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革命概念的兴替及其话语表达_何友良.pdf

2023 年第 2 期苏维埃革命概念的兴替及其话语表达何友良提要:“苏维埃”是 1919 年在中国出现的词语，其后在知识界流行，为苏维埃革命的实践展开与话语形成打下一定的基础。中共将苏维埃革命概念运用于中国革命，始于广州起义，其内涵认知与话语表达到 1928 年夏中共六大时基本成型并继续丰富，成为 1927 年至 1937 年十年间中国革命的政治模式和阶段表征。苏维埃革命概念表达了当年革命面临的危机尤其是中共挽救危机的思考奋争，涵盖了政治制度、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等内涵，真实展现了当年革命的发展空间、实际可能、现实条件和特点性格。作为特定的话语体系，苏维埃革命概念具有不应忽视的历史价值。它在革命实践中所传播和化约的许多核心词汇、精神价值，融入 20 世纪中国革命逶迤前进和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宏大话语中，显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面相、生动内容和深刻本质。关键词:苏维埃;苏维埃革命;概念;话语表达;阶段名称;原初形态DOI:10 16623/j cnki 36 1341/c 2023 02 002作者简介:何友良，男，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江西南昌330008)那是一个远去的时代，一个由激愤、青春、热血、真诚和信仰融汇成行进交响曲的革命时代。那个时代的冠名，有的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的称苏维埃革命(运动)时期，有的称第二次囯内革命战争或十年内战时期。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苏维埃革命是一个承上启下、建基立业的重要阶段，也是一个内涵复杂丰富的关键词汇。苏维埃革命、苏维埃运动、苏维埃革命运动，作为 19271937 年中国革命的阶段性称谓，当年曾经十分流行，后被土地革命、十年内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等称谓所取代，而渐渐成为比较生疏的概念。主要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学术规范的推进，它们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普遍的从土地革命 到苏维埃革命 的用词变化，是312023 年第 2 期上个世纪末开始的”。有关研究院所和刊物曾数次举办主题研讨会，杨奎松、黄道炫、于化民、余伯流、凌步机、曾成贵、耿显家、何友良等学者，在其相关成果中都恢复使用了苏维埃革命的概念。有的恢复使用或解释了苏维埃的词语与涵义;有的论述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关系;有的(大量)论述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过程、起伏、功过与地位，对苏维埃革命的历史进行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也有的从革命话语角度考察了“苏维埃”在中国传播的轨迹及其局限性。这一概念在学术界逐渐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和使用。特别是北京大学2021 年 5 月举行的“概念史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学术研讨会，对概念研究和苏维埃概念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会上，黄道炫指出，概念史研究应当突破单纯语言学意义上的概念分析，关注概念的落地与概念意涵的演变;应星认为概念是理解中国革命的要害所在，“苏维埃”概念的落地过程有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蒋凌楠研究了苏维埃概念早期传入中国的历程，认为因中苏国情不同、阐发群体不同而导致了新理解的产生;孟庆延关注政党如何引入、修改、实践诸多概念，以及这一过程展现出怎样的模式和惯例，认为概念史研究除了应澄清语义和提示层次，还应呈现概念实现过程背后政治文化的逻辑。这些研究都让人深受启发。比较而言，学术界对苏维埃革命实践活动的历史研究已经相当丰富，对这一概念的必要解读则尚不完全，尚有研究空间。它是怎么、何时在中国出现的，其使用是否有历史文献和中共权威性认定的依据，中共在移植过程中赋予它什么样的政治和社会内涵，中共及其领导人是如何使用、阐释这一概念的，对这一概念的认识与使用是否也存在着回归“历史现场”的问题，它与土地革命、十年内战甚或苏维埃运动等相关词语的关系如何，能否也成为党史、革命史上一个历史阶段的表征，以及这一当年流行通用的概念为什么被弃用，这一概念的传播有何历史价41黄道炫: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如何“打土豪”，新浪网:http:/history sina com cn/his/zl/2015 01 23/1849115786。如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2011 年 9 月在南昌举办“中国革命与苏维埃运动”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 编辑部与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苏区研究 编辑部 2016 年 4 月在井冈山举办“中共历史进程中的苏维埃革命”学术研讨会，厦门大学历史系、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苏区研究 编辑部 2018 年 6 月在厦门举办“多元视野下的中共苏维埃革命”学术研讨会;等等。杨奎松在 中间地带的革命 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一书中对苏维埃革命的来由、内容与模式等进行了阐述，其后又与黄道炫在多次学术访谈、讲座中使用和阐述苏维埃革命，何友良在 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也使用了该词语。