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东北作家群”创作中...平原上的摩西》为中心说开去_黄仁志.pdf

第 41 卷第 1 期2023 年 2 月常 州 工 学 院 学 报(社科版)Journal of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Vol 41No 1Feb 2023doi:10 3969/j issn 1673 0887 2023 01 009收稿日期:2022-09-12作者简介:黄仁志(1999)，男，湖北荆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基金项目:新疆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XSY202201032)试论“新东北作家群”创作中的“子一代”书写及其文化内涵 以 平原上的摩西 为中心说开去黄仁志(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摘要:在近几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以“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凭借其独特的创作风格迅速崛起，其中“子一代”叙述视角及其折射出的文化内涵令人瞩目。这些新生代东北作家以“子一代”的视角讲述着父辈的创伤记忆，呈现了一段历史性悲剧，其间蕴含着独特的叙述风格，这一独特的书写行为在当下的大众文化场域中也具有特殊意义。关键词:新东北作家群;“子一代”书写;平原上的摩西;东北文化中图分类号:I206 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 0887(2023)01 0048 06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建构过程中，区域性文学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东北地区有着独特的历史基础以及文化氛围，在这一场域中诞生的文学现象也格外引人注目。20 世纪 30 年代在抗战背景下形成的“东北作家群”已然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完成了其经典化历程。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的更迭，近年来在当代文学版图中以双雪涛、班宇、郑执、赵松、贾行家等为代表的一批东北青年作家大放异彩，他们的作品有着相似的题材、风格、文化语境，因而批评界将其归纳为“新东北作家群”，并对其进行着不断深入的多维度的研究与批评。20 世纪 30 年代以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呼应的时代主题是民族国家的“抗战”，而以“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呼应的时代主题则是工人阶级的“下岗”。“新东北作家群”大多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他们大多是 90 年代市场化改革浪潮中下岗工人的“子一代”，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往往致力于从“子一代”视角讲述“父一代”在历史浪潮的裹挟下“下岗”以及其后所面临的种种生活、精神困境，在书写过程中也凸显了“子一代”叙述视角的独特性，形成了一种新颖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与此同时，“新东北作家群”以“子一代”叙述视角对特定历史的书写有助于打破自新世纪以来关于东北地区的固有的文化想象，实现对以乡村文化与喜剧文化为代表的东北主流文化的反叛与突围。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场不但包括文学而且包括电影、音乐在内的全方位的文艺复兴”1。本文将以“新东北作家群”代表作家双雪涛在文学场域的亮声之作平原上的摩西 为中心，探讨“新东北作家群”创作中的“子一代”书写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一、“子一代”书写的文化背景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东北作家群”，在 90 年代下岗浪潮中仍处于懵懂的少年时期，在2015 年左右才开始专职从事文学创作，也就是说，步入而立之年后他们才开始对“父一代”的故事进行书写，对这段他们亲身经历却因并非当时历史主体而有些许模糊的记忆进行回溯。