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刚：清代以来广东人在天津的经济活动.pdf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清代以来广东人在天津的经济活动刘正刚(暨南大学历史系 510632)内容提要:天津城市的发展,与明清以来商人集团的长距离贸易密不可分,其中闽粤海商所起作用不容忽视。清前期粤商利用政府的宽税政策,大举进入天津,从事南北民生物资商贸活动。近代开埠以后,粤商在天津不仅工商业经营范围广泛,而且充当买办人数众多,经济活动多元化发展,并常在工商业活动中居领先地位。粤商以闽粤、广东会馆为中心开展的商业社会活动,在天津城市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关键词:天津 广东商人 城市 经济活动天津作为北方的通商巨埠,水陆辐辏,殷繁富庶,是在明清以后才逐步形成的。元代仍为“海滨荒地”的天津由于成为漕运的必经之地,政府在此建立了仓储和码头,各地货物与商人逐渐汇聚,城市格局初显端倪。明清时期政治中心北移,天津成为扼南北漕运与海运的咽喉,城市得以迅速发展并趋于繁荣。明清以来,广东商帮以海商名著于世,所以天津城市的发展,留下了广东人的不少痕迹。这一问题,学者关注较少,本文主要依据档案资料,管窥清代以来广东人在天津的经济活动,以此说明城市的发展是与人口尤其是商人流动密切相关。一、广东人进津的背景广东人至迟于清康熙年间已进入天津从事商业活动,乾隆 澄海县志 卷8称:“邑自展复以来,海不扬波,富商巨贾操奇赢兴贩他省,上溯津门”,糖商于春季“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至秋又贩棉花、色布回邑”,下雪琼等府售卖。天津文献资料也说:“溯当前清初季,海禁大开,闽粤两省商人来津贸易者日众,其时均乘红头船,遵海北来,春至冬返。”闽粤商人长途跋涉抵津后,“嗣因客货抵津,寄顿无所,加以海船惯习,人口出口均须虔祀天后,报答神麻”,于是两省旅津商人集资在天津城北的针市街共建闽粤会馆。闽粤商人借助船舶从海上到达天津,“建帮之船头绿色,潮帮之船头红色,故有绿头、红头名称,先泊于闸口,后移于葛沽,其船由南至北远涉重洋,故津人又名之曰洋船。”在清代的官方文献中,也屡有“闽粤洋船”之称谓。清代至20世纪30年代以前,天津的商业中心在今红桥区北门外大街(俗称北大关)一带。清代天津北门外大街的南运河边设有常关,往来天津的船只都要到此停泊验关纳税,常关河沿成为各船只卸货、装货之地,由此发展成为商业中心。49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2册,第2 096页。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册,第2 100页。清代中央政府坐镇北京,积极鼓励南方的闽粤商人北上,促进南北物资的交流。为此中央政府专门批准了天津地方政府施行的一系列优惠宽税政策,天津闽粤会馆碑文有较详细记载。乾隆三十六年六月长芦等处盐院管理天津钞关重申以前的宽税政策:“照得闽粤商船来贸易,历任念其远涉重洋,风涛颠险,均有宽税之条。糖包每大包准除皮十斤,每小包准除皮五斤,其红白糖内每大包优免十斤,每小包优免五斤,往来船料并免报纳。至水手所带零星货物税银不及一钱者概行优免,仍于税银内每百两克银二两,以示优恤。复念该商在津贸易,洵属循良,又于税银百两再加免银二两,以示格外柔远之意,屡经出示在案 为此示仰闽粤商人等知悉:所有一切加恩优恤之处,本院循照向例举行。”当然宽税的目的是希望闽粤商人“安分守法,据实报纳,不得稍有隐漏 倘有违犯,一经拿获,定行按律究治,决不宽贷。”为了杜绝闽粤商人偷漏税,乾隆四十三年七月针对“乃有私挟偷税者”,再次加大宽税额,“示仰闽粤洋船商户舵水人等知悉:天津海关本系落地税银货物循例折扣照依时价,每两抽税三分。且念远商冒险而来,每加优恤,于大糖包每包除皮十五斤,小糖包每包除皮七斤半之外,大包红白糖每包恩免十斤,小包红白糖每包恩免五斤。又于共计正项税银之内,每两又复恩免三分,以恤舵手之艰劳。”嘉庆十二年十月政府又对“闽粤洋船商户人等”晓谕宽税:大青糖每包310斤,准除皮15斤;大白糖每包300斤,准除皮15斤;小红糖每包180斤,准除皮?