更多成果见舒龙主编: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 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黄道炫:苏维埃革命 抗战时期的回望 ，苏区研究 2020 年第 3 期;刘小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两份英文刊物与中国苏维埃革命信息的传播 ，中共党史研究 2009 年第 4 期;曾成贵: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共产国际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11 年第 6 期;耿显家:“苏维埃”在中国的传播轨迹考察 基于革命话语角度的分析 ，人文杂志2013 年第 11 期;于化民:苏维埃革命:从宣传口号到行动纲领 以中共早期武装暴动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解析 ，近代史研究 2016 年第 1 期;余伯流:共产国际视野下的中共苏维埃革命 ，苏区研究 2016 年第 4 期;凌步机: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与中国苏维埃革命道路的确立 ，苏区研究 2016 年第 4 期;蒋伯英:苏维埃革命的光荣典范 从毛泽东才溪乡调查 看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井冈山“中共历史进程中的苏维埃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2016 年;游海华: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应对 ，史林 2018 年第 4 期;庞振宇:从苏维埃革命到苏维埃运动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战略的演变 ，赣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4 年第 1 期;何友良:苏维埃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 ，近代史研究 2021 年第 3 期，等等。此外，西方学者和港台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对此也有较多论述。北大文研论坛:概念史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2021 年 5 月 25 日)，澎湃新闻:https:/www thepaper cn/newsDetail_for-ward_13251927。苏维埃革命概念的兴替及其话语表达值，等等。所有这些都涉及理解与认识这场影响中国革命和中共历史重大起伏进退的革命运动、进一步明了近代历史从哪里来和如何演进的问题。本文并非纯正的概念史之作，也不是整体的苏维埃革命史研究，仅就中国苏维埃革命这一概念的出现、阐释及其流变进行梳理，目的在于说明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一概念兴替的合理性、逻辑性、表达形式的特殊性及其历史价值，进而更加客观、全面、深入地认识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生长行程、战略演化、革命实践及其政治文化，在更长更广的时空中认识中国革命。一、俄国革命、苏维埃概念的传入1917 年在俄国发生的革命，最初是以俄国革命、十月革命、劳农政府、苏维埃等词语传入中国的。这些词语的传播，大体伴随着三次事件信息的传入中国而形成呼应浪潮:一是十月革命的发生，二是共产国际的成立，三是苏俄对华宣言的公布。与此相对应，大体形成传播的三种层次:中国报刊关于俄国革命的消息报道与时事评论，其来源主要取自俄国、欧美和日本;中国知识界人士的俄国实地考察、研究著述与翻译出版的有关书籍;俄国政府及其后共产国际的革命推广策略与派遣来华人士的组织推送。以京沪为中心，由此形成相当热烈的传播俄国苏维埃革命影像的现象。中国报刊和知识界在接受和传播过程中，呈现出两种互为联系的明显思路:其一，将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等相比较，由之引申出同样需要促成社会大变动的中国革命。中国报刊和知识界首先不约而同地使用俄国革命的概念。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仅一星期，李大钊即发表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将之称为“俄国革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又连续发文，将其与法国革命相提并论，指出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同为影响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法兰西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俄罗斯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陈独秀同样认为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傅斯年则将法国革命称为政治革命，将俄国革命称为社会革命，认为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是文明史上进化之先锋，并预言从此“俄国式的革命 社会革命 要到处散布了”。类似言论在当时东方杂志 等报刊上频频出现，大抵认为社会革命是世界的自然趋势。其二，对苏维埃一词由意译转为音译，将其认定为一种与西方资本主义政体不同的政权模式和政府名称。中国报刊在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多用军工代表会、兵士工人代表会、兵工委员会、劳兵会、劳农政府、人民委员会等指称俄国政府，其中又以劳农政府一词的使用为51关于概念史的定义与思考，详见孙江: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 (读书 2020 年第 1 期)、方维规:关于概念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史学理论研究 2020 年第 2 期)、李里峰:1920 年代与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 (史林 2021 年第 1 期)等论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 年 7 月 1 日)，李大钊全集 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26 页。庶民的胜利(1918 年 11 月)，李大钊全集 第 2 卷，第 256 页。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1919 年 4 月 20 日)，陈独秀文章选编 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381 页。社会革命 俄国式的革命(1918 年 11 月 12 日)，傅斯年全集 第 1 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0 页。2023 年第 2 期多。苏维埃一词正式出现在中国报刊上应该是 1919 年 11 月。人们对苏维埃词语的传入做了很多考察，多认同张君劢 1918 年音译、1922 年以后广为流行的说法。仔细考核，说张君劢最早译用固然不错，但时间则有不然。实际是，1918 年 12 月 28 日，张君劢随梁启超离沪赴欧，1919 年在游瑞士途中得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遂将其译成中文，并于 9 月将译稿寄回给上海解放与改造 创办人张东荪，张东荪遂将其刊登在 11 月 15 日出版的该刊第一卷第六号上。