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贵州厘金的征收及影响_刘守芳.pdf

贵州抽厘源于外省“协济银”的中断及咸同农民起义造成的省内财政困顿，军饷开支困难。为解决燃眉之急，咸丰十年（1860）贵州正式设立厘金局抽厘。厘金以其征收范围广、项目繁杂的特点逐渐变成了晚清贵州重要的财税收入之一。厘金征收之初，给贵州官府带来了大量收入，一定程度缓解了军费支出的困窘，但其在征收过程中弊端丛生，造成了诸多问题。关键词：晚清贵州；厘金；征收情况中图分类号：F812.9：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5X（2023）02-0074-10DOI：10.16595/j.1671-055X.2023.02.009收稿日期：2022-11-10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文化单列项目“六百年贵州行政区划变迁与历史地图编绘研究”（19GZWH02）；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清代 苗疆六厅 政区地理研究”（2021JD010）。作者简介：刘守芳，男，主要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罗权，男，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军事地理研究。厘金亦称厘捐，是清朝晚期清政府的一项重要税收来源，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对于清代厘金的研究，国内成果已有很多，近年来更是在多个方面涌现出不少新论点。关于厘金起源的研究，任智勇和水海刚通过对厘金创办者雷以諴的考察并结合当时的实际进行分析，认为厘金的创办是受到了清代商税和铺税的启发，此研究深化了厘金起源的认知，提供了厘金起源研究的新思路1。关于厘金研究的方法，蔡杨和杨兰等学者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清代厘金对市场整合的影响，另辟蹊径，开拓了厘金研究的渠道2。孙健通过地理信息软件（ArcGIS）泰森多边形展现清末苏南地区的厘金征收实态，将地理信息技术与区域厘金研究相结合，带来地域性厘金研究新方式3。关于厘金的作用，崔禄春认为厘金具有客观上延迟洋货入侵的作用，列强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限制厘税从而更方便进行商品输送4。在分省问题研究中，熊昌锟对晚清浙江厘金征收时间及收支结构进行了探讨，解答论述了浙江厘金征收的部分问题5。上述论著丰富了对厘金起源、厘金作用及分省研究等问题的探讨，创新了厘金研究的方式。但在厘金研究的框架中，地方性研究仍有较大的讨论空间。贵州地处边地，开征厘金时间相对稍晚，且较于中东部省份，贵州厘金的抽收具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厘谷的征缴、创设借地抽厘的征收方式、川盐厘金由四川代缴等，因此贵州厘金的研究具有独特价值。本文拟从贵州厘金征收的起源、厘金局的设立情况、厘金征收项目及收支状况和厘金所带来的影响几个方面进行梳理，对晚清贵州厘金的征收及影响进行初步探析。1贵州厘金征收的起源厘金征收始于咸丰三年（1853），起先“创始扬州一隅，后遂推行全国”6 3694。而贵州则在咸丰十年（1860）才正式抽收厘金，成为继山东、新疆后全国第20个开设厘金的省份。贵州厘金的设立与 参见周育民 清末 各省厘金创办年月及人名表 的订正与评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由于云南省厘金始征年份仍需待考，故此数据未包括云南省。-74刘守芳，罗权：晚清贵州厘金的征收及影响当时贵州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密不可分。进入咸丰朝后，贵州境内农民起义频发，战火纷飞，满目疮痍，“川黔两省屡遭兵燹，行引滞积，行商灶户，生意淡泊，税课减色，黔省以饷项支绌”7 326。受战乱影响，省内经济凋敝，军饷开支难以维系，故只能依靠外省接济。