他们致力于以“子一代”的视角讲述一段迟到的故事，为第 1 期黄仁志:试论“新东北作家群”创作中的“子一代”书写及其文化内涵在时代浪潮中失语的“父一代”书写隐藏在历史褶皱处的伤痛记忆，呈现那一段特定历史的面貌，挽回“父一代”逐渐被时代遗忘的尊严。新中国成立初期至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由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占据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东北地区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共和国的长子”新中国初期的工业重地，工厂林立。与此同时，工人们如同一颗颗螺丝钉安稳地在工业体系中运作，他们的日常生活被集体包办，无论人情往来、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医疗保障都极大程度依赖于工厂这一稳定的共同体，他们安享着作为历史主体、新中国主人翁的荣光以及集体生活的稳定性、便利性。当90 年代市场化改革浪潮来临时，曾经的工业机制中的螺丝钉在经济弯道超车的过程中被甩出轨道，曾经的“新中国主人翁”被社会迅速地边缘化，同时因缺少相应的就业创业机会以及福利保障机制，下岗浪潮中的“父一代”工人自然显得茫然无措，从而陷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一方面，经济来源与就业机会的缺失，让个体生活不堪重负，也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正如 平原上的摩西 中李斐的自述，“工厂的崩溃好像在一瞬之间国家现在的负担很大，国家现在需要老百姓援手”2 23。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阵痛中，个体需要承担极大的负担。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在双雪涛、班宇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 20世纪 90 年代的 9 000 元中学学费，李守廉、李斐父女因为这笔学费阴差阳错地被改写了命运轨迹 从安稳生活的父女沦为隐匿姓名的在逃嫌疑犯，李斐从一个健康好学的女孩变成了残疾人。像庄德增这样精明能干、在下岗浪潮中南下经商成功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的人物毕竟只是极少数，更多的下岗工人在承受着时代变迁赋予的苦痛。与此同时，物质上的匮乏也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许多下岗工人有时候就为了抢 5 块钱，晚上躲在楼道里袭击行人。当时下岗工人频繁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案件，也直接导致了警察蒋不凡的死亡以及李守廉、李斐父女被误解。另一方面，下岗浪潮导致工人精神虚无，造成创伤式的回忆。共同体的破碎使下岗工人丧失了归属感与使命感，“父一代”工人在集体生活中接受了个体利益必须无条件服从于集体利益的观念，相对应的，他们也享受着共同体带来的红利，无需为个人生活发愁，并且积极践行着新中国主人翁的价值观。但是当“二次工业化”袭来，之前集体承担的生活风险骤然转嫁到个体身上，自身的社会价值也受到质疑，先前稳定的共同体生活以及集体信仰全部坍塌。更为重要的是，“父一代”工人面对此种境况找不到申诉、罪责的对象，他们自然无法接受自己为经济制度改革承担责任，同时他们也无法要求集体组织对他们负责，这便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提出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理论，在劳动与生产高度分化的后工业社会之中，生产活动中的直接关系变得模糊起来，造成社会风险的各责任主体开始隐匿并通过一系列话语建构推卸责任，“这以一种典型的方式揭示了系统这个概念的伦理意义:你可以做某些事情并且一直做下去，不必考虑对之应负的个人责任”3。一旦风险爆发，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机构需对此承担责任，这样一来，责任与代价便由特定时代的个体承担，并且他们难以获得相应的物质保障与精神支撑，时代的悲剧落在每一个个体的肩上，“父一代”在精神上陷入虚无与迷惘是必然的。面对此种情形，“父一代”工人阶级只能成为历史的“失语者”，自身因为工人阶级固有的局限性而无法言说，或者说没有意识去言说自己的这段创伤式回忆，而在主流文化语境中他们也不可避免地被极度边缘化，他们无法回避、反抗这种命运。