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晋商对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贡献_孙丽萍.pdf

三晋文化中国社会发展到 14 世纪前后，经济活动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日趋明显，商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整体上升。山西商人通过他们的商业经营和金融活动，增进了地区间的联系，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近代一些市镇的兴起和繁荣，起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一、晋商树立了优秀中国商人的形象，提高了商人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世界进入工业文明是在 17 世纪中期，也就是明末清初。此时中国依然处于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商业能否富国此时还是东西方文化的一大差别。明清晋商的活动，打破了禁忌，增加了财富，树立了近代中国商人的形象。山西人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有着丰富的商战经验，有着优秀的商业道德，有着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明代初期，一大批山西人依托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中的物产资源和地理优势，在商机出现的瞬间，抓住机会，捷足先登，依靠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精神，遵守诚信敬业和开拓进取的经商理念，创造出明清晋商“海内最富”的奇迹，让国人认同了“无西不成商”的事实。晋商成为明清国内实力最强的商帮，成为国际贸易的劲旅。20 世纪初，旅居日本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明朝中叶起，晋商的活动区域从长城沿线扩展至全国大半的省份，经营品种从过去以贩运经销粮食和食盐为主发展到经销棉布、粮油、皮毛、药材、茶叶等与百姓生计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16 世纪前后，晋商与徽商开始并雄中国南北。浙江嘉兴人沈思孝是明代隆庆二年（1568 年）的进士，他的 晋录 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他写道：“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到了清代，山西商人更加富有。清代的一些典籍文献和名人笔记中，也常常提及富有的山西商人，朝廷御史等臣僚的奏折，国家捐输银两的记录簿，都不乏晋商的名字。清史稿 中，只有很少几位商人名列“列传”之中，其中就有山西商人。17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中叶，介休范家为中国最显赫的富商之家，范家曾有好几个人慷慨资助康熙平定噶尔丹、乾隆平定西北叛乱，后被正式册封为内务府皇商，在中国政治和商业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清朝以来，晋商牢牢地把持了部分重要的国内市场，同时还扩大了对北方蒙古和俄国的贸易，在贸易活动中不断开辟新的商路，不断挖掘新的财源。由张家口往北经多伦诺尔至齐齐哈尔、呼伦贝尔，是山论明清晋商对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贡献（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太原030006）孙丽萍收稿日期：2009-01-18作者简介：孙丽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摘要：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商业经营和金融活动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晋商的贸易活动推动了商业市镇的兴起和繁荣，促进了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山西票号开创了中国近代金融业，丰富了中国商人的经营理念；晋商对中国建筑和戏曲文化的贡献独特，影响深远；同时，晋商树立了优秀中国商人的形象，提高了商人在传统社会的地位。关键词：明清时期；晋商；商业市镇；山西票号2009 年第 1 期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总第 76 期2009 年第 1 期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西商人对蒙古东北部进行贸易的主要商路。