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纪伯伦：“异乡人”的哀伤与幸运素材-新人教版选修.doc

纪伯伦：“异乡人”的哀伤与幸运（黎跃进）1907年的一天，当时在土耳其统治下的贝鲁特中心广场上架起火堆，当局当众焚烧了纪伯伦刚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叛逆的灵魂，并宣布这是一本“危险的、叛逆的、毒害青年的书”。政府决定取消他的国籍，教会决定开除他的教籍。而七十余年后的1981年，为纪念纪伯伦逝世5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当年为“纪伯伦年”，世界各国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纪伯伦，这个长期侨居美国的近代黎巴嫩作家和诗人，饱尝游离于母体文化之外的精神孤寂和痛苦，这又为他融合东西文化，把孤独和痛苦育化为精美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契机和条件。“异乡人”的孤寂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18831931）出生于黎巴嫩北部的一个山村，当地群山逶迤，雪松苍翠，风光旖旎。纪伯伦在这大自然的怀抱中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当时的黎巴嫩作为叙利亚省的一部分并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版图。摇摇欲坠的帝国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加紧对属地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黎巴嫩沦为极度贫困。加上西方传教士在阿拉伯地区宣传欧美文化，美洲大陆对贫困的黎巴嫩人产生极大的诱惑，出现向美洲移民的热潮。“移民规模浩大，19世纪后30年里，黎巴嫩有半数以上的人移居美洲。”1895年，纪伯伦随着母亲及兄弟姐妹，经埃及、法国，定居美国波士顿。从清新宁静的山村来到繁华喧闹的城市，在这里接受西方文明教育。两年后又只身回到祖国学习民族语言文化，直到中学毕业后返回美国。期间旅游黎巴嫩各地，探访名胜古迹。返美后再也没有回过黎巴嫩，一直在欧美学习和创作。1931年病逝，灵柩被送到故土，他的灵魂才回归到他秀美的故乡。远离祖国的纪伯伦，在精神上更是一个孤独的游子。他自称为“异乡人”：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个异乡人。我是个异乡人。远离故土，孤独寂寞，痛苦难堪，却使我永远思念我不认识的神秘的故乡，使我的梦境出现了我望不到的遥远故土的影子。作为一个有思想、有良心的艺术家，纪伯伦一直关注着异族统治下的祖国，对专制统治下痛苦挣扎的祖国人民寄以深切的关怀。他一方面积极从事解放祖国的政治活动，曾参与筹建祖国独立的政党，利用各种机会演讲谴责土耳其政府的专制；一战中任叙利亚难民委员会会长，实行援救饥荒中的叙利亚人民的计划；以至于国内有人呼吁纪伯伦应该参加黎巴嫩政权。另一方面他通过文艺活动和文艺创作，积极促动祖国的民族独立斗争。他团结组织海外阿拉伯侨民文学作家，组成“笔会”，担任笔会主席，领导“旅美派”文学的发展。在创作当中，他以烈焰般的激情和不乏辛辣的语言，极力唤醒沉睡中的同胞：你们的灵魂在教士、巫师的手心里战栗，你们的肉体在暴君、刽子手犬齿间颤抖，你们的国土在敌人和征服者的铁蹄下抖动，那你们怎能希望站立在太阳面前？你们的剑在鞘中生了锈，你们的枪断了矛头，你们的盾埋在土中，你们又何必站在战场上？你们的宗教是沽名钓誉，今生是谎言，来世如烟云。可怜虫可以一死万事休，你们又何必活着？其诚挚之情和忧伤之状，可谓溢于言表。对祖国命运的关注，使得纪伯伦难以安宁，总在不断地思索：“你们的祖国和我的祖国会走向何方？哪位巨人将占领使我们在阳光下长大成人的丘陵、高原呢？叙利亚将被抛入狼窝、猪圈、还是被暴风卷进狮穴、鹰巢呢？黎明的曙光还会升上黎巴嫩的山巅吗？每当我孤独幽居时，总是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这种痛苦的思索，甚至转化为一种沉痛的自责：“我的亲人死了，我的友伴死了，眼泪和鲜血浸透了祖国的高原。在这里，我像亲人友伴活着的时候那样生活；当时祖国的高原沐浴着太阳的光焰。我的亲人死了，不是饿死，便是亡于刀剑。