斤;小冰白糖每包117斤。槟榔等货照上开分两数目对扣税。以上红白冰糖、槟榔等货,每百斤上税50斤,按时估价,每两抽税银3分,每税银百两折收银76两,每两又免3分。这些政策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政府还会根据商人的建议,适时地加以调整。如嘉庆二十二年冬,“闽粤众商邱正吉等具禀,历来洋船载货到津,须候定准时估价值后始输纳税银出口回洋。近年各处买客因买卖萧索,来津买货甚迟,又兼货色高低不齐,时价未能即时议定,以致洋船在津耽延至秋末冬初始得出口,不及赶潮乘风,船伤人溺,殊堪怜悯。请将各货查照前三年在关报定时价酌中比较定议,俾一面起货纳税,一面放船出口,免致守候返延等情。”各级地方政府非常重视这一情况,直隶总督指示天津道“按照前三年报定时价酌中比较定价,随时纳税报查。”天津道立即出示晓谕闽粤商人:“洋船到津将所载各货物按照议定价银随时起货纳税,以便即时放船出口,免致守候误时冒险回洋。”近代以来,随着国运的衰落,商业也陷入困境之中,为刺激闽粤商人的积极性,光绪七年直隶津海关道仍晓谕闽粤会馆董事:“嗣后闽广商船所带货物,无论按斤按件,统按税减二成,以斤计者每百斤作八十斤,以件计者每百件作八十件,应除皮者仍照向章除皮计算,其税银仍按九六征收,其往来船料以及水手小货,税银不及一钱者,照旧免征。”有清一代,闽粤商人北上天津享受的优惠政策,是其他商人所没有的,为此一些外省货物专雇闽粤商船运货,“凡闽粤商船运货至津海关报税,原例三抽七六扣。蒙恩准闽粤加以对折上税 道光二十年间,江右货物亦雇闽粤商船运津,跟同对折上税。”天津地方政府对广东商人进津高度重视,每当闽粤商船抵津时,知县官服率属,鸣鞭炮、奏59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2册,第2 112页。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2册,第2 114页。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2册,第2 111页。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2册,第2 110页。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2册,第2 108页。鼓乐,到海河沿岸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除贯彻执行有关宽税政策外,天津政府还想方设法为闽粤商人解决实际困难。如为闽粤商人卸贮货物的便利,设立洋货局栈,闽粤洋船到津贸易,“恐人地生疏,设立洋货起卸行,代客评价出售。”闽粤货物到津查验后即须卸贮,以便归帆。嘉庆四年因洋行房屋不多,所来货物不能及时起卸。“是以又有开设洋货局栈之九家。”洋行局栈向来任听客商自行投卸。天津开埠以前,闽粤商船春来冬返,所有买卖均由跑合代理。所谓跑合,据杂货商议德福陈述:杂货各铺“历来向潮建广三帮买货,津邑专有内行人代为买卖者,名为跑合。事成之后,图得谢资,习气日久,直将谢资改为要用。”据天津籍商民冯树荣等15家商号称,针市街的洋货局,买卖货物向系认客投主,“自前清道光年间,遵前天津县谕,每年纳规费银四百两,按四季照纳,从无拖欠。近年潮建广三帮来货日少,加以恰和、太古、东洋各行糖货输入日多,而商号等生意异常淡薄,只有勉强支持之象。”道光年间,天津社会治安较差,闽粤糖商货物屡屡被盗,商人受损严重,“致亏血本”。闽粤商人在葛沽起剥时,“剥船贪餮成性,如食饵有味,每年被偷之糖货,两帮统计多尚数万斤,少数千斤。”天津政府立即决定:“嗣后如有剥船偷窃客货,先将剥船封于码头,派役看管,责令全数赔偿货物,如有赔不足数,即将剥船变价赔补,仍治以应得之罪,以示惩儆。”天津实行的种种宽税优惠措施,吸引了众多的闽粤商人北上。尤其在天津开埠以后,其不但成为京师门户,而且是北洋重镇和华北工商业重心。广东商人利用毗邻港澳进出口货物顺畅的优势,大举北上天津。粤商通过香港的南北行,进口米糖、杂货,出口北方的山货、药材、花生和豆类。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陆路运输令商人顾虑不安,粤商的海运北上因此而盛极一时。