晋商的驼队，长年累月穿梭于中原农业经济区与北方少数民族游牧地带，用内地的生活用品换取农耕使用的大牲口、毛皮以及中药材等物资。清代中期，蒙古地区的大宗商品交易由晋商控制，在多伦诺尔、归化以及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等地方，山西商人开设了数以千百计的固定交易网站，买卖旺季里，晋商将数以万计的骆驼和牛马车投入营运。由山西商人开办的大盛魁商号，活动范围包括了内蒙各盟旗和外蒙喀尔喀四部，贸易活动深入到新疆的库车、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唐努乌梁海（今属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以及今天的俄蒙边界城市恰克图等地。同时，山西商人与朝鲜、日本等近邻国家的商人也开始贸易。榆次常家号称清代的外贸世家，在中国优秀商人的行列中，常家九世的常万达、常万等应该榜上有名，而榆次常家也只是清代中后期晋商的一方代表。晋商的魄力之大、足迹之远、财富之巨，世人惊羡。德国地质学家、曾任柏林大学校长的李希霍芬，多年觊觎中国丰富的矿产，19 世纪后期来到中国，也到山西考察了矿产，他在 中国 一书里这样评价晋商：“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二、晋商的贸易活动推动了商业市镇的兴起和繁荣，促进了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晋商的活动对明清一些城镇的兴起和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晋商活动范围广，时间长，在几百年的经营活动中，走南闯北，广设店铺，贸通有无，千里贩运，对一些地方城镇的兴起和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中叶，山西商人在加强边贸的同时，开始了内贸经营。一部分商人南下发展，特别是山西的部分盐商，开始在富庶的江南地区定居，与南方人一道经营两淮盐业。对于山西商人来说，在扬州从事淮盐买卖，既不乏巨额的利润，又可享受江南舒适奢华的生活环境和异乡情趣。明朝万历年间，聚集扬州的盐商，除了徽商，就是晋陕商人。扬州盐商商会的头面人物，不乏山西的大商。日本学者寺田隆信的 山西商人研究 一书，有一节就是专门研究“作为两淮盐商的山西商人”的，其中提到“山西商人的南迁则是开中法实行运司纳银制后，从成化末年到弘治年间，以相当大的规模进行的”。他还引用了明万历 江都县志 卷十一的一段史料：“扬州城内有一座关帝庙，建于嘉靖年间，每年五月十三日，山西蒲州迁居扬州的盐商，必定举行盛大的祭典。”山西商人在扬州盖起豪华的住宅，享受最奢侈的生活，这些商人的活动，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也正是由于山西商人在扬州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后来才能为商家子弟争取到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正当权利，实现了商家子弟从正途仕宦为官的梦想。张家口原是比较荒凉的地区，明初设置城堡屯驻重兵。清兵入关前，有 16 家汉商为清军运送物资，其中 8 家是山西晋中的商人，他们是：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清军从交易中得到了实惠，入关以后，清政府表彰汉商助清有功，册封他们为皇商。那时，张家口成为“南北交易之所，凡内地之牛马驼羊多取给于此，贾多山右人，率出口以茶布兑换而归，又有直往恰克图地方交易者，货物多为紫貂猞猁”。张家口因山西商人的到来而开始繁荣。据 清季外交史料 载，当年张家口有山西茶商百余家之多，其中以祁县的长裕川等字号最为著名，乾隆时张家口已是“塞上商埠和“塞上皮都”了。旅蒙晋商深入蒙古大草原贩运商品，又把蒙古的土特产品贩运到全国各地，加强了蒙民与汉民的联系。旅蒙晋商深入蒙地以后，自觉不自觉地把汉民的生活方式、文化技术传授给牧民，一些兼营手工业的晋商把熟皮子、擀毡子的技术带入蒙地，对蒙民的生计产生了积极影响，蒙古草原成了内地手工业、农产品销售的大市场，同时也刺激了内地加工业的发展。据内蒙地方志记载，康熙年间有 12 家山西商人到库伦经商，称十二甲首，到咸丰年间，从东营子到西库伦，商号皆为晋商开办，库伦渐渐发展成为蒙古地区的商业重镇。翻开清代中后期的内蒙古地图，很容易就能找到与山西相关的地名，特别是村镇的命名许多就源自山西。比如萨拉齐厅的祁家坝、宁武窑、寿阳营，和林格尔的偏关窑、崞县窑，宁远厅的盂县窑、万泉营、代窑，托克托城厅的崞县窑，丰镇厅的浑源窑、忻州窑等等，从光绪 山西通志 府州厅县图 就可一目了然。清朝嘉庆七年（1802 年），包头成立了商人公会组织包头公社。起初是直隶商人的会议场所，随着山西商人在包头商界优势的增强，开始转归山西商人582009 年第 1 期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承办。这个商会组织直到 20 世纪初期还有一定的影响。20 世纪 20 年代成书的中国分省全志第 17 卷山西省志，其中有记载说：民国初年包头镇的居民有 15000 人，山西人开设的粮店、货店就有四五十家，“当地从事归化城与甘肃新疆方面中转贸易的行业及同附近蒙古部落进行的商品交易十分活跃，各地商贾云集此地，市面一派兴旺景象”。