但清末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和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让很多省份都自顾不暇，更别说接济贵州了。咸丰四年（1854），贵州巡抚蒋霨远以军饷不济向清廷奏令，“请催各省奉拨饷银迅速解黔，以应急需”8 161。清廷却谕：“云、贵两省，岁需铜、铅本银及应发兵饷，向俱由邻省协拨接济，现因军饷需用浩繁，各省应解滇、黔款项，往往请改请缓，即已经起解者，经过用兵省分亦多截留，不能如期解往，自系实在情形。”8 161外省拨给贵州的饷银不是延期派发，就是在运输途中被战乱较多的省份所截获。各省所欠拨贵州的粮饷情况，根据云贵总督张亮基的奏章可略知一二：“查自咸丰三年起至同治四年止，各省欠解兵饷银八百八十九万三千七百三十两；咸丰四年起至咸丰九年止，各省欠解军饷银四十三万四千两；咸丰三年起至咸丰六年止，各省欠解铅本银一百零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两；湖南省欠解文职不敷养廉银及兵粮米价等银十三万五千三百三十二两。统计欠解银一千零五十一万余两。”8 183没有了邻省的接助，贵州财政收入的减少可见一斑。贵州境内的战争使得本省商业贸易受到严重影响，继而导致税收减少，军费支出困难。加之外省暂停对贵州财政的支援，为增加收入以解危局，咸丰九年（1859），贵州巡抚韩超上言：“铜、松、思、石、镇、思一带，上达滇黔，下通川楚，为客商往来必由之路应请明定章程，于各府设立厘税总局，札饬晓谕，不准地方官私收，总归总局专办。其零星关卡，由总局酌派分司”9 134。建议在铜仁、松桃、石阡等地试办厘金，并得到了清廷的许可。咸丰十年（1860），贵州地区正式设局抽厘。据 贵州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 载：“黔省于咸丰十年就盐货往来之仁怀厅设立仁岸局；大定府属之瓢儿井设立永岸局；桐梓县属之松坎设立綦岸局；思南府与川境交界之龚滩设立涪岸局；并于黎平府属之托口，开泰县属之流塘，玉屏县与湖南晃州厅交界之龙溪口各设一局。开办伊始，共设七局。”10 425官府先于仁怀、瓢儿井、松坎等地设立七所厘金局对过往商户征收厘金，以供本省财政开销，后渐在省内各要路建局设卡。由此看来此七局的设立实属贵州厘金征收之滥觞。2贵州厘金局的设立情况2.1厘金局的类型各地征收厘金的机构名称各不相同，贵州称为厘金局。按照层级划分，厘局“有总局，有分局，有子卡，有巡卡”11 99四个等级。在分局之下，又设查卡和厘卡以防偷漏走私及征收厘金。按照厘金征收额的多少，贵州厘金局又可分为大局、上中局、中中局、中下局等不同的级别。如遵义厘局“住新城禹王宫，大局，分卡十二、查卡八”12 303；松坎厘局“在松坎街中，与汛署相连，大局，分卡六、查卡六”12 304；正安厘局“在州城北门外，上中局，分卡十二、查卡八”12 304-305；绥阳厘局“在县署，中中局，分卡二、查卡二”12 305。遵义地区四所厘金局中以遵义和松坎征收厘金额最多，故称为大局，正安局和绥阳局征收厘金额少于以上两局，故等级较之稍低。在四所厘金局下，又有大量厘卡进行征税。2.2贵州厘金局的地理分布特征为便于对往来货物征收厘金税，征厘机构多分布在交通要路、河流渡口、省际边界或市场、关隘等商业活动频繁的地区。贵州始设七局中，仁、永、綦、涪四局正是位于川盐入黔的必经之路，商品货物往来络绎不绝，而托口、流塘、龙溪口厘金局位于湘黔交界，专征两省往来商货。此外，在毕节通往永宁的要道上设置了五所厘金局对来往商户进行征税：“毕节通永宁要道设五局，委员监收，一年一换。毕节城厘局委官一员、赤水河厘局委官一员、小河口厘局委官二员、大河口厘局委官一员、大渡口厘局委官一员。”13 410地方官府在商贸活动发达的集市所在地也会设立厘金局以便抽厘，如湄潭县永兴厘金局所在地永兴场：“万商幅-75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凑，百货云集，黔省一大市镇也。”14 431为了征收更多的厘金，贵州官员甚至想出“借地抽厘”的办法，在省外商业繁荣的地区设立厘局抽厘。同治初，云贵总督劳崇光奏谕道：“滇黔万难，各省协饷屡催不到，请仿湖南东征局章程，于川省水路设局抽厘若于川省大江要路夔州、重庆、叙州、泸州，凡有厘金之处，添设滇黔厘局，所收之项，滇黔两省各半支用，恐不无窒碍难行。”