“父一代”下岗工人勤劳朴实、有一技之长，然而在原先稳定的共同体生活破碎之后，他们缺乏反思意识，文化语境中的话语权的历史局限性使他们无力反抗历史的冲击，无法为自我发声。与此同时，以赵本山小品为代表的东北喜剧文化与乡村文化迅速崛起，影响了国民对东北文化的想象与认知，小品中幽默、落伍的农民形象很大程度上成为东北的代言人，工人文化自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始终处于缺席的状态。因此，“子一代”对父亲一辈下岗工人的书写，本质上是对一段历史性悲剧的书写。身为“子一代”的“新东北作家群”并未致力于宏大的历史书写，也并未落入小资式的感伤抒情以及由94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23 年个体承担时代责任的窠臼，而是以个体的生活视角切入，克制地讲述这一段故事，在而立之年重新理解、拥抱沉默的“父一代”，为他们追索隐藏在历史褶皱处的尊严。比如，双雪涛在平原上的摩西 中塑造了一位“摩西式”的父亲 李守廉，在其整个人生轨迹(先进员工下岗工人在逃嫌犯)中他始终保持了内心的正义与反抗精神，青年时在红卫兵手下救下傅东心的父亲，下岗后也一直为人打抱不平，在因警察的误判而导致女儿受伤残疾时愤然拿砖头拍向蒋不凡的头，他始终反抗着生活的不公，坚守着自己的正义与尊严，犹如为保护希伯来人而奋起反击古埃及人的摩西。再如，班宇的盘锦豹子 中的父亲孙旭庭为人老实，吃了一辈子的亏却隐忍不发，在小说结尾处，班宇终于让他冲破桎梏，如一头豹子冲出门拔刀反击，发出那一代人的呐喊，“挺着脖子奋力嘶喊，向着尘土与虚无，以及浮在半空中的万事万物，那声音生疏并且凄厉，像信一样，它也能传至很远的地方”4。二、“子一代”书写的叙述风格因“新东北作家群”独特的历史记忆、叙述内容、创作理念，其“子一代”书写蕴含着独特的叙述风格，可从叙述视角、叙述语言两个方面观之。(一)叙述视角的独特性其一，“子一代”的叙述视角本质上是一种“追忆式”叙事，“铁西三剑客”回望过去，书写父辈们在下岗浪潮中的颠沛流离，那么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必然指涉“过去”“当下”两个时间维度。在对叙事时间的处理上，新生代东北作家不仅仅局限于常规的线性时间顺序，他们往往还使用多视角复调式叙事以及蒙太奇式场景拼接的方式在“过去”与“当下”之间曲折迂回，巧妙地呈现历史的面貌。双雪涛在平原上的摩西 中让不同人物以回忆录的形式叙述自己的见闻、感受，进而拼凑出一个跨越 12 年之久的悬疑杀人案件，真诚而克制地记述了时代洪流下“摩西式”的父辈们的苦痛与坚守。郑执在仙症 中首先以“过去”的片段(姑父王战团指挥一只刺猬过马路)开场，而后又立刻切换为“当下”的视点(“我”与未婚妻订婚当晚谈起姑父的经历)，然后开始讲述姑父的奇特经历，视点开始由“当下”稳步推回到“过去”，文本进入常规的线性叙事。然而正当事件即将到达高潮时，作者插叙“我”与 Jade 婚后商议度蜜月的场景，对“过去”的追溯再次被来自“当下”的视点打断，当“我”与 Jade 决定去斯里兰卡后，视点再次回到“过去”交代了王战团的结局以及“我”被规训的过程。仙症 通过蒙太奇式视点切换方式呈现了一种参差立体的叙事时间结构，以“子一代”视角追忆了被社会不断挤压的“疯人”大姑父的悲剧命运。新生代东北作家以“子一代”视角回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改革浪潮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体被裹挟的人生命运，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小说中重塑叙述时间，恰如双雪涛在其创作笔谈中所强调的不同于现实时间的“小说家的时间观”5，展示了其独特的叙事美学风格。其二，多采用“低机位视角”，即多采用有限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而这个叙述者本身并非故事的主角，仅仅是有节制地记录“父一代”的故事，与此同时，独特的叙述视角在文本创作过程中有时也会产生叙事结构上的创新。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 便以章节为单位让不同时代的主要人物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并以回忆录的形式展开叙述，在 14 节的篇幅里 7 人分别从自己的限制性视角发声，参差互照，以极为隐忍的语调描绘90 年代下岗浪潮的历史风貌。需要指出的是，平原上的摩西 中的灵魂人物却并非以上的叙述者，而是处在所有人物故事交叉处的李守廉，所有人的叙述都是为了还原以李守廉为典型代表的下岗工人一生的遭际，所有线索的展开也塑造了一个一直反抗着时代加于他身上的种种苦痛、不公的“摩西式”的人物。“新东北作家群”中与之相似的多线型叙事结构还有许多，比如班宇的工人村、双雪涛的飞行家、郑执的森中之林 等等。