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_新的公共空间及其可能_一个街道社区的共同体生活再造_胡位钧.pdf

2005年9月第12卷第5期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ep.,2005Vol.12No.5收稿日期:2004210225作者简介:胡位钧(19692),男,湖北武汉人,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公共管理博士后,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研究。社区:新的公共空间及其可能 一个街道社区的共同体生活再造胡 位 钧(上海大学 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上海201800)摘要:在南京东路街道社区的“社区建设”活动中,特定的居民结构、建筑结构和组织结构分别作为时间因素、空间因素和人的因素,发挥着构筑社区公共空间的作用。在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居民委员会的传统角色正在发生转换,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预示着社区有可能成长为“后单位时期”新型的社会组织空间。关键词:社区;公共空间;国家与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6522(2005)0520069205一、问题的提出社会实体或社会类型意义上的“社区”概念,最早源于菲迪南 滕尼斯对两种社会关系形式 Ge2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 所作的理想类型的划分。由此形成的“社区”概念,是对一种渐次消逝的人类共同生活模式的抽象,这与现今从地域角度界定社区的叙述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上述两者的差异,表面上看似概念内涵的寻常变化,实际上却与乡土社会的消亡以及基层社会的形成不无关系,它体现了现代国家“分门别类”实施监控的理性化治理逻辑对于治理空间的反思性重构。1就最初的意义而言,滕尼斯所说的“社区”可以被看作是“相互的占有和享受”的生命结合形式,它以成员间“默认一致”的“精神-感情”基础为依托,以自然意志(即“本质意志”)作为凝聚个体的手段,是一个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记忆之上的”有机整体。2与之相比,现今人们使用的“社区”概念,则已悄然打磨掉了浓郁怀旧色彩下暗含着的对现代性社会的强烈批判,使之从一个与“社会”相对立的范畴,转变为仅具有地域内涵的一个隶属于“社会”的子范畴。也就是说,当前人们的“社区”想像,无论是将社区看作“人们共同生活的一定地域”,还是视为“聚居在一定地域中的社会实体”,强调的都只是“社区”的地域特征和组织性能。这种“社区”与我国的行政区划结构相互重叠,既展示了一定的地域独立性,又表达了相应的行政从属关系,并进而可以从地缘的角度将社会理解为“一种多层次的复合社区体系,若干个小社区构成一个较大的社区,若干个较大的社区又构成为一个更大的社会”。3尽管人们在进行上述理解时,多少会顾及滕尼斯的原意,试图在游丝般的地缘联系之余,附着一些情感的或精神的共同因素。但事实上,如此演绎出来的所谓“共同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以及“特有的”文化与制度,其实不过是漂浮在制度性机械整合水面上的绚烂油花。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下的作为96一个地域范畴的“社区”概念,实际上就是指城市中“经过社区体制改革以后的作为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从“辖区”到“社区”的“主旋律”转换,展现了现代国家“社会化设计意图”的改变,以及同一地域所面临的社会组织秩序的重组与重构。然而问题在于,行政意义上的“辖区”与滕尼斯意义上的“社区”机械融合后衍生的当下“社区”概念,并无资格将“共同体”视为其理所当然的构成要素,它需要首先回答费孝通曾经提出的一个问题,即“居民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来参与社区管理,其内在条件是否已经具备?不用行政方式,作为个人的居民如何走到一起来?他们是否认同行政意义上的社区这种组织形式?是否认为社区事务是与自己有关的公共事务?”4也就是说,尚不具有“社区”之应有内涵的“社区”概念,如何在实践中培育其原初理念所赋予的应然状态,并据此摆脱名实不符的尴尬格局?尽管“小地方的研究”不足以构成“大社会的理解”,5我们还是选择长江三角地区一个发达城市的街道社区作为考察、思索和解说的对象,试图从这个社区以社团组织为载体的公共生活中,发掘现代国家凝聚力的另一种营造逻辑。二、公共生活:时间、空间和人南京东路街道社区位于上海市的中心地段。