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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课 一个让我们惭愧的名字
《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 余秋雨 著

关于墨子，我的第一印象是颜色--黑色，“墨”就是黑色。如果说其他的诸子百家都是用自己学派的理念和职能来命名，那么，墨家则用一种颜色发言，而这个颜色恰恰是他姓氏的色彩。冯友兰先生、钱穆先生都做过考证，墨子堂而皇之地用“墨”作为自己的姓氏，作为自己学派的名号，也就是承认自己代表着社会底层。“墨”，一方面指黑衣、黑肤、黑脸，社会底层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说“墨”是当时的一种刑法--墨刑，代表着比社会底层更艰苦的刑徒。

1928年，有一位叫胡怀琛的先生，提出墨子一定是印度人这个观点，这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过一段争论。胡怀琛先生的理由是墨子流传最广的姓名“墨翟”，墨不是姓，翟也不是名，而是“貊狄”或“蛮狄”的同音转借，这两个词都是对不知名姓的外国人的一个称呼。在当时中国对外国了解不多，觉得一个黑色的外国人，当然就是印度人了。而且，墨子的“兼爱”思想很有佛教的影子。但是佛教的太虚法师认为墨家的学说不太像佛教，而像印度本土的婆罗门教。有人便顺着这个势头进一步推理下去，比如卫聚贤先生，他提出不仅墨子是印度人，老子应该也是印度人。还有金祖同先生，他提出墨子应该是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徒。看到这些争论的文章我笑了，我们老一辈中国学者对国际情况了解得实在太少，却又把猜测和想象表述得那么武断。

墨子的颜色，是属于中国的纯粹的黑色。墨子的哲学就是一种高贵的黑色哲学。

如果说庄子的颜色是蔚蓝中的银灰，那么老子悠远的素白，就像天山的雪峰;孔子同我们的皮肤和土地相连，是正派的赭黄;韩非子是暗红，其中耀动着某种金铜的颜色……诸子百家的每一学派都在中国人的心头输入了一种对应的心理色调，每个人都可以调出各自不同的精神板块，这是诸子百家的深刻所在。而这个让今天的我们感到陌生的黑色，用它沉着的大气衬托出其他颜色的鲜明，使整个色板有了定力。

先秦诸子中不乏走过很多路的人，但他们毕竟一会儿牛车，一会儿马车，有的时候还坐轿子，但墨子只是靠双脚走路。最著名的一次是去楚国，劝阻一场伐宋之战，并跟公输般(即鲁班)辩论。这条路很长，它的起点在泰山脚下，而他的目的地是楚国的郢都，在今天的湖北荆州一带。这就是说，墨子要穿过山东的一小半，再穿过河南全境，可能还要途经安徽，然后才到湖北。到了湖北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十天十夜，他全部靠走，走得脚上起泡，他只得从黑色的衣服上撕下黑色的布条，包扎一下之后继续走在黑夜里。就这样孤身一人，去阻止楚国攻打宋国。他成功地阻止了这场战争，于是他又走回来，走到被他解救的宋国。当时下起了大雨，他想到城门下躲雨，却被宋国的人赶走了。他在大雨中暗暗自嘲:一个人哪，靠大智慧救苦救难谁也不会知道，凭小聪明整天折腾谁都会认识他。

这个人，白天别人当他是乞丐，晚上别人睡着了他还在走，当其他诸子百家睡着了他还在走，为了民间公义，就那么质朴而笃定地奔走在社会底层。他的这种黑夜行走，看上去很孤独，其实他一直拥有一个与他言行相依的团队，组合成一种正义的集体力量。这样一个人，真是值得每个中国人怀念。

‖丛治辰:秋雨老师说到这里，我脑海中一下子跳出来一个形象，金庸《天龙八部》里的乔峰--一个穿着粗布衣服奔走在路上，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英雄。还有一个形象是金庸《鹿鼎记》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以替天行道为己任，有一个非常忠诚的团队，有他的帮规和信仰，为大家所拥戴。这两个形象的合一就是我理解的墨子--都体现出“侠”的精神，墨子正是一个侠客。《墨子?贵义》里面讲“万事莫贵于义”，他对义”的追求，就是后来侠客精神的重要来源。

‖余秋雨:你说得不错，墨子和侠客精神确实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司马迁所说的任侠精神在墨子身上获得了完善的体现。不过，一般侠客都没有像墨子那样有明确的思想体系，而墨子提出了“兼爱”、“非攻”等一整套理论，比一般侠客的思想境界都要高得多，已经成为一位跨时代的精神导师。

‖王安安:我觉得墨子虽然不是印度人，但他的形象很贴近印度的甘地，提倡清苦的日常生活与非暴力的和平主张，并不是整日刀光剑影、飞花落叶、人头落地。墨家的法规非常严苛，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实际上和甘地的非暴力主张很契合，我认为比天地会、乔峰都要高很多。

‖郭战伟:不，安安误会了。墨子不是不要暴力，实际上他就是以武力作为基础参与到那个时代的生态中。如果没有暴力，便不存在“墨攻”的说法。我倒愿意从墨子身后的那个浓重的底色--他的团队来透析墨子。他们都是墨家学派的弟子，但存在着严密的效忠关系，某种意义上类似一个教团，具有宗教性。而且，这个团体也正是墨子的暴力组织，他们用墨家的战争经验直接参与到各国实务性的政治活动中。