山西商人的活动对当时包头市镇的兴起和繁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包头城至今流传“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谣，说的就是晋中祁县乔家对包头城市发展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乾隆年间，乔家创业者乔贵发来到了萨拉齐厅的包头，开设了第一座乔家商铺，后来乔氏后人不断扩展商号，乔氏几乎垄断了包头的商业和金融业。包头发展为一个边塞商业城镇，直到 1923 年民国政府开始在包头设局，三年后包头才有了县治。晋商的活动对本地的城市发展也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晋中的平遥、太谷、祁县，原来只是晋中的一般县城，19 世纪成为中国近代金融的中心，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商业金融城市。这些地方留下的一处处明清时期的深宅大院，一条条曾经繁华的商业街道，都可以向后人讲述晋商的辉煌。晋商活动频繁的省内一些地方，像北起大同南到运城一线的许多城市，后来成为山西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关于这些地方的商人活动，也有不少记载。比如北边的大同，由于商人的活动，明代出现了“繁华富庶，不下江南”的繁荣景象；比如运城，元代还是一个有城无市的村落，因为盐池之故，元朝政府修建了专门的运盐之城，明初实行开中法以后，商贾纷纷前来换取盐引，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清代前期时，已是一个“商民辐辏，烟火万家”的城市了。三、山西票号开创了中国近代金融业，丰富了中国商人的经营理念山西票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道光三年（1823 年），中国第一家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平遥日升昌票号诞生，此后一二十年里，就有二三十家票号在晋中的祁县、太谷、平遥扎下了大本营，并且把分支机构设在当时最繁华的都市和码头，一度还把票号分支开设在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国家。票号以一纸信誉汇兑天下，改变了过去异地买卖现银交易的诸多弊端和往来中的不便，票号的背后，是高度的信誉和巨额财富的支持。不少山西商人把积累的资本投入到了资本运营中，并且在钱业经营过程中获得了最大收益，创造了金融王国的神话。山西票号在中国金融领域活跃了整整一个世纪，并且在一段时间里充当了清朝政府中央银行的角色，为政府代汇饷银、赋税，动辄成百万上千万的银两，成为金融界的龙头老大和政府必须依赖的钱财保管合作伙伴。票号在晚清光绪年间发展到了鼎盛，除晋中的几十家总号外，分号达到 400 余家，遍布全国 21 个行省的 85 个重要城镇以及内蒙、新疆等边远的地方，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金融汇兑网络，一些地方的市面流通全视山西票号的丰盈程度周转。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初。中国第一家国有银行通商银行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成立，此后十来年，又有几家金融机构组建，山西票号垄断中国金融的局面开始被打破。晋商之所以在金融领域取得骄人的成就，与票号的科学管理机制、诚信经营理念有最直接的关系。山西票号本身就是一个创新之举，而票号在用人、管理、奖惩制度方面也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同时，票商们的经营理念也提供了一些科学经营的思想精髓，票商的经营是在一个新的高度上进行的。比如商号、票号内部的管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相分离，就是晋商的创举。一旦财东将经营权委托给自己选定的经理人员，财东便会信守诺言遵守合同，不再干涉号内事情，平日大小事务，包括商号的用人、经营方法等等，经理有权自己决定。有的票号还规定，东家平时不能在商号内借宿、借钱或随意指使号内伙计办理家务私事，经营和盈亏状况，东家要等经理的年终报告。经理受财东的委托，对财东要保证足够的忠诚，经理在号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只是对东家一人负责，但他要信守承诺，诚实经营，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信用非常重要。古人说的“言而无信非君子”，在山西商人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每到年终的时候，经理要将一年的情况如实向东家报告，东家根据票号的经营状况和盈利多少，决定经理来年的去留。如果经理有欺骗瞒哄的行为，一经发现便会被解雇。经理对号内的伙计也要履行合约，财东挣的是银股，而经理、伙计则是身股，在号内服务一定的年限，而又没有违反商号的条规，随着能力、资历的增加，工资也会得到提升。