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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十五年：回头望与向前看

弹指一挥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下简称“入世”）已经有15年。我们将在本文中回顾中国入世15年取得的成就，解释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并阐述中国未来面临的几个挑战。

中国入世十五年成绩斐然
2001年12月11日，经过十五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终于成功“复关”，成为 WTO 的第143个成员国。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从此，中国开启了全球化、国际化、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新征程。经过十五年的“与狼共舞”，伴随着无数成长的困境与烦恼，中国已然成长为全球经济体系中一颗最耀眼的新星。中国不仅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利用外资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入世的十五年，是中国发展最快、最好的十五年，也是与世界分享繁荣、实现共赢的十五年。
履行承诺堪称表率。入世后，中国于2002年1月1日起开始全面下调关税，到2010年1月1日,所有产品的降税承诺已经履行完毕，关税总体水平由入世前的15.8%降到9.6%；逐步取消400多项非关税措施；履行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条款，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过渡到“登记制”；在服务贸易领域，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代表处，并取消对驻华代表处的地域和数量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企业和个人提供人民币业务等等。入世以来，由于严格履行承诺，中国因此成为接受国际规则、融入国际秩序的典范。
外贸增速世人瞩目。履约虽带来了阵痛，但更多的是机遇与发展。市场准入与开放程度的显著提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外贸的增长。入世的十五年也是中国外贸增长最快的十五年。商品贸易的出口额由2001年的2660.98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22765.7亿美元，增长了约7.6倍，年均增长14.4%；进口由2435.53亿美元增加到16820.7亿美元，增长了近6倍，年均增长10.3%。中国由入世前的世界第六大贸易国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的重要引擎。甚至在全球金融危机之时，充当了世界经济稳定的“压舱石”。
转型升级量向质变。入世十五年也是中国外贸发生质变的十五年。中国商品出口不仅获得了量的快速提升，出口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入世之初，依托着人口红利，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中国产业出口的重要引擎，其出口比重要大大超过资本密集型商品。然而，随着大量外来资本的引进以及外资带来的技术外溢，使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升。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的下降，中国加速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使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虽然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国际竞争优势发生逆转，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独占鳌头。

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中国通过加入WTO，成为世界生产网络的重要一员，从而能够参与到世界生产网络的分工中来，进而深入融进全球价值链之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使其增速连续居全球之首。目前，中国制造业中已有近200 类产品的产量居于世界第一。中国依靠现有的资源和优势，形成了一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世界制造中心。中国制造以价廉物美享誉全球，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中国制造2025”向“中国智造”的转型升级，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向世界展示一个全新的中国制造。
双向流动内外兼修。入世以来，我国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由2001年的468.7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1262.7亿美元，中国累计利用外资超过1.2万亿美元。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实际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开始实施内外联动的高质量“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并举的战略。我国一方面对吸引外资的结构进行了深度调整，使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引资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服务业的引资额已占半壁江山。另一方面，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连续13年快速增长，创下了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超过同期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额，中国也因此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开放新体制现雏形。入世十五年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成为应对全球经济形势变化，促进中国经济实现“新常态”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然建立；一带一路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构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等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我国已与30多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合作意愿；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在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的基础上又扩展了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七个，一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规则和经验基本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初步成型；一系列以我为主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平台已经建立，并开始运作；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的中美投资协定谈判获得实质性推进。
全球治理角色转换。入世前，中国无权参与全球贸易制度的设计和制定。因此，入世对中国参与全球贸易治理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入世初期，受自身能力的限制，中国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只能扮演参与者和规则条款的被动接受者的角色。经过十五年的发展，中国已经由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和被动接受者的身份向坚定的支持者、维护者和重要贡献者身份转换。如中国力促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部长会议发表了《关于“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声明》，呼吁成员国忠实履行“巴厘一揽子”协议，承诺完成《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目标和时间表，敦促WTO其他成员为多哈发展议程剩余议题制定明确工作计划等。2014 年中国成功举办 APEC 会议，力促亚太自贸区建设正式进入议程。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和推动二十国集团（G20）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发达国家合作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在全球治理中的“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发达国家对全球治理规则的“垄断”,使这一套规则朝着更为公平、合理和更为均衡、和谐的方向发展。
总之，入世使中国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潮流，不仅改变了中国，更深刻影响了世界、重塑了世界。
中国入世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在中国入世之前和之后有许多加入WTO的发展中国家，为何中国取得的成就最为引人瞩目？我们觉得大体可总结为“天时地利人和”，具体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天时——中国幸运地赶上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的时期。这个原因多少有些运气的因素，那就是外部环境的好坏。中国入世之后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正好是互联网科技兴起、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外部世界，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处于经济增长的快车道中。这一方面为中国发展创造开放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也为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外贸拉动本国经济创造了用武之地，外需的繁荣带动出口的高速增长。
第二，地利——中国作为大国的独特优势。如果说第一个原因有运气成分，第二个原因则是中国先天的优势，只有很少的国家具备这种条件。所谓大国优势，一是中国人口多，拥有丰裕的劳动力资源；二是中国地域广阔，能够获得有层次的发展入世之后，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沿海地区，再加上外资的大量进入，相当于沿海地区凭空增加富足的资本和劳动，沿海地区的崛起也就不足为奇。在此过程中，中国可以让沿海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让中西部地区因为劳动力转移而得到好处。只有大国才能享受到这一区域联动、劳动力转移的机制带来的好处。
第三，人和——中国在入世前已经主动创造腾飞的条件，万事俱备，只待“入世”这一东风。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入世前，中国国内已经对改革的方向形成了共识，即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起飞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由于先期的改革开放让社会各个阶层都受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异常稳固，成就稳定的政治环境。外贸体制管理改革早已完成，发展外贸已没有羁绊。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也已成熟，外资随时可以井喷进来。尤其是沿海地区，经过特区式的先行先试，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已无可挑剔。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革也使许多亏损的国有企业成为民营企业，并成就一批愿意在市场打拼的民营企业家。财税体制改革也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创造了制度上的激励。在种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入世无异于一把烈火，让中国大地上的“干柴”燃烧起来。

