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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宝忆西气东输工程　　
“重大工程的规划建设需要胆略和战略眼光”——张国宝忆西气东输工程(一)
　　“很多事情应该交由市场来做，但仍有不少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装备要有国家意志，投入国家财力。政治领导人和经济规划工作者都应以广阔的全球视野和深邃的战略眼光来谋划和决策这类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2014年12月30日，西气东输一线迎来正式商运十周年纪念日。这条被称为“能源大动脉”的管道，项目构思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的时候──目标是要将“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天然气，送到中国经济的心脏部位。管道全长约4200公里，年输气量120亿立方米，投资规模达到1400多亿元，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最重要的能源项目之一。
　　而十多年前的中国天然气市场，无异于刚出生的婴儿。2000年，中国国内天然气产量仅为272亿立方米，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不过3%，全国的高压管道不过2万公里，大部分为连接单一气田与单一用户而建。在这样稚嫩的上下游条件下，建设一条世界级别的长输管线，其挑战空前，质疑之声自然不会少。
　　十多年后的今天，曾经的质疑都已烟消云散。
　　一生万物。
　　“西一线”之后，二线、三线、四线纷纷上马，中亚、缅甸天然气通过跨境管道进入中国，中俄天然气管道也在今年一锤定音。在国务院最新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中，计划五年后天然气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将达到10%。
　　更重要的是，“西气东输工程的决策和实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精神财富。重大工程的规划建设需要胆略和战略眼光，要有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要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气概。”本刊专访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国家西气东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张国宝，独家呈现十五年前“浓墨重彩”的西气东输工程决策始末。
　　“在地图上划一条直线”
　　eo:在西气东输工程之前，中国对于天然气的开发和利用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西气东输工程之后，天然气上游开发和下游市场开始加速发展。这样大的管道工程从无到有，其构想最初源于何处？
　　张国宝：西气东输最早可以追溯到国家“八五”和“九五”计划期间(1990~2000年)，最主要是在1995年前后。
　　我们都知道，我国在1963年建成大庆油田，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大庆会战后，不少地质学家又提出，最有可能发现大油田的地方是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当时对塔里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甚至有人乐观地认为，中国“又发现了一个沙特”，因此当时在全国调了2万多名石油工人去搞塔里木大会战。多年的勘探开发确实带来了一些发现，但比原来的期望值差得较远。
　　不过，在钻探过程中有不少伴生气冒了出来。由于当时的目标主要是开采油，对于天然气既没有采集和回注装置，也没有管网建设，因此只有放空点火烧掉。不少去过塔里木参观的人，看到沙漠里“点天灯”的现象，都觉得颇为可惜。有人提出，可以把天然气作为化肥原料利用起来。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化肥还依赖进口，而农业发展又急需化肥，因此国家提出搞“大化肥”项目的设想。
　　当时，除了新疆塔里木的伴生气，海南的莺歌海也发现了气田，所以国家提出，以莺歌海和塔里木的天然气为原料，在海南和塔里木各建三套大化肥项目的设想。不过，集中兴建三套大化肥的计划最后并没有彻底实现：在海南，之前有一套海南富岛化肥，之后中海油在海南东方市紧临富岛化肥又新建了一套大化肥，老一套加上新的一套，后来合并成中海油的富岛化肥厂；在新疆南部泽普新建了一套20万吨的化肥厂，乌鲁木齐石化则建有30万吨合成氨和52万吨尿素装置。两地都没有实现新建三套大化肥的计划，塔里木盆地伴生气没有利用的现象仍然存在。
　　正因如此，早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石油就有提议认为可以将这些天然气收集起来，通过管道外送。中石油副总经理史兴权当时就曾提出设想，说可以在地图上划一条直线，将天然气从新疆送到上海。大体上就是现在西气东输一线的走向。
　　“最后还是觉得，西气东输是可行的”
　　eo:“划一条直线”的构想是怎样正式上升为一个国家大项目的？
