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何以生成：德勒兹对西蒙东“个体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pdf

相较于中世纪哲学家秉持的“形质论”立场，西蒙东将一种调和了形质论与原子论的个体理论视为生命生成的具体路径，而这一路径就是法国学界广为人知的“个体化”思想。后来，德勒兹继承了西蒙东的“个体化”思想，并将其发展为差异本体论中的重要环节“微分/分化”。德勒兹并没有满足于这一方法，而是与加塔利一道开辟出了另外一条更激进、也更新颖的路径“精神分裂分析”。在随后他与加塔利合著的千高原中，“装配”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德勒兹对西蒙东“个体化”思想以及前期“微分/分化”的全部超越。厘清德勒兹“微分/分化”对西蒙东“个体化”的继承与发展，寻求一种崭新的、不同于流俗意见的生命之思，这显然对正处在数字时代进行人文思考的我们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关键词：个体化；微分/分化；德勒兹；西蒙东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767（2023）02-0023-09 收稿日期：2022-03-22 作者简介：李方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法国哲学。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是法国技术哲学家，他希望跳出“形质论”来思考个体问题，进而构建出一种有别于以往西方哲学的“个体化”理论。于是乎，他穷尽一生去思考如何调和存在（ltre）与生成（le devenir）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将“个体化”视为生命得以生成的真正基底。后来，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继承并发展了他的思考，德勒兹的诸多概念均体现出了其与西蒙东“个体化”思想的亲合性，例如“个体化”（individuation）与“微分/分化”、“转导”（transduction）与“装配”（assemblage）等等。为了考察德勒兹对西蒙东“个体化”的继承与发展，本文先是对“个体化”概念的问题场域进行了详细的探究，然后考察了德勒兹基于差异本体论对“个体化”概念的接受与再造，这些努力意在梳理出一条与西方传统生命之思截然不同的哲学进路。本文试图揭示这种名为“个体化”的生命之思并没有忽视或压抑生命本身，而是使生命在充满奇异性与异质性的道路上焕发出了真正的生机与活力。一、西蒙东“个体化”的问题场域 出于对“实体论”（substatialism）与“形质论”（hylomorphism）的厌恶，西蒙东借用信息的概念重新审视了中世纪的个体化问题。与赛博格主义所坚持的观点一样，西蒙东也将信息视为一种运作，它能够激发突变、启动个体化过程。换句话说，他用一种全新的信息理论取代了中世纪的形质 海峡人文学刊 2023 年第 2 期 24 论，即尝试用“关联环境”（associated milieu）来替换“实体论”与“形质论”。在西方哲学史上，中世纪哲学家大都秉持着形质论的立场，他们认为一切存在都是由质料（-）和形式（）构成，形式是规定质料的根本原则。而西蒙东的“个体化”思想则试图调和形质论与原子论，他用工匠制砖的例子来解释形式本身是已经被处理过的质料。个体化哲学的核心在于将关系视为存在的价值。我们也可以将西蒙东的理想理解为调和存在（ltre）与生成（le devenir）。个体化并非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两个极端之间的中点，而是两个异质性维度的遭遇。正如法国学者帕斯卡沙博（Pascal Chabot）曾指出的，“这是两个维度的相遇，其中每个维度的存在都是经由其相反的存在而成为可能的。阴阳是西蒙顿本体论直觉的合适象征。”“个体化”最早出现在西蒙东于 1958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形式与信息概念中的个体化，西蒙东希望通过这个概念来实现一种跨越物理、生物、社会心理以及技术领域的“存在之思”。在这本论著中，西蒙东用“超饱和溶液的结晶过程”的例子来解释信息的“个体化过程”。由于中世纪的形质论无法解释晶体的起源，结晶在历史上曾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中空地带”。这也是为什么西蒙东通过晶体来解释何为个体化的原因。原本科学的研究对象此时成为了一个哲学反思的主题，结晶化过程（crystallization）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个体化的范例。帕斯卡沙博在西蒙东的哲学：在技术与个体化之间一书中评价道：“晶体首先形成的环境是它的母水，一种晶体学家描述为“非晶体”，强调其分子处于不稳定、无序状态，最重要的是，缺乏决定晶体几何形状的周期顺序。