从看到的资料中，我们未见到票号拖欠伙计工资一类事情。这是592009 年第 1 期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晋商诚实守信经营理念的主要体现。四、晋商对中国建筑和戏曲文化的贡献独特，影响深远（一）晋商建筑极大地丰富了明清时期民间建筑的内容和形式晋商大院是晋商对中国文化的一份特殊贡献。晋商大院遍及山西全省，主要分布在晋中的太谷、平遥、祁县、介休、榆次、阳泉，晋北的保德、大同、浑源，晋东南的沁水、阳城和晋南的临汾、襄汾等市县城乡。山西境内现存的晋商大院数十处，以宏大、厚重、古朴的风格，表现出明清时期中国民居建筑的最高水平。已经开放的晋商宅院如祁县乔家大院、祁县渠家大院、太谷三多堂、榆次常家庄园、灵石王家大院、阳城皇城相府、襄汾丁村民居等宅院建筑群，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同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情况，有助于发展我们今天的旅游文化事业。这些老院规模大，建筑精，规格高，占地动辄就是几十亩上百亩，屋舍少则几十间，多则上千间，成为中国民居建筑不可多得的珍品。这些建筑无疑是晋商巨额财富、中国传统文化、建筑艺术与科学技术的一个集合体。山西会馆是山西商人客居他乡联络感情、交流信息、买卖提携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康熙皇帝当年南巡后就感慨道：“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盖寡。”山西商人遍及全国，四海搏利的山西人，在经常往来出入的地方大多建会馆，筑戏台，一则可以招待客户，联络感情；二则可以听听乡音乡曲以解思乡思亲之苦。建筑精美的山西会馆，是晋商对中国建筑文化的突出贡献。史料记载，清代山西商人在北京设立的会馆有三四十座在天津、上海等新兴的城市，在山东的聊城、东阿、济南，江苏的扬州、南京、苏州、镇江，湖北的汉口、当阳，河南的洛阳、开封、赊旗，湖南的长沙、湘潭等十几个省的几十个市镇，都修建了华丽的会馆。保存下来的有开封的山陕会馆，洛阳的山陕会馆和潞泽会馆，苏州的全晋会馆等。这些会馆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大多建有大殿、配殿、牌楼、戏台，像多伦诺尔的山西会馆，仅各类房屋就有 90 余间。苏州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是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余秋雨在他的 抱愧山西 中提到苏州的山西会馆时说：“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余先生说得虽然有些轻巧，可也是事实。各地的会馆，屋宇高大，殿舍齐全，华丽的牌坊，精巧的戏台，楹联、门匾随处可见，石雕、木雕比比皆是。山西会馆是明清山西商人经商活动的最好见证。山西商人对城市建筑、寺观庙宇的修护也有杰出贡献。比如平遥这个中国古代县城的活标本，除了有高 12 米、厚 5 米、周长 6 公里的古城墙外，还有序排列着反映明清时期经济、文化、宗教及社会发展的各类建筑，东城隍、西县衙、南观音、北关公、左文庙、右武庙、东道观、西佛寺，让人叹为观止。城内有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明清街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表现二三百年前民俗风情、商业经营的一个重要地方，是典型的北方街面商铺的结构。现存的平遥城墙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 年），是在旧城墙的基础上建成的。后来有过 4 次修缮，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咸丰元年（1851 年），这次修缮历时三年，由商人主持、商人出资，这一点与前几次政府主持的修缮有所不同。当时一些寺观庙宇能够很好地保存下来，有的甚至就是重新修建，与当时富贵之家给庙宇施舍钱财的习俗有关。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 儒商常家记载榆次车辋常氏的 500 年大事中，明代的纪事只有 5 条，其中 4 条是常家人从明中叶起捐资修庙的记录：嘉靖三年（1524 年）常仲林子常廒为村里的成家寨菩萨庙捐资；万历三年（1575 年）常廒长子常廷和为车辋村传教寺捐资；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常廷美之子常现为南庄村大雄寺捐资；崇祯六年（1633年）常家 5 人为村里的东菩萨庙捐资。清代以来，常家捐资修庙的记录就更多了，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富贵之家每年给庙里捐些银子，多少年多少代人乐此不疲，他们都想塑造一个积德行善的形象，求得心灵的慰藉。地方的经济发展了，地方的城市建筑档次规模就会上一个台阶，商人出资捐助功不可没。