　　张国宝：到了1999年末、2000年初，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去了一趟塔里木，回来后给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交了一份报告，大意是塔里木盆地有不少伴生气，放空烧掉很可惜，而上海是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但亟缺能源，盛华仁提议，可以建设年输送能力在200亿立方米左右的管道项目，将气从塔里木外送到上海。
　　盛华仁的设想当然最初是中石油在塔里木的工作人员向他汇报工作时候提出的。当时塔里木油田的总经理是现任中石油集团总经理廖永远，他的性格比较有激情。具体是谁做了汇报我不清楚，但我猜测应该是廖永远主导了汇报工作，向盛华仁提出了塔里木盆地天然气外送的设想。
　　收到盛华仁的报告以后，朱镕基总理觉得颇为振奋。我在朱镕基领导下工作多年的观察是，他不仅在宏观经济上很有造诣，对重大工程的布局也很有激情，包括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和青藏铁路在内的几个大型工程，都是在他主政期间决定的。因此，听到这个提议后，朱镕基对西气东输设想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让主管这块工作的国家计委研究项目的可能性。
　　那时，我已经出任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刚好分管这块工作。当时国家计委设有基础产业司分管能源交通工作，分管司长是徐锭明，负责具体工作的还有胡卫平。所以主要负责西气东输论证工作的就是我、徐锭明和胡卫平等人。当时我们在内心里都很支持建设这项工程，如果不搞西气东输，继续兴建“大化肥”项目的话，还需要解决运输问题，那还不如推动天然气管道建设，还能推动全国天然气的布局。
　　eo:当时国内天然气行业还只是初生，上游勘探开发也不明确，也并不存在下游天然气市场。您要负责具体管道工作的论证，会不会有很多的担忧？
　　张国宝：担忧是自然的。就像你问的问题一样：到底上游天然气的储量和可能的产量有多少？当时没有确切的数量概念。如果建设了管网却没有气供应，怎么交待？如果要外送天然气，这么长距离，经济上到底划不划算？新疆到上海四千公里，这种距离的管线在世界上也算是长的，更别说我国此前从未建过这样的管道。如果建成之后没有效益怎么办？如果工程建设到一半，忽然证实产量没有那么大，又该如何面对投资……未知的问题有很多，所以当时对要不要搞西气东输，心里没有底。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是应该优先开展西气东输，还是寄希望于东海的天然气资源，优先开发东海？此前，地质部的勘探队伍一直在研究东海的油气资源情况，他们已经发现了平湖气田。后来地质部进行了改革，负责勘探的队伍成为后来的新星石油公司，而负责平湖开采的就是新星公司。2000年开始提出西气东输工程的时候，平湖已经有4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产量，就近供应上海。
　　不过，上海能源缺口很大，东海的4亿立方米天然气并不算多。
　　在发现平湖气田之前，城市管道都是用煤制成合成的“煤气”来供应，但这并不是我们现在的煤制气，这种煤气含有氢气、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成分。当时在中国，多数人还在烧蜂窝煤，条件好的家庭能够买到液化气罐，烧的是液化石油气(LPG)；而凡是有管道气供应的城市，大多数是用合成气。上海市在当时已经有管道气了，吴泾是化工产业集中的区域，“煤气”就是在这里生产的。平湖气田发现以后，东海产的4亿立方米天然气和煤气混在一起出售给老百姓，管道气的热值得到了提高。
　　但整体上来看，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缺乏能源，依然需要更多的天然气供应。当时并没有液化天然气(LNG)的概念，东海天然气储量也并不确定，所以最后还是觉得，西气东输是可行的。
　　“张国宝说对了，没有说错”
　　eo:这样巨大的管道工程要求巨额的投资，当时中石油对于摆在面前的这个大工程的态度如何？最后的决策怎么拍板的？
　　张国宝：中石油的态度非常积极。在一线，廖永远一直都在积极力推西气东输的构想；而在中石油集团公司层面，时任中石油董事长马富才和总经理黄炎、副总经理史兴权也都非常支持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中石油的积极性，光有政府积极性肯定是干不成的。所以，当时政府和企业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当这个构想酝酿了一段时间以后，2000年2月14日，朱镕基召开了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讨论西气东输工程，由国家计委负责汇报，具体的汇报人就是我。
　　我去汇报时带上了东海的地图，汇报时开始先讲东海天然气的开发情况──这并不是当时要求汇报的内容。朱镕基就打断我的话说：国宝同志，我让你汇报西气东输，你怎么讲东海？我回答说：总理，东海和上海比邻，新疆则距上海4000多公里远，如果我们不把东海目前的开发情况汇报清楚，恐怕后人会质疑我们为何舍近求远，所以这是汇报西气东输时需要回答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朱镕基听完后表示赞同，让我继续先汇报东海的情况。当时，对东海的资源量还属于推测，只有平湖一小块地方在产气。我的汇报认为，要是把宝押在东海上，不确定性太大，也不知道何时能向上海供气。
　　讲到这里时朱镕基又打断了我，问道：上海的气多少钱一立方米？
　　我马上就回答：“1.56元。”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应该很难回答出来。说句玩笑话，恐怕连上海市市长可能也不一定清楚这个气价，更别说我当时生活在北京。我连北京气价是多少也不十分清楚，因为家里都是夫人缴气费。