据载咸丰年间,仅广帮在津人数就达5 000余人,到光绪年间,聚集于天津的广东人已超过1万以上,广帮的大小商号达200家以上。天津的广帮商号所用职工,90%以上是广东人。另据记载,咸丰十年六月,在山东烟台有“洋船驶到,洋人、广东人约共一万四五千人、马一千一二百匹、骡七十余头、大车四十余肆、独轮小车一百余轮、木桶、木箱、麻袋等多件。委员问以现居烟台何事,答以避暑,七月后即赴天津。该洋人复探听烟台至利津、利津至天津水陆程途远近。”相信这批人马中,广东人至少占一半以上。洋人进入中国以后,培养一批通晓英语且懂洋务的中国人,为其经商、侵略服务,地邻香港的广东人又占天时地利之便,天津的洋行买办多由广帮充当。对于内地而言,洋人与广东人在某种情况下也许是等同的。二、广东人的商业活动广东商人远涉重洋,在天津从事的商业活动,基本上都是与民生相关的工商业据档案记载,早期闽粤会馆中的18家商号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针市街经营糖杂货。天津开埠以后,经营的范围仍以糖杂货为主,但已注意开拓新领域。兹据1916年3月美国总领事请各会馆调查69 民国 天津政俗沿革记 卷16外事。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2册,第2 112页。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册,第3 757页。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2册,第2 109页。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情形,将广东会馆的商号及职业列表如下:旅津广东会馆职业一览表会馆名称姓名何项商业或工业商号名称商号地址广东会馆罗裕堂机器铁业工厂德泰英租界小白楼张公沩绒毡工厂华北城毡公司法租界罗金秀机器铁业工厂建安日租界河边邓毅亭露酒药酒工厂广兴居英租界大沽路中邓文显洋广杂货广隆泰法界任德洋中外印务局怡泰法界陈恒爵中外牛皮庄广生利法界杨瑞云中外印务局发兴法界简云章外洋钢铁食品油漆简泗合盛法界杨文昭中外牛皮各种南木广发源法界邓云涛糖食杂货药材福利和针市街萧仰宣糖业永生发针市街崔墨农办花生豆永兴号针市街张乙照花生杂货裕德号针市街麦云罗杂货德拜太针市街林祝南杂货恒丰盛针市街谭次珊药材公成利针市街易德泉花生杂货宜兴昌针市街易伟堂花生杂货信诚昌针市街李序东糖食杂货药材恒和昌针市街钟伯勤杂货宏裕公针市街郭康朝花生豆有昌隆针市街张铸颜杂货生和泰针市街邹泽樨杂货糖业明记针市街何沛芬花生业昌记针市街黄培之杂货糖业永利威针市街陈作聪杂货糖业宠恒针市街甘爵一杂货生源针市街黄溪臣杂货糖业福盛针市街杜焕臣杂货糖业万益成针市街谭仲余上海公司水火保险上海公司针市街谭仲余杂货公裕号针市街谭仲余杂货巨成号针市街陈香轮杂货致益隆针市街陈福贞杂货糖业全兴号针市街79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2册,第2 1272 129页。从上表可以看出,晚清以来,粤商除以传统的糖杂货经营为主外,已开始投资设厂并经营保险行业。地点仍以针市街为主,但也扩展到英法日租界中。广帮在天津的商业经营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批有影响、有特色的商号:11 裕记,道光年间开业,1926年结业。北运木材、糖类,南运花生、豆类。资东坐镇广州发号施令。21 东盛和,南海人叶雨田于光绪初年开业,在营口设有粮栈,来办关外的豆类、人参。为周转资金,曾在关外发行自己的钞票达600余万两。31 永利盛,道光初年开业,经营露酒出口,行销南洋、南北美洲。41 德泰,三水人罗三佑于光绪年间开业,做机器铁工,包修轮船、矿厂的铁工活,为天津第一家机器铁工厂,其业务扩展到关外,在锦州成立通裕煤矿公司采煤。但因始终不能解决矿水问题而倒台。其徒弟遂在天津各自开展业务,天津的机器铁工厂从此发展起来。51 上池馆西药房,天津第一家西药房,为北洋医校毕业的广东医师合资经营。61 广发源皮木行,光绪初年在香港创办,经营皮料和贵重木料。光绪二十年在天津设分号,抗战时期受日本人严重摧残,于1943年结束。