非晶态物质必须处于元稳定状态才能产生晶体：它必须处于一个能够支持快速进化的温度。如果环境过于稳定，就不会发生结晶化过程。”也就是说，唯有不稳定的环境才能确保晶体的产生，生成始终是构成个体存在的关键条件。对西蒙东而言，已形成结构的晶体象征着存在及其所给予之物，而动态的、充满能量的环境则象征着生成，一个完全有待被发明的潜在之物。“转导”（transduction）的存在确保了信息在非晶态环境中的传播，个体化的此时此刻就是当下与生成相互关联的时刻。当晶体最初形成的时候，某个碎片化的信息开启了个体化进程：胚胎展开其结构，给予质料以形式。作为分子的胚胎能够接受非常复杂的信息，它既可以被这个化学反应修改，又可以被那个化学反应修改，它不断地修改，不断地整合与差异化。或者说，化学反应对分子不断地修改的过程就形成了胚胎的信息来源。“鲜活实体的特征是拥有多重的输出与输入，它不像晶体那样，只拥有单一的输入与输出。”多样性并不是形式的属性，而是生命体调节活动的系统特征。而且，诸系统都以生命体内存在着一种内部环境为前提。这种混沌式内部环境总是前个体的，它总是有待被个体化的。充盈的潜能在其中不停地流动着，然而环境中却缺乏一个恰当的时机来启动个体化过程。“个体化的准则是基于现象的：它是拓扑学的。”个体的生成与死亡才是定义个体化的唯一标准。前个体是由信息所规定的，前个体就是自然的真正源头。前个体是西蒙东假设的发生于个体之前的个体化场域，它就是阿纳克西曼德（Anaximander）意义上的无定形（）。接下来，本文将借鉴助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物理学中的观点来解释何为无定形。相较于 Pascal Chabot,The Philosophy of Simondon:Between Technology and Individuation,trans.Aliza Krefetz&Graeme Kirkpatrick,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03,p.77.Pascal Chabot,The Philosophy of Simondon:Between Technology and Individuation,trans.Aliza Krefetz&Graeme Kirkpatrick,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03,p.83.Pascal Chabot,The Philosophy of Simondon:Between Technology and Individuation,trans.Aliza Krefetz&Graeme Kirkpatrick,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03,p.90.Pascal Chabot,The Philosophy of Simondon:Between Technology and Individuation,trans.Aliza Krefetz&Graeme Kirkpatrick,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03,p.91.李方明：生命何以生成：德勒兹对西蒙东“个体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25 柏拉图而言，以阿那克西曼德为代表的自然哲人秉持着对立包含在“一”内的立场，他们认为万物总是经由分离进而从混沌中产生，“存在既是一又是多”。于是，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三卷第四章中指出，无定形不存在根源，因为根源意味着有限，所以无定形只能作为无限本身存在。“如我们所说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无限没有自己的根源，而是无限自身被作为其他事物的根源，并且包容一切支配一切，如那些除了无限而外不承认有其他原因（“努斯”“友爱”）的人们主张的那样。并且无限是神圣的东西，因为神圣的东西是不会灭亡的，如阿那克西曼德和大多数自然哲人所说的。”综上所述，西蒙东的前个体就是前苏格拉底意义上的自然，前苏格拉底时代的自然哲人都是真正的思想家，那时的世界观并不对个体化存在产生迷恋。然而，后来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学家却将现实理解为所有个体化事物之总和。综上所述，西蒙东的个体化哲学就是对一种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回归，对于混沌状态与无限宇宙的敞开拥抱。不难看出，西蒙东希望通过一种个体发生学来取代传统的本体论。所有个体之来源以及前个体存在都不属于“大写的一”，个体化过程被视为个体的真正起源。“个体化原则先于个体的发生。”换言之，我们总是通过个体化来感知个体，而非通过个体来感知个体化。