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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
概述：
西方文化精神起源于以征服和利用对象世界为目的的“天人二分”的哲学理念，只要包括批判否定已知讲求探索的科学精神；注重个体差异，讲究人权的民主精神，建立在人权与社会契约理论基础之上的法制精神以及以约束自我，寻求自我完善为目的地宗教精神。
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是一种开拓性的，批判性的，否定性的意识理念。它促使人们去发现，分析，理解，最终利用对象世界。人们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渴望超越，这样的情况下，各学科发展迅速，这样就带来了西方哲学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讲究“分别性”和“公平性”。分别性即人的差异性，公平性则是指天赋人权，人人自由平等。倡导自我是西方民主的核心。法制则是平等自由的保障，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对平等自由的竞争环境要求的体现，注重法制，规范，秩序。宗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它是人们于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中寻求自我解脱和安慰的结果，是人们约束自我的价值尺度。各种精神理念共同作用下，西方世界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化精神和传统。

关键词：
“天人二分” 科学精神 批判否定 民主精神 分别性 天赋人权 法制精神 社会契约论
资本主义发展 宗教精神 彼岸此岸 价值尺度

Key Words: the spunk of science animadversion and gainsay democracy the distinctness rights of man the legal system the discussion of a bargain in the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the two worlds the measures for what is important