15 8045同治六年（1867），云贵总督张亮基也奏议：“见在四川重庆府，水陆冲途，百货云集，厘金较为丰旺。黔省荒凉穷苦，商贩裹足，抽厘之举，有名无实，非设法变通，另借重庆府地方设局抽收，无以补饷需之不足。”16 1772.3贵州厘金局的数量初设厘局时数量仅为 7 所，后“嗣因歧路过多，绕越弊生，复于各州县要路添设局卡”10 425。厘金局的设立在咸丰末期到同治初期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厘金局数量增加到60多所。后因数量太多，压榨百姓过重，又下令裁撤部分。同治八年（1869）“裁并十八局，尚存四十八局，嗣又于十三年裁并二十一局，实存二十七局。光绪四年又裁去偏僻二局，实存二十五局”17 439。此25所厘金局分别为：“贵阳府、安顺府，均城内；大定府永岸、赤水、毕节、滥泥沟、威宁；普安厅城内；兴义府黄草坝、白层河；遵义府城内、松坎、正安；平越直隶州永兴场；仁怀厅仁岸；镇远府瓮洞、筍洞；黎平府丙妹、流塘；思南府涪岸；思州府龙溪口、玉屏；铜仁查局、漾头司；松桃厅五官坝。”18 850但到了光绪末期，厘金局数量又增至50余所，而若将各种局卡一并计算，则至少有上百处。3贵州厘金征收项目厘金征收项目种类繁多，征收对象不限于商人，还包括农民。主要征收项目有盐厘、土药厘、厘谷、百货厘等。3.1盐厘贵州山多林密，难以产盐，黔省食盐大多由外省运输入境。食盐是入黔的大宗货物，清朝晚期贵州境内主要行销川盐和粤盐，“黎平一府，行销粤盐，其余各府州县行销川盐，每岁销黔盐引约万余张，历由四川，綦、涪、仁、永四岸分局代收”10 426。川盐运输量极大，平常情况下四大口岸“每岸每年约销盐自五六十万包至二三十万包不等”16 178。每年输送数量如此庞大的食盐，所征收厘金数额必然庞大，如位于川盐入黔必经之路上的松坎，同治四年（1865）所征收的盐厘“预计每月有银万余两”12 304，足见盐厘收入之丰。贵州厘金开办之初，“入黔川盐每百斤酌抽十斤”9 167，盐厘税率为10%，此后多有变动。而川盐和粤盐因为产地和运输方式的不同，征厘方式的变化也各不相同。在 辛丑条约 签订后，清政府为了偿还欠款，加大了各地的税收力度，川盐也“每引加价四两”10 426，提高了对川盐征厘的金额。沉重的盐厘使得川黔两岸的盐贩叫苦不迭，迫于苛税，只好减少川盐的运输，致使川盐堆积，綦、涪、仁、永四大口岸也逐渐没落。光绪六年（1880），四川盐商以黔省税务过于严苛，请求四川代为解征。四川总督丁宝桢与当时云贵总督岑毓英商议，“官运局一水引税银十两，岁解贵州，罢各关税及一切杂征，会奏著为令”19 402。丁宝桢奏言道：“黔边盐务上年改办官运，因黔省凋敝之余，盐厘过重，有碍销路每水引一道须共征银十两，始敷分拨。议即于川盐入黔之永、仁、綦、涪四岸，按引总征解黔，一税之后，黔中各关卡概不准分厘重征，需索留难，庶能涓滴归公，不致别生弊窦。”20 102-103经过丁宝桢改革后，川盐价格大幅降低，百姓的生活负担也有所减轻。而在黎平府销售的粤盐则“每包收厘三钱六分”10 426，由开泰县属丙妹厘金局征收。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设立八洛河厘金局对陆运粤盐抽厘，“每百斤抽银一两，而丙妹局所收，提出另解”10 426。除了丙妹厘金局征收厘金外，又另设立专门机构对陆地运输的食盐进行收厘，可见粤盐厘金征收之沉重。不久，贵州地方官府认识到了粤盐抽厘过重的问题，于“三十二年八月，八洛河厘局裁撤”10 426，取消对陆路运输粤盐所征收的厘金，而丙妹厘金局所征收的粤盐厘也“嗣以抽取过-76刘守芳，罗权：晚清贵州厘金的征收及影响重，议减二成，每盐百斤抽厘银八钱”10 426。3.2土药厘土药即是鸦片，清末曾盛行于贵州地区。官府所征收的土药厘金是贵州税课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给贵州省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贵州通志 前事志 记载：“考之近十数年赖种罂粟易银，以补丁粮之不足。总计近年各厘金收数十五六万不等，内土药厘金约有十分之四。”16 809土药厘金额数之巨大，甚至一度占了厘金总征额的40%左右，这相较于其他省份的厘金收入结构来说，是比较特别的。而土药厘金的征收办法一直反反复复，“土药畅销之初，原系什一之征”10 426即每千两土药抽银十两。