据街道政府2002年1月提供给调访者的统计数据:社区总面积约083平方公里,人口6万余人,社区的人口年龄结构普遍偏高,已经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老年化趋势,而受教育的程度则相对较低,有近一半的居民仅具有初中及以下学历,相应的职业分布主要以离退休人员和下岗或待业人员居多;社区的整体房屋结构以老式的石库门建筑为主,这种最具上海风貌的建筑样式诞生于太平天国时期,是江浙一带百姓为躲避战乱,在移居上海租界之后为缓解紧张的居住状态,满足唇齿相依的互助需要而创造的居住格式,其相互毗邻的天井和弄堂自然构筑了共同的生活空间。南京东路街道社区公共生活的最大特色,是大规模的社团组织、广泛的居民参与以及由此营造而成的普遍的社区认同,其中社团组织作为公共生活的载体,对居民参与和社区认同起着先决和主导的作用,很容易被看作是社区公共生活直接乃至唯一的主体形式。目前,南京东路街道社区的社团组织数量上已达到了320余个,吸纳居民参与率为1.1万人次。粗略归纳,可将这些社团组织分作三个层次的三种类型:第一个层次的社团组织是由各级各层群众组成的文体团队,其活动面涉及文化、体育和娱乐项目,它们是由居民按照自身的需要和兴趣自发组成的,其成员积极性高、参与度高、活动经常并较能持久;第二个层次的社团组织是社区的志愿组织,其活动面涉及社区公益的方方面面,与文体团队高度的自发性不同,志愿组织需要依靠街道政府的动员和组织,它是“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个层次的社团组织是社区共建组织,是指在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直接领导下的专项工作协调组织,其活动面涉及社区建设、社区管理以及社区发展等诸多领域。上述三个层次的社团组织各自有着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满足了居民从生理到自我实现等不同层次的需要,而不同类型的社团组织又彼此依托、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社区公共生活的完整空间。静态地看待三者及其相互关系,可以感受到自发自主、自然分工的意味 它们自主调动某个方面的社区资源,满足居民某一层次的愿望需求,通过各自的担带共同支撑社区的公共生活空间,即便是完全由“国家”创制的社区共建组织,也有赖于自身的“意思自治”和双方“合意”;另一方面,将此三层社区组织放置在社区公共生活营造的动态过程中考察,又会发现活动领域的分化与组织职能的分工虽然天然地不具有制度性,却能在相互协调和彼此互动的基础上达成以“认同”为核心的一致状态。中国人习惯于用“天时”、“地利”、“人和”来描述或评估事件,尽管常常因超出理性思维的限度而染上鬼魅的色彩,却也着力强调和刻画了时空维度,极其精当地表现了任何一个事件不得不具有的“地方”性质。有关南京东路街道社区公共生活的调查,最终也证明了这种时空上的限度,也就是说,每一个社区都应当被看作是一个凝结着当地记忆和想像的地方性事件,该事件产生和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与特定的环境和人事保有密切的联系,而任何一个社区的自身发展,也都必须保持对这种“地方性”时空维度的足够意识。基于此,本文从南京东路街道社区特有的时空场域出发,观察并思考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社区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以及与之伴生的对于共同体的心理依赖,在共同体营造过程中起到了心理推动作用。1999年底,南京东路街道党工委对社区状况作了专项调查,这些数据在今天看来或许已不07甚新颖,但由于调查项目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故不影响据此得出结论。数据显示,南京东路街道社区居民的年龄普遍偏高,在590个被访者中,31岁以上的居民达到了被访人口总数的87.8%,其中46岁以上接近或进入离退休年龄的居民占53.6%,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28.3%。与此相应的是被访者相对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居民仅占11.9%,而初中以下学历的却高达42.2%,将此数据与被访者的政治面貌相对照,可以看出在上海这样一个具有较高竞争性的城市中,该社区中至少有近半数的居民大体可归入社会弱势群体的范畴。在接受调查的被访者中,离退休人员的比例高达30.7%,其次是14.1%的下岗或待业人员,两者相加,共占被访人口总数的44.8%,相反,具有稳定职业和较高收入的政府机关、党群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中高级管理人员或一般干部、职员,技术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则仅占29.3%。一般说来,在社会大环境中处于弱势的个体,更倾向于投身源于民间小环境的团体生活,在平等承认的共同体氛围中获得精神的抚慰和物质上的扶持,忘却自身在强大社会面前的孤立和无力。从南京东路街道社区社团组织的构成上,我们可以看出,离退休人员以及下岗或待业人员正是社团组织或公共生活的参与主体,而在一个不具备或者失落了时间坐标的社区内,公共生活能否以社团组织的形式开展下去,甚至于公共生活本身还能否得以形成,便成了一个多少令人感到有些郁闷的问题。