“叙事结构作为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为沟通写作行为与目标之间的模样和体制。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功能和意义的标志，其以有限 的 形 式 让 读 者 解 读 难 以 限 量 的 潜 在 意义。”6 因此，这些独特的叙事结构可以理解为 80后“新东北作家”并不致力于书写苦难，沉溺于小资式的抒情、感伤，他们想克制地记录“父一代”05第 1 期黄仁志:试论“新东北作家群”创作中的“子一代”书写及其文化内涵的故事，为他们追索逐渐被时代遗忘的尊严。(二)叙述语言的独特性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的叙述语言具有极度简洁、大量使用东北地区口语的特性。其一，“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大量使用短句，语言简洁凝练，几乎不使用冗长复杂的句子结构。对人物的刻画多用白描手法，极少使用心理描写，寥寥数语便将人物的轮廓勾勒出来，比如双雪涛在 平原上的摩西 中对傅东心和李守廉两人的形象塑造:“也是返城知青，长得不错，头发很黑，腰 也 直，个 子 不 高，但 是 气 质 很 好，清爽。”2 3“老李住在尽东头，在小型拖拉机厂上班，钳工，方脸，中等个，但是很结实结婚之后他沉稳多了，能吃苦，手也巧，是个先进。”2 6 7用简短的语句描绘了气质清爽的女知青和踏实能干的工人形象，并交代了二人的背景。新生代东北作家对事件的描述往往依赖于简短的对话与描写，如 平原上的摩西 中用李守廉与李斐父女之间的一次简短的对话便交代了李守廉的下岗事件及其此时低落忧愁的情绪:“(李斐已经知道父亲下岗)快喝完的时候他说，我下岗了。我说，啊。他说，没事儿，会有办法的，我想办法，你把你的书念好。我说，嗯，你今天没摔跤。他说，没有。我说，那是怎么了?他说，我在想，我能干什么。我说，嗯。他说，我想，我也许可以卖茶叶蛋。”2 24再如，班宇在 仙症 的开头仅用极小篇幅的短句便概括了“我”与外国女友 Jade 的感情经历，“我见她是中国人样貌，主动上前搭讪，想不到她操起家乡口音的中文跟我攀谈时，惊觉彼此竟出生在同一座城市，甚至在同一间妇婴医院。我说，这是命，我从小信这个。Jade 说，等下跟我回去，我自己住。三个月后，我们闪婚。”7 其二，大量使用东北地区口语、俚语，极富区域性色彩。受东北土地滋养的新东北作家将东北方言熟稔灵活地运用于文学创作中，那些令人倍感亲切的“东北口儿”在叙述者和作品其他人物口中频繁出现，诸如“咋”“造”“侃大山”“立棍儿”“扯犊子”“不值当”“够呛”“铰头”“纳了闷”“利整”“沙楞”等等。这些极具地域特色的口语消解了文学作品中一些不必要的“陌生化”效果，使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感受到小说中熨帖的烟火气，以及独属于东北的那份历史厚重感，正如班宇在接受 南方都市报 的记者采访时所言，这些地域色彩浓厚的方言背后是“人与思想的迁移与结合”8。综上所言，以“铁西三剑客”为代表的新生代东北作家以其独特的追忆性叙述视角编织文本中精妙的时间链条，对“低机位视角”的偏好往往使他们在处理宏大历史背景时采用嵌套交叉的叙事结构，使得叙事过程精彩纷呈。同时，他们精准简洁、颇具地方色彩的语言风格也让文本具有东北地区独有的幽默明快感与历史分量。新生代东北作家正逐渐构建自己的叙事美学。三、一场“子一代”的文化突围当代东北的主流文化想象大体经历了以下 3个时段:第一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至 20 世纪 80年代初期。此时的东北是经济与文化双重意义上的“共和国长子”，经济上成为国家工业化的表率，建立了带动经济发展的重工业基地，此时东北区域文艺生产在全国占据中心位置，刚健爽朗的工人文学蓬勃发展，东北民俗曲艺也在全国范围内大受欢迎，关于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因符合意识形态宣传需要也被积极推广，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五朵金花 英雄儿女 白毛女 等一系列热及全国并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经典作品，此时的东北在国民心中是蓬勃向上的文艺生产中心，东北地区的工业文明受到其他地区人民的向往，勤劳朴实的工人精神成为时代的宝贵品质。第二时段，20 世纪末至新世纪第一个 10 年。