张君劢 1936 年 11 月在瑞金的演讲中，公开披露了他 1919 年购买并音译苏维埃宪法的情况，称“苏维埃三字，我是第一个译用的人”。因此，1919 年 11 月，是目前所见苏维埃词语在中国出现的最早时间。说 1922 年后苏维埃一词才在中国广为流行也不准确。就在张君劢译稿刊出不久，从其他渠道传入的苏维埃词语及其政府组成与职能介绍等内容也相继出现在其他中国报刊上，且大多为中国人士在俄国的实地考察。最著名者，如 1920 年 2 月 10 日东方杂志 刊登雁冰俄国人民及苏维埃政府，介绍其 1918 年夏在俄国考察村、州、省、城市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选举、施政、民众观感以及多次现场参观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等情况，内容相当详细丰富，是目前所见中国报刊第一次较系统介绍苏维埃的实景，文末还引用一美国观察者所言称“近代之俄国政府无一能有实力如今之苏维埃者”。又如 1920 年 6 月 1 日少年世界 一卷六期刊登赵叔愚翻译美国人 Wilfred Humbhriesr 的文章新俄罗斯建设的初步，“原原本本”地介绍俄国苏维埃政治、经济建设的情况，称其为“那簇新的共和国之政治的和经济的组织及发展”，说在俄国“到处都扯起苏维埃的大旗来。如果一个人从墨斯科走到彼得革勒，一路那几千里之内，无论是大小城镇总有一个苏维埃”。再如北京大学新知书社于 1921 年 8 月翻译出版日本山川均所著苏维埃研究，列为新文化运动丛书之一，系统介绍劳农俄国之苏维埃组织、选举方法、权力构架与运行以及苏维埃制度之特质与实践等，十分详细。从当时报刊所载情况看，京沪等大城市和中国报刊对俄国革命、苏维埃相当关注，如时论者言“谓一年以来俄国思想弥漫吾言论界可焉”。这种情况与当时欧美日等国大体相同。特别是，人们对苏维埃不仅有了词语的了解 其文义为议会，是一种代表制的机关，而且有了性质的认识 在 1920 年，即已明确知道列宁“创造了一种新式的国家 苏维埃 给劳动阶级以参预新社会的自由建设之机会”，“苏维埃则为一种政府之形式”，“苏维埃是一种政治制度”。这就说明，至少在上海、北京的知识界和国内主要报刊上，苏61详见康文龙主编: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学者高放最早指出，中文“苏维埃”一词，“据我考证是当年北大教授、后来担任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的张君劢于 1918 年音译的，1922 年以后广为流行”(俄国十月革命与苏维埃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7 年第 4 期，第 7 页)。此后该提法为不少文章所引用。郑大华:张君劢传，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44、66 页。雁冰:俄国人民及苏维埃政府 ，东方杂志 第 17 卷第 3 号(1920 年 2 月 10 日)，第 3238 页。张君劢致张东荪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 译稿附函(1919 年 9 月 10 日)，解放与改造 第 1 卷第 6 号(1919年 11 月 15 日)，第 40 页。侣琴译:建设中的苏维埃 ，解放与改造 第 2 卷 6 号(1920 年 3 月 15 日)，第 24 页。雁冰:俄国人民及苏维埃政府 ，东方杂志 第 17 卷第 3 号(1920 年 2 月 10 日)，第 38 页。张慰慈译:俄罗斯苏维埃政府 ，新青年 第 8 卷第 1 号(1920 年 9 月 1 日)，第 83 页。苏维埃革命概念的兴替及其话语表达维埃在 1920 年前后已经是一个相当流行的词语，并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生疏难懂。还须说明的是，苏维埃在中国受到热烈的介绍、传播乃至肯定，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模式和制度契合了先进中国人对近代以来中西制度的比较、中国制度兴革利弊的总结和寻找救囯建囯兴国道路的深度要求。在中国知识界和报刊热烈译介俄国十月革命、苏维埃信息的同时，俄国共产党和在其组织、主导下的共产囯际也逐步加大推介苏维埃和协助组建中共组织。1919 年 3 月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 共产国际宣言，都宣示了“苏维埃制度”“苏维埃共和国”的词语和主张，指出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是“目前世界各国有觉悟的、正直的工人的最重要的任务”。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 于 1919 年 7 月 25 日发出，内中使用了“苏维埃俄国”“苏维埃红军”“苏维埃政府”等词语，1920 年 4 月间由中国报刊公开发表，据说这一宣言“自传到上海以来，中国人民心理上起了一个极大的震动”。特别是，共产国际“书记处把很大注意力放在出版莫斯科出版的主要书籍的中文、朝文和日文版上”，如在上海出版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 等许多小册子和书籍。据1920 年2 月2 日北洋政府国务院公函第256 号载，俄国列宁政府的各种印刷物“传播于我国者，已达八十三种之多”，政府要求各地查禁严防。如此双管齐下，苏维埃终于成为流行的政治概念与政治制度，并在建党时被中共接受，作为未来发展的目标。尽管这时以至国民革命失败，苏维埃还仅仅是俄国的政权模式与政治概念，并未成为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共因致力于工农运动和与国民党联合进行国民革命，也很少使用苏维埃的词语;但苏维埃与苏维埃革命毕竟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苏维埃词语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流行，为其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实践展开与话语形成建立了明显的历史联系，打下了一定的思想与话语基础。二、苏维埃革命话语的提出与成型中共将确切的苏维埃革命概念运用于中国革命，是在广州起义后。在 1927 年 12 月 14 日为广州起义告民众书中，中共列出“苏维埃的革命万岁!”的口号。这应当是中共第一次使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概念，虽然中间加了个“的”字。紧接着，在当月和次年 1 月的多个文献中，中共多次使用并界定苏维埃革命的词语和含义，形成一个话语高潮，仅举数例:71共产国际宣言(1919 年 3 月 6 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2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1 页。上海 民国日报 评论(节录)(1920 年 4 月 14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第 2 卷，第 89 页。