦的传播尤其要强化“多元主体意识”，要在以下五点久久为功。一是继续发挥中国驻巴大使馆、领事馆和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电影招待会、中国电影周、中国电影节、中国文化周等传统传播活动形式，促进中国纪录片的传播。二是强化新疆、乌鲁木齐、喀什等地方政府主体的前沿作用，支持其开展更多丰富多彩又卓有成效的跨文化、跨地域交流活动，推进中国纪录片被更多巴国公民观看和欣赏。大力支持地方组织主体能动性，推进中国纪录片的在巴传播。尤其要积极鼓励中巴两国地方省市的影视传媒机构开展紧密交流与合作，缔结纪录片交换、合拍、共播等协议，促进中国纪录片走出去。三是充分发挥在一个落地中国电视媒体 CGTN、一个中国文化中心、四所孔子学院、两个孔子课堂、一家华文报刊（华商报）的独特主体作用，让中国纪录片成为这些媒体和机构的展示材料、教学内容和传播对象。四是通过合作红利发挥巴基斯坦电视台、电影院、门户网站、专业视频网站等主要传媒机构的本土化作用，让巴国传媒成为传播主体。同时通过“借船出海”路径将广泛应用于巴国的 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西方网络媒体开发利用为传播中国纪录片的重要阵地。此外，还可通过“造船出海”路径利用国产新媒体平台爱奇艺国际版、腾讯视频国际版、TIKTOK、BIGO等传播中国纪录片，也可以开发更多适应巴基斯坦的本土化 APP实现对中国纪录片的搭车式传播。五是充分发挥巴基斯坦来华留学生、巴基斯坦懂汉语的国民、在巴华侨华人、中巴影视明星、中巴纪录片大师等关键人群的作用，建立适应这一群体的中国纪录片传受机制，促进中国纪录片在巴更积极、更广泛和更深入的传播。三、主体间性：从以我为主到你我平等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界定为主体与客体、我者与他者的关系，因为传者与受者都是活跃的能动性极强的主体。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极易遮蔽客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将受者靶标化甚至僵尸化，极易引起受者的反感与对抗心理。“我们必须回到主体与主体的传播关系中亦即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中来。”（14）“主体间性”概念来自哈贝马斯（Jrgen Habermas）的社会理论，强122纪录片研究DOCUMENTARY STUDY调主体间的“相互理解”（Mutual Understanding）。（15）对于国际传播活动，我们应强调传播中的“主主关系”而非“主客关系”，应强调主体间的协商对话与互促互动。从“以我为主”过渡到“你我平等”，贯彻换位意识、互鉴思维和平等理念。所谓“换位意识”，即换位思考，即善于站在另一个主体的位置、充分尊重另一个主体的社会身份、文化习俗、接受习惯去思考去行动。巴基斯坦观众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纪录片？这不能是中国人说了算，应该是巴国观众说了算。问卷调查显示，巴国观众最希望看到的中国纪录片具有以下特征：在语言版本上，首选乌尔都语（Urdu），其次英语；在内容题材上，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功夫、中国旅游、中国历史、中国宗教等方面；在艺术风格上，希望中国纪录片能够有趣、好玩、引人共情或思考。可现实是，他们接触到的中国纪录片基本没有乌尔都语版本，内容题材上经常与穆斯林文化形成矛盾，艺术风格严肃庄重，过于政治化。多位巴基斯坦籍留学生在调查中反馈，中国制作的一些英文版本的纪录片，很多一看片名、封面或海报就知道是政治宣传片或者涉及宣传中国很厉害的内容，宣教色彩太浓，无法激起观看的欲望。2018年，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译配的 36集乌尔都语版本中国电视连续剧 北京青年，形成收视热潮。2021年，中巴建交 70周年，乌尔都语版本的 航拍中国在巴基斯坦 News One电视台率先实现播出，并在其 YOUTUBE频道同步上线，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样的成功案例启示我们，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最需要运用“间性智慧”，充分尊重对方文化习俗，借助小语种甚至所在国地方方言实现一种基于“换位意识”的精准传播和高效传播，而不只是盲目地青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等热门语言。所谓“互鉴思维”，即强调跨文化传播中的互为参照和互为镜鉴，通过彼主体建立起对此主体的客观认知和认知更新，通过主体间的比较建立起“美美与共”的多元文化意识。