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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耶稣会士邬若望生平行事考略61克罗地亚耶稣会士邬若望生平行事考略*彭裕超摘 要：耶稣会士邬若望于 1616 年抵达中国澳门，是第一位踏足中国的克罗地亚人，也是中东欧地区最早的来华传教士。但是由于其在华时间不长、成就不显，历来鲜为汉学界和学术界关注。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对新旧材料加以勾连、分析和运用，力求详细而准确地还原邬若望的生平和在华经历，展示其作为克罗地亚人参与中国与中东欧文化交流的过程，以为学界进一步认识和研究邬若望提供参考。关键词：邬若望；耶稣会士；晚明；克罗地亚；文化关系中图分类号：K304 doi:10.19326/ki.2095-9257.2023.03.007*本文为 201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项目编号：17ZDA173）的阶段性成果。a邬若望的名字在不同语言的史料中有多种写法，如：Ivan Vreman、Ivan Ureman（克罗地亚语），Gioanni Vremano、Giouanni Vremano、Giovanni Vremano（意大利语），Joannes Ureman（拉丁语），Joao Ureman（葡语），Jean Ureman（法语），Johann Ureman（德语），以及荣振华（Joseph Dehergne，1903 1990）提到的 Uriman、Vielmon、Vremanu、Vrimano、Vemano、Fruma、Vremans、Vermanus 等。bARSI,Jap.-Sin.,114.fol.234 261 vo,“Annual Letter by Francisco Furtado,(from Hancheu),24 August 1621”Carta Annua from China for the Year 1620.见 Juan Ruiz-de-Medina,“Ivan Vreman(Split 1583 Nanchang 1620)A Croatian among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in Japan and China,”Review of Culture,27/28(1997):29.cDaniello Bartoli,Dell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la Cina:terza parte dellAsia.Roma:Nella Stamperia del Varese,1663,p.720.dPhilippus Couplet,Catalogus Patrum Societatis Jesu,1686,p.18.克罗地亚耶稣会士邬若望a（Ivan Vreman，1583 1620）是史料记载的第一位入华的克罗地亚人。作为中国与克罗地亚文化交流的一位先行者，他拉开了克罗地亚人与中华民族直接交往的序幕。邬若望也是中东欧地区最早的来华传教士。作为晚明首批来华传教士之一，他深度参与了东西方交流，为两个不同世界的交通往来作出了贡献。他的来华经历也折射出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的面貌。关于邬若望b的最早史料可以追溯至他同时代的 17 世纪。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1589 1653）写于 1621 年的1620 年耶稣会中国年信（Carta Annua from China for the Year 1620）对邬若望有大量记载。耶稣会史学家巴尔托利神父（Daniello Bartoli，16081685）的 耶 稣 会史：亚洲的第三部分中国（Dell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la Cina:terza parte dellAsia，1663）c和柏应理（Philipe Couplet，1624 1692）的耶稣会士名录（Catalogus Patrum Societatis Jesu，1686）d中均载有对邬若望的记录。18 世纪历史学家朱塞佩帕特里格纳尼（Giuseppe Patrignani，1659 1733）和朱利奥切萨雷科达拉（Giulio Cesare Cordara，1704 1785）对邬若望也有所关注。法瓦罗（Antonio Favaro，1847 1922）汇 编 的 马 吉 尼 书 信 集 （Carteggio inedito di Ticone Brahe,Giovanni Keplero e di altri celebri astronomi e matematici dei secoli XVI e XVII,con Giovanni Antonio Magini，1866）收 录 了 邬 若望 的 书 信。