‖余秋雨:不错。墨子扎根泥土，没有书生气，不信任学术讨论的实际功效。他拥有一支以学生为主体的团队，这与先秦诸子的其他学派很不相同。其他学派也会有不少学生，有的师生关系还非常亲密，例如我们说起过的孔子和他的学生，但墨子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他的团队来说，他是精神领袖兼司令，指挥重大行动，而不仅仅是教师。这使他具有其他学派代表人物所不具有的力量。例如那次他步行十天到楚国去救宋国，看似孤身一人，却有一个武装团队作为强大后盾。因此，当公输般知道比不过他，隐晦地表示可以通过除掉他来取得胜利时，他就沉着地说，自己的弟子三百人已经全副武装地等在宋国的城头。由此可见，他的“非攻”思想是由盾牌守护的，他的这个“非”字，是一个包含着否决力量的动词。

‖萨琳娜:我认为墨家团队有点半宗教的性质，然而他们不信奉某个特定的神灵，所以不能说它是完全的宗教组织。但是它通过“巨子”制度形成非常严密的组织，有着共同的道德伦理、价值观以及信仰，很类似于宗教组织。

‖郭战伟: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墨家是有一种宗教情怀，它一方面施行军事化的管理，另外一方面通过某种半宗教信仰使这些人可以“赴汤蹈火、摩顶放踵”在所不惜。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墨家团队夭折了，之后的中国历史上没有了它的身影?难道仅仅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单一的神、一个崇拜的偶像吗，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万小龙:有学者认为，墨家是一个半军事化的教团组织。它为什么没有留下来，我觉得归根结底在于它的组织制度--巨子制，这种组织制度有“权”，作为团队的领导者，“巨子”享有足够的权威，甚至掌控了团员的生杀大权。这是它跟其他学派最大的区别，有权就必然产生争权，所以墨子刚一去世，墨家马上分为三派。儒家的老师对学生并没有那么大的人身控制权，没有权力就无所谓争权。

‖丛治辰:我不是很同意你的观点。墨家分成三派，孔子死后儒家分成了八派，那可以反证儒家的争夺更厉害吗?我觉得墨家团队消失的决定性原因不在争权。

‖万小龙:不可否认“巨子”制的弊端是一个重要原因。我这里有一个例证，在墨家后期有一个巨子叫孟胜，他和楚国的阳城君关系非常好。后来阳城君参与了楚国贵族的叛乱，孟胜就率领一百八十二个弟子帮助阳城君守他的封地，结果孟胜和他一百八十二个弟子全部阵亡了。这件事情有另外一个版本，说当时孟胜参与守城行动，但是阳城君逃跑以后，楚国来收回这个城，孟胜率领他的一百八十二个弟子集体自杀就“义”了，就是墨家强调的这个“义”。大量的墨家弟子，只能是巨子的随葬品，这个组织制度弊端太明显了。以现在的观点看，可能有点邪教的性质。

‖余秋雨:我补充一个细节。这个巨子孟胜自杀以前，为了墨家团队的延续，他任命远方的田襄子接任巨子，于是派两个弟子去传达任命。传达完了，那两个人要返回楚国，像团队的其他成员一样自杀;田襄子说，现在我是巨子，我命令你们不能自杀。但那两个人还是不听他的命令，回来自杀了。因此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一方面说他们是壮士，另外一方面则又说他们是不听命令的人。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后续情节，可以知道墨家团队在纪律上的严格和由此产生的弊端。请注意，过于严格的僵硬，一定会造成机体内部的不协调，并由此产生断裂。

‖萨琳娜:我记得钱穆先生说，墨学的衰亡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墨家追求一种彻底的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中国的文化类型，或者民族性里面很难彻底贯彻这样一种清教徒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比如墨家讲“非乐”，不要音乐了;讲“节葬”，节俭葬礼，就连父母的丧礼也很苛刻，做得很彻底、很决绝，彻底斩断个人的家庭理念。这些思想和行为并不适应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

‖余秋雨:我很高兴大家对墨家衰败原因能发表这么多高质量的意见。这个问题的学术分量很重，关及中国这片文化土壤对社会团体的容忍程度，以及社会团体和生态选择。我认为墨家的毛病出在极端化和权力化这两个方面。

极端化的弊端，我们在分析儒家的中庸之道时曾经讲了不少，墨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过度地追求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为，活生生地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很小的地盘上，成了“悬崖上的悲壮英雄”，失去了回旋的余地。例如，墨家的基本主张本来是面向底层民众的，但是，动不动就有多少年轻人集体自杀，这种行为就太不符合农耕社会家族伦理的普遍心理了，因此也突破了民众同情的底线，很难继续扩大队伍。

权力化的弊端，正是由团队的组织产生。虽然不是官场，却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制定规则、调配力量、执行纪律，这就使一个学派无法再在学理上创新发展而只能停步不前。正是在这一点上，墨家便远不如儒家的生生不息了。又由于权力，引起朝廷的警惕和防范，而自己又找不到足以维系团队生存需要的经济基础。这种严重的生存危机，墨家无法摆脱。

墨家无可挽回地衰微了，但这并不影响它的伟大。就连促使它加速衰微的那些因素，也包含着让人怦然心动的高贵。这又一次证明，伟大与成功无关。

我希望，我们能安排出时间，再讨论一次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