在这个遥远的国度里，我生活在自由、欢快的人们中间。他们吃食香美，饮料可口，床铺光滑柔软。他们望着岁月笑意盎然；岁月望着他们，春风满面。我的亲人死得真惨，而我却在这里活得舒适安然。这是一幕永恒的悲剧，常在我心灵的舞台上重演。”诗人为自己不能减轻祖国的灾难，不能和祖国人民共患难而忧伤自责，他继续写道：“我没有能够和亲人一道同受饥寒之苦，没有跟随他们的队伍共赴灾难，而是出居重洋外，生活宽裕悠闲。在这里我远离祸殃和灾民，毫无引以自豪炫耀之处，只有垂泪胸前”。由此我们不难体验纪伯伦身居繁荣富足的西方，面对祖国的贫困、战乱而在内心产生的痛苦和不安，也不难看到纪伯伦虽然远游海外，却对祖国倾注的满腔赤子情怀。爱中之恨人生中缺少的东西，也是人们最执著地追求的东西。缺少母爱温暖的人，最渴求母亲的怀抱。在纪伯伦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母亲”的意象。他笔下的母亲与“祖国”的形象相叠合，往往从对祖国的爱来歌颂母亲。在著名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中，他是这样抒写对“母亲”的深情：“人的嘴唇所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喊，就是妈妈。这是一个简单而又意味深长的字眼，充满了希望、爱、抚慰和人的心灵中所有的亲昵、甜蜜和美好的感情。在人生中，母亲乃是一切。在悲伤时，她是慰籍；在沮丧时，她是希望；在软弱时，她是力量；她是同情、怜悯、慈爱、宽宥的源泉。谁要是失去了母爱，就失去了他的头所依托的胸膛，失去了为他祝福的手，失去了保护他的眼睛”这就是一个游子心目中的母亲祖国的价值和意义。纪伯伦当然对她非常珍爱，为她梦牵魂绕。他曾以同样的激情和梦幻般的想像，描绘了一幅黎巴嫩的“晨昏图”：村民睡在他们坐落核桃林和大田之间的茅舍里，那里飘着水仙、晚香玉的芬芳、弥漫着素馨花的香味，还有温暖的泥土气息以及夜风的微微吹拂。人们心中充满了友爱，甚至想飞翔。晨曦来临，村庄渐渐苏醒，山谷里肃穆庄严。教堂的钟声震响，早祷的声音打破了宁静，群山间钟声缭绕，似乎整个自然界都在祷告。这里显得多么宁静、平和、友爱和温馨。然而，纪伯伦不是一个狭隘的、盲目的爱国主义者。当他从幻想回到现实、从自然来到社会，他看到一个千疮百孔的祖国，一个披头散发、面黄肌瘦、遭人蹂躏的“母亲”。纪伯伦的心在滴血，他以沉痛的笔触描绘了现实中的“黎巴嫩的子嗣”：他们的灵魂诞生在西方人的医院里。他们的智慧发蒙自那些佯装慷慨豪爽，实则贪得无厌者的怀抱之中。他们是柔弱的枝条，左右摇摆，毫无目标；他们早晚战栗，自己却全然不知。他们是浪涛上的船只，既无舵，也无帆；犹豫、彷徨是它的船长；妖魔栖息的洞穴是它的港湾。因而诗人发怒了，由爱转向了恨。“同胞们，我曾爱过你们。这种爱损害了我，却无益于你们。如今，我恨你们了。这种恨像洪水，它只会冲走枯枝败叶，摧毁那摇摇欲坠的茅屋。”纪伯伦以思想家的冷静，严厉地解剖了黎巴嫩、乃至整个东方民族的劣根性：愚昧、盲从、守旧、软弱，概括出来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奴性。在奴隶主义一文中，诗人写道：“我走进了宫殿、学院、庙宇，站在宝座、讲台、祭坛前，我发现劳工是商贾的奴隶，商贾是大兵的奴隶，大兵是官宦的奴隶，官宦是国王的奴隶，国王是牧师的奴隶，牧师是偶像的奴隶”。各种各样清规戒律，使每个人都成为奴隶，人们也甘愿成为奴隶。纪伯伦青年时代在贝鲁特希克玛学院求学的时候，学院的枯燥课程和没完没了的祷告令他反感，只有假日里投身大自然才体验到生活的甜蜜。在他的故乡，他经历了初恋，爱上了贵族小姐候莱。但门户不当注定了初恋只是一次痛苦的体验。这件事刺痛了纪伯伦，他体验了这种僵死文化对人性的损害。后来在一篇描写当时生活的作品中写道：“青春是一个美丽的梦幻，书本中莫名其妙的教条扼杀了甜美的梦境，使它变成残酷的现实。什么时候，哲人们能像通过责备把互不融洽的心灵联结在一起似的，把青春的梦想和知识的趣味结合起来？是否会有一天，大自然将成为人的老师，仁爱是课本，生活作课堂？”后来纪伯伦把这次初恋的痛苦体验写成折断的翅膀。小说中把个人的体验上升到民族的悲剧，在青年男女爱情的描写中，揭露宗教旧势力的凶残，僵死教条对人性的摧残和东方妇女的苦难命运。小说中描写悲剧女主人公：今天黄昏时分的萨勒玛克拉玛，就像一只盛满神圣的、把生活的苦汁与心灵的甜美均匀地掺合在一起的醇酒的酒杯。她并不知道自己代表了东方妇女的生活：一走出可爱的父亲的家园，就被粗暴的丈夫套上了枷锁；刚离开慈母的怀抱，就得在狠心的婆母奴役下苟且偷生。小说在西方出版，传到祖国后却听到一片指责之声。说作者是“想败坏青年男女的道德”，“发现那是搅拌在肥油里的毒药。”