19 世 纪 和 20 世 纪，费 赖 之（Louis Pfister，1833 1891）和荣振华对前人的资料进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612023/4/25 17:30:07国际汉学总第36期，2023年第3期62行整合，分别编入著作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1552 1773）和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Rpertoire des Jsuites de Chine de 1552 1800）当中，这两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两书均记载，邬若望来自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经葡萄牙到达中国澳门，死于南昌，葬于南京。费赖之还提到，邬若望在北上途中，“已患胃痛之疾，既困舱底，足浸水中，饮食不充，睡卧不宁，疾病加剧1621年 4 月 22 日若望疾遂不起，遗体葬于南京雨花台。”a后荣振华将费赖之所记邬若望逝世时间修正为 1620 年。b近年来，国内学界在相关研究中对邬若望有越来越多关照c，从不同角度对其有直接提及，为a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154 155 页。b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688 689 页。c比如，澳门编年史对邬若望到达和离开澳门的时间均有记载；任增强提到邬若望来自克罗地亚；汤开建和周孝雷提到邬若望曾到达南昌；朱晓秋提到邬若望在澳门圣保禄学院执教，夏泉指出邬若望教授的具体科目是数学；周萍萍称邬若望是晚明时期来华耶稣会士的先驱之一；丁超、宋炳辉经过考察和比较，确定邬若望是中东欧地区最早的来华传教士；康志杰则以邬若望的名与字（瞻宇）为例，指出耶稣会士在取汉名时讲求对应的特点。参见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澳门编年史第一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43、367 页；任增强：多维视野中的传教士汉学研究，载中国文化研究2010 年第 2 期，第 210 页；汤开建、周孝雷：“后利玛窦时代”江西地区天主教的传播、发展与衰亡（1610 1649），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 年第 3 期，第 112 128 页；朱晓秋：澳门第一所高等学府圣保禄学院，载广东史志1999 年第 4 期，第 15 页；夏泉：试论西方高等教育明清时期在中国的传播，载江苏高教 2004 年第 4 期，第 116 页；叶茨尼克（Stanislav Juni）、周萍萍：来华中欧耶稣会士科学家及其对中国科学的影响，载汉风2019 年，第 87 页；丁超、宋炳辉：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中东欧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 68 页；康志杰：明清来华耶稣会士汉名琐议，载世界宗教研究1996 年第 4 期，第 104 页。d比如，达迪奇（arko Dadi）从数学史、天文学史和精确科学史的研究角度对邬若望的科学工作进行考察；波里奇（Marijana Bori）从中国与欧洲科学交流的角度，探究邬若望的早年求学经历以及在亚洲的科学实践，称其作为耶稣会士的一员，在天文观测、地理测量和数学研究等方面，为东西方科学交流作出了贡献；科拉德（Mijo Korade，1947 2020）的克罗地亚耶稣会士（Hrvatski isusovci misionari，1991）记载了邬若望的生平和他与奥地利耶稣会天文学家格林伯格（Christoph Grienberger，1561 1636）的书信往来。斯洛文尼亚学者叶茨尼克则将邬若望置于来华的中欧耶稣会士的研究视域下，讨论他们对中国科学的影响，参见 arko Dadi,Hrvati i egzaktne znanosti u osvitu novovjekovlja.Zagreb:SNL,1994,p.492（达迪奇：现代初期的克罗地亚人与精确科学，萨格勒布：SNL，1994 年，第 492 页）；Marijana Bori,“Ivan Ureman posrednik izmeu kineske i europske znanstvene tradicije,”Obnovljeni ivot:asopis za filozofiju i religijske znanosti 76.4(2021):500（波里奇：邬若望中国和欧洲科学传统的使者，载重生：哲学与宗教科学学刊2021 年第 4 期，第 500 