“互鉴思维”显然排斥另外两种不良思维倾向：一是霸权思维，即希望通过传播活动实现一种骄傲的征服或控制，期待他者对自己的膜拜和仰视；二是认同焦虑，即希望通过传播活动实现一种片面的认同和赞许，期待他者对自己的充分肯定。其实跨文化传播更可能实现的是一种基于真实的互鉴传播，即让不同主体认识到彼此的不同，并在不同的对比中更看清楚自己，同时也建立起世界多样性的认知。由此，推动中国纪录片在巴基斯坦的传播，其目的显然不是有些人理解的“霸权思维”式的控制，也不是带有“认同焦虑”式的求赞，而是通过纪录片传播真实立体的中国，减少误解与偏见，建立起一种国与国之间的“互惠性理解”（Reciprocal Understanding）。所谓“平等理念”，即是要求跨文化传播应该坚持主体间的平等地位，就像一位大人蹲下身子和一位孩子以平视的眼光讲话一样，表现出充分的尊重。不能以我为主，“只重视表达自我的观点，而缺少倾听他者声音的诚意；只兴奋于话语对他者的穿透，而忽略他者的解读所生产的新意义；只忠实于自己的文化价值与习俗，而失去 从他者出发的跨文化态度，处于非交流状态”。（16）在对巴基斯坦籍来华留学生的中国经典纪录片观感调查中，不少懂一些汉语的被调查者反馈：像 大国工匠 大国建造 大国崛起 大国外交这样的纪录片仅从片名就给他们这些外国观众一种需要仰视的感觉，不能让他们产生亲近感。这样的调查意见其实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一些让中国引以为傲的成就和成绩，到底该以怎样的一种视域进行跨文化传播呢？毫无疑问，应该是一种基于“平等理念”的“平视”式传播，而不是先入为主地注入一种睥睨一切的骄傲姿态。四、文化适应：从文化休克到文化整合“为把 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输出到巴基斯坦，使用了乌尔都语进行译制配音，有效解决了语言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但片中涉及猪肉等伊斯兰国家非常禁忌的主题，而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国家，导致原片内容无法播出。”（17）近年来，在巴基斯坦国民强烈抱怨不道德的短视频正在摧毁巴基斯坦青年之后，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PTA）连续五次颁布 TIKTOK禁令进行整改，TIKTOK驻巴基斯坦运营方不得不将数以亿计的短视频进行删除。仅 2022年第一季度，在巴基斯坦就删除了近 1250万个短视频，删除短视频总数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18）上述两个经典案例反映了跨文化传播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那就是“文化折扣”“文化壁垒”和“文化矛盾”。这三个问题一言以蔽之，其1232023年第7期实就是“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问题。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必须重视在纪录片传播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都去探索适应传播对象国文化语境的有效办法。“文化适应”是“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19）它是跨文化交际、传播过程中发生的“涵化”改变过程，即由陌生好奇到矛盾冲突进而融合和解的过程。舌尖上的中国传播受阻、TIKTOK微纪录短视频大量被删这样的案例反映的正是“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矛盾冲突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借助“文化适应”研究的学术成果提供智力支持。20世纪以来，“文化适应研究成为了跨文化传播学研究中最引人瞩目的理论景观之一”。（20）众多中外学者都参与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诞生了不少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研究具备较大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奥伯格（Oberg）的“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说和贝瑞（Berry）的“文化整合”（Culture Integration）说。1960年，美国人类学家奥伯格在 文化休克：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一文中提出了 Culture Shock这一概念，用来概括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相关个体或群体在遭遇异文化时出现的震惊、迷茫、焦虑、无助、反抗等“文化不适应”状况。