这些令诗人作何感想呢？当然，纪伯伦对东方民族传统的审视，并非仅仅从自身经历出发，他更以其置身的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西方文化中的平等、民主、自由等合理因素无疑给诗人某种精神的启示。清醒的民族自省纪伯伦远游海外，身处与自身传统不同的异质文化社会之中，得以避免“身在此山中”的盲目和局限。作为遭受异族统治的知识分子，往往由于政治上的“救亡图存”，而出现文化上的短视，缺乏对民族传统文化作深入剖析的条件和愿望，激进的民族热情阻碍其对传统文化负面价值作清醒的理解。纪伯伦游离于母体文化之外，客观上没有狭隘民族主义者的种种负担，所以能在西方文化某些因素的启发下，冷静地观照民族传统，进行深刻的民族自省。纪伯伦早期创作了两部短篇小说集：草原新娘（1905）和叛逆的灵魂（1907），其中大多通过男女情爱的题材来表现现实问题，对阿拉伯民族腐朽的教义、摧残人性的法规、风习予以猛烈的抨击。在他创作的散文诗集，尤其是在暴风集（1921）、珍趣篇（1923）两集中，有不少篇章是对东方民族性格的冷峻剖析。独立与红毡帽是珍趣篇中的名篇，作者在篇中讲了两个东方人的故事。一个叙利亚文学家在开往埃及的法国轮船上就餐时，法国人要他脱下他的红毡帽阿拉伯世俗官员的标志，他为此写了一篇表示抗议的文章。另一个是位印度王子，诗人曾在意大利邀请他观看米兰城的一次歌剧表演，王子回答：“如果你邀请我去访问但丁的地狱，我会随你欣然前往。但我不能在一个禁止我缠头巾和抽烟的地方落座。”这是一种何等狭隘的民族感情！一顶毡帽、一块头巾就代表着民族气节和祖国独立大业？纪伯伦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我看到东方人执著他的某些信条，即使对他的民族习俗的某个影子也紧紧抓住不放。”执著于陈腐的信条，不辨是非，不思变革，这是东方民族落后的根本原因。在奴隶主义一篇中，纪伯伦列数种种“奴隶主义”的表现，但他认为“其最出奇者”，是“将人们的现在与其父辈的过去拉在一起，使其灵魂拜倒在祖辈的传统面前，让其成为陈腐灵魂的新躯壳，一把朽骨的新坟墓”。变革、向前，这是纪伯伦的人生准则，也是他的社会思想。他说：“被过去的声音扼死的人，决不能与未来对话”，“要向前进！停止不前就是胆小、怯阵，回顾往昔之城就是愚昧，蠢笨”。然而东方民族的恋旧、沉湎于“往昔之城”几乎成了病入膏肓的症状，只有用“解剖刀作彻底的手术才有痊愈的可能”。麻醉剂与解剖刀是纪伯伦民族自省篇章中最有力度的一篇。其中写道：“东方是一个病夫，灾病轮番侵袭，瘟疫不断滋扰，他终于习惯了病痛，把自己的灾难和痛苦看成是某种自然属性，甚至看成是陪伴着高尚的灵魂和健康的良好习惯；谁要是缺少了它们，谁就会被看成是被剥夺了高度智慧和高度完美的残缺不全者。”而这个“病夫”需要的只是各种各样的麻醉剂，“东方人仍然生活在昔日的舞台上，他们倾心于开心解闷的消极事物，讨厌那些激励他们，使他们从酣梦中警醒的简单明了的积极原则和教诲”。东方民族沉疴已深，需要惊天动地的“诅咒”，需要摧枯拉朽的“暴风”。因而纪伯伦以“疯人”的姿态出现，自觉做旧时代的“掘墓人”和“新时代”的“先驱者”，其目的是要摆脱屈辱和落后，获得民族新生。纪伯伦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剖析民族性格的负面价值，不意味着对民族传统的全盘否定，也不意味着对民族发展的悲观绝望。在相会一篇中，作者把黎巴嫩和埃及拟化为一对青年男女，追忆阿拉伯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奋斗和光荣的历史。时世与民族中，通过时世老人来评说叙利亚的落后：“叙利亚，你所说的衰落，我把它称之为必要的沉睡，随之而来的将是朝气勃勃，充满活力。因为花儿只有枯死才会重生，爱情只有离别后才会变得更加炽烈”。是的，只要正视民族面临的问题，在屈辱中奋起，从沉睡中惊醒，革除陈弊，积极进取，一种富于活力的新文化，一个勃勃朝气的新民族就会出现。超越性追求由于英年早逝，纪伯伦文学创作的时间并不长。从他1903年发表第一篇文学小品算起，到他去世的1931年，不到30年。纵观他近30年的创作，明显可以看到他创作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尽管中间的界限不是截然分明。前、后两期的发展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概括：第一，在创作形式和语言运用上，前期以小说为主，也写散文诗；后期以散文诗为主，也写过诗剧。前期主要用阿拉伯文写作；后期主要用英语写作。