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录)(1920 年 9 月 1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第 1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1 页。国务院公函第二百五十六号，康文龙主编: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上，第 182 页。中国共产党为广东工农兵暴动建立苏维埃告民众(1927 年 12 月 14 日)，布尔塞维克 第 9 期广州暴动特刊(1927 年12 月 15 日)，第 249 页。虽然在大革命失败前中共在复述共产国际和列宁有关指示时也使用过苏维埃革命的词语，如 1927年初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的解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3 页)中，复述列宁和国际决议案中“苏维埃革命已在俄国胜利”的话，等等，但这时还不是用来指称中国苏维埃革命。2023 年第 2 期12 月 25 日，中共指出:“苏维埃政权的旗帜已经由广州工农兵高擎起来，中国的苏维埃的革命已经超过了准备的时代而达到实现的时代了。”1928 年 1 月 3 日，中共指出:“虽然广州苏维埃政权只保持了三天，而列宁预言在殖民地国家内进行苏维埃革命的任务已经第一次见诸实行了。”“苏维埃革命已经不是最近将来的任务，而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已经成为实际的事实了。继续发展这一已经开始的事业，并加以领导 应当是现在政治前途之中心任务。”1 月 12 日，中央通告宣布:“中国革命现在已经开始了苏维埃革命 的阶段。”广州起义也因此被中共看作是中国苏维埃革命阶段的起点和标志。中共重申:广州起义“已经显然的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苏维埃革命的阶段(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权独裁的革命)”。“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新纪元。”中共还进一步指出，要扩大苏维埃革命胜利于全国，湖南与湖北、江西应成为革命的中心区域，“负起继续广州苏维埃革命之发展的历史使命”，夺取一省或几省的政权;现时环境“除出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之外，没有其他的出路可以使中国脱离经济、政治、社会的总危机及新旧军阀的混战局面”。中共在最初使用苏维埃革命概念时，至少明确表达了四层含义:一是，中共始终认定苏维埃为政权形式，认为“只有苏维埃政权是中国革命唯一适用的政权形式”。二是，将苏维埃政权与苏维埃革命相联系，认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就是苏维埃革命，通过苏维埃革命才能建立苏维埃政权、苏维埃中国。三是，明确将广州起义认定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起点，并将苏维埃革命确定为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新纪元，苏维埃革命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进程、新篇章。四是，认为苏维埃革命是解放工农民众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唯一出路，是中共正确而必要的决策。可见，中共开始借用苏俄模式来规划和领导中国革命，苏维埃革命被视为不同于国民革命的带有转折意义的新行程。而这时之所以将广州起义而不是南昌起义认作苏维埃革命的起点，显然还只是囿于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标准。这一问题要到中共六大乃至更后认识与划定革命阶段时才完全解决。中共此时高举起苏维埃革命的旗帜，原因何在?揆诸史实，主要有二:就外因论，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支持。早在列宁时代，共产国际和列宁就明确做出了在世界和东方各国推广苏维埃革命的战略。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进一步执行这一战略，1927年 8 月 8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国“现在就开始宣传苏维埃”。9 月 20 日，苏共中央向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发出“必须建立苏维埃”指示，并赋予“确定建立苏维81苏维埃政权万岁!(1927 年 12 月 25 日)，布尔塞维克 第 11 期(1927 年 12 月 26 日)，第 310 页。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1928 年 1 月 3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5 册，第 25、29 页。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 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1928 年 1 月 12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5 册，第 43 页。中共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1928 年 1 月 22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5 册，第 69、76、77、80、69 页。苏维埃政权万岁!(1927 年 12 月 25 日)，布尔塞维克 第 11 期(1927 年 12 月 26 日)，第 307 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19 号(特字第 97 号)记录(摘录)(1927 年 8 月 11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第 7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9 页。苏维埃革命概念的兴替及其话语表达埃的时机和扩大苏维埃的地区的权力”。27 日，斯大林进一步明确，“就让我们的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吧!”10 月间，他还曾问询中共执行情况，并在 11 月直接支持了广州起义。由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战略与支持，苏维埃革命在中国兴起。苏联学者指出:“正是从那时起，在共产国际的文件和报刊中为了界定中国的革命过程开始使用苏维埃革命 这个术语。”