个体化指向了一种前个体（pr-indiciduel）的未完成过程，个体在其中仅能作为个体化运作之结果存在。个体化创造出了诸个体以及作为集体的主体，然后二者再同时进行个体化。在“个体化的两个方面”一节中，西蒙东写道：“物体的个体化过程并不完全独立于人的存在；被个体化的物体始终是人的个体化物体：人身上需要个体化物体的存在，它既是认识自己并在事物中重新发现自己的一个方面，也是在事物中重新发现自己作为一个由角色和活动所规定的稳定身份的存在。”很明显，西蒙东认为物体的个体化并非绝对的客观存在，而是人类心理社会存在的一种表达。或者说，“个体化进程”应被视为一个使集体（collective）作为个体化解放并进步的场域，以伦理来为个体化之前进指明方向。法国学者雅克贾雷利（Jacques Garelli）指出：“吉尔伯特西蒙东的意图是使人们明白一个真正的个体化并不是简单地使某物成为个体，而是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个体化戏剧。”也就是说，个体化不能简单等同于“个体化过程”（individuation），前者是使机器成为个体的条件，而后者则是技术物所独有的调节功能。个体自始至终都是“亚稳定的”（mtastabilit），它永远处于个体化过程之中。个体化原则是一个预先于个体化进程的预设。一个永恒的个体化过程就是由一系列接连不断的亚稳定状态过渡到另一个亚稳定状态的个体化过程。生命本身就是个体化之结果或过程，任何公理都不可能先于个体化而存在。另外，个体与个体化总是同时发生的，个体不仅是个体化的结果，而且是个体化的媒介。从这一视角看，个体化总是内在于存在的，而且使我们从前个体过渡到个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化”成为了生成与存在的统一，它超越了以存在为先验职能的传统形而上学。二、“微分分化”：德勒兹对“个体化”的继承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法国，西蒙东通常被学界视为一个技术的思者，而非有志于更新本体论的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77 页。Gilbert Simondon,Individuation in Lights of Notions of Form and Information,trans.Taylor Adkin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5,p.48.Gilbert Simondon,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Minneapolis:Univocal Publishing,2017,p47.Gilbert Simondon,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Minneapolis:Univocal Publishing,2017,p10.海峡人文学刊 2023 年第 2 期 26 哲人。在他生前从未有任何哲学会议邀请他与会，反而是许多教学报告频频地引用他的观点。德勒兹是学界的一个例外，早在 1966 年的评论文章论西蒙东中，他就对西蒙东的“个体化”思想大加赞赏。“所有人都认为，个体化原则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甚至是值得敬仰的概念。”在 1968 年出版的差异与重复中，他更是对西蒙东的“个体化”思想进行了直接引用与借鉴，并被他改进为“微分/分化”（diffrenciation），其核心立场是：存在（Etre）永远都不是一（Un）。“作为前个体的存在多于一，它是亚稳的、重叠的与自身同时发生的；作为个体化的存在依然是多重的，因为它是多象的，能够导致新的生成之象产生。”当然，德勒兹对西蒙东的态度更倾向于延伸其思考，而非忠实于文本的诠释。虽然二者的著作中都对“个体化”进行了广泛运用，但他们对“个体化”的运用方式却是截然不同的：作为科技哲学家的前者并没有为“个体化”搭建本体论框架，而是通过科学的方式述说了其具体过程；作为哲学家的后者却基于本体论角度出发对“个体化”概念进行了差异化的阐释，他让“个体化”成为了联结强度与理念的戏剧化活动。在第四章“差异的理念综合”中，德勒兹提到在质与广延、种与部分背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纯粹时空动力，这种动力是构成事物之现实、使现实化或分化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为了进一步解释纯粹时空动力的具体发生机制，德勒兹对俄国生物学家冯贝尔（Karl Ernst von Baer）的胚胎学研究进行了哲学化阐释。“胚胎主体”（embroyonn）成为了在个体化场域中直接被把握的个体本身，它作为个体化始终优先于特殊化与组织化。犹如将自身外展至广延的强度，这一外展并没有使其本性发生根本改变。世界应该被视为一个胚胎（或卵），个体化差异就如同胚胎之中的差异，它既高于种又在原则上先于种，一切显象都可以基于卵的模型而被理解。