光绪二年（1876）对土药厘金的征收办法是“每土千两抽厘五两”10 427。光绪十年（1884）增加至十两。到了十二年（1886）又“复减二成，每土千两抽银八两，而川滇过境之土药则抽六两”10 427，从四川和云南运输入境的鸦片，却只要征收厘金六两。光绪二十八年（1902）“复加税银二两”10 427。至光绪三十年（1904），因清政府要支付战争赔款，各地税收普遍增加，“于是每土千两抽厘银八两，税银八两”10 427，在每千两征收八两厘金的基础上，又额外征收八两税银。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整顿土药厘金，准备实行土药统捐，“派贵州巡抚柯逢时管理八省土膏统捐事宜”8 1267。光绪三十三年（1907），贵州也加入了土药统捐的行列，土药厘由国家统一征收。但时间不长，光绪三十四年（1908）因统捐的停办又照旧征收。退出统捐后，贵州土药的计量单位由“两”改为“斤”，按斤抽厘，“每千斤抽厘税银二百五十六两”10 427。光绪后期，清政府意识到鸦片对国家的危害，曾下令禁止鸦片的种植：“三十二年，德宗锐意图强，命限十年将洋药一律各除净尽。又以鸦片为生民之害，禁吸尤必禁种，为清源办法，务令递年减种，统限十年将洋土药尽绝根除。”6 3702但贵州土药种植非常庞大，一时间难以禁止，于是清廷又下令“应令分年分县禁种，总期按照三十三年产数，递年减种十分之二以上。如未届限能将全省种烟地亩勒禁，全行改种粮食，准将该管官分别奏奖”21 6003。按照清廷谕令，贵州鸦片需在五年之内全部禁止种植，但随着光绪皇帝的倒台，新政策并未完全落实下去。宣统皇帝即位后，也曾打算停止征收土药厘金，可由于土药厘金之丰厚，此项规定亦未真正得到实施，如遵义厘局所收厘金“全年解额定银二千八百两，宣统时合土药共解二万四千两”12 303。3.3厘谷厘谷也名义谷，即对禾谷进行征厘，是于田赋外另抽取的费用。厘谷主要在云贵地区进行征收，贵州厘谷的征收有文献记载始于咸丰十一年（1861）。平黔纪略 载：“（咸丰十一年）秋七月，田兴恕以军需繁，捐输不给，议秋获时视田谷以十取一，多寡就租抽厘，檄官绅分赴各属设局办理，以候选道赵国澍总其事，有不遵或隐漏者，罪之。”9 182征收的情况是按照粮食的产量取其10%，但当地官绅往往“于十一抽厘之外，私加至十之四五”8 125。厘谷的征收给贵州财政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在同治二年至同治五年（18631866）期间，“实计抽收义谷九万五千四百九十三石四斗有奇，按照市价，每一石易银四两计之，实合银三十八万一千九百七十二两零”16 129，然而高昂的税额使得农民不堪重负，百姓怨声载道。据四川总督骆秉章奏言：“探闻贵州清镇县团首何山斗因逼捐未遂，田兴恕执而戮之。该处百姓积愤已深，遂将厘金局委员戕毙，现众聚众数万，竖贵州十三府总团旗号，声称围省杀赵国澍方休。”8 124清镇县民率先揭竿而起，将厘局委员杀害。迫于民众压力，官府只能暂停对厘谷的征收，但很快又换法重征，“按照粮亩征收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并改名为义谷”22 276，以更名和降税的方法变相抽取。3.4百货厘除了上述三种主要类目外，百货也是贵州厘金重点抽取对象。百货厘即是对日用品百货进行抽厘。百货所涵盖的货物类型十分广泛，每个地方的厘金局都会对不同的物品进行抽厘，如绥阳厘金局征收货物类型“以黄、白丝、土布、绥阳纸、黄素纸为大宗”12 305。按照课税地为标准，可划分-77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为三种不同类型：“一为出产地厘金，二为通过地厘金，三为销售地厘金。”17 60通过地厘金即行厘，在货物运输过程中所经过的地方收取，销售地厘金被称为坐厘，在商品销售的地区进行抽厘，这两种类型在厘金征收之初即已存在。出产地厘金是天津条约 签订后，“为抵制外人用子口税单运土货出口计，始在出产地征厘”17 61。贵州百货厘主要征收行厘和坐厘。清末时在三脚州同地区的部分商品抽厘办法为：生铁每百斤银元二元，桐油每百斤八元，线面每百斤十五元，灰面每百斤十二元，生猪大的每头六元，小的每头三元23 482。贵州百货厘的总体税率未见记载，但根据罗玉东 中国厘金史：“清代各省厘金税率，最高可至值百抽二十，或稍多，最低为值百抽一。”