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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学学习心得黄燕红语用学是一门研究语言符号在实际交际中使用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是语言在使用中所产生的意义。这种意义包含的是可能是等于或大于字面上的意义，甚至不等于字面意义。语用学研究语言的使用，必不可少地要对语言使用的相关领域进行探讨，如句法学、语义学等语言学系统内部的科学，还涉及对认知科学、社会学、符号学、逻辑学等领域研究的知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语用学的专著相继出版，它们反映了语用学研究的不同视角。根本不同的研究方向，学界对语用学的研究分成了英美学派和欧洲大陆学派。其中的论题，如指示（deixis）、含义（implicature）、前提（又称为“预设”）（presupposition）、言语行为(speech act)等，都是语用学的经典论题。其中对于会话含义的研究，因为我对此感兴趣，在此将对它们的认识作一个简单的学习总结。关于含义（implicature）的分析，英美和欧洲大陆两大学派的研究方向不一样。欧洲大陆的语言学研究十分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认为语言同社会、文化、环境等密不可分。因此对会话的含义的理解与语境相结合的，而语境又是以使用者为指向的。而相对欧洲大陆学派，英美学派更注重对具体语言现象和问题的研究。他们注重语言内部的语义结构以及意义与人类交流过程的外部世界的联系。就含义这个概念来说，是格莱斯第一次从语用学的角度提出来的术语。他的这种从语言意义的细节出发，对含义进行分析，这被后人归纳为英美学派。在他的理论中，他对话语的交流及意义的解释使用了两个理论：分别是意义的理论和会话含义的理论（Huang，2009：24-35）。意义的理论，指向话语的语言学意义和外部世界的自然意义的关系。而另一个重要的理论-会话含义理论中则提到，人们在用语言进行交流时，必定有一个潜在的原则决定语言使用的方式，使之最有效最充分地达到理性的交流活动。这个原则就是他所说的合作原则。该原则下分成了9条会话准则，分别属于4个范畴：数量、质量、关系、方式准则。这种合作原则使会话参与者在合作的基础上高效、理性地进行语言交流。另一方面，语言使用者在交际中也会经常违反或蔑视这些会话的准则来产生会话含义，达到其话语的交际目的。如这个经典的例子：(1)A: Where does C live?B: Somewhere in the south of France.在所举的这个例子中，B的回答明显违反了“数量”准则的第一条准则，没有使自己的话达到足够满足A所要求的程度。另一种可能性是B知道如果提供更多的信息,会违反“质量”准则的第一条准则：不要说自己认为不真实的话。因此B这时的话语产生了会话含义：他不知道C住在哪里。因此可以说，会话含义的产生是与合作原则的违反联系在一起的。它与说话人的会话目的有关，话语在特定的语境中，其语义通过与说话人、听话人，以及他们所在的环境等因素结合而产生了语用的意义。在不违反合作原则的情况下，语用意义等于语义意义，但是违反了合作原则就会产生会话含义，这种语用意义是大于语义意义的。在汉语中也能找到这样的句子，如在中午时分A和B在宿舍遇见，有这样的对话：（2）A：你吃饭没？B：我在等朋友。根据格莱斯的合作原则，B的回答提供的信息超出了A所要求他回答的信息，这明显违反了数量准则的第二条准则：不要说超过所需的信息。因此B的回答产生了在语言学意义之外的会话含义。如果A在理解时，基于合作原则数量准则的第一准则和质量准则，相信B说的话是真实的，并且与他的问题相联系的。那么把“吃饭”这件事跟“等”这个动作联系在一起，就产生了“B还没吃饭”的含义，再把“吃饭”跟“等”和“朋友”联系在一起，那么就又产生了“B将会与朋友一起去吃饭”的含义。因此这样的回答所隐含的意义将会是：B还没吃饭，他等朋友来了再一起去吃饭。不可否认，格莱斯的会话原则理论是语用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奠基石。许多后来的语用学研究都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提出质疑和改进，由此产生了关于会话含义的新格莱斯理论（Huang, 2009）。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Horn和Levinson的理论。Horn认为格莱斯的四个准则内容上有所重复，彼此之间的界线并不明显，因此提出二分法的“质量原则”和“关系原则”。质量原则是指说话人在会话时所作的努力是充分的，所提供的信息是尽可能多的。而关系原则是指说话人在会话时所作的努力是必要的，所提供的信息是不超过所需的。这两个原则，一个指话语信息的最大化，另一个是话语信息的最小化，说话人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所作的某个点上的选择。Horn在两个原则的关系中讨论话语的会话含义，并从中提出了语用分工的理论。他的这个理论说明说话人在会话交流时所产生的话语都是在这两个原则的平衡中所作的努力，这样的话语的语用意义就是说话人的说话目的。与Horn不一样，Levinson则将格莱斯理论中的会话原则缩减成三个基本的语用原则：“数量原则”、“信息原则”和“方式原则”，分别缩写为Q-，I-，M-原则。数量原则是指说话人所提供的不能少于所需的，说话人没有说的就不是说话人所指的。这个原则的基础思想指在一系列具有对比意义的选项中，所选择的表达式隐含了对其他表达式（特别是语义更强的选择）的否定解释。也就是指说话人在会话时选择一种表达式，就隐含他否定了其他在语义上更强的意义的表达式的意义。而信息原则是指说话人所说的仅仅是有必要的，产生最小的语言信息来表达交流目的，在听话人一方则是用自己的知识丰富所听到的内容。方式原则指出有标识性的表达式的使用暗示了一种非正常非典型的情形。Levinson认为，如果这三个原则相互冲突的话，那么在交流过程中会对这些原则进行顺序处理以解决这种问题达到交流目的。这个处理的顺序为：Q(数量原则)M(方式原则)I(信息原则)。他举了以下的例子进行说明数量原则比信息原则优先处理:(3) QIIf Bill Gates gave you a car for Christmas, it may have been a real one.