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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是对企业家精神的重塑
张华强 原创 | 2012-11-28

　　一家较有影响的杂志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伟大的企业家》中，作者自问自答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理念和价值观与‘伟大’二字有些距离”。这固然有道理，然而如果把理念和价值观理解为一种目标口号或者辞藻，中国企业家早已“伟大”到顶峰，甚至可以把洋人甩到后面。倒是一千三百多年前魏征一语中的：“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即理念和价值观口是心非。似乎这才是中国出不了伟大的企业家的一个症结所在。

　　“是非相乱”难出伟大企业家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的重要辅臣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叩问：“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此意与我们今天所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级的人物”，“为什么出不了伟大的企业家”是一样的。不过，魏徵的叩问更为犀利，其逻辑是，出不了“忠良”，与“不肖难退”相辅相成。“不肖”虽然不都是贪赃枉法之徒，但在今天看来，肯定是在缺乏伟大企业家的企业家队伍中鱼龙混杂。

　　魏征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对口是心非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言之是，则出乎公道；行之非，则涉乎邪径。是非相乱，好恶相攻。”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在第一层意思里，所谓的言，就是要“进忠良，退不肖”的意思表示，作为培养和任用高层次人才的表态，这是没有问题的，即为“是”；所谓的行，就是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则为“非”。第二层意思则揭示了口是心非的实质：口头上表达的可能是言不由衷，迫于“出乎公道”的舆论压力不能没有这样的表态；实际上并没有当真，已经自觉或不自觉的走上了邪路。作为一方诸侯，表面上要行公道，实际上行为不端，在其治下总是存在不足为人称道的地方，直至是非不分，人妖颠倒，难以成为人们的楷模，自然不配称什么伟大。

　　从今天的语境看，这涉及到顶层设计，正如有关专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今天的这种环境（自然是体制）还没有到出伟大企业家的时候”。其实，这也不完全归责于体制或者制度，应当在相应的体制或者制度出台之后，看倡导者是否有践行的“精诚”。体制或者制度无论怎样缜密和详尽，都不可能自然产生应有的效果，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情况；如果主导者没有践行的“精诚”，体制或者制度就会被空置，人们不难找出钻空子的对策。魏征的可贵之处就是向顶层设计的设计者问责：“进忠良，退不肖”的要求，你唐太宗说了千百遍了，可就是没有像样的行动。“背公道而远忠良，则虽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看起来很努力，实际上很难达到理想的管理境界。

　　所谓伟大出于平凡。有作为的企业家没有不想成就一番伟大事业的，之所以难以进入伟大的境界，往往是因为不能专注于平凡，缺乏做实业的耐力。这又与经不住各种“捷径”的诱惑有关，导致潜规则盛行。潜规则盛行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实际做的那一套像一块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在急功近利中大行其道。当然，由于顶层设计存在一定的问题，不能推断企业家是潜规则的始作俑者，他们一开始为了赚钱或者生存，不得不屈从潜规则。然而一旦从潜规则中尝到甜头，似乎不需要艰苦的努力就能快速致富，就很容易从屈从到迎合潜规则，把潜规则当成赵公元帅。企业大厦通过潜规则建立起来，在新的竞争态势中难以招架，就离不开潜规则的支撑，往往为了保住既得利益“涉乎邪径”而不能自拔。

　　转型是对正当管理的回归

　　如果说此前中国没有涌现出伟大的企业家，与经济发展或者商业模式缺乏可持续性有关，那么为解决可持续性而要实现的转型，同时也是对伟大企业家精神的重塑。这涉及到对转型的正确理解，转型并非完全是市场的转移，而是对原有市场秩序的厘清，需要校正理念和价值观“是非相乱”的伪相，倒逼企业家摆脱潜规则，回归经营管理的本真。相对于潜规则中不正当管理盛行而言，转型就是回归，是对正当管理的回归。

　　正当管理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出乎公道的管理，正当主要针对的是合理合法的赚钱或者赢利，以及合理合法的赢利对资源的使用或者消耗。它既体现了企业家崇高的追求，又是应当坚守的底线，否则就是在进行不正当管理。一般情况下，企业家坚持正当管理应当是不言而喻的，关键在于，当坚持正当管理一时难以突破成长瓶颈，而企业又急于谋发展，两者只能选其一时，企业家的心理天平就会向后者倾斜，不惜以牺牲正当管理为代价。反过来说，向正当管理的回归需要向一度不加区分的负面绩效说“NO”。负面绩效往往伴随着程度不同的不正当行为，起初属于个别的局部的问题；当负面绩效被拿来作为构成业绩的组成部分时，个别的局部的不正当性就成了全局的问题，企业家即使没有亲为，也要为其承担责任。