17 68贵州的百货厘金率应就在1%20%的区间范围内。另外，贵州百货厘的抽率“开办迄今，估价抽厘，相沿无异”10 426，自百货厘金始征至清末税率均比较稳定，没有发生什么变化。3.5木植厘贵州地方官府还在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等木材出口地区向木商征收木植厘。黎平府由于盛产杉木，故首于咸丰十一年（1861）在此地“亦委官绅设局采办，封山伐木运售，山主木主或酌给价值，或谕令捐输”9 182。各地区开始抽收木植厘的时间和办法不尽相同，如剑河县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木材数额的1%征收木植厘：“（光绪）廿八年，厅官吕黻廷断然谕派厅署刑工房经承杨耀南至返排江商洽木业前往设局，妥议成案，值百抽一，开本县有捐之始。”24 553锦屏县则于光绪三十年（1904）加征木厘，每两码子抽银二钱25 688。至于木植厘所征金额，据记载，光绪年间“清水江及支流口岸有木行300余家，仅王寨年征木植捐银30万两。”261由此看来，木植厘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4贵州厘金收支状况4.1厘金收入额关于贵州厘金的收数，贵州省志 财政志 中统计了自咸丰十年至同治十一年（18601872）数年来的贵州厘金征收总额，兹列如表1所示：表1咸同时期贵州厘金征收情况表单位：两时间时间咸丰十年（1860）咸丰十一年（1861）同治元年（1862）同治二年（1863）同治三年（1864）同治四年（1865）同治五年（1866）同治六年（1867）同治七年（1868）同治八年（1869）同治九年（1870）同治十年（1871）同治十一年（1872）厘金总额厘金总额5 829.95284 567.642315 030.321139 986.591153 595.246175 762.618133 366.313104 630.52113 914.46120 619.37125 403.680141 487.237133 074.93数据来源：贵州省志 财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由表1可以看出，在厘金开办的第一年征收的金额是最少的，但在第二年征收数额陡然剧增，增加到了28万多两。至同治元年（1862），厘金额达到近十年来所征收的最高值，突破了30万，此后便迅速下降。同治五年（1866）后，每年征收的厘金额比较稳定，保持在12万上下。其原因与贵州境内厘金局的设立裁并有关，同时又受到省内咸同大起义及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影响，从而导致厘金数量发生变化。具体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78刘守芳，罗权：晚清贵州厘金的征收及影响图1咸同时期贵州征收厘金额数量变化光绪朝时，贵州巡抚嵩蕃上奏称，贵州厘金与额征钱粮合计每年能达到二十数万两16 809。经学者罗玉东统计，自光绪十一年至光绪十六年（18851890）间所征厘金最高额为122 618两。另光绪十九年（1893）时，贵州厘金详细收数额为“十二万六千六百一十二两五钱二分五厘三毫”，至光绪二十九、三十年（19031904），贵州厘金征收额数量达到最高，为三十六七万两10 434。光绪年间，清廷还就贵州各主要厘金局每年征收的厘金额作了规定，具体如表2所示：表2贵州省所设各厘金分局计划征收额单位：两局别局别平彝毕节曹家溪大关安顺镇宁贵阳漾头铜仁正大营遵义普安松坎黄草坝坡脚三江瓮洞白层河丙妹正安赤水永兴仁怀新城印江总计百货百货15015056 0005001 0001401 40019 0001 2404002 8001308 00038010 80024 00016 0206 0003 0007 5007 0002 0004 7001 4003 300百货：205 610土药：443 740总计：649 350土药土药101 600103 500无49 70027 50023 60021 000无1 000无21 20015 0006 90010 000700无5001 000无无无5 100无5 5001 600合计合计101 750103 65056 00050 