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在各时期的表现综述.doc

五四精神在各时期的表现
民国时期：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其影响力经久不衰。在1920至1939年间，从政府到民间，特别是各大院校学生，几乎每年都会举行各种纪念活动。这些纪念活动以1928年为分水岭，前期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后期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五四”的相关纪念活动也从民间转为官方，从非正式转为正式，并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早期的五四纪念活动：1920年的纪念活动是五四运动之后的首次。当时许多名流纷纷发表文章，对於青年在五四当中的重要地位给予高度评价。梁启超发表《五四纪念日感言》。
1. 五四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撰写论文，称“自去年五四运动以后，一般青年学生抱着一种空前的奋斗精神，牺牲他们的可宝贵的光阴，忍受多少的痛苦”
2. 於广大青年学生，黄炎培则担心他们“这样单纯洁白的脑筋，如何受得住这种恶浊社会所蒸发的甜酸苦辣的滋味”
3. 这一年全国各地相继举行了纪念活动。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的纪念会上，男女学生参加者达万余人，他们原定游行，但因军警干涉，不得不取消
4. 为了避免与北洋政府发生正面冲突，北大学子可谓用心良苦，他们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磋商，议定在校内（不在校外），自由集合，不排队不持旗，校门也没有贴“五四纪念会”字样之纸条，尽可能减少官厅注意
5. 北大纪念会开始前，每人先发了一面黄白蓝三色旗，旗上赤书“五四”或“五四纪念”字样。时任北大纪念会主席的鲁士毅在报告开会宗旨时指出：“此旗非国旗之缺二色者，而是以三色代表自由平等博爱三义，中赤书五四，表明以五四之赤心，争回此三者之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0年6月号总第一一九期1920至1939年间，从政府到民间，特别是各大院校学生，几乎每年都会举行五四纪念活动。以1928年为分水岭，前期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后期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五四的相关纪念活动也从民间转为官方。50百年中国与世界意。”
6. 用这样醒目的旗帜和这样深邃的含义来表达对於五四的纪念，可谓情真意切，令人难忘。除北京之外，在广州、山东等各地学生都组织了大游行。在江西九江，学生除罢课之外，还要求商店停业以示对五四的纪念
7. 全国各地民众在这样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举行如此规模的五四纪念会，不难看出“五四”在人民心中的神圣地位。1920年代广东国民政府与北洋政府相互对峙，五四纪念活动则成为了国民党反对北洋军阀，争取人民群众的有力武器。而另一方面，北洋政府对於五四纪念活动则是深为恐惧，视之如同洪水猛兽，因此北京、天津被明令禁止开会游行
8. 由於北洋政府的高压政策，使得五四纪念活动被迫转移到南京、上海，而这也开启了纪念活动的新篇章。1923年的第四届五四纪念活动中，全国学生总会正式向各地学生联合会发1927年，宁汉尚未合流，这一年的五四纪念活动也就成为蒋介石南京政府攻击汪精卫武汉政府的重要工具。在南京五四纪念会上，蒋介石的演说明显体现了南京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改造“五四”主旨的目的。出快电，议决每年5月4日各地学生联合会应举行纪念大会，以表不忘
9. 1924年上海举行的五四纪念会可谓盛况空前，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三十余校参加，汪精卫、叶楚伧等国民党高官也进行了演讲。同时举行的全国学生会五四纪念会上，胡汉民、瞿秋白等国共两党理论工作者也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五四”的伟大意义。在这些青年学生组织的五四纪念活动中，除了阐述“五四”的过程及意义外，还紧紧把握时代脉搏，体现时代特点，比如在1924年的山东学生五四纪念会上，就鼓励青年们“应振作精神，与军阀强敌宣战，以力争外交而整顿内政”，同时高呼“收回关税”，“收回庚子赔款”，“推翻现在奴隶式的教育”，“打倒军阀”等口号。这些都体现了当时渴望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时代特徵。此后的五四纪念活动形式大多相似，主要由学生团体发起，青年群众广泛参与，并邀请名人演讲。吴稚晖、胡适、李石曾等著名人士都曾经在五四纪念会上慷慨陈词。但是随±形势的变化，“五四”的纪念主题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从外交领域转向了内政领域，纪念规模也从分散转向了有序。汪精?在上海五四纪念会上更是提倡“当由一时感情的冲突，进而为长期有组织有规律的活动”。正是伴随±这种转变，此后各地的纪念会上，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纪念仪式，通常分为宣布开会，主席就位，奏乐，向党国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恭读总理遗嘱，报告开会宗旨，呼口号，游行，散会等过程，此外还会大量印刷各类传单，并出版特刊以示纪念。另外，借助五四纪念活动而同时举行其他活动的情况也逐渐增多，比如在1924年的太原五四纪念会上，就将检查发现的劣质商品付之一炬。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但此时宁汉尚未合流，因此这一年的五四纪念活动也就成为蒋介石南京政府攻击汪精卫武汉政府的重要工具。在南京五四纪念会上，叶楚伧攻击“武汉政府不是中国政府，不是国民政府，只是鲍罗廷之政府而已”。蒋介石的演说则明显体现了南京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改造“五四”主旨的目的，他认为，“人民欲谋平等自由，必须拥护三民主义，大家加入国民党，受党的指导，完成国民革命”，而这也成为国民党政府利用国家权力重新塑造“五四”这一文化符号的开端。1928年东北易帜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五四的相关纪念活动也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初期在延安，张闻天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曾论述了五四运动的性质，但没有指出其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一次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加以论述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我感到，如果没有这样一本书，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的制定，也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这本书，这样一个理论的制定，是经过血的代价，即经过一次右倾三次“左”倾，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认为既不能按旧民主主义那样搞，也不能按社会主义苏联那样搞，而是搞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讲的很有名的一句话：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五四精神的衍生在实践中迅速发挥作用，党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而且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以３年左右的时间打败蒋介石，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此后，中国人民每年都纪念五四运动；不少学者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五四运动距今已几十余年了，我们今天继承与发扬先辈们所创造的伟大精神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五四精神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能鞭策我们为建设一个富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断探索、创新。目前，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正进入关键时期，然而，我国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生产力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尚需一个漫长的过建“程。这就尤其需要我们发扬五四”精神，以爱国主义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大胆探索，勇于实践，艰苦奋斗，为把我国早日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开拓进取，奋斗不息
整个过程：五四之后,以30年为界线,中国历史恰好经历了三大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19年到1949年,在连绵战乱,政权几经更迭之后,中共成为中国的主宰;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到1978年底,在短短几年的社会稳定之后,中共开始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直至发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曾经信仰"德赛二先生"的五四青年毛泽东登上"万寿无疆"的神坛;第三个时期从1979年到现在,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经济实现腾飞,中国崛起成为全球话题.