　　能回答上来完全是一个偶然。在这之前，我偶然读到一张上海的小报，报纸名称我记不清了，大概是《新民晚报》，上面有一篇小豆腐块文章，讲到上海平湖天然气和焦炉气混到一起卖给居民的情况，提到了混合后的气价是1.56元，这个数字就进入了我的脑子里。
　　朱总理当时一听，第一反应肯定是：这小子是不是顺杆爬，随嘴乱说的，你又不是上海人，怎么能说得这么准确？因为过去有过这样的情况。我陪他到地方视察时，就有干部汇报的数据不实，被朱总理派人当场核实，一旦发现汇报数字不实就狠狠地批评一顿。这次他怀疑我说的不对，便使了一个眼色给他当时的大秘书、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让李伟给上海市长徐匡迪打电话核实。
　　我只看到李伟几次进出，还和朱镕基耳语，我并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还以为是有其他军国大事。过了一会儿李伟递上了一个条子，朱镕基把纸条反扣在桌子上，拿杯子压起来，继续听汇报。
　　一直到汇报结束，朱镕基把这个条子拿出来说：我刚才听到汇报里上海的气价，不相信张国宝说的这个数字，就让李伟去给徐匡迪打电话，徐匡迪回复了，说上海的混合气价确实是1.56元，所以张国宝这一次说对了，没有说错。
　　两天以后，国务院下发纪要，决定成立西气东输领导小组。纪要上还有一句话说，由国家计委一位负责此项工作的副主任担任领导小组组长──通常领导小组组长应该是正职担任，纪要虽然没有点我的名，但是根据这个定语的范围，实际上就是我。我就这样当上了西气东输领导小组的组长。
　　“专家非常坚持，我拧不过他们”
　　eo:塔里木盆地是西气东输一线的气源地，当时在项目论证时，对于塔里木盆地天然气资源量掌握的情况如何？
　　张国宝：当时上游最主要的发现是克拉2特大型气田，产量约在1000多万立方米/天，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主力气田。
　　没去看这个气田之前，我一直以为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或是在里边。实际上它是在塔里木沙漠和天山山脉中间的过渡地带，是在一个雅丹地貌深部──就如所谓的魔鬼城一样，充满了红色的、起伏不定的地形，里面寸草不生。
　　地上地形复杂，地底下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的地质学家很厉害，推算出来这里应该有气。所以用了包括人扛肩抬、直升机吊装等办法，在这雅丹地貌中间打下了克拉2井。这是一口一天能产1000多万立方米气的高产气井。也就是说，塔里木的勘探成果已经为开展西气东输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克拉-2附近还有一些具有开发前景的气田，例如克拉3、大北、迪那2等，这些气井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麓陆续出现。虽然当时有的气井还没有完全掌握可采储量，但起码可以知道这里的资源量是很有前景的。
　　到论证的时候，地质学家的推算认为地质储量在8000亿至1万亿立方米，预计可采储量3000多亿立方米。而我们觉得，远景储量能达到1万亿立方米以上，我在西气东输论证的会议上汇报时，心里多少还有些打鼓，担心掌握的储量不够实现20年，每年200亿立方米的持续供应。
　　eo:在信心不太足的时候，怎么评估出最后的要达产120亿方/年的运输量？
　　张国宝：其实，最初盛华仁同志提出的建议是年产200亿立方米，我们也希望按200亿立方米/年来进行设计。
　　但那时我国已有规矩，凡是重大工程，一定要先进行专家评估，政府官员说了不算，所以西气东输工程也交给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中咨公司)进行评估。当时评估西气东输的专家组组长是中海油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唐振华，他也是中咨公司聘请的专家委员会的顾问委员，后来还是“西二线”评估组的副组长。
　　唐振华当时认为，上游可能没有那么多气，而且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用过天然气，天然气的价格相对较贵，担心下游市场消化不了200亿立方米。因此，专家评估提出西气东输的运量应该砍到120亿立方米/年管径应该从1034mm缩小到1018mm.
　　我不认同这一观点，我认为规划应该为以后的发展留有余地。当时其实我们已经设想到，万一塔里木天然气储量不足，我们还可以从中亚相邻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引进天然气，所以管道输气规模在设计中应留有余地，更何况建设期还有几年，发现的天然气储量只会越来越多，对这一问题争论了很久。我的意见是按200亿立方米/年来设计，工程规划需要留一点余地，就不用日后反复进行扩建。虽然当时看起来，120亿方似乎更有把握，但是万一产量增加，运力就会不足，但这些专家非常坚持，当时谨慎的意见占上风，我拧不过他们。所以最后还是按照专家意见，西气东输可研报告定了120亿立方米/年管径是1018mm.
　　但后来气多了，管容和运力不够，中亚天然气也引了进来，又建设了西气东输二线。
　　eo:所以当时设计西气东输一线时，并没有考虑过未来西二线、西三线的建设？当时是否考虑到了未来进口中亚气的可能性？
　　张国宝：那时候论证西气东输一线，都还害怕市场消化不良，所以开始时没有考虑过西二线和西三线建设。
　　对于中亚天然气合作的想法，虽然我们当时公开的文字未提此事，但是在讨论时实际已经设想到：万一今后塔里木的天然气资源不够怎么办？对此疑问当时确实有担心，如果确实如专家所言供气不足，我们就想办法从中亚引进来，每年200亿-300亿立方米。
　　而当时下游各省都不愿意多要，各部门的协调也非常复杂，想知道西气东输工程的更多细节？明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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