20028 50023 74022 40019 0002 24040024 00015 13014 90010 38011 50024 00016 5207 0003 0007 5007 0007 1004 7006 9004 900局别局别威宁古州玉屏绥阳独山瓮安三脚清水塘青山镇远小河五官坝平伐岜羊小井马场下司龙溪流塘水城松桃镇西卫定番新场龙场百货百货2 2002 4002 5004002 0001 3009001 8604408002 0002 5002 0001 2001 3004001 200800800800800无无无无土药土药1 0001 0001002 8009002 5005002 1002 6002 500无无600500无5001 000700无240无8 6001 30013 3005 600合计合计3 2003 4002 6003 2002 9003 8001 4003 9603 0403 3002 0002 5002 6001 7001 3009002 2001 5008001 0408008 600130013 3005 600数据来源：贵州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第二册），贵州人民出版社影印2020年版，第429-430页。有改动。数据来源于罗玉东 中国厘金史 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89页表31，系罗玉东据曾担任清朝户部主事的刘岳云所著光绪会计表（卷二）所统计。数据来源于李希圣著 光绪会计录（卷二）。-79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光绪时每年计划征收厘金649 350两，事实上，从未有一年厘金征收额达到计划数，“惟光绪二十九年、三十年抽收最旺，多至三十六七万，实缘土药畅销之故。而比较原额仍有不符，旺年如是，常年可知矣”10 434。征收厘金数额最高时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和光绪三十年（1904），这两年厘金数征收额达到了三十六七万，完全是因为土药畅销的缘故。实际与计划征收额数相距甚远，主要因为贵州厘金制度的不完备和众多官员中饱私囊：“查通省厘局五十余处，委员、司事、巡丁、书役薪津工食亦岂足赡其身家。通盘核算即公私各居一半亦不为过，固由于员书人等之道德不备，亦由于厘金规则之组织不完，遂至营私舞弊，视为故。”10 434甚至还有地方官绅私自设立厘金局抽厘，这也是贵州厘金征收的一大弊端。巡抚韩超曾向清廷检举：“兴义府属举人景其全招集无赖多人私设厘局，勒派捐输，抢割田谷，经署知府郑训逵会商总兵赵德昌派兵捕拿。”8 1264.2厘金的支出关于贵州厘金的支出，罗玉东曾言“关于黔省厘金开除则毫无记载可供叙述”17 441，此语虽有夸张之嫌，但厘金的具体开出状况缺乏系统性的记载。根据贵州省实际情况及晚清时局可对支出做一个大致的推断。总体来说，贵州厘金收支结构非常不平衡，大多情况都是入不敷出，这从厘金开征后，地方官吏仍然不时请求朝廷拨款和派发协济银以援贵州可以看出。由于贵州经济薄弱，常年依赖外省协济，贵州征厘收入也多为省内自用。贵州厘金开办初衷是为解决军饷支出困顿的问题，继而平定境内战乱，故咸同战事期间贵州厘金的收入大部分应用作军费开支。到了同治末期，贵州境内战乱逐渐平息，地方上需要大量资金以进行善后。同治十一年（1872），清廷谕：“黔省变乱垂二十年，现在下游幸已荡平一切善后事宜，若不专拨巨款，赶紧办理，诚恐数十万众流离失所，别酿事端，所关非细。”8 200-201此时厘金作为贵州重要收入来源，理应大量投入善后款项的筹集上。光绪后期，清政府在签订 辛丑条约 后需赔偿巨额白银，下摊到各省都是一笔庞大开支，贵州厘金又要用于偿还赔款，这从贵州提高土药厘的抽率可推测一二。此外，还有部分金额用于各局开销，如宣统时三脚厘金局的经费开支达到了每年“一千零七十六元四角”23 482。5贵州厘金征收带来的影响厘金征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厘金征收的不同时段与不同阶级立场出发，其意义也不尽相同。