“个体化差异不仅应当在个体化场域一般中被思维，而且其自身还应当作为个体差异来被思维。场域的形成本身必然要由个体差异来进行填充。”换言之，每个个体差异、每个胚胎都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内含了整个纯粹空间。在这里德勒兹再次批判了表象思维，并指出其失败就在于错误地在清楚与模糊之间构建了一种正比例关系（表象思维错误地将“一般性差异”与“个体差异”划上了等号，混淆了承担差异的个体与个体差异的关系问题），因而没有认识到理念自身始终是“既清楚又模糊”的。哲学的精神内核不是良知而是悖论，唯有通过悖论我们才能在边界处思考不可思考之物，进而消除传统形而上学强加给哲学的主观性预设。由此可见，“一般性差异”与“个体差异”是截然不同的。差异在前者中还从属于同一、类似、类比或是对立，而后者则指向了一种未被规定的奇异性（varit）。只有在“个体差异”之中，差异才会处于自由的、流动的、未被钳合的状态。清楚并不意味着它将自身置于模糊的对立面，而仅仅是作为个体差异自身存在着，个体差异就是既清楚又模糊的。“内含秩序既包含着行包含者又包含着所包含者，既包含着深度又包含着距离。”换言之，德勒兹认为内含秩序里存在着两种相互交流的强度，行包含者的强度是深度，它构成了个体化差异与个体化场域；而所包含者的强度则作为距离内在于前者，它构成了个体差异。当然，这两种强度存在着本性上的差异，前者将后者内含在自身内，后者则表现了前者的基本性质。个体性并非自我之特征，而是一个不断消解着我与自我的系统 Gilles Deleuze,On Simondon,Desert Islands and Other Texts(1953-1974),trans.Michael Taormina,ed.David Lapoujade,Semiotext(e),2003,p.84.Gilles Deleuze,On Simondon,Desert Islands and Other Texts(1953-1974),trans.Michael Taormina,ed.David Lapoujade,Semiotext(e),2003,p.89.Gilles Deleuze,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252.Gilles Deleuze,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253.李方明：生命何以生成：德勒兹对西蒙东“个体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27（systme du Moi dissous），一个充满了差异与重复的信息-符号系统。我与自我仅仅是强度通过外展产生的已被分化的质与广延，因而它是经验的而非先验的，它充当着一种无差异的精神生命的普遍形式或质料。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体化因素（factuers individuants）同时是差异与差异化差异，因而它既不具有我的普遍形式，又不具有自我的普遍质料，它只有在本性改变时才能被分割。个体表现了理念，它表现着那个由微分比、奇异点、前个体场域共同构成的理念复多性，然后它凝聚起奇异点进而完成现实化过程，构成一个充盈着强度的场域或集合。“微分/分化”在强度与理念之间搭起了一种奇异的对应关系，它一方面使强度在时空动力机制中得到了表现，另一方面又使微分比/理念中“模糊”的事物现实化为质与广延，完整的哲学概念总是包含着两部分：“个体-微分/分化”（或是个体-戏剧-微分/分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实现了将西蒙东的“个体化”思想纳入差异本体论，并使其在差异本体论中起到了与“图式”之于康德三大批判而言同等重要的作用。根据西蒙东的观点，世界上存在着一个能够作为个体化的前提条件的亚稳系统（systme mtastable），这一系统又被称为“龃龉化”（disparation）。“个体化”绝非存在的某种外延，而是一种使前个体向个体过渡的“龃龉化”运动，而这一运动意味着至少存在两种完全异质性的秩序，一切现象得以存在都是因为其背后有异质性秩序作为支撑。“个体化首先假定了一种亚稳定状态（tat mtastable），亦即一种龃龉化的实存。”“龃龉化”概念源于精神生理学（psychophysiology）对于视觉成像的论述。视网膜成像的不对称性是无法消解的差异，从客观上讲这两幅二维图像永远无法达成一致。但是，人类的大脑却在三维上将二者整合为了一个新的公理，大脑通过主动构建新的维度来解决上一维度的冲突。也就是说，个体化是一种精神特有的、为客观上存在的问题而构建的一种解决方案，例如双眼视觉图像的不对称性依旧存在，是大脑通过创造新结构的方式生成出了能够整合二者冲突的新维度。西蒙东将这一逻辑应用到了所有的个体化之中，“任何奇异点都是通过成问题的龃龉化产生的”。正是沿着西蒙东“龃龉化”的思路，德勒兹才在差异与重复中将个体化的构想视为一种有关内强量的理论，构成感觉的强度就是个体化的最好印证。由于个体是强度的，所以它既非质又非广延，既不是最低的种也不是部分的组合物。