就内因论，中共本已具有接受苏维埃革命与制度模式的思想基础。国民革命失败后，为应对国民党镇压的极端艰难环境，中共独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并先后以左派国民党旗帜下的革命委员会和农民协会(政权归农民协会)，作为革命必备的制度模式或者说政治机制来进行主导和配置。只是，中共这一应对之策很快失败。由于一时不能找到适合于独立领导革命的政治模式，又面临应对生存危机等现实压力，中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才最终转向苏维埃革命战略。9 月 1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初步确定“现在的任务 是 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11 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完全赞同中央九月间关于取消组织左派国民党之计划及提出苏维埃口号之决议”，正式确定“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苏维埃至此正式成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基本制度和政权模式。因此，中共解释说，经过南昌暴动到广州暴动，中国“革命已经过渡于比简单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更高的形势，这就是过渡于苏维埃革命 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独裁革命”。实行苏维埃革命，是中共在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危急时刻为解决生存和出路而作出的政治选择，更是中共为挽救和推进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转变。苏维埃革命的话语与认知，到 1928 年夏中共六大时基本成型。一是，中共六大重申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在理论上认可了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的说法，指出中国革命经过民族联合战线时期、左派国民党即武汉时期后进入了第三时期 苏维埃时期。同时，中共也表达了南昌暴动、八七会议、秋收暴动、广州暴动是新阶段起点的意思，认为武汉政府叛变革命后，“从此革命也就转入第三阶段了”，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得到了新的阶级结合”，使农村的土地革命更加深入，八七会议是走向布尔塞维克化的开始。这个表述较好地从苏维埃革命的起点上解决了南昌暴动、八七会议、秋收暴动与广州暴动的关系问题，为建立从南昌暴动到抗战爆发为十年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划分奠定了认识基础。二是，中共六大完成了苏维埃革命性质的转换。苏维埃的本来性质和意义是无产91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28 号文件(摘录)(1927 年 10 月 6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7 卷，第 118 页。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摘录)(1927 年 9 月 27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第 7 卷，第 93 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第 7 卷，“前言”第 20 页。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1927 年 9 月 19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4 册，第 508 页。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 年 11 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4 册，第 621、627 页。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1928 年 1 月 3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5 册，第 29 页。政治议决案(1928 年 7 月 9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5 册，第 385 页。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28 年 6 月 20 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大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1928 年6 月27 日)、政治议决案(1928 年7 月9 日)，分见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5 册，第257、320324、383页。2023 年第 2 期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权与社会模式，中共以往也是从长远目标、思想理念来看待苏维埃制度。因此，在中国实行苏维埃革命，事实上存在着与中国实际相矛盾的问题。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六大在确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到一个新的形式，这个形式就是苏维埃的革命”，这个阶段的革命性质，与国民革命时期没有大的区别，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革命的斗争形式，则完全变动到一个新的即“苏维埃革命之争斗的形式”。这一认定跳出了苏俄模式的性质内核，实现了民主主义的性质转换和创新，从而界定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性质与斗争形式。三是，中共六大制定了苏维埃革命的根本任务与目前政纲，三项根本任务为实行土地革命、驱逐帝国主义和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由此构成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的基本战略;目前政纲即十大纲领;同时，还明确了革命的动力和对象等。将农民确定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和制定动员群众、争取群众的策略，也是中共对苏俄模式的重大创新。