5.1厘金征收对官方层面的影响5.1.1征收初期增加了官府财政收入对于贵州地方官府来说，咸同变乱耗费了巨大财力，且黔省地瘠民贫，收取田赋实在有限，完全不足以支撑巨大的军费开支，所以创办厘金局，征收厘金以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军费开支困难的局面以达到镇压起义的目的。此外，清朝末期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要赔偿的金额，也要下摊各省，对于贵州来说又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为了完成所摊派的赔款额，只能增加厘金抽率。事实也证明地方官府通过征缴厘金所获取的收益巨大，极大地刺激了贵州财政，缓解了军饷之需，进而平息了咸同兵燹。在战乱平息之余，贵州巡抚韩超言道：“抽取厘金渐有成效，就田抽谷，以资军食，功归实用，民皆乐从。”9 191从韩超的话语可以看出，厘金开征之初为统治阶层的政策实施提供了一定财政支持，故开设厘金对贵州官府而言具有一定益处。5.1.2常态化征收动摇了清廷对贵州地方的统治厘金设立后，逐渐演变成了贯穿清代晚期的一项经济制度。在抽收过程中，贵州广设厘金局，横征暴敛的行为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群众多怀怨恨，毁坏厘金局的抗议行为时有发生。总督张亮基曾奏言：“咸丰十一年冬，清镇县乡民戕杀委员。本年春，正安州几至民变，遵义、桐梓各属奸民引贼入境，臣未到以前省中人情汹汹，势亦危如丝发，推原其故，无一不由厘谷一事酿成衅端。”27 832镇远府也曾发生过民众抗议厘金局设立-80刘守芳，罗权：晚清贵州厘金的征收及影响的事件，宣统元年（1909），“贵州巡抚庞鸿书派刘委员来镇远，设百货厘金局于车家湾，各要道且设分卡，对外来商品征税齐集城民，前往车家湾，将其新建六扇五间之厘金房屋捣毁”28 376。过重的盐厘也引起了商贩的反抗。同治二年（1863）三月“时四川南川与婺川两县盐贩毁正安厘局，集城 下，于 钟 岳 得 檄 驰 办，以 军 务 暂 付 张 日仑”12 825。此外，由于厘金多为地方自筹，这就逐渐造成了财权下移，以总督巡抚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不断扩张，极大动摇了清政府对贵州地区的统治。这一点，日本学者岩井茂树也认为“厘金对强化督抚的财政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9 113。5.2厘金征收对百姓层面的影响5.2.1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如同 古州厅志 所言一般，贵州厘金征收特点是“见物抽厘，河干设卡，船往来货物咸税之”30 328。凡是进出黔省的商品均要经过各厘金征收机构抽厘方能通行，但贵州所设厘金征收机构足有上百处，每经过一处，货物都要依率重征。如清末贵阳也设有厘金局，虽为黔省省会，贵阳厘金局的等级层次却并不高，究其原因为货物在运往贵阳的途中经过外围局卡的层层征收，至贵阳厘金局再次征收时已所剩无几。贵州位于西南地区，山高路险，环境相对闭塞，交通本就没有东部地区便利，高昂的运输费用严重打击了往来商贩的积极性，阻碍了商品流通，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贵州自然经济更加根深蒂固。5.2.2加重贵州百姓的负担厘金的制度性设立对百姓而言是强加在其身上的又一道枷锁，正如 贵州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 所载：“厘金之弊，至今极矣。困商累民，实为通病。”10 433且清代贵州瘟疫频发，据学者谢仁典研究，清后期至民国时期（18191949）都是疫灾的高发期31，疫病盛行耽误农时或使农作物歉收甚至绝收32，这对于脆弱的农耕经济来说是沉重的打击，而厘金的设立，更使百姓贫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如厘谷的征收让穷困潦倒的农民在缴纳田赋之后又要面对高昂的厘捐。清穆宗实录 载：“至黔省抽厘章程，名为厘谷，实按粮按亩十取其一，上年收至四十余万两”8 125可见厘谷征收税率之重，但百姓若有不从，“即刀割其鼻，用绳穿孔，鱼贯游街示儆”8 125，朝廷会通过残酷的方式逼迫农民上交。云贵总督张亮基曾就贵州境内厘谷的征收情况上疏道：“曰厘谷者，按亩抽收，如厘金然所募练也，追呼迫急，民不聊生。”