页）；Mijo Korade,Hrvatski isusovci misionari.Zagreb:Hrvatska pokrajina Drube Isusove,1991,p.11（科拉德：克罗地亚耶稣会士，萨格勒布：耶稣会克罗地亚教区，1991 年，第 11 页）；Stanislav Juni,“Central-European Jesuit Scientists in China,and Their Impact on Chinese Science,”European Jesuits in China:The Importance of the Jesuits for the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3.2(2015):94.eVladimir Horvat,Isusovci u Hrvata.Zagreb:Filozofsko-teoloki institut Drube Isusove,1992,pp.200 219.（霍尔瓦特：克罗地亚耶稣会士，萨格勒布：耶稣会神学院，1992 年，第 200 219 页。）我们认识邬若望提供了线索，但是其中的信息却依然零散、欠缺且模糊，不足以呈现他的生平行事。邬若望的同胞克罗地亚学者也对他有越来越强烈的研究兴趣，不过这些研究更关注邬若望在科学领域的贡献，从文化交流史视域开展的研究则较少。d在邬若望研究方面起到奠基性作用的当属葡萄牙耶稣会士、历史学家胡安鲁伊斯德梅迪纳（Juan Ruiz-de-Medina，1927 2000）神父。梅迪纳以耶稣会档案、年信、圣保禄学院年报（Cartas nuas do Colgio de Macau）、私人书信等为主要文献，对邬若望的生平进行全面考察与梳理，其研究成果邬若望 1583 1620 中国与日本耶稣会中的克罗地亚人（“Ivan Vreman A Croatian among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in Japan and China”）最早于 1992 年在克罗地亚发表e，1997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622023/4/25 17:30:07克罗地亚耶稣会士邬若望生平行事考略63年，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将该文章的英文版收录于文化杂志（Review of Culture）a，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总的来说，学术界对邬若望的关注相对欠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相比于同时期的来华传教士，邬若望的功绩不突出，不及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 1628）、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 1649）、阳玛诺（Emmanuel Diaz，1574 1659）、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 1666）等人显赫；第二，文献障碍较大，关于他的中文文献非常有限，这给我国研究者带来了困难。不过，如果我们跨越语言屏障，放眼外文资料，便会发现文献其实不少，只是分布零散，使我们忽视了其中的关联。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新旧材料加以勾连、分析和运用，力求详细而准确地还原邬若望的生平和活动，展示其作为克罗地亚人参与中国与中东欧文化交流的过程，以为学界进一步认识和研究邬若望提供参考。一、学习时代（一）人文浸润邬若望来自今天克罗地亚南部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城市斯普利特（Split）。斯普利特与拉丁文化渊源颇深，它曾经是罗马帝国的城市，公元305 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244312）在这里建立了豪华的宫殿，作为退位后居住的行宫。10 世纪起，斯普利特成为威尼斯共和国的重要海港，整个达尔马提亚地区在威尼斯的影响下，经济日益繁荣，文化丰富活跃。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 1324）的出生地科尔丘拉岛也属于这一地区。14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后，由于达尔马提亚地区离意大利很近，很快便受到影响，人文主义思想在该地区广为传播，使其教育事业快速发展。15 16aRuiz-de-Medina,op.cit.,pp.29 44.bARSI,Prov.-Rom.,172,fol.36 vo Ingressus novitiorum 1594 1630;Prov.