至少,上海市当前社区发展的整体状况是,中高档商品房,尤其是高档住宅区的社区工作普遍难以开展。第二,以石库门为主的房屋结构以及相对封闭的居住空间,在共同体营造过程中起到了空间暗示作用。从当时被访者的住房类型可以看出,南京东路街道社区87.5%的居民仍然居住在弄堂旧里或自有私房中,拥有商品房的居民仅占被访人口的0.2%。从城市建设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角度看,这种居住条件当属落后,但是,与邻里关系相关的数据又显示,社区中有83.6%的被访居民与邻里保持着正常的往来,由此可见,“不良”的居住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维系良好邻里关系的作用。笔者曾实地考察了承兴小区的建筑结构,其基本的居住格局是:一条弄堂连接着好几户住家,它既是每日必经的“公”路,又是狭小的私人住户唯一可予拓展的空间,由此形成的类似于“广场”的公共空间将所有住户凝结成为一个整体,而交错纵横的几条主要弄堂则可以将整个小区贯穿起来。与之相比,现代的公寓式住户结构匮乏的恰恰就是这种空间上的公共性,相对宽敞的私人空间各自形成封闭的单元,闭塞的楼道与其说是起到了连接住户的作用,还不如说是为每一户人家提供了边界暗示,更加彻底地将“比邻”分割为“天涯”。第三,居民委员会和执政党的外围组织在共同体营造过程中起到了凝聚作用。这里提及的是在时空场域中活跃着的人的因素。在共同体营造过程中,居委会法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并不仅限于吸纳民间的自主力量,使之成为现代国家凝聚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更重要的作用是为社区认同提供了“沟通枢纽”或“民间政治人物”,正是这些地方精英促成了民意的一致,并运用其沟通力量将松散的居民凝结成共同体。在现代国家意识到自身资源有限而试图再造民间社会的最初阶段,国家将不可避免陷入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国家退席旨在为民间力量提供自主的发展空间,使其在国家权力难以触及之处营造有机的“共同体”,以此作为现代国家“机械”凝聚力的基础和补充;另一方面,由于民间自主力量尚未发育成型,国家又必须为之提供身份上介乎于“官”“民”之间的整合因子,以此避免国家突然缺席所造成的失控和分化。我们注意到,居民委员会在社区共同体的营造过程中,正是由于适时扮演了这样一种“双重角色”,而成为社区建设的关键力量。从国家整合的角度看,南京东路街道社区的居民委员会依旧承担了大量的“官方”事物,实现其团结居民、教育居民、“上传下达”的传统“行政”职能;而从公共生活自我发育的角度看,居民委员会又必须因地制宜地借助民间自有的仪式和形式,实现从“官方话语”向“民间话语”的巧妙转换。例如,在2001年11月9日南京东路街道社区举办的家庭防火运动会中,街道政府、黄浦区消防局、南京东路街道警署均以运动会观摩者的身份,将消防安全的官方宣传转换为社区“内部”的文体活动;而为了配合反法轮功的官方话语,承兴小区则邀请当地的华山医院运动康复科,以对三种常见的疾病,即高血压、糖尿病和颈椎病进行跟踪调研的方式,变相地“宣讲”了适度运动、合理治疗、科学饮食对于某些慢性疾病的康复效能。从上述两个活动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消防运动会的活动主旨、出席者的身份结构、最后的奖励方式,还是健康科研活动反对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活动背景,无不显现着对国家意图的揣摩和贯彻。因此,即17便是民间的公共生活,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居民委员会的主导作用,并由此清晰地感受到政治国家的“在场”只是这种“在场”已经不是主权国家的身临其境,而是经由居民委员会的转承,将其巨大的光影折射到尚处于晦暗萌芽中的民间;而居民委员会也因此从国家权力的“末梢”一跃成为联系国家和民间社会的“枢纽”,角色的转变导致了其自身定位、工作方式以及利益诉求等方面的持续变化。将政府的防火工作转换成一场消防运动会,将反邪教的政治宣传转换成社区的运动康复活动,将社区组织的建设与共建转换成需要各个社区成员参加的公共活动 使具有国家指令性质的政治信息,能以相应的格式被社区沟通主体便利地接受。在此变化过程中,一方面国家意图不断向民间灌输,另一方面,民间意图也在持续地影响着国家,并试图逐步获得“官方认可”,两者(其实是多重主体)的沟通互动将最终把各自营造的共同体感觉融合一体,而这种互动关系同时也构筑了社区政治的全部内容。三、结论与思考社会人类学常常用“想象的共同体”一词指称现代国家的抽象整合,以此表明瓦解并替代了传统“有机社会”的现代社会,其自身的认同已不再能够基于群体的有机联系,而不得不依赖于国家的虚拟凝聚力;但是,现代国家却由于丧失了血缘、地域、身份、宗教、民俗等多元、有机的整合方式,又不足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完整地整合人类群落,尤其是无法在个体化色彩浓厚的公共日常生活中,满足个体公共交往和自我实现的诉求。这种“机械的团结”的悖论不免造成国家伦理的丧失、规范结构的失范,以及群己之间的认同差异和认同危机。