9 222高昂的税率与凶暴的征收手段使得贵州百姓痛苦不堪。即便如此，朝廷仍要增加货物厘金征率：“各省土药一项，盐、茶、烟、酒四项，非民生日用所必需，重征尚无甚妨碍。拟令照现在抽厘数目再加抽三成。”12 306清代大儒郑珍（今贵州遵义人）晚年曾目睹厘金征收过程中官吏的种种暴行，愤而写出 抽厘哀，对百姓之苦生动描刻，揭示出厘金制度下的社会黑暗。诗中云：“官格高悬字如掌，物物抽厘助军饷。不论儳、絘十取一，大贾盛商断来往。一叟担菜茹，一叟负樵苏。一妪提鸡子，一儿携鲤鱼。东行西行总抽取，未及卖时已空手。主者烹鱼还瀹鸡，坐看老妇街心啼。”33 594面对抽厘者敲骨吸髓的做法和百姓的苦痛呻吟两种迥异的场景，郑珍也不由得发出了“贸束布者不能得一匹赢，售盐者亦不得赢一升”33 594的感叹。民国时期，任可澄等贵州地方政府要员在编纂 续修安顺府志 时对清代贵州设局抽厘的行为评价道：“东卡收后，过西卡又收，极其不便。且货物流程愈远，则交税愈多，势必提高物价，增加人民负担。”34 240厘金极大增加了百姓生活负担，继而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6结束语贵州厘金征收初衷是为了解决军费困顿的问题，以达到平息战乱的目的。贵州征厘机构为厘金局，按照层级和征收额可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清廷先在綦、涪、仁、永四岸和托口、流塘及龙溪口设立了七所厘金局，后经不断裁撤并立，至光绪末期仍有50余处。厘金局多分布在交通要道、商业重镇、河流渡口，省际边界等商品贸易频繁的地区，且贵州官员甚有新法，提出“借地抽厘”，在省外富庶之地设立厘金局征收厘金。-81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贵州厘金征收项目众多，主要对食盐、土药、稻谷、百货等项目抽厘，在木材出口地区也会征收木植厘。不同项目抽厘的方法不尽相同，如盐厘和土药厘抽率多有变化，百货厘抽率则相对稳定。贵州厘金征收额在光绪二十九（1903）和光绪三十年（1904）最高，达到了三十六七万两。清廷还曾对贵州厘金年征额作过规定，但由于厘金征收过程中的一系列缺陷，导致计划和实际相差甚远。厘金征收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对于官方而言，厘金开征初时是具有益处的，其带来了大量的财政收入，为一些重大事项的进行提供了经费。然而伴随厘金的常态化征收，其弊端日益显现，主要表现在群众抗议行为的不时发生与地方势力的扩张，动摇了清廷对贵州地方的统治。对百姓来说，厘金高昂的税率及官吏的横征暴敛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增添了人民生活负担，加剧了社会矛盾。7参考文献1任智勇,水海刚.厘金起源脞考 J.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3）:136-154.2蔡杨,杨兰.晚清厘金征收与市场整合:基于双重差分法的量化研究 J.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1）:119-133.3孙健.清末苏南厘金征收的基层实态与区域市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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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zhou to collect likin came from the interruption of helping and assisting the bank in other provinces and th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in the province caused by the Xiantong peasant uprising,and the difficulty in mil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