　　至于企业家个人热衷于“投机主义”，即使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无法去翻历史的旧账，面对转型过程中的重新洗牌，“老黄历”也不能再翻了。早有专家指出，转型中的战略选择的导向已经从“机会导向”转变为“能力导向”；而且有不少的企业家也切身体会到，原有的那一套现在不灵了，要想战胜被淘汰的危机，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家不能单纯从“术”的层面上来理解转型中的转变，须知转型并非是投机手法的改变，不是进行新的一轮投机。一个时期以来，投机与抓住机遇被混为一谈，危机与机遇并存在官方的文件上屡见不鲜，那其实正是挖一个更大的坑填补以来已存在大坑的潜规则。转型要完成结构调整的使命，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绝不能让导致产能落后的投机方式复活。

　　其实，伟大的企业家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我们身边并不缺乏伟大企业家的种子选手；只是当“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的逆向选择难以让他们脱颖而出，以至于“劣币驱除良币”。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我让你向我推荐人才，却不见你有所行动，这是为何？”封德彝回答：“下臣虽然不才，怎么敢不尽心尽力？只是现在还没有出类拔萃的俊杰。”唐太宗说：“如你所说，我只有在梦中见到商代傅说那样的贤相，学周文王靠占卜找到姜太公之后才能开始治理国家了。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是被遗漏不被我们发现罢了。”封德彝听后，惭愧地无地自容。当代伟大企业家身影的出现也是一样，与其叹息为什么出不了，不如反思为什么没有发现。

　　从改善小环境走向“大家”

　　中国伟大企业家的涌现固然有赖于顶层设计的完善，但企业家自身的努力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有作为的企业家完全可以发挥积极的助推作用，为其提供成功的范例。同时，有利于伟大企业家脱颖而出的顶层设计的落地，也有待于企业家正当管理自律精神的形成。如果说顶层设计的完善有一个过程，那么企业家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完全可以在自己的企业范围之内率先垂范，通过小环境的改善向伟大企业家的高峰攀登。

　　改善小环境需要从内部的正当管理开始，坚持以人为本。这当然需要承认劳动者的价值，保证劳动者应有的尊严；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应当“出乎公道”，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一方面，在内部的利益分配中不能以权为本，以权谋私，进行利益输送。另一方面，用人时应当“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激励时不忘被体制边缘化的群体，处罚时绝不被强势者要挟，才有助于克服“是非相乱”的现象。否则，“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奖赏不能勉劢大家为善，惩罚不能禁止有人继续作恶，希望达到邪正分明是不可能的，也难以得到“局外”人们的认同。

　　在正当管理中坚持自我约束，在自我约束中通过创新完成转型的伟大任务。在正当管理中赢利，属于坚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古训，显然不能怎么赚钱怎么干。B2B公司引咎辞职的卫哲在公开道歉中曾说：“我们不能被业绩所绑架，放弃做正确的事！”但是，如果说正当管理会增加更多的负担，无法比别人更多更快的赚钱，那也未必。正当管理只不过更需要通过实质性的创新而不是通过投机或者忽悠人赚钱；一旦在实质性创新上获得突破，就能抢占企业迅速成长的制高点。近日被雅虎任命为CEO的前谷歌高管玛丽莎.梅耶尔认为，“创新需要约束”。四年前她就指出，“这是我最喜欢的观点之一。人们总认为创新就需要毫无约束，但工程师在有约束的情况下更能进步。”因为这种约束对于创新，既是支持又是保证。

　　当然，在企业内部坚持正当管理，改善小环境并非独善其身，而是要“把企业经营当作改变社会的舞台，通过自己的独特贡献使世界变得更为美好”。这一价值追求的实现形式，是通过产品和服务的上下游关系，进行秩序的输入与输出，反对不正当管理。比如富士康发生N连跳事件，被舆论质疑为“血汗工厂”，劳动时间与薪酬的管理涉嫌不正当。尽管富士康已经采取了改善措施，但是苹果公司迫于舆论的压力，还是授权第三方FLA调查富士康工人权益是否受到合法保护。从法律层面讲，苹果没有权力为供应商设定一个工人权益或者用工标准，但作为供应合同的当事人，苹果拥有选择权：如果供应商在对待工人权益方面达不到苹果的要求，苹果可以选择其他的供应商，从而可以促使“血汗工厂”更弦改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