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改革与产权无关吗证券投资论文.doc

一、 银行绩效与产权的关系

　　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在“病急不能乱投医”一文中分析了78个国家958家上市银行的股权结构和经营利润。郎教授认为银行的经营利润和股权结构没有显著关系，他说“银行改革是一个次于法制和经济改革的一个课题，和产权结构无关，也和监管无关”。他还说，“我们的结论是外商和民营银行股权的大小和银行的经营绩效无关，因此我们否定了民营化和引进外商行的必要性”。当前在中国金融改革中，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官方都强调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中需要通过股权多元化达到清晰产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显然，郎教授的判断与经济学主流针锋相对。无论如何，我都非常钦佩郎教授的反潮流精神。

　　全世界大部分银行都是股份制银行，或者说是民营银行，例如著名的花旗、汇丰银行等等。按照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分类，只要国家控股的比例低于50%就称之为民营银行。因此在许多学术刊物上把银行上市称为民营化。银行上市过程就是产权多元化的过程，只有实现了产权多元化才有条件来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如果依然保持着国有独资或者国有控股，就很难实现政企分开，很难在金融机构中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当前我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国有商业银行。最近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给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资，争取上市，吸收民间和海外资本等等都是为了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单一的股权结构。

　　世界银行金融市场发展局从1998年开始，用了3年时间系统调查了107个国家的银行。截止2000年底，民营银行占全球银行资产的比重已经超过了70％。这个比重在近年来一直处于上升态势，而国有银行的比重持续下降。在发达国家中国有商业银行的比重从40％下降为20％，在发展中国家由60％下降为40％。国有银行比重最高的国家有中国、东南亚和前苏联国家。如果不包括转型国家，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几乎都是穷国。在北美和澳洲，国有银行比重低于10％，在欧洲和日本低于20％。世界上几乎所有经营绩效较好的银行都是民营银行，而国有银行在排行榜上几乎都忝居末位。[1]

　　倘若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一些著名的外国银行相比：从股本回报率（roe）来说，花旗集团为38.8％，美国银行为30.6％，汇丰控股24.8％，而中国银行的资本回报率只有7.6％，工商银行3.7％，农业银行2.2％，建设银行3.8％。

　　从资产回报率（roa）来看，花旗集团为2.08％，美国银行为1.97％，汇丰控股1.27％，而中银行的资产汇报率为0.38％，工商银行0.14％，农业银行0.10％，建设银行0.14％。[2]
相比之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和国际大银行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怎么能够说，银行的绩效和产权没有关系呢？

　　在拜读了郎教授的英文论文(bank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的数据结构之后发现他在数据处理、回归分析和逻辑推理上似乎有些失误，结论来得过于唐突，实在不敢苟同，愿意就此题目向郎教授请教。

　　二、银行经营绩效的数据处理

　　郎教授文章采用股本回报率(roe)来评估银行的经营绩效。不过，这样做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符合巴塞尔协议的要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旦银行在经营中出现不良贷款，银行具有足够的清偿性，能够凭借自身的资金冲销坏帐倘若不遵守这条规则，采用股本回报率来评估银行经营绩效可能误导信息。显然，银行资本充足率越低，股本回报率越高，可是，他们遭遇金融危机的概率也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这些金融机构的股本回报率比较高，也不能称之为好银行。世界上主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高于8％，例如，美国银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04%，加拿大、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平均资本充足率都高于11％。其中，花旗集团的资本充足率为11.25%，汇丰控股13.3%，而中国银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4.27％。有些农村信用社只有2%左右。[3]这是中国金融改革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2004年动用450亿美元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就是为了提高他们的资本充足率。因此，如果用股本回报率来分析银行绩效，应当删除所有资本充足率低于8%的金融机构。倘若一定要把那些资本充足率达不到标准的银行包括在内，也应当对他们的股本回报率打折计算。这样一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本回报率就更低了。三、该研究没有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导致缺乏针对性

　　在郎教授的数据中，中国金融机构只用了3家股份制银行，而没有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内。迄今为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有银行金融资产的65%，其实际影响远远大于他们占有的金融资产比例，在许多领域中甚至处于垄断地位。由于郎教授的样本中没有包含四大国有独资银行，因此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特别是在讨论产权改革时文不对题，欠缺说服力。