（21）“休克”是中国学者对 Shock一词的音译加意译，暗含了休克病人那样一种“假性死亡”的类比。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休克”是一种恐怖的 U型陷阱，处于这一陷阱中就意味着交流的困境和传播的受阻。1980年，加拿大跨文化研究学者贝瑞提出了“文化整合”说，他认为文化适应的策略有四种，分别是整合（Integration）、分离（Separation）、同化（Assimil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他认为其中“整合”策略既坚持自身文化特性，又主动参与异文化，是告别“文化休克”实现“文化适应”的最佳策略。（22）“文化休克”是就跨文化传播受众个体面对强烈的异文化冲击而言，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要尽可能减少“文化休克”困境的发生概率和持续时长，避免掉入这一陷阱。为此，我们应该使用“文化整合”策略，在内容和形式双重维度用力，尽量减少中国纪录片传播的“异文化感”，缩短“文化距离”；尽量扩大中国纪录片与对象国文化环境的融入契机，实现在地化传播；尽量让中国纪录片在传播中国形象的同时，也参与对象国的文化传播。问卷调查显示，有 26%的调查对象在不同渠道看过中国纪录片，但总体评价偏负面。有人认为不少中国纪录片不同程度触碰了伊斯兰文化禁忌，让人不可接受。还有人认为不少中国纪录片宣教色彩太明显，违背了纪录片的真实纪录原则。更有人认为中国纪录片相比英国、美国的纪录片吸引力明显偏低。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巴基斯坦观众对中国纪录片整体评价不高，但在 YOUTUBE中国纪录片的一些分享网页上，一些来自巴基斯坦网民的留言又显示出一种惊人的一致性。那就是纷纷留言表达对中国的喜爱、对中国人民的祝福和对中巴友谊的歌颂。以上数据和事实其实告诉我们，中国纪录片在巴国的传播，其实也遭遇了较为严重的“文化休克”问题，而正因为中巴之间存在坚如磐石的传统友谊，才没有让“文化休克”上升为“文化抵制”。显然，中国纪录片要更好走入巴国，必须学会运用“文化整合”传播策略。通过“文化整合”策略解决“文化休克”问题，提升中国纪录片在巴基斯坦传播的“文化适应性”。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尽管不多，但有几例值得一说。比如中国经济网与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乌尔都语新闻纪录节目 巴中快车，内容涉及中国各方面情况和中巴文化交往与经济贸易情况，至今已经两年多，反响良好。该纪录节目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进行了多个层面的“文化整合”，一是在语言文化层面实现了本土化接轨，运用当地人都懂的乌尔都语进行了精准传播；二是在管理文化层面实现了中巴联合生产制作和发行播映，作品往往既能够体现中国特色，又能贯彻巴国口味；三是在内容文化层面锚定了中巴共同利益，选择“中巴经济走廊（CPEC）”等合作关键项目进行内容制作，体现了中巴命运共同体意识。再如，BIGO直播 APP可视作体现“文化整合”策略的良好传播平台。像 TIKTOK一样，BIGO是一款中国直播应用程序，在巴基斯坦拥有狂热的追随者。BIGO由中国科技巨头欢聚集团（JOYY Inc.）开发，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南亚和东南亚开展业务。该应用程序允许客户按地理位置在其平台上进行直播和短视频分享，其四亿用户主要集中在印度、巴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孟加拉国、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全球南方国家。在巴基斯坦，BIGO一般都预装在价廉124纪录片研究DOCUMENTARY STUDY物美的中国产智能手机上，从产品、运营到营销等各个方面都实现了本土化操作，该国民众已经将这一软件视作必用软件。通过此 APP，手机网民既能进行随时随地的本土微纪录影像生产，也能不时看到跨文化传播的中国主题微纪录影像。显然，BIGO应用程序的在地化使用，使被忽视的普通巴基斯坦民众既能通过口头、表演和微纪录短视频来保存自己的历史、文化和亚文化，也能在智能算法推送的微纪录影像中看见真实立体的中国。这样一种造船出海同时又注意本土化操作的“文化整合”路径，就是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应该高度重视的一种创新之道。“在民族特色与异文化差异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过程，即是中国电影跨文化适应的过程。”（23）通过“文化整合”实现“文化适应”，这体现于内容与形式双重维度，涉及社会层面、产品层面和运营层面等多个层级。