-Rom.,54,fol.26(Triennial Catalogue of 1600)，转引自 Ruiz-de-Medina,op.cit.,p.41.cRuiz-de-Medina,op.cit.,p.29.dAdam S.Eterovich,Croatia and Croatians at the Lost Colony,1585 1590.San Carlos:Ragusan Press,2003.世纪，克罗地亚中部和东部斯拉沃尼亚地区落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南部以杜布罗夫尼克为中心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却在奥斯曼帝国、威尼斯共和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三方争夺的狭缝中，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凭借发达的航海事业、繁荣的商贸活动和兴旺的教育事业，焕发出独特的社会文化风貌。可以推断，少年时期生活在斯普利特的邬若望，受到当时历史背景的影响，接受了天主教洗礼，其人文思想和智识在古典教育中开始萌芽，同时追求先进的科学知识。1600 年 2 月 1 日，即将 17 岁的邬若望离开家乡斯普利特，来到耶稣会初修院。耶稣会档案显示，邬若望的出生日期为 1583 年 4 月 6 日，这一日期是邬若望自己申报的，他同时还申报了随身携带的物品：一顶毡帽、一顶教士用的四角便帽、一件中间开孔的圆形披风和长袍、一件粗呢黑长袍、一件紧身坎肩、一双小羚羊皮靴、一双半羊毛靴子、一双起绒粗呢黑便鞋、衬衣、长毛绒围巾、三条白硬领、三个衣架、一个皮箱、一件长毛绒紧身坎肩以及一本斯拉夫语（Schiavone）的基督教教义书。b以当时的标准来看，邬若望携带的物品种类繁多，材质精良，梅迪纳因此推测他很可能出身富裕。c而物品中的斯拉夫语的基督教教义书，则充分显示出他的民族身份。在邬若望生活的 16 17 世纪，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地区受威尼斯共和国统治，当局为了避免当地的克罗地亚人产生独立的民族意识，故将他们称作“Schiavoni”，其字面含义是“斯拉夫人”，实指“克罗地亚人”。d由此可见，邬若望不仅来自今天克罗地亚的达尔马提亚地区，还有着明确的克罗地亚民族身份。（二）科学探索两年初修期结束后，邬若望进入罗马学院（Collegium Romanum）。1602 年 至 1606 年，他学习了修辞学和哲学。1607 年起，他开始接触科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632023/5/5 17:09:58国际汉学总第36期，2023年第3期64学，师从克拉维斯（Christophor Clavius，1538 1612）a、梅尔科特（Odo van Maelcote，1572 1615）和格林伯格（Christoph Grienberger，1561 1636）等名家，逐渐显露出科学天赋。凭借着天文学和数学领域的贡献，邬若望被克罗地亚学界尊为该国的科学先驱。b邬若望对月食的观测过程与结果，可见于与天文学家马吉尼（Giovanni Antonio Magini，1555 1617）的信件往来中。1609 年 1 月，邬若望尝试通过裸眼观测狮子座月食来测定狮子座 星与地球的距离，并将观测过程和观测结果的记录寄给了马吉尼。邬若望在信中表示，由于天气不佳，且缺乏精确的计时工具和望远镜，观测没有达到预期目标。c除了汇报观察情况以外，邬若望还向承受丧子之痛的马吉尼表达了亲切慰问，他写道：亲爱的父亲与心爱的儿子分离固然痛苦，但是我们确信，正义和纯洁的人在过世后将拥有另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这将给予我们安慰你的孩子现在造物主的王国中享受着幸福的生活，非常快乐，希望孩子的父亲在克服了不可避免的痛苦之后，与他一起欢欣鼓舞地祝福主，得到福报。d邬若望利用地磁偏角测经度的研究，可见于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 1680）的著作中。17 世纪三四十年代，基歇尔运用耶稣会全球网络收集了很多地点的地磁偏角数据，力图在a克拉维斯是开普勒和伽利略的好友，也是利玛窦的老师。bDadi,op.cit.,p.492.cAntonio Favaro,Carteggio inedito di Ticone Brahe,Giovanni Keplero e di altri celebri astronomi i matematici dei secoli XVI.e XVII.con Giovanni Antonio Magin.Bologna:Nicola Zanichelli,1866,pp.323 327.dFavaro,op.cit.,p.323.e戴碧云：欧洲近代早期用地磁偏角测经度新论：以基歇尔、卫匡国和哈雷的探索为例，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105 页。