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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文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
内容摘要：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此也出现了许多论述诗歌本质的文学理论观点。其中，“诗言志”的文学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着诗歌的发展，然而“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出现，将诗歌从“礼仪”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本文结合魏晋时期的文学发展背景来分析“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内涵，以揭示诗歌突出文学抒发情感的审美特征。
关键词：“诗言志”；“诗缘情”；文学自觉；诗歌本质；形式美；误读

“诗缘情而绮靡”是魏晋时期的文论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观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这是对先秦诗论“诗言志”说的巨大挑战，促进了魏晋南北朝诗歌理论以及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划时代的意义。
一、“诗言志”说对诗歌本质的歪曲
从先秦时代开始，儒家诗论所推崇的“诗言志”思想就一直占据着中国古代诗论的核心地位。“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2011年版，第1页
大体意思是说，诗歌是用来表达人的志意的，歌是用来延长诗的语言，以突出诗的意义的，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合歌声。而真正奠定了“诗言志”说地位的是汉代，汉代统治者为了适应统治的需要文化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确立了儒家的独尊地位。儒家提倡“诗言志”，是把诗歌视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来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的。这里的“志”包含了“意志、思想、政治态度”等含义的，虽然志包含了情，情包括了志，但情、志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毛诗序》里就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虽然强调了诗歌的抒情作用，却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2011年版，第30页

因此，汉人讲情、志，实际上是离不开道德教化作用的，这里的“情”并不是诗人个人真实的思想感情，政治教化的作用对诗人主观意志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因而诗歌在儒家诗论那里便成了教化的工具，而不是文学的诗歌本身。诗歌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被隐藏甚至是歪曲了，文学的审美属性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诗缘情而绮靡”说产生的时代背景
陆机冲破了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文论观点，这与当时文学时代环境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的变动，儒家思想不再居于独尊地位，文学发展处于一种多元的状态。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文学大背景的变化导致了文学迎来了文学自觉的阶段，文人们自觉地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这一时期的文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开始深入地探讨诗歌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并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重词采的审美思想。加之陆机自身出身名门，担任过官职，具有十分高的文学素养，这种种因素的影响，加上个性解放以及个人情感的重视等社会思想的变化，促使陆机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冲破了“礼义”的束缚，突出了情感的重要作用，从而形成了“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观点。
三、“诗缘情而绮靡”说的理论内涵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它的理论内涵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理论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诗缘情而绮靡”说是对诗歌本质特点的深刻探索
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这里的“情”，是指作家的思想感情，并不涉及道德伦理教化，第一次真正地揭示了文学的情感特征，重视情感性，恢复了诗歌重在抒情的重要特征。
“诗缘情”对“诗言志”所包含的客观因素进行了否定，真正的强调了诗人自身主观感情的抒发，把诗歌的功能由功利性转向了审美性。在陆机看来，诗歌不仅源于情，而且始终离不开情，情感因素是诗歌创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尽管“诗缘情”说将文人们从“诗言志”说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对儒家诗教论“诗言志”说的全盘否定。在陆机看来，文学创作活动中的情与志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情”并不是对“志”的扬弃，《文赋》中就提到：“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观察自然万物所感受到的情感和心志的培养是互相交融的，是不可分离的。然后他突出强调“情”的作用，认为情感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各个阶段，有情感才会有创作的灵感，才能够推动文学创作过程的完成。《文赋》中还提到了：“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2011年版，第71页
这里的六情是说喜、怒、哀、乐、好、恶等人的内心情感，如果情感停滞了，那么文学创作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然也就不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因此，“诗缘情而绮靡”说揭示出了诗歌创作的情感因素才是第一位的，没有情感的抒发，就不能够称为诗歌。“缘情”才是诗歌的最本质特点
2、“诗缘情而绮靡”说是对诗歌形式美的深刻探索
“诗缘情而绮靡”说中还包含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诗歌形式美的深刻探索。“绮靡”一词在很多学者那里都有论及，李善注说：“绮靡。精妙之言。”谢榛在他的《四溟诗话》中说：“绮靡重六朝之弊。”案陆机论文体均意与辞并重，缘情指意，绮靡指辞。陈柱的《将陆士衡文赋自记》云：“绮言其文采，靡言其声音。”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2011年版，第75页注释59
可见，“绮靡”一词是对诗歌语言的解释，是对诗歌语言美感的表达，即可以理解为是对诗歌形式美的探索。