71 中原公司,1927年开办,是一家百货公司,地址在日本租界内,以经销日货为主,时人又称之为“日货公司”。81 怡泰、联昌,光绪年间开业,为天津印刷业先驱。91 恒昌、英昌、元彰,光绪年间开业,为天津照相业的首倡。广东商人在某些行业中甚至居于主导作用,药材经营即是一例。民国二年拟在天津等地设立直隶药材行捐经理处,买卖主均按二分抽用。此举引起广、潮等十四帮药材商人的不满,他们联合上书,指出药材与人民生命所关,今中国22行省如上海、汉口、香港、佛山、周村、营口等处皆未设有官牙。天津的药材买卖每年成交价值约110余万,半由洋货局经手,其余由“失业药商借路合以糊口。”若经纪抽用,则广货虽名为一分五厘,实则除去扣平,所得仅有九厘。因药商云集,天津等处每年从事药材买卖的“牙用五万余金,虽分得之于二千余经纪,实则赖此药行以生活着,约不下十余万人。”坚决要求撤消此决定。天津商务总会也专呈民政长官,支持广东等药材行十四帮商人的要求,指出设药材行捐经理处,实于商业诸多窒碍,“且天津各处皆为招商码头,税捐迭加,各商已觉担负过重,若再添此牙用,各帮视为畏途,裹足不前,药行商业败坏,牵动全局,商务何堪设想!”有关部门最终还是成立了药材行捐,负责抽收直隶全省药行牙捐。由此造成“每届春冬两会,万商云集”的祁州,“近来潮建广与参茸等帮赴会几渐次绝迹”,“各项药品来源断绝,均皆闭市,买卖不通”。药材行捐强迫药商认捐,导致广东“十四帮不敢发货交易,天津、祁县已经停市,各商业均有联带关系,以致天津市面人心恐慌,商业不安。”烟酒业也是粤帮经营的项目之一。天津商会档案称,闽广等烟草原料,畅销洋庄,凡占十之七八。广东商人还经营烟具,光绪三十二年二一月政府“禁售烟斗、烟枪、烟具,限六个月售出,逾期不准售卖,查出议罚。”广帮信怡昌、天泰成、裕记、恒丰盛、义兴泰、天泰恒、利亨祥、永生昌、永利威、德祥泰等10家商号请求政府宽展期限,“今各号现存烟具共值二万余两之多,已在万分拮据,然也迫于无奈。惟有清查税货,展缓限期,尚可以保血本而维商业。”天津的高粱烧酒,通过粤商行销闽粤及外洋。三、广东商人的后盾早期粤商在天津的商业活动,主要依赖中央和天津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以及粤商特殊的89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年)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册,第3 7953 796页。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品牌,当然,官绅的参与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闽粤会馆本系商人会馆,但其中的官绅气味很浓,清人张焘在 津门杂记 卷上中说:“闽粤会馆在北门外针市街,系该省官商捐造”,俗称洋蛮会馆。科举致仕同乡经过天津,均入馆祭拜,“前清时代最重鼎甲,凡两省新科及第到津,例拜会馆,晋遵欢迎,致送匾金。”广东的梁耀枢、谭宗浚、陈伯陶、庄有恭、罗敦衍、唐绍仪等皆题送过匾金。1903年天津广东会馆成立后,在设立的董事中也少不了政界人物,会馆董事共10人,分别为“政界董事二人、广帮二人、工界商号三人、洋行二人、潮帮一人。”广帮在天津势力的强大,与一批在津任职的广东籍官员有关。自1872年起中国先后选派四批幼童赴美留学,共计120人,其中广东84名。这些留美学生归国后,大部分聚集于北洋重心的天津,与广帮的发展壮大密切相关。唐绍仪,香山人,留美学生,袁世凯的亲信,曾任奉天巡抚、津海关道,辛亥革命时,清廷委为南北议和大臣。梁敦彦,顺德人,留美学生,张之洞手下的红人,曾任直隶藩台。周寿臣,新安人,留美学生,曾任天津招商局总办。曹家祥,顺德人,留美学生,受袁世凯赏识,任天津巡警道兼局长,为中国洋式警察创办人,“北洋警政”得名于此。蔡述堂,香山人,留美学生,袁世凯极信赖他,历任洋务总办、津海关道,为北洋大学创办人;民国初年在佟楼建蔡家花园,每逢佳节,集同乡欢叙;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美国前总统胡佛较友善。等等。近代以来,随着天津的开埠,外国洋行及其买办在天津崛起,其财势也雄居前列。