fAthanasius Kircher,Magnes sive de arte magnetica opus tripartitum.Coloniae Agrippinae:apud Iodocum Kalcoven,1643,pp.380 381.g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154 页。hInstitut za povijest prirodnih,matematikih i medicinskih nauka,Rasprave i graa za povijest nauka,4.Zagreb:Jugoslavenska akademija znanosti i umjetnosti,1983,p.4.（南斯拉夫科学艺术院自然、数学和医学科学史研究所编：科学史文献研究第 4 卷，萨格勒布：南斯拉夫科学艺术院出版社，1983 年，第 4 页。）i值得注意的是，几何原本在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是最先传入中国的西方数学著作，由利玛窦和徐光启于 1603 年至 1607 年合译了 13 卷中的前 6 卷。它不仅拓宽了中国对西方数学的认识，更对中国本土学者挖掘、整理自己本国的古代数学遗产、发展传统数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较大区域内使用这种方法测算经度e，其中，为基歇尔提供数据和线索者就有邬若望。1616 年，在从印度果阿前往中国澳门的航行过程中，邬若望通过结合果阿与澳门的位置关系和时差来研究地磁偏角，以确定澳门的经度。邬若望在寄给格林伯格的信中写到，他使用艾儒略 1612 年 10 月 8 日在澳门观测月食的结果，测算出中国澳门与法兰克福的时差为 6 小时 48 分钟，从而推算出澳门的经度，最终确定了澳门的地理坐标。f格林伯格的学生基歇尔基于邬若望等耶稣会士提供的实证和数据，完成了研究著作磁或磁的技艺（Magnessive de arte magnetica）。该 书 于 1641 年、1643 年、1654年三次出版，书中附有邬若望的信件。在数学方面邬若望也有很高的造诣，费赖之转引巴尔托利神父的评价，称“其人多才艺，尤长于数学，兼为热心传道之人”g。邬若望最重要的数学成果是编著几何学纲要（Geometriae speculatiuae compendium）h，这是一份用于教学的手稿，现存于西班牙圣洛伦索 德埃尔埃斯科里亚尔市（San Lorenzo de El Escorial）图书馆。有理由相信，邬若望后来在印度果阿和中国澳门圣保禄学院的教学工作中，使用的讲义是这一手稿的复制本。几何学纲要是对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i第一卷的继承和发展。邬若望以克拉维斯校订和增补的几何原本为蓝本，试图为古代几何原理赋予更加精确的现代形式，从而使其中的公理和定义更容易得到验证、推演和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642023/4/25 17:30:08克罗地亚耶稣会士邬若望生平行事考略65应用。学术研究是耶稣会士的特长之一，注重教育是耶稣会的基本特质，“学术传教”是耶稣会在华传教的主要策略和活动规律。他们往往通过译书讲学向士大夫阶层介绍西方科技文明及数学、天文、地理、历法等近代科学知识，进而利用士大夫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来为传教活动创造条件。在 16 世纪至 17 世纪，这样的策略在中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在踏上传教之路以前，耶稣会士需在长期的学习中积累知识并提高其学术素养。在这层意义上，邬若望的科学文化造诣，既是对远东传教活动的准备，也是对耶稣会“学术传教”传统的印证。二、东方之行（一）领命东行耶稣会重视世界范围的传教，并且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541 年，耶稣会士沙勿略（Franciscus Xaverius，1560 1552）作为教皇在东方的代表并得到葡萄牙国王的全力支持，他的东方之旅，拉开了耶稣会士亚洲传教活动的序幕。经过沙勿略、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 1606）、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 1607）、利玛窦等多人的努力，耶稣会终于把影响力从印度、日本扩展到中国并且扎下了根，掀起了入华a传教的热潮。特别是利玛窦 1609 年入驻北京，这一事件大大提升了耶稣会对于入华传教的期望。这使得年轻的耶稣会士们心驰神往，都想以利玛窦为榜样，前往中国传教，为天主建功立业。