而前个体的存在状态则是奇异的（singulier）而非个体的（individuel），它是一个蕴涵着差异化与龃龉化的潜在场域。换句话说，德勒兹受到西蒙东的启发后，以一种符号理论取代了物理上的因果关系理论。个体首先充当着一个信号符号系统，它至少由两个量的异质性秩序组成，然后各种潜能性的实存被分派于其间并界定着奇异点，最后这些异质性的距离规定出“成问题”的客观场域。换句话说，个体化是作为“成问题”的解决活动而出现的，它同时作为潜能实存之现实化以及龃龉存在之交流化出现了，它使得各种龃龉的元素（lments de la disparation）被整合进一种耦合的状态。因此，个体化实际上为客观存在着问题的诸系统创造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它一方面作为“内部共振”（rsonance interne）介于不同差异之间，另一方面则作为信息在两种奇异的维度之间实现沟通。由上可见，个体化在德勒兹那里优先于任何质与广延，而“微分/分化”则犹如康德批判哲学中构建时间规则与空间规则的图式，它在时空关系与概念的逻辑关系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对应关系。在德勒兹看来，差异并不能等同于杂多。这是由于杂多是所予，而差异则是使得所予得以成立的关键，即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所予能够作为杂多被给予。差异本身不是某种现象，而是接近于现象的本体、Anne Sauvagnargues,Art Machines:Deleuze,Guattari,Simondon,trans.Suzanne Verderber with Eugene W.Holland,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p.245.Anne Sauvagnargues,Art Machines:Deleuze,Guattari,Simondon,trans.Suzanne Verderber with Eugene W.Holland,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p.64.海峡人文学刊 2023 年第 2 期 28 一种纯粹的时空动力（dynamismes spatio-temporels）。强度在这里是以外展的方式呈现出广延量，而其自身则依旧内含于先验原理之中。这一逻辑就是德勒兹语中的内在性哲学，事物的广延量总是来自于其自身的外展，而其本质则始终内含于诞生它的先验场域。如此看来，差异与重复中的“微分/分化”实际上就是事物从先验到经验、在经验中产生外延量、再从经验返回先验的反复过程。至此，我们可以断定德勒兹“微分/分化”的意图与后结构主义是一致的，这一概念充分证明了德勒兹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了后结构主义者的“同代人”。后结构主义的实质目的在于消除人们头脑中预设的结构，他们追求的并非虚无而是无主体的主体性。“主体之死”的背后实际上暗含着对新主体性的提升，后结构主义以非人格主体的在场替补了人格主体的缺席。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所建构的差异本体论，最终以非我的“差异”取代了形而上学的“我思”。在差异本体论中，个体化始终支配着现实化的规定过程，微分比通过戏剧化方法/时空动力机制实现了其自身的分化。我与自我之间的差别犹如内强秩序与外延秩序之间的差别：我与自我并非稳定不变的普遍之物，而是个体化在自身中有待消逝、生成的超越之物。死亡就是生命真正的个体化，它绝不能被我们以一种普遍之物的方式去认识，而总是以一种外在的、偶然的、暴力的方式使我们被迫直面生命本身。三、新的转向：德勒兹与加塔利对“个体化”的发展 纵观德勒兹的哲学著作，读者不难发现他总是努力将“非哲学”的元素与哲学问题进行碰撞，例如普鲁斯特与符号 卡夫卡：一种少数文学 弗朗索瓦培根：感觉的逻辑等等。这是属于德勒兹特有的思想气质，他总是对哲学史上既有的学术进路感到不满，故而将哲学的真正使命认定为创造概念、发现真正的哲学问题。1968 年对德勒兹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五月风暴”与结识加塔利（Flix Guattari），这两件事情是促成德勒兹思想风格发生转变的直接促因。尽管德勒兹本人在当时并没有直接参与那场运动，但是他与福柯一样都在思想方面深深地受到“五月风暴”的影响，例如福柯在随后几年里开启了名为生命政治的微观权力研究，而德勒兹则通过与加塔利合作开启了一段名为“精神分裂分析”的欲望哲学之路。美国学者理查德 沃林（Richard Wolin）写道：“如若有人想洞察谱系学、生命权力和规训社会等福柯式概念的酝酿过程，那么对这一阶段的理解是直观重要的”，“福柯才得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这一概念，而这一概念成为他后期著作的标志”。