西美尔主张,在考察共同体的生活形态时要“预计到空间形式的若干基本品质”,而“这方面包括人们可能称之为空间的排他性的东西”。参见西美尔著:社会学 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页。就当代中国的实际状况而言,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与“单位制”整合模式的式微,使中国基层社会原有的“单位”空间形式,开始变得无所依托并且难以维系。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逐渐形成,以往纵向单一性的社会结构遭到了瓦解,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各级“单位”、政府组织所承担的大量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保障的职能,开始渐次从国家的权力网络中溢漫出来这些从企业和政府转移出来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需要由一个社会结构块面来承接”。6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实体与国家间的行政依附关系,以及社会成员与单位间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也开始从事实上的国家领域,退而居于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需要一个同一层面的共同体形式唤起他们的内心情感和归属意识。在此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看似已死的传统便以一种新的形式再度复活,在这种新的被称作“社区”的公共空间里,人们不仅可以重温“里弄”一个建立在邻里基础而非血缘关系上的“熟人社会”的往日温馨,而且还可以重新找到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单位”一个“公有”和“共享”的生存共同体 所能给予个人的可靠保障;而社区也在提供共同体式的服务的同时,为重新分化后的社会成员提供了地域和生活方式上的边界意识,这种西美尔所谓之“空间的排他性”,以及由此唤起的“地域忠诚”,为共同体性质的公共空间的形成提供了外部条件。当然,这种外部条件只是共同体得以展开的外在形式,至于如何在城市社区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通过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营造出事实上的“有机的共同体”,则有赖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在此需要明确一个基本前提,即:与前现代国家相比,现代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一种特殊的关联性。一方面,社会具有外在于国家的独立性;另一方面,社会又不可避免地被国家涵盖 公共空间的自主性发展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同、受到国家法律或政策的调节,并以此作为自身存在和延续的保障。因此,现代国家统治下的“社会”,“即使市民权利具有普遍性,它仍然不存在完全的独立性”。7也就是说,社区作为现代国家创构的产物,自身并不具有演化空间结构的独立意志,其在治理空间方面所作的一切变化,主旨都在于以最贴切的形式满足现代国家的治理需要,反思性地贯彻现代国家整合社会的主观意图。无怪乎城市基层自治领域的各项变革,其最初的驱动力都来源于政府的主观设计和国家权力的积极推动。从对南京东路社区社团组织与公共生活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公共生活必须以公共空间的存在为背景,必须借27助具有公共性的场景和仪式才能使自身得以展开,这就使社团组织的发展不自觉地带有天然自生性的外观;另一方面,原有的具有自发性质的社团组织,惟有被纳入现代国家的秩序建构过程中,才具有承担公共生活的公共性,正是国家的“在场”使各个公共生活主体转而具有了公共性,并借助这种公共性实现了相互间的沟通交往和利益满足。例如,文体团队是在国家“在场”的状态下发育成形的,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却也因此而得以成型,正是这种官方赋予的公共性,为居民个体提供了展示自我的仪式和空间,并使接踵而来的其他公共生活主体得以参与其中。公共性与个体性的共生关系,正如哈贝马斯所强调的:生的欲望和生活必需品的获得发生在私人领域,而公共领域则为个性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因此,“亚里士多德所制定的一系列德行只有在公共领域当中才能证明有效,并得到广泛承认”。8也就是说,完整意义上的公共生活必须为个体提供表演的机会、场所或方式。正因为彼此相对孤立的文体团队以及文体团队中每一个相对孤立的个体,可以借助文体活动展现其在相对封闭环境下“修炼”的技艺和自我,故而公共交往不再仅仅只与个体的意愿相关,它必定成为有助于个体证实自身价值的途径。