中国入世十五年后面临的挑战
1.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世界经贸增速大幅下滑。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未能找到新的增长点，全球经济结构陷入深刻调整中，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市场需求疲软，致使国际贸易的环境相当困难，国际贸易增速大幅下滑。从2011年起，国际贸易的增长均低于世界GDP的增长，这种现象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逆全球化趋势甚嚣尘上。“逆全球化”现象在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后表现尤为明显。实施贸易保护，设置贸易壁垒，用反倾销手段干预正常贸易成为“逆全球化”的重要手段。2015年全球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数量为736个，较上年增加了50%。中国依然是最大的受害者。据统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受贸易歧视性措施损害的次数高达2902次，居各国之首。
多边贸易体制举步维艰。在WTO多哈回合谈判裹足不前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兴未艾，自贸区建设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截至2016年6月，向WTO通报并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共有282个。特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及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TTIP）等“高水平”自贸区谈判，对国际经贸环境影响深远。尽管TPP和TTIP的前途未卜，但区域及双边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趋势短时期内不会改变，使WTO难以实际发挥协调区域经济合作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干扰和侵蚀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多边贸易体制的职能。
国际经贸规则竞争加剧。面对世界经贸格局新变化，面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发达国家全力致力于掌控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在多边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谈判中，努力搭建“21世纪的国际经贸新规则”，积极推进“竞争中立”、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环境保护等新议题谈判，并试图把中国排除在规则制定外，成为规则的单纯接受者。
2.人口红利消失殆尽
入世以来，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成为支撑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三十多年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老龄化程度也不断提高，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开始出现拐点。一方面，劳动力工资水平无论从绝对数额还是从相对数额来看增长都很快，使劳动力成本大幅攀升，企业生存空间变小；另一方面，企业开始普遍出现招工难问题，甚至在一些劳动力资源输出大省也出现了严重的招工难现象，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及生产规模的扩大。
人口红利消失殆尽，使劳动密集型产业举步维艰，破产倒闭现象层出不穷。加之越南、印度、老挝和缅甸等国，由于劳动力成本比中国更低，吸引了部分“成本寻找型”的海外投资或从中国转移出去或不再向中国去，进而发展成为新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靠物美价廉打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大幅减少。
中国迫切需要外部开放倒逼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