在各帮买办中,广帮买办实力最强,其代表人物为怡和洋行买办梁炎卿和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英国占据香港后,开办皇仁书院,培养通英语、谙洋务的人材,洋行买办产生于此。1863年洋轮直达天津,英商怡和、太古两行,首先利用买办在津推广业务。天津初期的洋行买办,绝大多数是广东人,知名的广帮买办有:(英)太古公司:黄鹤廷、郑翼之、郑宗荫、郑慈荫、罗耀廷、罗振东。(英)怡和轮船公司:梁炎卿、梁费魁、梁联魁、梁文魁。(英)高林洋行:梁炎卿兼。(英)怡和洋行:陈祝龄。(英)安利洋行:陈日初。(英)先农公司:欧阳炳、黄振华。(美)世昌洋行:梁件云、谢干伯。(美)慎昌洋行:陈均廷。(德)礼和洋行:冯商盘、黄季才、郑叔和。(德)德华银行:严兆帧。(德)瑞记洋行:黄云溪。梁炎卿,佛山人,任英商怡和轮船公司及高林洋行买办。美商在天津的一切业务及发展规划,均要有怡和参与。以洋轮运输回扣优厚,促粤商与之合作,坐享巨额利润。他死后,其买办一职由其子梁联魁、文魁继任。郑翼之,香山人,也借助太古轮船运输起家,与梁炎卿齐名。郑宗荫、慈荫为其子。陈祝龄,高要人,德商瑞记洋行买办黄云溪的内弟,充怡和洋行买办,专管进出口业务,曾任天津广东会馆董事长10余年。冯商盘,南海人,任天津德国礼和洋行买办约20年,主要经营军火、机器等业务,任广东会馆董事长10余年。四、广东商人的社会活动广东商人在积极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还不断参与各种有关国计民生的社会活动,既显示了粤商的经济实力,也反映了商人始终将自己的命运与社会联系在一起。这些社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粤商的知名度。99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民国 天津志略“会社”。广东会馆建立后,积极开展各类社会活动,1912年天津数家报馆在广东会馆召开庆祝民国成立大会,粤人到会达6 000余人。同年夏,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到津,广东会馆召开欢迎大会,粤人到会达6 000余人。1915年5月,天津绅商学报工各界发起成立直隶救国储金团,并在广东会馆内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1万余人,因地势狭窄,各同胞无站足之地,演说员数十人分三院慷慨激昂地演说,当场认储金20余万元。同年7月31日、8月1日,直隶救国储金团假广东会馆合演古今音乐大会及各项精妙技艺、文明新剧并电影,所得票价归作救国储金及广东水灾义赈,票价分为:包厢3元、廊子2角、池子3角、女座2角、童子半票。而在广东会馆内“演述亡国惨状及救国镜等剧,颇经社会欢迎,认为激醒同胞之良剧。”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广东会馆,一方面说明会馆面积的广大,从而显示粤商实力的不同凡响,另一方面也为广东的商业经营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1919年3月英驻津工部局通告,规定从5月1日起,凡装卸货物经过本界码头,须缴纳码头捐,以该货物应报缴之关税的2%计算。此举引起天津商民的愤怒,广建潮三帮等立即召开董事会议,以“有碍国家主权,且碍商贾”为由进行抵制。天津总商会也召集广潮建三帮等业公同商议码头捐事,与会全体概不认可。同年5月,法租界也仿英租界办法征华商码头捐。广建潮等帮强烈要求取消英法租界强征码头捐,指出英国于5月1日起在租界河坝自行抽收码头捐;法国于5月5日亦仿行之。“英法两界,均系中国领土,竟在中国租借地收华商捐税,实与我国主权大有妨碍。夫主权岂能任其侵占哉!商等所以不敢承认者此也。况英法行之不久,俄日意各界亦必效而行之。天津租界有码头捐名目,将来各省凡有码头者,亦必如法炮制,则无论何商均必裹足不前,将来大局何堪设想,商务永无发达之一日”。并要求,“必须严重交涉,即为收回成议,方足以保国家威信而顺舆情。”