因此，当时参与主持会议的瞿秋白认为:“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 更明确的规定下来。”苏维埃革命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模式和阶段表征，苏维埃革命的话语体系也由此基本形成。其后，苏维埃革命的概念和内涵得到全党的认同和使用。伴随着南方多地“扯起红旗建立苏维埃”，“苏维埃已普遍的成为中国工农兵贫民猛烈斗争的旗帜”的历史行程，中共继续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其进行阐述，形成愈加丰富的文本呈现和言说表达:侧重于政治角度的阐述或可称政治性表达: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表达中共关于苏维埃革命性质、途径、目标、前途及其各方面关系的理论思考和策略诠释，进一步体现出中共对苏维埃革命话语的系统性认识与综合性阐述。这方面内容较多，仅举数例:如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革命的政党，是全国工农兵劳苦群众解放斗争的领袖和先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苏维埃革命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因此，中共强调，“在日益开展着的苏维埃革命和革命战争前面，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党的最主要的战斗任务之一”，并将“中国反帝国主义的苏维埃革命胜利万岁!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中国02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28 年 6 月 20 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 5 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 509 页。参见 中央通告第二号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1928 年 9 月 17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5 册，536542 页。多余的话(1935 年 5 月 17 日22 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 7 卷，第 707 页。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节录)1929 年 8 月以后的赣西南(1930 年 6 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 第 7 辑，内部发行，1988 年版，第 120 页。发刊词 ，苏维埃(五日刊)第 1 期(1931 年 7 月 1 日)，第 1 页。该刊为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时创办的机关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1930 年 5 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7 册，第 234 页。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1935 年 8 月 5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2 册，第277 页。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纠正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中错误倾向的决议(1933 年 5 月 29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0册，第 243 页。苏维埃革命概念的兴替及其话语表达共产党万岁!”等作为革命展开的重要政治口号。在苏维埃革命的定义上，中共也有所扩展，如认定“苏维埃革命是真正民众自己的政权的建立，是肃清一切封建残余，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革命，是最彻底的民主革命”，“苏维埃革命是千百万群众参加的民众革命，有着强固与不可克服的力量”，强调“苏维埃革命已成为全国工农劳苦群众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唯一旗帜”，“苏维埃革命道路”是“中国的以及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工农劳苦群众得到解放的唯一道路”，等等。中共将苏维埃革命话语与世界反帝斗争紧密联系，还显示出广阔的世界视野，认为“反帝国主义的苏维埃革命”，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阶段，而且是世界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以及世界的革命历史上有伟大的意义。中共强调，帝国主义列强运用一切走狗“来镇压那争取中国解放的工农苏维埃革命”，因此，反帝和建立独立的解放的统一的苏维埃中国是革命的基本任务，要公布这一大政方针于全国和全世界，“中国苏维埃革命、苏维埃政府只有在坚决反帝的斗争中才能生长起来，才能巩固起来”。一般地说，苏维埃革命话语具有强烈的政党、国家、国际、阶级和民众意识，覆盖面甚广，但其间也不时表露出脱离实际的激越语言。侧重于政策角度的阐述或可称政策性表达:主要从达成苏维埃革命某一方面任务或目的，具体阐述和解释制定的方略、措施。它虽从属于政治范畴，但因其政策性规定和策略属性而更为具体、细化。例如，在文化教育政策上，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确定其任务是“在文化战线上，动员广大民众来参加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苏维埃革命”。开办苏维埃大学等学校，目的是“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才”。直到 1936 年冬成立中国文艺协会，以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为任务，并被毛泽东誉为“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10。临时中央政府还特别发布启事，“以现金聘请”国统区的“同情于苏维埃革命而愿意来”苏区工作的医师、无线电人才、军事技术人员。?11中共还将苏维埃革命话语运用到对国统区民众的宣传动员政策上，要求各级党部和工会把苏维埃革命的全部纲领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把苏维埃政府的劳动法、土地法、优待红军条例变成动员白12?10?11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五一节征收党员运动告苏区民众书 ，红色中华 1933 年 4 月 17 日，第 1 版;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征收党员五分钟报告大纲(1933 年 4 月 17 日)等也有相同表述。