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教育思想.doc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 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 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者能够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他认为行上策国强，行中策国安，行下策国存，如果仍一成不变的话，国将不保。
梁启超参照日本教育制度，按人的身心发育将教育分为四个时期： 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 6岁至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岁至21岁为少年期，受中学教育或同等程度的实业教育、师范教育。21岁至25岁为成人期，受大学教育。
㈢ 论小学教育、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
出自对传统官方教育只重高等教育而忽视初等教育的批判，梁启超尤其强调小学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人生治学的基础，他比喻作登楼，不可能不经过初级就登上楼顶。所以他认为：“今日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之始。”也是要仿效西方实行强迫义务教育。他对小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都有具体论述，还草拟了日课表。他反对体罚，强调减少课时，充分开展有益于儿童身心发展的课外活动，如参观、游戏、体育、音乐等。
在各类教育中，师范教育又是发展的基础。梁启超撰写《论师范》一文，他指出：“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因此师范学校必须首先办理，以保证小学有合格师资。他设计的教育制度表中包括寻常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直到师范大学的师范教育系统，他还详细介绍了日本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作为我国办师范学堂的参考。
梁启超是积极提倡开展女子教育的思想家之一。1896年他撰写了《论女学》一文，认为中国女子不学也是造成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因为如此巨大的人力资源得不到利用，还要消耗社会财富。开展女子教育，既可以增加社会生产，又可以和睦家庭，“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有利后代）”，所以开展女子教育意义重大。女子教育应与男子教育平等，凡“农商医律格致制造等事，国人无男无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而无能或不能之别，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他计划先在上海办一所女学，还起草了章程。提倡女子教育，是维新派向封建礼教发起的又一重大挑战。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一、关于“开民智、育人才”的教育作用思想

梁与康一样，都持有“教育救国论”的观点，故非常重视教育作用，认为国家的强弱以教育为转移。他说：“世界之运，由乱而近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又说：“今日中国之大患，苦于人才之不足，而人才不足由学校不兴也。”只有变法图强，才能兴学校、开民智。

他还阐述了“民智”与“民权”的关系。他说：“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他的意思是说，只有首先提高了人民的文教素质，然后才能在中国实现民权政治。他把“育人才”、“开学校”手作是“开民智”，提高人民素质的主要手段，认为这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之所在。这实质就是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培养大批具有维新变法思想、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上。

梁启超就是从这一角度论述教育作用的，他的这种认识是卓越而深刻的，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仅靠教育去“救亡图存”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一点他与康有为的见解是一致的。

他与康有为不同的是，他更强调了教育应有明确的“完旨”，即指出教育应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梁启超认为，教育是人类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更不能没有宗旨，他曾说：“他事无宗旨犹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他批评中国传统教育最大的缺点，是培养出来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可以为一个人的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所以他提出教育要培养“特色的国民”（“新民”），这种“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事实上，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新一代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在培养人才上的积极要求，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教育思想。

二、论儿童教育

梁启超重视儿童教育，他说：“人生百年，立于幼学”。他写了《论幼学》，集中阐述了他关于儿童教育的主张，并介绍了西方国家儿童教育的经验，对改革当时中国的儿童教育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批评了中国传统教育中对儿童采取的体罚──“扑教”，认为“导之不以其道，抚之不以其术”，“但凭棒喝”，结果使儿童视学校如囚牢，畏教师如狱吏。他认为这种儿童教育必须彻底改革，他大声疾呼，若要保国保种，“非尽取天之下学究再可教之不可，非尽取天下蒙学之书而再编之不可。”

他详尽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儿童教育：“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必教以天文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必教以数国语言，童子舌本末强，易于学也。必须以算，百业所必用也。多为歌谣，易于上口也。多为俗语，易于索解也。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为兵也。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

他认为儿童教育要适应儿童的年龄特点，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要从小及早传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常识，然后逐步扩大学生的眼界。要重视实物教学、直观教学，引起儿童的兴趣。要从小教以外国语，孩子容易记住和掌握。还要授以歌谣俗语、音乐、体育，使儿童德、智、体、美得到和谐的发展。

他还建议为儿童编好蒙学读物，认为儿童应读七种书：识字书、文法书、歌诀书、问答书、说部书、门径书、名物书。对这七种书，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并且还指出了教学方法，是我国近代最早提倡各科教材教法的教育家。

三、论女子教育

《论女学》一文详述论述了女子教育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女子教育的好坏，关系到家庭和种族的后代，关系到国家的强弱。他说：“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即：中国积弱的原因，就是由于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他认为良好的女子教育，“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他批判了封建主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所以他从主张男女平权的思想出发，要求仿照西方各国，创办女学。

为了推行他的女子教育的主张，他曾计划先在上海创办女子学堂一所，然后逐步推广至各省府州县。为此，他写了《倡设女学堂启》，并附《女学堂试办略章》，对女学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职人员、管理制度、招生对象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他计划这所女学堂招收8-15岁的“良家闺秀”，其教学内容：“中文西文各半”，设三种学科：算学、医学、法学，另设师范科，“专讲求教育童蒙之法”，学成后，发给文凭，即可充任医师、律师、教习。

梁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提倡创设女学，以及他对女学的规划和设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四、论师范教育

专论《论师范》集中阐述了师范教育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师范教育是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基础。他说：“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师范也者，学子之根核也。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获也。”故他得出一结论：“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在他设计的《教育制度表》里，就包括有“寻常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师范大学”三级比较完整的师范教育系统。可见他对师范教育的重视。他把师范教育看成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这是深刻、卓越的见解，表现出一位教育家的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