（二）丰富了中国戏曲文化的形式和题材在中国戏曲发展的过程中，山西商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将山西内地的民俗风情传入边地，融合了蒙汉人民的情感，促进了蒙汉文化交流。在内蒙、河北等地，人们至今都在听山西梆子。特别是 19 世纪以后，山西梆子有了蒲州、中路、北路和上党四大梆子，山西梆子跟随山西商人进出省内外，扩大了山西文化的影响，增强了山西文化602009 年第 1 期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的辐射力。同时，随着晋商在各省市镇建立起一个个山西会馆，山西梆子开始向外省发展，与当地的声腔结合后，演变形成了一些新的剧种，像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戏种都有山西梆子的影响存在。明末清初，在晋南蒲州一带，一种通俗易懂、刚健豪放的新腔正在形成。这种新腔被晋陕两省的商人带入外地，传至江、广、闽、浙、云、贵、川，人们称为“山陕梆子”。清朝同治、光绪年间，蒲州梆子出现了一位著名的艺人“小元元红”郭宝臣，他在北京的演出引起了梨园同行的敬佩，被评为“剧坛八杰”之一。日本学者波多野乾一当年看了他的表演说：“余听郭宝臣 摘星楼，惊其艺术之超群，深知中国剧之登峰造极，见于郭宝臣叹止矣！”郭宝臣多次被邀请入宫，为皇室贵胄演出，得到赐黄马褂、赏四品衔的隆遇，红极一时。晋中商人不仅仅爱戏，他们还研究戏曲，创作戏文，扶持戏班。祁县的渠家大院里，有一座造型精致、布局合理的戏台，渠家组建了自家戏班，聘请名师，常年演出。有“金财主”之称的渠源淦在同治七年（1868 年）聘请了当时最有名的蒲州艺人，组成晋中最好的戏班，戏班子在渠源淦的支持下，对音乐唱腔、伴奏技巧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改进，对晋剧的发展承前启后，不断创新。临县碛口是清代中期开始形成的一个黄河边上的商业重镇，那里的百余家商号常年商客云集，每到年节时分，所有的买卖人就聚集到黑龙庙里，聊天看戏，乐不思乡。黑龙庙的对岸就是陕西省界，所以当地人也说“山西唱戏陕西听”。晋商的活动也丰富了戏文的题材内容。红遍全国的京剧 玉堂春，是中国戏曲艺苑的一颗明珠。故事说的是京城名妓苏三的一段荡气回肠的苦难经历。苏三本是大同的良家女子，不幸坠入风尘，与官宦子弟王景隆有了一段特殊的交情。因为变故，号称玉堂春的苏三被老鸨转卖给山西洪洞商人沈洪为妾，苏三跟随商人来到洪洞，却遭沈洪之妻诬陷入狱，受尽折磨。不久，王景隆当差巡按山西，得知苏三有冤，想方设法为苏三昭雪，二人得以重聚。妓女与文人、妓女与商人，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虽说其中不乏糟粕，却是人们喜欢在茶余饭后谈论的不衰话题。（三）推动当地重教育人文化理念的形成乐而好文、富而好礼是晋商所以兴盛数百年的内在原因。山西人重视经商，也重视教育，因此明清时期山西出现了许多儒贾并举、义利并存的商人家族，晋中一带的大商之家，留下了许多重视教育、热衷文化的佳话。榆次车辋常家就以重教育人而著称于世。常家是一个北方大族，晚清后期，常氏一族培养的各类人才完全可以同南方最著名的世族大家相媲美。从康熙年间的常吉入邑初为秀才，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废除科举的近 200 年间，常家一门考中秀才、贡生、举人、监生的学子多达 176 人，入仕者132 人。常家人在发展商贸的同时，对文化教育极为关注。道光十七年（1837 年），常家捐助榆次书院，知县赠匾“崇文尚义”；光绪五年（1879 年），常家捐助山西官书局刻书，巡抚曾国荃赠匾“义关风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常赞春以藏书捐赠榆次学堂，山西巡抚恩寿赠匾“士诵清芬”。常氏在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办私塾 17 所，创下家族办学的记录。在他们开设的学校中，留下了山西最早的农村新学堂、山西最早的女子学堂等方面的记录。清末创办的笃初小学堂，是山西最早的私立新式小学，光绪三十年（1904 年）秋，开办了“知耻女学堂”，这是山西最早的女子学堂之一。从常家办学和教育的过程看，常家人不断地进行尝试和探索，不断地进行理念创新，因此，这个“外贸世家”同时兼有“教育世家”的美称。常家的重教育人，推动了当地新式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影响了一个地方的人才培养。明清晋商把中国的商贸活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晋商的活动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晋商在明清五个世纪里，长途贩运，诚实守信，创业开拓，进取创新，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树立了中国优秀商人的形象，开创了中国的近代金融业，推动了文化事业的不断进步，晋商留给我们的是最最丰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责任编辑白继英）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