然而，入华传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欧洲和亚洲的形势以及诸多复杂的因素影响着传教a当时的欧洲人均将中国澳门视为葡萄牙领地，故“入华”均是指进入内地，而非澳门。见汤开建：法国耶稣会士聂仲迁在华传教活动考述兼谈鞑靼统治下的中国历史一书的史料价值，载国际汉学2021 年第 2 期，第 78 页。b柏理安著，毛瑞方译：东方之旅：1579 1724 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7 页。c“会长经其力请，不得已许之。”见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154 页。dRuiz-de-Medina,op.cit.,p.30.e尊父是对耶稣会总长的尊称，邬若望在这里所指的是指阿桂委瓦。fARSI,Jap.-Sin.,17,fol.82，转引自 Ruiz-de-Medina,op.cit.,p.32。g“金尼阁神甫抵罗马，延之同赴中国。”见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154 页。h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记金尼阁 1620 年 7 月 2 日抵中国澳门，有误，荣振华考证后更正为 1619 年 7 月 22 日。见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 680 页。士的命运。遥远的东方和大门紧闭的中国，对于耶稣会士来说始终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各种挑战。到非基督教地区传播教义，对传教士而言意味着要求其具备更加虔诚的信仰。柏理安（Liam Mattew Brockey）在东方之旅：1579 1724 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Journey to the East: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1579 1724）中提到，在去亚洲传教前，很多耶稣会士都表达过为了死后能去天堂，他们愿意殉难。b邬若望很可能不是其中之一，他的东行似乎更像是组织安排，而非个人意愿。他于 1609年 9 月领受时任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Claudio Acquaviva，1543 1615）的派遣令和资金。费赖之指出，邬若望是“在会长的力请下，不得已而接受派遣”c，这点大概是符合实情的。其原因有两个：第一，据梅迪纳称，他在耶稣会档案翻遍了年轻教士申请前往东方的志愿书集，却找不到邬若望的志愿书；d第二，在写给阿桂委瓦的回信中，邬若望自述亦称离开欧洲是对天主旨意的服从：当我用心地读着尊父e的信，听见了神圣的声音对我说：离开你的欧洲，到我这里来吧！我的心顿时被强烈的感觉冲破，整个人被感动的泪水淹没。就在这一天，我明白了，天主通过我的上级，清楚地向我表明了让我离开欧洲的旨意。f费赖之的资料还提到，金尼阁邀请邬若望一同前往中国g，然而从时间上看，两人没有同行。金尼阁于 1607 年第一次前往东方，1613 年返回罗马，1618 年 4 月第二次来华，率领二十多名传教士从里斯本出发，1619 年 7 月抵达中国澳门，次年重返内地h，这些时间点与大部分史料所显示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652023/5/6 10:32:20国际汉学总第36期，2023年第3期66的邬若望的旅行情况不吻合。在 1609 年领受派遣令后，邬若望随即动身前往里斯本a。1609 1615 年，他滞留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葡萄牙王室以邬若望是外国人为由，没收了他的路费，阻止他登上前往东方的船只。b邬若望只好辗转前往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拉曼恰托莱多省的奥罗佩萨学院，在那里教授拉丁语和修辞学，同时学习神学和伊比利亚语。1612 年晋铎为神父。1615 年，葡萄牙王室最终对邬若望予以放行。4 月 15 日，他启程前往葡属印度的首府果阿c，经过四个月的航行后抵达。邬若望在果阿逗留了九个月，其间在果阿圣保禄学院完成了神学学业，接受传教工作方面的培训，为在亚洲教区从事传教工作做好了准备。d1616 年 5 月他启程前往中国澳门，7 月13 日抵达。在邬若望的同行者中，有耶稣会东亚地区资深传教士维埃拉（Francisco Vieira，1555 1619）。维埃拉抵达中国澳门后即被委任为中日教区巡视员e（即巡察使），即范礼安的继任者。（二）初到中国澳门邬若望到达中国澳门的 1616 年，正是南京教案发生的时间。利玛窦去世后，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59 1654）调整了耶稣会在中国a里斯本是赴远方的传教士们必经之地。