对诗歌形式美的追求，在《文赋》中陆机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放言遣辞”、“妍蚩好恶”等观点，他详细地论述了文学创作过程怎样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不只是陆机，孔子对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关系也提出过他的观点，《论语·雍也》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2011年版，第11页
陆机发展了孔子“文质彬彬”的思想，提出了文学创作“意、物、文”三者的统一。他提醒作者在创作时应做到主体情感和创作客体的吻合，应巧妙地遣词用句，把心中的具体生动的意表达出来。可见，遣词造句是创作的重点，诗歌创作也同样离不开对形式美的追求。“绮靡”对诗歌形式美的探索是显而易见的，同样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理论价值。
总而言之，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说，突破了“诗言志”对诗歌创作功用的束缚，并在诗歌形式技巧的运用上给我们以启发。情感的抒发才是诗歌创作的原动力，诗歌形式美也是写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些重要内涵值得我们去进行深入的探索和发展。
四、“诗缘情而绮靡”说的重要意义和影响
陆机的《文赋》是我国文论史上第一篇系统而完整地论述文学创作内部规律的专著，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而《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1、“诗缘情而绮靡”说对后代诗歌理论的重大启迪作用
“诗缘情而绮靡”说破除了诗歌的教化作用，使诗歌真正的成为文学的诗歌。陆机的学说也同样对后代的很多学者产生了影响。刘勰就在“缘情”的基础上，发展了“情”与“物”、“志”、“辞”之间的辨证关系，他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提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提出人是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之七种性情的，强调了感情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这与“诗缘情”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锺嵘的《诗品序》从创作主体和客体两方面对文学情感的本源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韩愈则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观点，内心郁结了不平的情感不得不发言。这里的“不平”实际上就是情感，也与“诗缘情”说强调的观点是相同的。可见，“诗缘情而绮靡”说对后代的诗歌创作理论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使得诗歌创作的内容也变得丰富多彩。
2、“诗缘情而绮靡”说对文学作品文体和文体风格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诗缘情而绮靡”说发展了诗歌这一文体的写作风格，使得诗歌的情感性表达更加得到关注，奠定了诗歌抒情性的特征和优势；同时由于提倡诗歌语言的形式美，也使得诗歌的语言精练和音乐美特征突出，进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文体的发展和变化。例如宋词，或温婉或豪放，但都是词采华美，声调谐美，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绮靡”的影响。
3、“诗缘情而绮靡”说对文学审美功能具有重要影响
先秦诗论所强调的是文学的政治教化、道德教化功能，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统治阶级加强思想统治的工具，这表现出十分浓厚的功力性审美特征。然而“诗缘情而绮靡”说则打破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使得文学真正的成为文学，将文学的情感性和审美性特征解放出来，文学成为了抒发情感的重要工具，不再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特征而是表现出了明显的非功利主义。
可见，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影响和意义是十分深远的。他把“缘情”和“绮靡”结合起来，是标举诗歌的情感美在辞章中的外现，主张以审美创造的技巧和方法来表现诗歌“绮靡”之美，但这种绮靡又是以充实的内在情感为根基的。高勤丽：《“诗缘情而绮靡——论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安徽农业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五、对“诗缘情而绮靡”说的误读
有接受就会有误读。许多学者认为，“诗缘情而绮靡”说片面追求形式、轻视内容，侈丽浮艳，成为南朝浮艳文学的理论根据。“而追求诗歌语言的‘绮靡’是西晋太康诗歌重要特点，也反映了当时整个诗坛普遍存在的‘尚巧’、‘贵妍’的诗风；汉魏以来，诗歌受到赋的影响，在语言的铺陈辞藻上极为重视，使诗歌由不加雕饰走向有意为工，由浑厚淳朴发展为精妍新巧；到了六朝，更是咸蓄盛藻，讲究诗歌的声容华茂、繁丽丰腴。这是诗歌发展的自然趋势。”高勤丽：《“诗缘情而绮靡——论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安徽农业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由此可见，如果将浮艳的诗风归咎于陆机一人，实在是误读。
其次，明代复古派“前七子”之一的徐祯卿，在他的《谈艺录》中这样说：“‘诗缘情而绮靡。’则陆生之所知，固魏诗之渣秽耳！嗟夫，文胜质衰，本同末异，此圣哲所以感叹，翟朱所以兴衰者也。夫欲拯质，必务削文；欲反本，改资去末，是固曰然，然非通论也。玉韫于石，岂曰无文；渊珠露采亦非无质。由质开文，古诗所以擅巧；由文求质，晋格所以为衰。若乃文质杂兴，本末并用，此魏之失也。”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66页
由于受“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念影响，以及汉儒诗教说的束缚，他却武断地判定这一时期的诗歌“文胜质衰”，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为“固魏诗之渣秽耳！”很显然，徐祯卿受到了孔子的文质观的巨大影响，因此对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产生了偏见。此外，杨慎、谢榛也对这一观点表示出了贬斥与误读，从而对明代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清代《四库全书》的总编纂者纪昀也对“诗缘情而绮靡”说产生了误读。他在《云林诗钞序》中这样说：“《大序》一篇，却有授受不比诸篇《小序》为经师递有增加。其中发乎情、止乎礼义二语实探风雅之大原。后人各明一义，减失其宗。一则知止乎礼义而不必其发乎情，流而为金仁山濂洛风雅一派，使严沧浪辈激”而为不涉理路、不落严荃之论；一则知发乎情而不必止乎礼义，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欤？” 孙致中等：《点校纪晓岚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页
他对“诗缘情而绮靡”说的贬斥，主要受到时代语境和传统诗教的影响，因而视野受到了限制导致对陆机的误读。
纵观中国古代文论史，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不仅对诗歌的本质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而且对文学审美功能的重新审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的意义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历代学者对他的误读也是存在的，只有结合时代环境具体分析，才能正确的认识到“诗缘情而绮靡”说的文学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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