由上可见，“五月风暴”对整个法国思想界而言都是极大的冲击，这一事件的发生迫使知识分子对自身定位进行反思，促使他们从普世性的宏大叙事转向“为具体的目的而展开具体的斗争”，这就是我们要从政治事件的角度来重新考察德勒兹“个体化”思想发生转变的真正原因。不过，许多国外学者都将德勒兹视为一位远离政治的哲学家，他们眼中的德勒兹是一位专心于学、几乎不参与政治实践的纯理论家。这种说法确实有一些道理，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事实的全部。客观地看，这种认为德勒兹几乎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观点是极其偏颇的。德勒兹早在 1971 年初便参加了由德菲尔、福柯等人成立的左翼激进组织“监狱信息小组”，而且在该组织解散后又参与了保护犯人权利联合会的创立。1972 年 1 月 18 日，德勒兹更是同福柯、萨特等四十多人一起参加了福柯于法国法务部大厅内发起的静坐示威。同年 3 月，德勒兹与福柯二人共同参与了一场名为“知识分 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 20 世纪60 年代的遗产，董树宝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年，导论第 33 页。李方明：生命何以生成：德勒兹对西蒙东“个体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29 子与权力”的访谈活动，这一访谈充分地显示了二人对“五月风暴”的一致看法：发生在 20 世纪60 年代的诸多运动充分证明了知识分子已成为依附于权力体系的工具，而真正的斗争转移则到了围绕着“知识”“真理”的话语秩序中。正如德勒兹本人在访谈中的看法：“对我们来说，理论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主体，也不是某种良知/觉悟（conscience）的代表或有代表性的良知/觉悟行动和说话的永远是一个多元体，即便对于说话和行动的个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我们都是集合体（groupuscules）。不再有什么代表，只有行动，只有在接续或网络关系中存在的理论的行动和实践的行动。”在德勒兹看来，理论与实践其实是一回事，理论必须经由实践方能发挥作用。理论与实践都使人们抛弃了个体身份转而作为一个多元体存在着，“理论要求那些相关人士最终从实践角度为自己说话”，这一立场实际上从侧面回应了巴迪欧（Alain Badiou）等人对德勒兹政治实践方面的质疑。至此我们终于弄清了“五月风暴”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德勒兹的思想发生转向。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理解德勒兹与加塔利为什么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反复表示“精神分裂分析”的诞生与这场革命存在极大的关联。换言之，反俄狄浦斯与千高原所构成的“精神分裂分析”就是在回应“五月风暴”遗留下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他们不希望欧洲的年轻人整日沉溺于颓废潦倒（tat de loque）或荒唐的行为（酗酒、嗑药）里，而是勇敢地去生成属于自身的“装配”或“无器官身体”。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合作在当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用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Franois Dosse）的话说就是：“在 1968 年，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各自处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他们几乎不可能相遇。”因为在 1968 年的时候，德勒兹已经成为了一位出版了大量论著、被学界普遍公认的哲学家，而加塔利则是一名仅发表了几篇文章、掌管着一家诊所的精神分析师。关于二人初次接触的具体过程，我们无从得知。不过，二人通过拉博尔德诊所的让-皮埃尔穆亚德（Jaen-Pierre Muyard）这个中间人得以认识这一点确凿无疑。这一点在反俄狄浦斯的扉页中足以证明，两位作者在那里表示了对他的感谢：“致让-皮埃尔，真正的罪魁祸首、领袖以及这项反常事业的发起者。”与加塔利的相遇将德勒兹从哲学史评注及结构主义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使德勒兹感受到了一种来自域外的思维方式的召唤，此时的他显示出了对再构建某种与差异与重复类似的差异本体论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要通过与加塔利的合作来开启个人哲学的新篇章。