他们有时要在那里等待数月或数年才能轮到在出航的葡萄牙船舶上得到一个舱位。葡萄牙各地或中欧的传教士们也都经陆路或海路到达那里，以等待合适时机出发。见谢和耐（Jacques Gernet）、戴密微（Paul Demiville）等著，耿昇译：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年，第 14 页。b葡萄牙国王向教廷申请前往东方和中国的传教特许权。在获得传教特许权的同时，葡萄牙国王承担为中国传教活动提供方便和赞助的责任，并承担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经费。保教权规定，凡到东方和中国传教的传教士都需要得到葡萄牙王室的批准。见曹增友：基督教与明清际中国社会中西文化的调适与冲撞，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年，第41 页。c果阿是当时欧洲传教士前往东亚地区如中国、越南、日本等国的中转站，许多从欧洲取道东方的传教士都要在这里停留，有时候会停留很长时间。见顾为民：16 18 世纪印度果阿耶稣会圣保禄学院，载史林2015 年第 6 期，第 182 页。d许多满怀憧憬的传教士在离开葡萄牙时仅接受了部分培训，他们不得不在到达印度之后完成剩下的学业。航海行程中自然条件非常险恶，而且去海外服务的传教士又是欧洲教区中最具才能的人，在继续前往所要服务的教区之前，他们需要在果阿休息，补充营养和完成学业。参见顾为民：16 18 世纪印度果阿耶稣会圣保禄学院，第 182 页。e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澳门编年史第 1 卷，第 343 页。f南京教案的成因，有佛耶之争说、中西文化冲突说、明末党争说、沈与传教士恩怨说，亦有西方殖民威胁说等。见周孝雷：巡城御史孙光裕参与南京教案史实考论，载世界宗教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131 页。g自 1576 年罗马教皇在中国澳门成立教区以来，澳门便是耶稣会士在亚洲活动的基地，是衔接中国与日本两个子教会的重要支点，而澳门圣保禄学院成为修士们的驿站。据1616 年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记载：“有许多来自日本的神父同宿在这所学院。”澳门圣保禄学院的住校人数从 1615 年的 37 人剧增到 1616 年的 96 人。见辉明：“禁制”时期澳门的日本天主教徒及其在东南亚的活动，载广东社会科学2016 年第 6 期，第 93 页；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澳门编年史第 1 卷，第 344 页。h邓恩（George H.Dunne）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08 页。的传教政策，一改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新的政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在多方因素f的综合作用下，引发了反教风潮。南京教案是明廷对基督教入华后的第一次政令性打击，在中华教史上被称为第一次教难，大批传教士被驱逐或逮捕，天主教在全国范围受到沉重打击。除了南京教案以外，日本“切支丹禁制”也在这一年升级，许多耶稣会士和天主教徒被迫逃往中国澳门避难。g在这种情况下，邬若望抵达澳门后只能留居于此，无法进入内地。他积极学习汉语，等待进入内地的时机。除了一改“文化适应”外，龙华民还取消了“学术传教”策略。他的新政得到上级中国日本教区省会长卡瓦略（Valentim Carvalho，1560 1631）的支持。卡瓦略于 1614 年将日本的耶稣会总部撤到中国澳门后，开始干预中国的传教政策。他颁布了严厉的措施，禁止使用利玛窦的传教方法，禁止教授数学和哲学。神父们只能宣讲福音。h邬若望的科学才华因而难以施展，仅有的科学活动是在圣保禄学院教授西方数学，其间教学又因耶稣会传教政策而几度中断。虽然邬若望的科学才华无法施展，但他的语言才能却派上了用场。他在澳门承担的第一个任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662023/5/6 10:32:20克罗地亚耶稣会士邬若望生平行事考略67务是翻译耶稣会年信。自耶稣会日本总部撤到中国澳门后，澳门便肩负起收发耶稣会各个传教据点同欧洲往来的信件的责任，以保障远东传教团同罗马总部的沟通和联络。从日本送来的1616年耶稣会年信（1616 Carta Annua）是用葡萄牙语写成的，为了信件能够在意大利和欧洲的其他教省更好地流通，需要将其翻译成拉丁语。据巡察使维埃拉称，当时在中国澳门只有一人能胜此任，那就是邬若望。a当年 12 月 13 日，邬若望完成了翻译，信件很快就被寄向欧洲。但是，邬若望本人对译文不满意，但因时间紧迫，来不及润色文字，只好作罢。b费赖之将这一译作列为邬若望的遗著。