这一时期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东北工业基地开始衰颓，经济中心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东北地区“共和国长子”的地位成为过去，计划经济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被时代逐渐淡化、遗忘，体制中的工人阶级被迅速边缘化，此时，“东北小品与建构市场社会的意识形态实践于不期然间发生了耦合”9，因此以赵本山小品为代表的喜剧文化与乡村文化凭借“春晚”宰制了民众对东北地区的文化想象，滑稽、落伍的农民形象成为东北文化的代言人，之后陆续推出的 刘老根 马大帅 乡村爱情 等一系列反响巨大的喜剧作品，更将主流文化层面上的东15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23 年北文化彻底娱乐化。第三时段，新世纪第一个 10年之后。这一时期网络媒介高速发展，进入泛娱乐化的东北的文艺生产主体变为活跃在直播间或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 App 上的流行文化与网红，“喊麦”“社会摇”“复古迪斯科”接替小品、“二人转”成为东北地区的文化符号，东北在国民的潜意识中便被贴上了“土味”“粗鄙”的标签，大众对东北文化及其衍生产品往往持审丑、戏谑的心态，如此一来，这片黑土地上的那些沉重的历史事件以及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叹息也淹没在喧嚣之中。因此，近几年在当代文坛大放异彩的“新东北作家群”的“子一代”书写就更显其独特的文化意义，一方面是它还原了特定历史面貌，挽回了被时代遗忘、在主流文化中失语的“父一代”下岗工人的尊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超越地域的个体悲剧性命运书写获得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叙述这个被时代淡化的故事与被边缘化的群体，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将这一影响深远却又被时代尘封的事件重新推向大众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近 30 年来国民对东北地区固有印象的改写，是对以乡村文艺和喜剧文艺为代表的东北主流文艺的反叛，有助于揭示那些被喜剧外衣遮盖的真实的历史与文化传统，让人们知道，在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不是只有滑稽、幽默、粗鄙，它也曾经承载过现代化的辉煌，孕育过大量优秀的严肃的文艺作品，在那片土地上有过一群人的沉默与叹息。在某种程度上，“新东北作家群”的文学创作是拿回对自己历史的阐释权的一种尝试，“子一代”视角的书写本质上是完成故土和父辈们的文化叙事。“新东北作家群”的“子一代”书写记录着那一代人留下的足迹与叹息，它隐忍克制地镌刻着一段被主流语境边缘化的历史性悲剧，它并不局限于某人某事某一片区域的文化框架，这种超越地区的情感共鸣无疑有利于打破人们对东北固有的印象。在这个意义上，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的书写超越了地域局限，从地区走向国家，从特定的文化语境走向具有普适性的精神伤痛，这也使得新时代下的东北书写具有了新的普遍性。除了上述“子一代”的集体式创伤记忆书写在当代文化场域中的张力外，新生代东北作家的影响力还在于他们的登场方式也昭示了新时代下文学场的新变。双雪涛、班宇、郑执 3 人在文坛的发展历程都兼具“专业”与“野生”的气质:说他们“专业”，是因为他们当下已获得包含诸多主流文学奖项、权威文学期刊以及文学评论家等要素的传统文学场的高度认可，并以此为布迪厄意义上的“象征资本”，逐渐奠定其正统作家地位;说他们“野生”，是因为他们都并非以传统文学期刊为登场媒介，3 人皆于近而立之年凭借新市场媒介从“业余”走向“职业”，在新时代大众视域中逐渐获得认可。3 人的成长轨迹共同印证了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在新文学场域中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双雪涛 28 岁时放弃银行职员工作，专职从事文学创作，契机正是其处女作翅鬼 获得 2010年台湾地区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这背后潜藏着强势商业媒体的推广。班宇 29 岁时由出版公司古文编辑转变为职业作家，契机是 2015 年其短篇小说集打你总在下雨天:工人村蓝调故事集 获得由互联网阅读平台“豆瓣阅读”举办的第四届征文大赛“喜剧故事”组首奖，其后班宇在豆瓣 App 上以“坦克手贝吉塔”为昵称发表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受到广大网友关注，班宇的成功转身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网络文学平台在文学场中的上升势头。