中央宣传部关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大纲(1933 年 8 月 10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0 册，第 451页。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1933 年 7 月 24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9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69281 页。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通告 为广州暴动五周年纪念(1932 年 11 月 18 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4)，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450 页。广州暴动五周年宣传大纲(1932 年 11 月 22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4)，第 2459 页。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1930 年 9 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7 册，第 464、472 页。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1930 年 8 月 6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7 册，第 359 页。苏维埃的文化革命(1931 年秋)，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 7 卷，第 227 页。在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34 年 4 月 1 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 7 卷，第 659 页。毛主席讲演略词 ，红色中华(红中副刊)第 1 期(1936 年 11 月 30 日)，第 1 版。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1933 年)，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选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11 页。2023 年第 2 期区工农士兵的武器，“组织保护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委员会”，认为没有民众和“广大士兵的革命化，所谓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及苏维埃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是不可能的”。历来认为，苏维埃革命代表性不广，没有吸收资产阶级参与。这是事实，有想求而不可得的客观原因。但在苏维埃革命话语与实践中，也有所努力以图改变。中共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在流血的艰苦斗争中，“虽然他的政策是坚决的独立领导中国工农群众循苏维埃革命的路线发展，但决不是抛弃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或拒绝中小资产阶级参加到同一战线来奋斗。反之，一切中小资产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争斗，民权争斗，以至日常利益的争斗，中国共产党是竭力赞助的”。苏区施政过程中对此也有所反映。后期改变富农政策，也是根据“长期的苏维埃革命运动的经验”、发现消灭富农的倾向招致不利影响而决定的。政策是革命模式的实践路径，苏维埃革命实际上也是通过具体政策来推行与体现的。因此，在苏维埃革命话语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政策，都有相应的关联与展示。侧重于纪念角度的阐述或可称纪念性表达:从欢庆、纪念角度增强记忆，更多地体现苏维埃革命的文化意义。在十月革命、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等纪念日和五一等节日公布相关文献及建设相关的纪念设施来阐述革命的性质、前途、地位与意义，并与当下的实际工作任务相结合，是苏维埃革命话语表达的重要内容与特点。其中，最典型的是在纪念活动中，大多会复述苏维埃革命的历史和词语。如在部署纪念广州、宁都暴动活动时，总政治部论述中国革命的历史，指出“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公开叛变后施行极凶暴猛烈白色恐怖政策，摧残革命组织，屠杀工农群众，中国各地都染赤了革命群众的鲜血，此时中国共产党提出苏维埃革命的口号，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动起来，推翻国民党的政权”;纪念南昌暴动时，中央指出“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并论及南昌、秋收和广州暴动开始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柱石，起了中国革命运动的组织者的作用”的历史，反复强调其开创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在词语使用方22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反对五次“围剿”告全中国工人农民兵士雇员穷困的职业者学生城市贫民青年书(1933 年 11 月2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9 册，第 409 页。中共中央致各省委、县委、市委的秘密指示信 关于开展反日反帝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1934 年 4 月20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1 册，第 365 页。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1928 年 8 月 1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5 册，第 519 页。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