c不过，邬若望的译作并非只有这一部。一年之后，他又承担了将从日本送来的1617 年 殉 教 者 简 表 （Breve Relatione delli Martiri dellanno 1617）从葡萄牙语翻译成意大利语的任务。d三、中道崩殂（一）北上入华随着教案风波逐渐平息，耶稣会的入华传教活动出现转机，在澳门的传教士为进入内地做了充足的准备。同时，明末朝廷对西方火器技术的需求为耶稣会重新入华创造了机会。1619 年爆发的萨尔浒之战改变了明朝历史，也开启了红夷大炮的引进。惨败于金军的明廷意识到火器的重要aARSI,Jap.-Sin.,17,fol.63,“Francisco Vieira(from Macao)to the Assistent Nuno Mascarenhas,29 December 1616”With a cost scriptum of five lines dated“8 January 1617”转引自 Ruiz-de-Medina,op.cit.,p.31.bARSI,Jap.-Sin.,485 520 vo,“Annual Letter of 1616”Latin translation by Ivan Vreman(Joo Uremano)commissioned by the provincial Valentim Carvalho,“Macao.idibus die 13 die 1616，”转引自 Ruiz-de-Medina,op.cit.,p.31.c“遗著有一六一五至一六一六年之日本年报，十二月十三日写于澳门，见那波利选集，八开本，一六二一年。”见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154 页。dARSI,Jap.-Sin.,29,I fols.75 86 vo Breve Relatione delli Martiri che furono uccisi in Giappone per la fede di N.Sor.Jesu Xpo dal mese di Marzo dellanno 1617 fin allOttobre del medesimo Anno，转引自 Ruiz-de-Medina,op.cit.,p.31.e李巨澜：澳门与明末引进西洋火器技术之关系述论，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5 期，第7 页。fARSI,Jap.-Sin.,114,fol.221,转引自 Ruiz-de-Medina,op.cit.,p.34.g李之藻派门人孙学诗和张焘赴澳门购炮，两人到达澳门后，因“学识高深”和“热心奉教”受到了当地人的友好接待，成功购得大炮四门并雇得葡籍炮手。这四门大炮经过多次折运后于 1621 年抵达京城。在目睹大炮的巨大威力后，明廷更加重视购炮和铸造之事，到了天启末年，从澳门购买大炮合计三十门，大大增强了明军的作战能力。h冯震宇、高策：明末基督教徒与西方传华火器技术之关系研究，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101 页。性，徐光启开始着手引进先进的红夷大炮，由此拉开了明末引进西洋火器技术的序幕。e在西洋火器技术的引进过程中，耶稣会士的参与行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耶稣会士作为中间人积极帮助双方进行协商，促成明廷与在中国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之间达成交易；另一方面，一批掌握火器技术和擅长中文的耶稣会士以“军事专家”的名义成功入京，协助明廷进一步掌握用炮和造铳技术。西洋火器技术的引进为耶稣会重返内地创造了机会，也成为邬若望北上入华的主要背景。傅汎际在1620 年耶稣会中国年信中有这样的记载：保 禄（Paul）、利 奥（Leo）和 弥 格 子（Michael）三位大人热切希望他们的祖国皈依圣教，希望邀请神父进入中国学习汉语，因此，两位神父于 1619 年就出发了，其中之一是来自达尔马提亚的邬若望他一再提出要派他去传教，如今终于得偿所愿。f傅汎际提到的三位大人，保禄、利奥、弥格子分别是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三人奉教护教，在南京教案期间为教士和教徒提供了许多帮助。另外，面对鞑靼压境，徐光启积极备战，他致信李之藻和杨廷筠，请他们派人赴澳门购置大炮，聘请西洋炮师。g同时，徐光启力倡引进西炮西兵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借此提高基督教在明朝统治者心中的地位，从而有利于其在中国传教。h但是由于当时逐教令还没有撤销，传教士还不能公开活动，耶稣会只能进行秘密的尝试。教士们乔装打扮，分批行动，第一组出发的便是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indd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