郑执 31 岁时由青春伤痛式业余网文作家转变为职业作家，契机正是 2018 年其小说仙症 获得“匿名作家计划”的首奖。“匿名作家计划”是由理想国、鲤、腾讯大家三方联袂主办的匿名短篇小说大赛，小说的评审团除了苏童、格非等文坛名家还包括网络平台的大众读者，参赛作品及评审过程全程在网络上公开，这一活动通过传统书刊与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网络平台两种渠道进行传播，两者互相兼容造就了一场当代文坛盛事，前者保证了这次竞赛的专业性与权威性，后者则拓宽了这些参赛作品的大众市场，郑执这位新生代作家也通过这一形式一举成名并正式迈入文坛。以上 3 人的成名经历均展现了现代传播媒介在当代文学场域强大的辐射力与聚合力。无论是台湾地区的“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豆瓣 App 平台的征文大赛，还是融合线上线下颇具竞赛综艺色彩的“匿名作家计划”，它们背后都25第 1 期黄仁志:试论“新东北作家群”创作中的“子一代”书写及其文化内涵有强势的资本市场以及完整的传播链条，也因此引发了文学场的新变，主流期刊不再是唯一的正统创作平台和成名途径，多样化的传播方式拓宽了作家成名的渠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对大众市场受众的引入激发了文学发展的活力。“新东北作家群”的登场方式恰是这种新变的明证。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子一代”的东北书写并非仅仅局限于文学创作，近年来他们在电影、音乐等文艺领域的创作活动也十分火热，他们拥有相似的精神内核，共享着同样的文化语境，同样有利于重塑大众对东北的认知，寻回曾经失落的历史阐释权。自王兵的铁西区(2003 年)发表以来，中国当代以东北为背景的“下岗”题材的电影大多获得海内外的广泛好评与奖项，如张猛的耳朵有大福 钢的琴、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张大磊的八月 等等。由路阳执导、改编自双雪涛同名小说的刺杀小说家 在 2021 年春节档热映，收获近 9 亿元票房，“新东北作家群”及其书写的工业文明再次受到关注与讨论。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 我的朋友安德烈 等小说的影视化也已经提上日程。在音乐领域，东北说唱歌手董宝石的野狼 disco 在幽默、“土嗨”的词曲中表现了东北的失落与不甘。这些不同领域的“子一代”文艺生产活动会在公共文化领域发生怎样的互文关系?会继续产生多大的影响?是否能实现董宝石所提出的“东北文艺复兴”10?值得继续关注。注释:张猛的 耳朵有大福 2008 年上映，获第 11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评委会特别奖，钢的琴 2011 年上映，获第 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刁亦男的 白日焰火，2014 年上映，获第 64 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张大磊的 八月 2016年上映，获第 53 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参考文献 1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1):174 182 2双雪涛 平原上的摩西M 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 3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4 4班宇 冬泳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44 5双雪涛 小说家的时钟J 芙蓉，2014(1):120 121 6杨义 中国叙事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32 7郑执 仙症M 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4 8班宇，朱蓉婷 我更愿意对小说本质进行一些探寻N 南方都市报，2019 05 26(A16)9刘大先 东北书写的历史化与当代化:以“铁西三剑客”为中心J 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4):58 66 10傅适野，张之琪 董宝石对话班宇:野狼 disco 不是终点，我要用老舅构建东北神奇宇宙Z/OL GQ 报道微信公众号特稿，2019 10 09责任编辑:庄亚华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