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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评析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方针，概括起来就是“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是新中国领导人根据国际形势的总特点而制定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外交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也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尖锐对峙之际。与此同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已经觉醒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许多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枷锁，走上民族独立之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在民族解放的浪潮中风雨飘摇，开始走向衰落。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不仅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有力地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时也得到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东欧、亚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同情和支持，成为争取世界和平民主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美国顽固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企图以政治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政策，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新中国采取“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摘要】：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先后提出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这就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这三个基本方针的对象或侧重点是有所区别的。"另起炉灶"主要是对于旧国民政府外交而言,"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主要是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而言,"一边倒"则是相对于社会主义阵营而言的。"一边倒"方针是中共中央在系统总结历史经验、综合考量国内外形势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慎重谋略新政权的存在、安全与发展的基础上确定的。"一边倒"方针在当时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特别有利于新政权的巩固。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它是时代的产物,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的限制,造成了新中国后来一个时期外交战略上的不平衡性。

【摘要】 新中国开国,是继十月革命胜利后20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对建国时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政府是始终不渝地在贯彻执行。“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建国后一定时期的上述总政策规范下的具体方针政策。对中国和世界影响巨大。本文从“一边倒”外交方针实行的缘由,作用和影响,以及经验教训角度进行了探讨,力求学术上的实事求是与创新,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参考、启示作用。 本文的前言,简单的介绍了选题的意义、主要内容、框架结构、创新内容与重点、难点。 本文的第二部分,分析阐述了“一边倒”外交方针缘起的内外原因。客观因素:包括国际形势新变化的影响,苏联对“一边倒”的积极推动。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和冷战遏制战略的实行等。主观原因:主要有孙中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为了保障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与进步等。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中国建国后的一定时期内在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总政策下,不能骑墙,不能保持中立,只能采取“一边倒”外交方针。 本文的第三部分,重点阐述了“一边倒”外交方针历程中的两大关键步骤。刘少奇建国前的秘密访苏,做了全面疏通和探讨工作,首次使“一边倒”“表现于行动。”毛泽东立国后的正式访苏。经过艰苦努力,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得中苏结盟,“一边倒”的事实公诸于世。 本文的第四部分,全面探讨了“一边倒”外交方针实践的积极作用。在国际地位上:保证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方针的顺利实施,使得世界上众多国家对新中国予以承认,并建立了正式大使级外交关系;使得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暂露头角。在国家的独立和安全问题上:增加了安全系数,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和素质上了一个新台阶,在帝国主义打我们的时候,请了一个好帮手,有了一个可靠的后方。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方面: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使得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确立并不断完善,促进了新中国文化教育的良好
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先后提出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这就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这三个基本方针的对象或侧重点是有所区别的。"另起炉灶"主要是对于旧国民政府外交而言,"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主要是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而言,"一边倒"则是相对于社会主义阵营而言的。"一边倒"方针是中共中央在系统总结历史经验、综合考量国内外形势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慎重谋略新政权的存在、安全与发展的基础上确定的。"一边倒"方针在当时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特别有利于新政权的巩固。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它是时代的产物,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的限制,造成了新中国后来一个时期外交战略上的不平衡性。 更多还原

【关键词】： 新中国外交方针 “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一边倒”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外交方略酝酿于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加快,筹备和建立新中国的事宜被提上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日程,毛泽东等领导人开始从建立新政权的角度考虑外交政策和外交方针的制定问题。就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对象或着重点而言,它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以下几个方面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扫旧中国的屈辱外交，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真正独立统一的国家，中国人真正站立起来了。
一、制定外交工作的三大方针和五项原则
提出外交工作三大方针。早在共和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就根据他对国际局势的冷静观察和精辟分析，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在1949年春夏之间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方针，为确定新中国的外交原则提供了战略指导。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为了同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外交一刀两断，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具体地说，就是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将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对待而不当作外交代表看待，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要重新审查处理，把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势力和特权逐步加以肃清，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一边倒”，是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强调的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方针。这三大方针符合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完全独立的根本利益。
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外交政策原则，新中国旗帜鲜明地站在以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是一种坚定不移地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方针。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同苏联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等一批人民民主国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其他一些外国政府陆续通过谈判，相继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等亚洲民族独立国家，以及瑞典、丹麦、瑞士和芬兰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出现的第一次建交高潮。
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同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特别是周边的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1950年至1951年间，中国同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几个民族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3年12月31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平等互惠”后来改为“平等互利”）。并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这是中国政府在比较完整意义上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由此达成《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印谈判及所达成的协定，是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第一个范例。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都明确写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关双方一致同意以这些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对于国家间不同意识形态问题，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作了客观的阐释：“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的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允许外来干涉。”基于达成的相互理解，联合声明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指出如果这些原则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表明中国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
二、外交工作中的四件大事
第一，签订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就发到了北京。中苏两国决定互派大使。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政府。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面临着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困境，因而巩固和发展中苏两个大国的友谊和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为重新确立中苏关系的指导原则和法律基础、适应世界形势的新变化，1949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访问苏联。毛泽东此行目的一是祝贺斯大林70岁寿辰，共同交换对世界形势的看法；二是订立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三是向苏联借款。由于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此时对中国的情况还不太了解，特别是对中共的内外政策存在一些疑虑和误会。因此，在毛泽东访苏初期，双方都采取试探的态度。当毛泽东提出重订中苏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则认为，条约的形式不能改变，即保留旧的中苏条约，而对实际内容可以进行修改。毛泽东强调“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莫斯科先后与斯大林、维辛斯基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谈判，两国政府于2月14日正式鉴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年4月11日生效,有效期30年。缔约同时，两国还签署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条约。它的签订，对保障两国安全、发展两国友谊和合作、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都曾起过积极作用。
要闻链接：
《新中国60年发展之路》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开辟历史新纪元
《新中国60年发展之路》之二：全面实行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
《新中国60年发展之路》之三：新中国建立初期巩固政权的斗争
《新中国60年发展之路》之四：稳定物价统一财经 奇迹般地恢复国民经济
《新中国60年发展之路》之五：中国共产党“以民生为本” 新中国政通人和