相关论述参见胡位钧: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市基层自治制度的变革与反思,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目前,包括南京东路街道社区在内,全国大部分社区建设都陷入“驱动力不足”的困境之中,各类调查均反映出居民中普遍存在着观望和犹疑的情绪,这既与社区公共生活尚处于初始阶段,各项工作尚不成熟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漫长的“全能国家”、广场政治以及国家内敛、广场解散后,“诸神并置”的世界给公民带来的对于公共生活的冷漠和厌倦。然而,随着公共生活的不断成型与日益完善,已有为数不少的居民在社区参与方面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导致这种转变得以发生的前提,则在于现代国家主导下的公共生活必须主动稀释它与生俱来的官方血统,使居民不再自以为是工具性的存在而将之视为异己。毫无疑问,惟有在自身利益得到了公共生活的承认,并因相互承认而在公共生活中得以放大时,才会产生居民的认同和随之而来的广泛参与。参考文献:1胡位钧.中国基层社会的形成与政治整合的现代性变迁A.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二辑)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2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吴鹏森.社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域社会 与丁元竹、江汛清同志商榷J.社会学研究,1992,(2):11.4费孝通.对上海社区建设的一点思考J.社会学研究,2002,(4):4.5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 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J.社会学研究,1997,(1):86-96.6尹继佐.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 2001年上海社会发展蓝皮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7王斯福,王铭铭.面子的方位 当代中国乡村的公共空间与对公益的说法A.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8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The Community:A New Public Space and Its Possibility Rebuilding a Community Life of a Residential DistrictHU Wei2jun(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 usiness and Management,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201800,China)Abstract:By way of th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of East2Nanjing2Road district,we can see that the specific residentialstructure,building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structure,respectively as the factors of time,space and persons,are playing apart in constructing the public space of the community.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the above factors,the role of traditionalneighborhood committees is changing.Als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is subtly changing.All these fore2tell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ommunitys being a new kind of social space in the period of post2united organization.Key words:community;public space;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责任编辑:周成璐)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