尤其需要强调的就是在内容维度和产品层级的“文化整合”，这是保障国际传播文化适应性的根本前提。就巴基斯坦而言，应该克服文化“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倾向，不能总是“习惯于抬高自己的文化价值”。（24）应想办法消除部分巴基斯坦民众对于所谓“中国债务陷阱”（Chinas Debt Trap）的担忧，（25）减少他们对于“一带一路倡议”（OBOR Initiative）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的文化忧虑。（26）应该培养“感知文化差异的跨文化敏感”能力，（27）明确感知到“跨文化”的跨度和界限。尤其要善于寻找同为“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的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两者之间的“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以“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互惠性理解”为原则进行纪录片内容的生产与传播，满足受众的求新与好奇，尊重受众的图腾与禁忌，在纪录片供给侧夯实“文化适应”的根本前提文化整合。应注意遴选那些超越“生活真实”“反映出现实世界的内在机制与本质内涵”（28）体现出跨文化通约性之“意义真实”的优秀作品进行传播，而不是盲目地将国内热播纪录片进行原样输出或者添加英文字幕后就仓促输出，或者总是以“完美神话”（29）式的思维去传播一种潜在或显在的优越感。结语通过对巴基斯坦国民的问卷调查和对本议题的深入文献研究，可以看到，中国纪录片在巴基斯坦的传播处于一种很不理想的状态，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这种不理想状态其实代表中国纪录片在世界上更多国家传播的现状，它反映出涉及传播主体、传播视域、传播内容、传播形式等方面存在的共性问题。要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廓清有关传播主体的理性认知，在国家和政府这个关键主体的统摄和指导下，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传播作用。同时需要改变“以我为主”式的传播视域和态度，应着力于“你我平等”的对话态度去实现传播目标。还需要在内容与形式双重维度注重以“文化整合”策略去解决“文化休克”问题，提升传播的“跨文化适应性”。协同多元主体、尊重主体间性、提升文化适应这三个方面就是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应该久久为功的实践进路。就巴基斯坦而言，要让中国纪录片在该国的传播状况与“铁杆友谊”相称，与双方国民期待视野相符，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呼应，除了遵循以上多元主体、主体间性和文化适应等原理，尤其还要强调以下三个应该尽快推进的重要方面：一是解决基于语言的关键障碍，应联合巴基斯坦成立专业机构，大力加强乌尔都语版本中国优秀纪录片的生产制作，从供给侧方面就解决传播的首要障碍，让中国纪录片能以巴基斯坦为起点，进而具备向整个南亚次大陆及世界其他地区超过八亿的乌尔都语、印地语（30）人口传播的可能性；二是借本土市场的大船出海，积极与巴基斯坦本土影视传媒公司合作，大力促进市场化传播，让中国纪录片在巴传播成为“文化贸易”而非只是传统的“文化外交”；三是建立合拍共播共赢机制，促进带有中巴合作“文化整合”特征纪录片的生产和传播，形成生产有动力、作品有口碑、发行少障碍、放映有市场、双方有收益的良性传播生态。（1）美 帕特里夏 奥夫德海德 牛津通识读本：纪录片，刘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8年版,第 3页。（2）Betancourt M，Cineando:Patricio Guzmns La cordillera de los sueos and the Power of First Person Nonfiction Filmmaking in Latin America，Film Quarterly,2020,73(4)：p.61.1252023年第7期（3）巴文 巴基斯坦欲重振电影业，中国文化报2009年 4月 22日。（4）SHABBIR B,Will Pakistans cinema houses stand the test of hard times?https:/.pk/magazine/instep-today/621861-will-pakistans-cinema-houses-stand-the-test-of-hard-times，2023年 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