1921年,在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成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即中国共产党.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和李大钊不仅吸引不少有志青年加入中共,还通过发表文章,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解读成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将中共封为五四运动的正宗传人.五四运动因此变成中共诞生的摇篮.作为一名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青年,毛泽东对五四情有独钟.他不仅在中共影响力扩大后把五四定为中国青年的节日,还把五四运动说成是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的分水岭,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个革命的前途不再是欧美式的资本主义,而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但成为中共领导人后的毛泽东强调的是五四运动的革命功能和造反精神,而不再是"德先生","赛先生".即使在1949年中共建国后,毛泽东的革命热情也丝毫未减,直到文革中鼓动红卫兵象五四青年那样起来造反,"破四旧",将五四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荡涤一空,把中国带到经济崩溃,文化灭绝的边缘.中国大学犬儒主义盛行.1979年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为中心,社会稳定压倒一切.毛泽东推崇的革命不仅风光不再,甚至和民主,人权一起成为政治禁忌.官方对五四精神的解读也从革命变成"爱国,进步".1989年北京学运后,官方基本不再举行活动纪念五四.即使主流官方媒体发表纪念五四的文章,也只强调五四运动的爱国特性,呼吁当代青年要在中共领导下建设小康社会,很少再提五四时期学生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曾被中共颂扬的革命行动.同时,官方通过保留和提升大学的行政级别,巩固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官学一体"体制.这种给大学校长,管理人员以及一些教授"戴官帽"的做法在有效维护大学稳定的同时,也把大学变成了缺乏独立精神,缺乏学术自由,追名逐利的官场.今年4月25日,1960年毕业的北京大学校友任彦芳在纪念北大建校111周年座谈会上透露,北大出版社去年打算出版一本由188名北大校友撰写的怀念北大,发扬五四精神的文集《梦萦未名湖》,上级要求出版社删除了其中30多名校友的稿子,全书也由50万字变成30多万字.原本以为审查过关了,但在付印前,北大出版社又接到中宣部一名官员的电话,要求停印.于是,这本由国学大师季羡林题写书名的文集还是胎死腹中.任彦芳在座谈会上愤怒地说:"我为北大感到耻辱,北大到今天这样,还有知识分子的自由的思想,独立人格吗?五四精神在北大早已消失了,还指望北大出人才出思想吗?五四时代的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里有思想的自由,这里有独立的品格,这里言论出版自由.""当年的北大与今天北大,从出这部书上便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部书的被命令不许出版,是文化专制者对宪法规定法言论出版自由的粗暴践踏.有这种任意践踏,还可能有自由的思想的五四精神吗?"任彦芳还质问:"五四运动90年了,我们不在五四这天纪念,却改在4月25日集会,这让我们也不理解.是怕五四的到来吗?"事实上,五四时期蔡元培校长在北大实施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早已成为绝响.1949年后,官方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文革等运动,不仅在大学建立起完善的思想监督体系,而且用行政级别把大学本身也变成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使大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这种定位导致中国大学犬儒主义盛行,一名大学校长不要说效仿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就连"自由"这两个字都不敢轻易出口.更让人沮丧的是,1949年以后连绵的政治运动,思想清洗,以及大学的"官本位"和学术造假,使中国知识界无论在传统国学还是现代西学,都再也产生不出陈独秀,胡适,鲁迅,辜鸿铭,钱锺书那样大师级的领军人物.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也是知识界难以继承五四启蒙使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知识界,舆论以及官方对于五四精神的缺失和体制的弊端心知肚明.但对当今大多数人来说,与经济增长和生活改善相比,五四精神显得有些形而上,更象是书斋里的泛泛空谈.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流动空间让多数人感受不到思想管制的沉重,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忙碌中既对官方的政治宣传不屑一顾,也与五四精神渐行渐远.但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经济增长和物质利益不可能是公众永远追求的唯一价值.90年前那些仁人志士呼唤的民主,科学,平等,自由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公众长期遗忘.今天的中国当然不需要热血青年去"火烧赵家楼",而应该全面深入地研究自己的传统和西方文化,创造出能为社会持续进步提供支撑的精神食粮.从这个意义上讲,勇于创新的五四精神更值得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