总的来看，德勒兹在哲学史研究方面长于加塔利，但是在概念的创造与政治实践方面则一直居于落后地位。德勒兹本人在访谈中也承认过这一点，“我只研究概念，实际上相当胆怯。费利克斯曾和我谈到了他已经所说的欲望机器：他对无意识作为机器以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无意识有一个完整的理论和实际的概念。所以我自己也认为他在思想上比我走的更远。”尽管二人对于反俄狄浦斯的具体写作方式秘而不宣，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外界的一些材料获知二人的协作模式，例如两位作者共同的好友弗朗索瓦福奎特（Franois Fourquet）寄给他人的书信。在朋友杰拉德拉伯德（Grard Laborde）的书信中，福奎特描述了德勒兹与加塔利合作时的场景：“德勒兹接受，然后调整这些笔记，对它们进行评论，然后将费利克斯的作品与哲学史联系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反 吉尔德勒兹：荒岛及其他文本：文本与访谈（19531974），大卫拉普雅德编，董树宝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308-309 页。Franois Dosse,Gilles Deleuze&Flix Guattari intersecting lives,trans.Deborah Glassm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1.Franois Dosse,Gilles Deleuze&Flix Guattari intersecting lives,trans.Deborah Glassm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11.Franois Dosse,Gilles Deleuze&Flix Guattari intersecting lives,trans.Deborah Glassm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4.海峡人文学刊 2023 年第 2 期 30 俄狄浦斯中的许多概念是由加塔利提供的，德勒兹主要承担了将这些概念与思想史相联系以及全书的整理、编辑工作。这一推论同样可以在加塔利本人的日记中找到证明，反俄狄浦斯出版后加塔利曾在日记里抱怨，德勒兹对其思想进行了“过度编码”，他几乎不能在书中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当然，这一“失误”也为日后二人的再度合作埋下的伏笔，1980 年出版的千高原剔除了精心的编排，更接近于加塔利的思维模式，更像是两人经过多次口头会议之后的产物。从学理上看，反俄狄浦斯与千高原是两本一脉相承却又各有千秋的著作，前者的关键概念是“机器”（machine），而后者的核心则是“装配”。不过，无论是“机器”还是“装配”都能够体现出二人对于西蒙东“个体化”思想的改进。相较于西蒙东反对格式塔结构的“个体化”思想，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机器”或“装配”则更为激进地体现出他们关于生成之流的构想。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机器”或“装配”完全脱离了组织结构，这两个概念并没有像西蒙东的个体化进程那样从一个先于主体的角度来表达自己，而是将其起源归因于内在，以一种内在性的方式表达着自身。这一内在性的表达方式就是欲望或无意识本身，机器总是欲望的、无意识的，是欲望与无意识驱使着机器永远地转动下去。然后，机器与机器的齿轮又在一个个装配中进行相互碰撞，进而生成出全新的齿轮或连接，即使齿轮之间的运转可能是完全异质的。由此可见，装配就是一种由很多异质的项构成的多样性，而且这一多样性在项之间建立联系、关系。“个体只有通过被组装才能形成，只有在它从一开始就被装配起来时才存在。”在千高原的结论部分“具体的规则与抽象的机器”里，德勒兹和加塔利还通过论述层是什么，以此来述说装配是什么。每个层都包含着两部分：被编码的环境与成形的实体。只不过，层的组成物都是非现实性的，它们的实质是彼此差异着的抽象机器。“形式和实体，代码和环境之间的区分并非是现实性的。它们是每一种连接的抽象组分。”我们可以用内容与表达来对层进行理解，二者间既不存在某种对应性，又不存在因果联系或能指所指关系。层并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层更像是对一系列异质性元素进行的整合后显现的结果。为了证明这一点，德勒兹和加塔利特意区分了“层化”与“层”：“层化就像是世界自混沌之中的创生，一种连续的、不断更新的创造。而层则构成了上帝的裁断。”我们可以拿有机体来解释这一点。有机体无法穷尽生命，有机体之外总是存在着一种更为强大的潜在力量，这种潜能就是作为去层化运作的装配：一种非有机的无器官身体、一种充盈着内强量的场域、一种人类自身的非人生成。