　　在郎教授文章中引用的3家股份制银行的产权结构为：国有股为0，民间股(widely held)为0， 国内资本控股(domestic fi)97.27%，外资控股2.728%(详见table 6, ownership structure across countries)。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值得推敲。事实上，除了民生银行基本上以民间资本为主之外，其余股份制银行的国有股的成分都相当高。如果仅仅把国有股的定义限制为财政部拥有的股份，那么，地方政府或者国有企业持有的股份应当划归哪里？如果按照郎教授文章所说，中国股份制银行中的国有股为零，当然不再需要什么产权改革了。
四、国有持股比例并不等于产权结构改革

　　郎教授分析的958家银行全部都是上市公司。其中，“大众持股的银行比例非常低，只占所有银行的15%，而国家持股银行比例最高占28%”。在这里没有弄清楚郎教授所说“大众持股的银行比例”究竟指的是什么？是一般股民持股比例超过50%的银行数目，还是指一般股民在银行中持股的比例？从数据来看，郎教授分析的是国家持股的比例和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郎教授的结论也许可以比较明确地阐述为：“在上市银行当中，国家持股的比例对于该银行的绩效没有明显的影响。”倘若如此，我同意郎教授的结论。因为在上市银行中，国家持股的比例有多有少，并不能说国家持股10%就一定比20%要好一些。郎教授的结论并没有错：在上市银行中并不是政府占的股份比例越小其绩效就越好，但是，这并没有说明国有独资银行是否需要推进股份制改革。

　　五、推论的可逆性

　　郎教授的推论缺乏可逆性。

　　回归分析往往具有不可逆性。例如，闭关自锁一定落后，但是对外开放不见得保证高速经济增长。我们可以用数据来证明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未必一定和它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全世界各国当中，除了石油输出国，从低收入国家行列中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只有亚洲四小龙。他们全部实行对外开放的出口导向政策。有许多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尽管他们也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但是至今还很穷。这说明对外开放只不过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开放政策误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好像只要一打开大门就自然而然会富起来。要实现经济高速增长需要许多条件，对外开放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在上市银行当中，经营绩效未必和国有持股比例显著相关，但是这并不能反过来证明，国有独资银行的绩效一定差，民营银行的绩效一定好。在民营银行当中有好的，也有差的。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在印度尼西亚表现最差的恰恰是一些由皇亲国戚开办的民营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西方各国已经绝迹。只有在那些比较穷的发展中国家，或者那些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当中国有商业银行才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因此，比较可行的分析方法应当是拿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来和其他银行做个比较，然后才能看出产权改革的重要性。世界银行已经就此课题做了很好的调查研究，看看他们的报告就可以了。

　　六，打破垄断，改善竞争环境

　　如果要讨论中国的金融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绕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这四大银行全部是国有独资。在动用外汇储备给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资之后，这两家银行的股东由财政部变成了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实际上，无论名义如何变化，并没有改变这两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性质。等到这两家银行上市以后，性质才发生了变化，可以称之为股份制银行。如果将来国家持股比例低于50%，我们可以按照国际惯例称其为民营银行。

　　郎教授的文章提出了许多办法来完善国内金融业的公平竞争环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打破目前国有银行的行业垄断。经济学基本理论反复证明，只有竞争才能提高效率。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到股份制银行的变化是一个质变。在股份制银行中，国有股比例的变化是个量变。究竟国有股在未来的金融机构中应当占有多大的比例应当取决于市场竞争的需要。恐怕永远不会得出一个什么“最佳方案”。 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非国有股份的比例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都不可能超过国有股。至于将来国有股究竟应当占多少比例应当由市场竞争来决定。目前只要朝这个方向走就是正确的。

　　在垄断体制下也许能够达成短期增长，但是却破坏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绝对垄断意味着僵化和腐败，意味着无效率。股份制改革引进了多种所有制产权主体，引进了在董事会中的竞争和监督，最重要的是打破了政府官员的垄断，有机会实现政企分开。中国金融改革必须要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开创出各种所有制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的局面才能褒优汰劣，提高金融整体效率。因此，目前推进金融改革，在金融机构中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推动产权多元化，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金融监管制度是完全必要的。

[1] 参见徐滇庆主编《金融改革路在何方，民营银行200问》，第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数据来源：《银行家》2003年第7期，中国金融年鉴，2003。

[3] 资料来源：王益，“中国银行业竞争力分析”，《管理现代化》，2002（5）。《中国金融年鉴》，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