1915年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 二十一条,攫取青岛及附近一切权利。广大商人出于爱国热情,联合抵制日货,1919年7月天津洋广货各商号议决抵制日货之办法,“由施行日起,以后不准续定,亦不准现买日商之货,以免阻滞”。规定各号由议定日起,以前定货报明,以后不准在各处续定及买日商现货,如违者,查出实据,报告各界联合会处置;各号将已定之货消罄为止,决不再添。这一办法,既照顾了商人的利益,也表明了商人抵制日货的决心。广东会馆属下的旅津学生也投身反日浪潮之中,他们散发“国耻毋忘”传单,用歌曲形式启发民众,如 爱国歌:“风云暗,大地昏,哀我神州将陆沉,唤起同胞四万万,共救此沉沦。割台湾、夺旅顺,都是东赢小倭人,问我同胞四万万,待死谁能忍!好男儿,快合群,战死沙场奠爱身,告我同胞四万万收骨有衩裙。”在 强国歌 中要求人民齐心协力抵制日货,打败日本。1921年12月在津的广东会馆、洋广货同业公会等其他26团体要求政府拒绝鲁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配合中国政府作为战胜国对德要求赔偿,农商部命各商会迅速清查德商亏欠华商的债额。1920年居于天津钟市街的广东南海商人戴仲球申报,其于1913年售与债务人德国顺威洋行行东韦尔德大黄100篓,计价银747156两,交货后因无款支给,言定分四期还清,但债务人只第一期履行还银247156两,余到期均未支付,核欠共500两,另计息,001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册,第4 821页。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朋,第4 720页。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册,第4 7474 748页。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册,第4 070页。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册,第4 581、4 592、4 599页。有天津地审厅判决书为据。居于天津英界的广东番禺黄季才,为礼和洋行买办,其债务人为德国德华银行总理、地产公司经理劳路斯,自1917年起欠款2 968180两;德国礼和洋行行东秀士于1918年欠黄季才款8 669159两。近代以来,商业竞争的激烈,单靠个体已难以在同行经营中取胜,只有集团经营才能求得发展,1919年10月天津紫竹林华商成立华商公会,“宗旨在联络感情,发达商界,庶几群策群力,得以相友相扶。”次年1月,华商公会致呈天津总商会,指出“英法洋商在津均有会所,我辈华商转付阙如,相形见绌,致易启外人蔑视之心,孤立无援,奚以谋平等自由之福”。华商公会设正、副会长各一人,副会长为在津经营联昌号的广东四会人梁彬如;在津经营怡泰号的广东鹤山人任少泉为会董之一。1924年10月天津县各面粉工业公司成立机制面粉商同业公会,发起人就有在天津大伙巷北口桥西开设民丰面粉公司的广东人莫炽南、吴幼航。该会称:“近世文明日进,由个人之竞争变成团体之竞争,各业因公司之利益求其发展,均有同业公会之组织。敝行业兼工商,制品关乎地方民食。”广帮还为地方社会的安定出力。1922年4月由于“时局不靖,地方多事”,天津总商会拟对天津的警察、保安、消防队、捕盗营等,“当兹多事之秋,警备勤劳之际,应事酌加酬赠”,要求各行商量力输捐。广东商人中的广帮常丰盛众商号认捐金额100元、洋广货商366元,南洋兄弟烟草公司200元、广帮福长兴50元、建潮帮200元。而对强行征派广帮则反映冷淡,1924年11月军阀向津直商民强征给养,广帮常丰盛呈控“津地则大水之后,继以大兵,百货停滞,几于终年坐食山空。故就目前统计,敝帮字号己寥若晨星,贵会为收容溃兵,给养伤兵,警察治安诸举责以摊筹一千元。”常丰盛最后勉强凑集200元。广东会馆还于1915年成立广东音乐会,由杨文昭、徐玉麟、徐杏裳等创办同乡音乐爱好者每周一聚。至1917年发展粤剧,天津的粤剧即从此开始。剧团的演出,对赈灾尤其对旅津广东学校的创办,资助最多。广东会馆还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从事新学教育。