由上可见，装配更接近于一个容纳了诸多异质物的界域。装配本身总是由两种异质性装配组成：机器性装配与陈述性装配，前者生成为一种表达的符号机制，而后者则生成为一种实行的（pragma tique）行动与激情。这一全新的关联并未出现在层之中，因而层无法对其进行捕获。当然，形成新的界域并非装配的全部使命，装配在形成界域的同时也开始了解域。“界域与解域之间不可分离，正如代码和解码之间不可分割。”最终，所有装配抵达了一个既是起点又是终点的容贯性平面，相同与相似之物绝对不会出现在这一平面之中，平面中只存在诸多“高原”，它们此起彼伏、峰峦叠嶂。“千高原”里从不存在中心与王权，存在的只是一种“和”的逻辑，它总是处于“之间”，并以装配或游牧的方式存在着。根茎思维里不存在等级秩序，逃逸线并不出自比奇异点更高的维度，容贯性 Franois Zourabichvili,Deleuze:A philosophy of the event,trans.Kieran Aarons,ed.Gregg Imbert&Daniel W.Smith,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2,p.146.吉尔德勒兹：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2010 年，第 724 页。吉尔德勒兹：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2010 年，第 725 页。吉尔德勒兹：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2010 年，第 727 页。李方明：生命何以生成：德勒兹对西蒙东“个体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31 平面不比逃逸线更高，繁复体亦不高于容贯性平面。一切都是装配，旧的界域离去，新的界域生成，一切都处于运动状态，不停地生成、不停地界域、解域、再界域 结 语 尽管西蒙东的“个体化”思想带给德勒兹以巨大启发，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的生命之思是完全一致的。最后，笔者希望通过“转导”与“装配”两个概念来管窥两位哲学家的本质差异。西蒙东在其论著中对转导的运作也采用了连词（conjunction）的逻辑。在他看来，形质论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坏的形式，我们需要创造出一种好的形式才能理解世界。因而，好的形式绝非稳定的格式塔结构，而是充满潜能的形式，一种面向未来的转导。并且，好的形式并不会使个体化进程停滞，与之相反，它反而会引发、激起个体化，它以信息的方式创造出一个个“个体化的剧场”（theater of individuations），一个个潜在的前个体场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断定：西蒙东依然在假设一种更“好”的形式，因为他不敢去承认“转导”可能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因此，相较于西蒙东的“转导”概念，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装配就显得更为激进。这是因为装配意在劝导人们去拥抱一种与技术的真正共生，呼吁人们在一种“与”（est）而非“是”（et）的思维下与世界共舞。这种共生关系意味着一切都是装配，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生命层面都内含着不同系列的装配。相比树状思维，根茎思维带给人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我们不应主观地预设理念是“好”的或是“坏”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的底色就是无基底的生成之流。正如德勒兹在一次采访中表示的那样，装配并不确保好的结果。“在千高原中我们试图告诉（读者）你无法确保一个好的结果（例如，仅仅有一个平滑空间去克服条纹空间或强迫之力是不够的，仅仅有一个无器官身体来克服组织也是不够的）。”机器、陈述、力、欲望它们异质性地散落在在事物内部，彼此碰撞、交流，旧的装配逝去的同时，又有新的装配继续生成。而且，装配之中不存在片刻的停息，唯有欲望、机器、陈述在其间永久地生成、转动。很显然，德勒兹以更激进的方式实现了西蒙东“个体化”的愿望，装配式生命之思就是将任何有关真理的建构都视为短暂而片面的，真正的伦理问题就是以描述性的方式直面迫切且具体的生命遭遇。因而，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在于怎样从盛行的普世想象中逃逸，而生命就在一次次的逃逸与生成中获得了绝对且真切的自由。（责任编辑：陈新儒 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