(a) Q-clausal + The car may or may not have been a real car (b) I car for Christmas + The car was a toy car (c) QI + Possibly the car was a real car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当使用数量原则与信息原则发生矛盾时，数量原则所隐含的含义会比信息原则所隐含的含义更近于说话人的目的，因此用这个规则得到了合理的会话含义的解释。而当使用标识性的表达方式时，它表达了与一般正常的情形正好相反的非典型的情形，这种方式所隐含的会话含义一般要优先于信息原则所产生的会话含义。这是MI这个规则下所包含的内容。Levinson还将隐含的意义区分为会话含义和常规含义。语言作为符号本身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与话语的语言学意义和外部世界的自然意义有关。这就是常规含义。而当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流时，说话人通过对听话人发出话语来表达一种非自然意义，这也叫做“说话人意义”，即语用意义。这两种意义都不能从语法学或逻辑学上得到解释，而要与人的认知联系，才能理解话语真实的内涵。不管会话含义的理论如何发展，它的主要目的都是要分析说话人的有意识的话语目标如何在语言符号中呈现。语言学家对范畴的区分进行了不断修改，我觉得Levinson的三分法似乎更能科学地分析话语在使用中的含义。如汉语的例子：（4）他什么都好就太自私了。 (a) I + 他其他方面都做得不错，唯一的缺点是自私 (b) M + 他自私的这个缺点很突出 (c) MI + 他自私的这个缺点很突出由此分析可以看到，当话语使用有标识性的表达式时，他所表达的信息量是超过信息原则所隐含的信息的，于是话语的会话含义由方式原则所隐含的意义而产生。又如另一个汉语例子：(5) 母亲A让女儿B打扫房子。A: 你打扫房子了吗?B: 我做完了作业。 (a) Q-ordered alternate + B没有打扫房子 (b) I + B做完了作业 (c) M+ B因为做了作业而没有时间打扫房子+ B想逃脱没有打扫房子的责任(d) QMI+ B没有打扫房子，但不想受到责备在此例中，由Levinson的原则顺序可以推出，B的话语中隐含的真正目的：她没有打扫房子，但又不想受到责备。而话语中的信息“B做完了作业”对于她的会话目的就显得不重要了。而对于欧洲大陆学派来说，含义的研究主要是对具体语境的研究下进行讨论。这样就离不开对日常交际言语所发生的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研究。梅伊（Jocob L. Mey）在他的语用学引论（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中提到，语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交际者在言谈交际时不断变动着的环境(Mey, 2001:39)；而话语的含义并不是清晰地体现在所说的话语中的，而是要靠我们在实际的变化的语境中获取。梅伊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交际原则”：人们交谈的目的是要向对方传递一定的内容。他认为会话的目的是要实现交际，因此这样的交际是在双方共同认可的语境下进行，在一定的语境下说话的内容和方式都是双方可能共同理解及进行交流的，这就是会话中的“合作”。这一原则从社会、文化、规范等方面解释了人们在话语交际时对话语的表达式能够进行合理的解读。但是，我认为对会话含义的分析，注重语言的内部和外部意义的英美学派更有解释力，它结合了语义学、逻辑学的知识，使意义的研究不再是空中楼阁，零散无章的混合体。但是不可否认，语言使用的环境对会话含义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如在两个朋友见面时所说的“天气真热”跟在两个朋友在室内所说的“天气真热”所包含的会话含义也不一样。前者是寒暄的话语，后者可能是要求对方打开空调的话语。这些会话含义从语言的自然意义中无法得到，只能结合语境才能了解。除此之外，我发现在翻译中，会话含义的分析也尤其重要。如果不对原语的会话含义进行分析，就无法了解说话者真正的会话意图，那么在翻译时就只能译出话语的表层意思，而无法实现交际的目的，那么这样的译文很可能会造成读者的理解错误。我发现特别是在汉译英的翻译文本中，这种错误会经常出现。由于汉语是意合结构的语言，其会话含义更多地隐含在人们认知上对词句结构的分析之上，而非就词语意义的表面联结。如在宾馆里常见的公示语：“小心滑跌”，在翻译时被译成：“Dont fall down”。这显然就是表面意义的直接翻译。试用Levinson的Q-M-I原则来分析，(a) I + 不要滑倒(b) M+ 请注意地面滑湿(c)MI+请注意地面滑湿汉语中用了“小心”这种带有尊敬意味的表达式，说明话语使用了非标识性的表达式，那么它所隐含的会话含义将会是真正说话者的会话意图。在这句话中M原则所隐含的会话含义包含了对客人的关心和提示。但是在译文中就无法体现这种会话的含义，反而却带有命令的语气，这样的译文无法达到交际目的。正确的翻译是“Watch your steps”。由此可见，对会话含义的分析是理解话语真正交际意图的关键；不了解会话含义，交际活动也就无法顺利进行。而话语的存在就是为了使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更加融洽。因此对话语的理解必须结合其发生的语境，说话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学上的语义学知识，对会话含义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明白说话者的意图，达到交际的顺利。我认为会话含义的分析，特别是汉语的会话含义的分析对了解说话人的意图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中国人的使用习惯和汉语的语言特点，其会话含义更需要利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参考文献:1 Huang, Yan. PragmaticsM.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92 Levinson, Stephen C. PragmaticsM.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3 Mey, Jacob L.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M.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