1920年旅津广东学校在滨江道成立,由广东会馆董事长陈祝龄、广东音乐会会长麦次尹等捐款捐地,协力倡办。该校招生不分省籍,但对粤籍学生减收半费。1927年该校复设初级中学;1930年将中学部迁移到英租界广东路,原址作扩充小学用。至1931年该校计小学15班、中学3班,只收男生,二部共有学生800余人。广东学校不分省籍招生,对普及公民教育,提高公民文化素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粤商作了商业形象的宣传。五、广东商人在天津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闽粤商人在天津的商业活动,主要通过会馆来进行。早在乾隆四年就在南运河边建立了闽粤会馆,闽粤会馆值年两省公举,闽粤各一,两帮备立帮号,闽帮名苏万利,粤帮名世德盛。会馆置有公产,闽帮住福康里,广帮住岭南栈,潮帮住潮义栈。道光末年粤帮中的衡永盛字号101 民国 天津志略“教育篇”。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册,第4 163页。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册,第4 205页。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1册,第282页。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1册,第336345页。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2册,第2 3232 324页。(系广州帮)因管理会馆公箱,亏欠公款数百金,粤帮中的广、潮二帮遂生隙。咸丰以后,粤帮一分为二,潮帮名万世盛,广帮名常丰盛(一说万世盛始于道光二十七年,常丰盛始于同治年间)。乾隆年间闽粤会馆又修建“闽粤山庄”,作为公共墓地。随着广帮在天津政局中地位的变化,1903年由唐绍仪、梁炎卿等人倡议,成立天津广东会馆,占地23亩余,1907年落成,工程设计凸现岭南特色。据民国 天津志略“会社篇”载:“广东会馆地址在城内鼓楼南大街,始于光绪甲辰之秋,成立于丙午之冬。发起者为唐绍仪、陈子珍、梁炎卿、冯商盘诸君。时唐氏任津海关道,捐出巨款,首为之倡。继向同乡劝募。时梁公充任怡和洋行进口船务买办,所有砖瓦木料,多自粤购来。得怡和助以半价运费,所省不少。”此外,还设置广东山庄义地作为在津粤人旅榇之所,上揭书“慈善事业篇”记载,旅津粤人旅榇其始均寄葬于大直沽闽粤山庄,嗣因该地丛葬己满,1916年由陈祝龄、徐玉麟、简韵波等人发起,广帮在东局子半道之北,就向日所购之地200亩,划出20亩,新建广东山庄义地一所。笔者1996年8月赴津参观过广东会馆。该馆现为天津戏剧博物馆,基本保存完好。内有碑刻5块,均镶嵌在墙体内,从碑刻捐款情况看,梁炎卿数量最多,达6 000两,唐绍仪4 000两,北京广东会馆957两8钱8分。更多的捐款者数额为1两,在一个月内,共捐款1417万余元,足以显示广帮内聚力及资力的强大。广东会馆还设有“广业公司”,对会馆周围300余间出租的铺房、住房进行管理。历任董事长为冯商盘、梁炎卿、陈祝龄、杨仲绰四人。会馆内建有戏楼一座,清末民初,著名京剧大家梅兰芳、谭富英、尚小云、俞振飞等均在此作堂会,参加义演。广东会馆能请到艺术名家演出,反映了广帮在天津商界与政界的实力,也说明该会馆建筑设计水平在当时的独特性。闽粤船帮每年往返于天津,都要登岸在闽粤会馆汇集,举行隆重的崇祀妈祖神仪式,答谢天后圣母保护商船安全的功德。由此天后宫一带的商业活动兴盛起来,形成了以后的宫南大街和宫北大街。而每年秋后农历九月十七日是所谓财神爷生日,闽粤商帮在会馆内设宴并演戏三天,招待各往来商客户联络感情,然后各船满载北方的棉花、花生、大豆、杏仁、红枣、黄花菜等干鲜货及药材南返广东。粤商每年往来一次,盈利数倍左右。粤商的北上由海路沟通了我国南北物资的交流,丰富了南北方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天津的针市街、竹竿巷等街名,与广东商人经营商品种类有关,前者因粤商北运的货物以手工业品缝衣针在此设行出售量最大,故得名针市街。