西方文化的本源是“天人二分”的哲学观念、分析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思维方式，由此生发并形成它的几种基本精神。
一是科学精神。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具体表现为科学探索精神和批判否定的精神。
所谓“天人二分”，就是把人与对象世界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致力于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以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而人们要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当然首先就要认识对象世界，掌握它的客观规律，这样就发展出它的科学精神和分析思维方式。
首先在开拓性的认知探索方面，西方文化从源头上开始，就表现出一种不懈地追求真知和真理、勇于开拓和探索的科学精神。比如古希腊哲学就主要是一种偏重于求“真”的哲学，即本体论哲学。所谓本体论，就是研究存在的学说，对于一个事物的存在，首先要追问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以及它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存在是由什么因素构成的，它的原因与结果，联系与发展，等等；然后再根据巳知去推断未知，这样就有了概念、判断、推理，即有了“三段论”的一套规则。由哲学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思维方式，彼此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系统。由这种哲学观念及思维方式导引和影响，进入各种知识领域和学科门类的研究探索，便带来了各门科学技术的不断建立和发展，并不断拓展其未知领域和发展空间。
其次，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还体现在批判性、否定性的超越拓展方面。许多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学说往往都是在批判否定前人学说的基础上加以探索而发展起来的。在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勇敢地否定和超越其师苏格拉底的学说，开创了理念论或超验论的哲学传统；而他的思想学说则又被自己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否定超越，由此开创了西方哲学文化批判否定性探索发展的传统。此后在各种认知领域和各门学科中，这种大胆怀疑和批判否定前人思想学说、实现否定性超越发展的科学范例层出不穷。正由于此，就使得各门学科的知识谱系始终处于解构与建构、裂变与整合的互动关系之中，使各种既成的科学理论不断得到补充、拓展和深化，这样就带来了西方哲学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
当然，如前所说，西方的科学精神及其文化科技，是在“天人二分”和征服对象世界的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过，如果以对象为敌的征服意识过于膨胀，超出了它的合理界域，试图用自身所掌握和创造的文化科技无限度地征服和支配对象，也会带来负面作用乃至灾难。对自然界如此，对人类社会更是如此。
二是民主精神。这是与西方人的人性与人权观相关联的。
钱穆先生曾比较区分过东西方的人之“性”，认为中国人偏于“和合性”，而西方人则偏于“分别性”，这不无道理。由于西方人注重“分别性”，即人的差异性，因此就强调尊重个性，尊重人的自由平等权利，重视人权，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
早在古希腊时代，希腊社会及其文化就形成了独特的民主传统。顾准先生认为，正是由于希腊社会这种民主的、自由的、宽松的氛围，使得每个人都能充分地自由竞争，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从而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其中关于哲学、科学、文学的文明成果，至今我们还在深受其惠。可以说古希腊的民主传统，为后来西方文化民主精神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穿越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时代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具体体现为一种人文主义精神，比如否定神性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肯定人对世俗幸福的自由追求，肯定人生的意义价值，等等。到18世纪启蒙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高举起“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帜，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积极争取人的自由解放。此后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也是以追求思想解放、情感解放和个性解放为标志的。作为一种体现民主精神的文化形态，在当时显然是为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造势的，然而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目标，应当说还是在于追求人的自由发展。有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是从人的解放和自由竞争开始的，没有个人的解放，就不可能有自由竞争，也就不大可能有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事实也正是如此。当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反封建的意义上解放人的同时，又带来了人在现实关系中的异化。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其基本精神就是激烈地反传统反异化，反对科学、理性、宗教乃至一切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追求人的感性生命的彻底解放，追求彻底的自由主义。这可以说是西方文化民主精神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在我们看来，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无疑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种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构成了西方社会民主体制的基础，标志着西方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和标志。但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中，也逐渐培植了另一种东西，这就是自我中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也就是把个人的价值、权力和自由追求强调到极端。这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和价值观显然也是存在负面作用的。
三是法制精神。这种法制精神是建立在西方的人权与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西方文化中的契约观念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即开始形成。古罗马的伊壁鸠鲁派倡导：个人在追求快乐时不应妨碍他人，不做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事情；而国家的目的就是保障公民过幸福生活，这样彼此达成一种契约，既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力，同时又维护其他人的权力和社会的公共秩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原始朴素的“社会契约论”。
在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一方面提出“天赋人权”思想，大力张扬人的民主、自由、平等权力；而另一方面，则又提出“社会契约论”学说，论证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的关系，认为社会权力正是人们从自己的天赋权力中出让一部分所赋予的，社会权力的功能在于通过建立一定的法制规范管理社会，从而使个人的自由权力得到社会的合法保障，当然同时也把个人的自由限定在社会的法制规范之内。这一思想学说奠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看，建立法制秩序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要求。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来源于自由竞争，并始终以自由竞争为最大特点，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理想目标，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总是充满活力。然而自由竞争难免带来混乱无序，那么为避免无序竞争，就需要加以约束和规范，因此法制规范的建立和健全，就成为人们的共同利益和普遍愿望。于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从经济生活到政治生活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方社会都普遍注重建立健全法制秩序，因此法制精神成为西方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法制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意义上来说，西方文化传统中注重法制、规范、秩序的精神也同样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但就具体的法制内容而言，与西方社会的民主、人权一样，并与之相联系，西方社会的法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恐怕主要是公正性和公平性的问题。在表面上的“公平”承诺之下，实际上可能还是偏于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还有就是在国际事务中，西方国家常常置各种国际法于不顾，动辄对别的主权国家实行威胁制裁，让人看到的只是强权征服姿态，而看不到他们所宣扬的民主与法制精神，这另一面当然也是无法忽略的。
四是宗教精神。以往人们对此关注不多，但我认为这也是西方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组成部分是宗教文化，其中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历史上它曾占据过重要的社会地位（如中世纪），后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不断发展，但西方人仍然没有抛弃宗教，据有关资料显示现今西方仍有35%的人信仰基督教，并仍呈蔓延之势。可以说，在西方文化中，宗教文化不只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同时它的精神也渗透到了整个西方文化之中。
过去我们说宗教是麻醉和毒害人民的鸦片，这在人民革命时代确实如此。但是从整个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来看，宗教为何盛行不衰？它有什么作用？确实值得研究。
西方宗教的产生和流行，我想还是与西方的整个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有关。如前所说，西方人的基本哲学观念是天人二分、天人对立，一方面是把自己与对象世界（首先是自然界）区分开来，致力于征服世界，并且人与人之间也是不断竞争；另一方面则是把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区分开来：人所生存的此岸世界问题多多（包括人与自然以及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因此就把此岸世界解决不了的问题，转移到彼岸世界去解决，到上帝那里去解决；把人间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东西，如绝对合理的价值尺度，完全美满的自由幸福等等，都放到彼岸的天国去，作为人类的一种永恒的信仰。这样，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是把彼岸世界作为一种超然的理想境界来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在彼岸世界确立一种绝对的价值尺度，用以观照和评判此岸世界的一切行为，在天国与上帝面前求得价值标准的一致性（而在人世间是不可能确立这种绝对的、统一的、永恒的价值尺度的）。
这样，宗教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上，同时也是在西方社会的整个文化价值体系中，就至少起到了这样一些作用：一是精神的寄托与安慰人在来自自然与社会的生存压力下，在异化的生存条件下，以此进行自我调节，缓解心理压力，求得心理平衡。二是宗教的原罪与忏悔的观念，对上帝的敬畏，使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觉的自我约束规范，这与法制制约恰好形成互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平衡。三是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认为的，新教伦理一方面适度肯定人的世俗生活享受和谋利行为，以及追求财富的权力，使人具有创造财富的动力；另一方面则又倡导敬业、勤勉、节俭精神，提倡理性的禁欲主义，反对放纵享乐的恶行，则有利于积累资本发展生产，因此宗教（新教）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2]
直到现在，一些西方思想家仍然认为，要解决西方社会的现实问题，仍然需要从宗教精神中寻找出路。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在批判分析了当今西方社会的种种现实问题和文化矛盾之后，所预想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则还在于提倡新宗教，至于这种新宗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似乎也语焉不详。[3]
从总体上看，西方文化在天人二分的哲学观念和分析思维的基础上，历来是追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并行发展（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失衡与寻求平衡的矛盾运动），从而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化精神及其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