第二，在创作内容主旨上，前期着眼于现实的问题，表现出暴风雨式的抨击，“破坏”是其中心意念；后期则着重于理想的表现，精心构筑“爱”与“美”的世界，“建设”是其中心意念。第三，在文化思想上，前期立足于阿拉伯民族的立场，批判西方的物质文明，也进行深刻的民族反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后期则试图超越东、西文化，站在“人类一体”的立场上思考人类的普遍问题：人的完善、生命的升华、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生与死等等。散文诗集先知（1923）是纪伯伦后期创作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创作的高峰。诗集中塑造了一个饱经人世沧桑、充分体验了人生奥秘，又满怀着挚爱和宁静的东方哲人形象。他在西方的阿法利斯城滞留了12年，将回到他渴念的东方故土。临别前这位“上帝的先知，至高的探求者”，应当地人的请求，为他们“讲说真理”，给他们披露“真我”，告诉他们“关于生和死中间的一切”，具体讲述了爱与憎、哀与乐、生与死、美与丑、情与理、罪与罚、给与取、劳与逸、善与恶、自由与法律等26个问题。诗集的基本主题，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充实和提高，是“生命在宇宙的大生命中寻求扩大”。在纪伯伦看来，人生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也显得异常的缤纷多彩。在人身上，存在着“兽性”“人性”和“神性”三个层面。“摆脱动物性、发扬人性、走向神性，获得自由，这就是纪伯伦在先知中为人类升腾规划的神路历程、光明大道”。先知中，作者虽然是从人性出发，但指归在神性；虽然涉笔人们的现实问题，但驻足的是人的理想世界。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讲，先知显得高渺超远，与现实有一段距离。但文学是文化系统中具有超越功能的文化因素，它毕竟不是对现实的一种解决，不是一种政治手段，因而在文学中对理想和“神性”的思考有着更大的魅力和光照面，更具有超越性，因而也更显出其价值。在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的背景下的近代东方文学中，纪伯伦是为数很少的具有这种超越性追求的作家中的一个。纪伯伦从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以及后期这种超越性追求，当然可以从多方面去解释。但毫无疑问，与他作为东方人却生活在西方文化氛围中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一方面以西方文化来审视东方民族的传统，从而获得前期的深刻民族自省。另一方面他也以东方民族文化来审视西方近代以来的工业城市文明。他在一篇作品中写道：“我们这些大部分岁月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度过的人，对于黎巴嫩边区村落里居民的生活几乎是一无所知。我们已经趋附于现代文明的潮流，有意无意地忘却了那里纯洁、朴实、优美的生活所包含的哲理。如果观察一下那种生活，便会发现春天是明媚的，夏天是繁忙的，秋天收获了硕果，冬天可稍事休息。农村的生活更接近我们的母亲大自然的各种本能。我们比村民们有钱，他们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是贪欲的奴隶，他们却十分知足；我们从生活的杯盏中饮下的是用绝望、恐惧和厌倦酿成的苦酒，他们喝的却是最清澈的琼浆”。这样东、西方文化互为参照系加以观照，诗人在两种文化中都有过深刻的体验，他看到人类面临的不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的问题，人类需要的是一种突破民族和文化疆域的思考。加上他年近“不惑”，思想趋向成熟和敏锐的天赋，他能独自站在“鹰鸟作巢的山峰上”，俯视东方与西方，俯视整个大地。因而他被阿拉伯人称之为“在世界文坛上占据了崇高地位的三位东方诗人之一”（另两位是海亚姆和泰戈尔），也被美国总统罗斯福称之为“东方刮来的第一阵强风”。（选自衡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有删节）5专心 爱心 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