后者则因广东、福建等商人从南方运来竹竿、竹筷、竹篮等竹制品在此售卖,故称竹竿巷。锅店街也与粤商有密切关系。后人称“竹竿巷棉纱商毕集,针市街向为闽粤晋三帮多而且盛之处。”天津开埠以后,随着津浦铁路与京汉铁路通车,闽粤船队逐渐停驶,改乘轮船和火车到达天津,并由过去的行商变成坐贾,在天津开设进出口行、南味店、洋酒罐头店、中西药店、五金店、照相馆等。今天的天津商业中心劝业场一带,在1900年以前是农田、苇塘、荒地、乱葬岗。后劝业场被划入法国租界,随着租界房屋、街道的兴建,商店也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最早到法租界经商的中国人,多是广东人和宁波人。广东因开放最早,与外国人交往经验较多。天津开埠后,大批的广东人来津,与原先在北大关一带经商的同乡合作,到法租界开设商店,扩大业201 民国 天津志略“概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2册,第2 0982 100页。务。其有名的商店有广隆泰(南味)广发源(皮箱)、北安利(餐厅)。当时,在今大沽路至解放路一段滨江道因广东帮的商店和广东人较多,而被称为广东街。滨江道的杨福荫路是广帮杨仲绰的产业,20世纪上半叶,全部租给银钱号,成为钱庄街。滨江道的华清池楼房原是广东人徐某的产业,后为直系军阀孙传芳购得,出租给商人开办浴池。粤商在天津广泛的商业活动,带动了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清人张焘在 津门杂记 卷下载粤人紫竹林开设客店的盛况,“天津为水陆通衢,旧有客店在西关外及河北一带,约有数十家。自通商后,紫竹林则添设轮船客栈十余家,粤人开者居多。房室宽大整洁,两餐俱备,字号则有大昌、同昌、中和、永和、春元、佛照楼等。每有轮船到埠,各栈友纷纷登舟接客,照应行李,引领到栈,并包揽雇马车、写船票及货物报税等事。”紫竹林一带的特种服务业也颇具粤人特色,津门杂记 卷中记天津妓馆时云:“粤妓寄居紫竹林者,衣饰簪铒,迥异北地胭脂。俗称曰广东娼、或伴洋人、或接广客,就中亦绝少出色者。”粤商还利用城乡居民认同的民间传统节日,耗巨资举办大型娱乐活动,起到了广告宣传效用。如每年中元节的盂兰会,天津城内外均建醮设坛开展活动。张焘说“近来以紫竹林之梁家园为最。按该处旧有义冢一区,颜曰闽粤山庄,俗呼洋蛮坟地。因闽广之作客津沽者人多,每到七月既望,莫不恐后争先,醵资作会,高塔席棚,长有数百步,悬列灯彩无算,高低不一,照如朗日。又有巧匠扎成粤戏数折,人物如生,挂向坛前,延增设醮,放焰火,抛施食物,锣鼓喧天,锭帛遍地,历年用款不止千金,鼓动游人不下万计。车船轿马,流水游龙,倾城士女,空巷来观,熙熙攘攘,几于联袂成帷,挥汗如雨。至夜晚则月白风清,新凉正爽,兼之香花鼓乐,悦目怡情,游人之兴仍复不减也。”闽粤山庄的盂兰活动开始于7月16日,届时“梨园演戏,结彩张灯,拟三昼而连宵,越四日而藏事。”粤人独特的供奉神灵方式也引起津人的注意,“粤人供奉神位在桌台下,曰福德土地神,又于门旁作神巢,书贴曰某某神。早晚炷香祀之,比户皆然,亦风俗之各异也。”粤人的一些习俗甚至影响天津市民的行为,史称紫竹林通商埠头,粤人处此者颇多。“尝以纸卷烟叶,衔于口吸食之。又如衣襟下每作布兜装置零物,取甚便也。近则津人习染,衣襟无不作兜,凡成衣店、估衣铺所制新衣,亦莫不然。”咸丰时津门举人冯向华专作 衣兜 诗一首:“衷衣里面作方兜,举手探囊逐件投,包括一身多少事,取携甚便勿旁求。”如此看来,粤人对近代天津城市市民的服饰文化也有过积极的影响。总之,从清代以来天津城市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城市的发展与人口的流动,尤其是与商业人口的流动密不可分,当然也绝不能忽视政府的政策导向。清前期粤商充分利用政府的宽税政策,在搞活南北物资交流的同时,以闽粤会馆为中心开展的商贸、祭神活动,也促进了天津城市的发展,天津的一些地名就是例证。近代天津开埠后,粤商既从事商业活动,也充当买办的角色,天津的许多工商行业均由粤商领先开辟。粤商以广东会馆为中心开展的社会经济活动,也在天津城市发展史上留下了历史烙印。301 张焘:津门杂记 卷下。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