第二，出席联合国会议控诉美国侵略台湾。为了揭露美国霸权主义的本质，1950年10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中国政府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七人为特派代表之助理人员，共九人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11月 28日下午（纽约时间）讨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要求首先发言，但安全理事会主席南斯拉夫代表贝勃勒，竟安排美国代表奥斯汀首先发言，然后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发言。伍修权代表义正词严地在会议上提出对于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控诉，达两万言。并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三项建议：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公开谴责，并采取具体步骤严厉制裁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自台湾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以保证太平洋的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朝鲜内政由南北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以和平处理朝鲜问题。中国政府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阐述自己立场，揭露美国的侵略战争政策，树立了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不怕鬼不信邪的形象。此后，为反对美国政府推行的侵略政策，维护中国的独立、领土主权完整、民族尊严和世界和平，中国政府被迫进行抗美援朝，与美国为首的侵略者进行了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斗争。
第三，出席日内瓦会议。新中国建立初期，援朝抗美和援越抗美的斗争，显示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维护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苏联政府1953年9月28日照会法国、英国、美国政府，提议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10月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赞同苏联关于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英、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大国，对于解决和平与国际安全的重大问题，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1954年1月，苏联在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正式提出召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的建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英国和法国都倾向于同意。美国被迫改变原来的反对态度。四国外长会议决定，1954年4月举行日内瓦会议，当时，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被任命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的方针是：积极参加，力求取得某种成果。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由于美国和南朝鲜采取了顽固阻挠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的立场，会议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在会议面临决裂的关键时刻，中国总理周恩来发表了一篇简短而动人的讲话，并提出一个两句话的协议草案：“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确定。”整个会场明显地被周恩来合情合理的和解态度所感动。比利时外长、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代表表示同意周总理的建议。紧接着苏联外长也表示赞成。当天担任会议主席的英国外相艾登表示，周总理的建议应当受到最认真的考虑，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他将宣布周恩来的建议成为双方的一致意见。但美国代表拒绝同意。这样，在日内瓦会议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周恩来总理用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高超外交艺术为新中国赢得了声誉，而美国由于阻止达成最低限度、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暴露了其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
但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会议达成一系列协议。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出自己的军队及尊重三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声明。日内瓦会议实现了印支停战，结束了法国在这个地区进行多年的殖民战争，阻止了美国企图立即对印支进行直接武装干涉的计划，这是印支三国人民争取独立的重要里程碑。
中国以世界有影响的大国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实际上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政策。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认真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努力调和各方立场，通过出色的、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为推动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打破了美国破坏会议的企图。这次会议不仅使印度之那和平得以实现，缓和了东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也使中国南部边境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中国代表团还抓住机会，积极展开灵活的外交活动，使中英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和改善，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关系，并打开了日后长达十几年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大门，使中美两国有了一个直接的正式沟通渠适。日内瓦会议的成功是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它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第四，参加万隆会议。在日内瓦会议后转向缓和的国际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一般国际关系中的运用，逐渐成为不同国家间的一种共同需要。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
亚非会议是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于1954年12月29日联合发起的，共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除5个发起国外，与会者还有18个亚洲国家和6个非洲国家。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
亚非国家虽然有共同的历史遭遇，但各国间也有错综复杂的矛盾分歧。由于帝国主义者不愿看到亚非会议的成功，在幕后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破坏活动，使会议初期出现了激烈的纷争，偏离了预定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鲜明地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为着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而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会议健康进行并获得圆满成功。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强调：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调解决。在中国代表团和有关各国的协同努力下，亚非会议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包含了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国人民问题以及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等广泛内容。公报在《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它们是：(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3)承认一切种族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5)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7)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万隆会议是第一次由亚非国家发起召开和自己做主的国际会议。会议本着求同存异、平等协商的原则，为国际社会确立了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系列准则。这次会议所体现的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合作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而载入史册。”
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些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促进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加强了中国同世界的联系，树立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热爱和平的形象，为中国的和平建设争取了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