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经典却很优秀的画家哈尔斯.doc

哈尔斯（1582 - 1666 ）
1582出生在佛兰德斯的的梅赫尔港的一个制呢工匠家庭，其父是来自荷兰的毛纺工人，1590年，随父亲举家迁居荷兰，从此他一生的全部艺术活动都和这个国家联系在了一起。
十六世纪末，荷兰已摆脱西班牙统治而独立，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的纺织业和海上运输业十分发达，沿海港口城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哈尔斯一家便定居于阿姆斯特丹西部的海港城市哈勒姆。这个水手、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城市，为哈尔斯的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14岁时聪明活泼的哈尔斯师从尼德兰画家、传记作者和哈勒姆学院领导人之一的卡列里.凡曼德，受到意大利式的学院主义教育，28岁时参加圣路加画家行会。哈尔斯后来所走的是完全背离学院主义的艺术道路，他所描绘的对象都是画家同时代人的肖像，尤其善作群体肖像。
哈尔斯的父亲虽然是一位制呢工匠但他却是一位精明的父亲，有关哈尔斯的历史资料非常少，他父亲的相关背景就少之又少了，但从他在十六世纪末，决定举家由南部的梅赫尔港移居北方的哈勒姆这一重大举动来看他，绝对是一个聪明负责的父亲。因为虽然哈布斯堡王朝在荷兰北部的势力完全丧失，但对荷兰南部个省包括安德卫普的梅赫尔港，帝国依然有着强大的控制力，这个控制力一直到十七世纪的50年代才完全结束。脱离南部的封建统治是赢得全家发展的明智之举。
来到哈勒姆的哈尔斯感受到了自由和民主的气氛，这种气氛将他在南部生活时期被压抑的个性一下子释放了出来，这种释放在他的早期作品里表现的尤为突出。
哈勒姆早期：（1610-1620）
这个时期的哈尔斯画风一方面受从安特卫普接带来的对约尔丹斯的佛兰德斯画派的印象，另一方面也由于卡略尔的绘画学校以效法佛兰德斯画风为主，因此形成哈尔斯早期作品中与佛兰德斯画家约尔丹斯颇相类似的气质，流露出世俗的欢乐和对生活的满足。作为荷兰社会的特征，艺术作品此时已摆脱隶属于宫廷或教会的封建关系，形成了资本主义的艺术品市场经济，艺术家把自己的作品通过画店标价出售。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艺术品市场集中了近20-30多家画廊，画家们还常常不通过画廊，直接为雇主完成订货。
成年后的哈尔斯放荡不羁，喜欢饮酒，常常在城市阴暗的酒馆豪饮，以感受世俗的气氛，释放自己的才情。30岁时家里为了使他定性，摆脱荒诞的生活，促成他和一位普通市民家庭的姑娘结了婚，这位妻子让他成了8个子女的父亲，他肩负难以承受的生活重担。孩子们每天没完玩没了地嘈杂让这个家庭看上去永远没有安宁，使得本来脾气就急躁的的画家越发不能控制，经常和妻子吵架，甚至酒后虐待妻子，因此受到法院的多次传讯。他的天才难以消减生活的重负和自我消沉。但当地的市民对这个才华横溢而又满身官司的画家表现出了同情和尊重。哈勒姆市长非常喜欢这个全市最热闹的家庭，在十六世纪婴儿出生率和成活率普遍偏低的欧洲，这样的家庭，简直就是一道城市风景。市长每当路过这个每天都像在战斗的沸腾的家庭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进去看看，还在画家入不敷出的时候救济他。上流社会的人也经常邀请他参加他们的社交活动，为他介绍顾客，哈雷姆的著名学者、军官、商人都以拥有哈尔斯的肖像为荣。而哈尔斯每天只会看着这群狼吞虎咽的孩子们发愣。
他开始尽量躲开家，经常出入于底层的小酒馆，由于他个性的放荡不羁，又抱怀天赋，让他惹出了不少麻烦，常被法院传讯。然而，他的天赐的绘画能力却总是能赢得市长的赏识，他常往来于市长家和上流社会，在当时被人们视为奇怪的人。其实，具有艺术家气质的放荡不羁的性格才使得他的作品具有非凡的个性。在这一时期，哈尔斯力求描绘新鲜的市民阶层的精神面貌、生活情绪和对周围世界的态度。哈尔斯以轻快的笔触表现了他对现实的理解，并奠定了他的现实主义绘画风格：
《愉快的伙伴》（图 095）（1612）

是他传世的最早作品。明显带有佛兰德斯的巴洛克风格，巴洛克风格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以卡拉瓦乔为先导的服务于君主正统观念和天主教正宗信念的绘画风格，这显然不适合刚刚进入共和的荷兰社会，也与以加尔文宗为主的荷兰信教民众的信仰类型相左。所以荷兰人本能地无法接受这种风格，而以流行于北欧莱茵河流域的哥特式风格和荷兰本土的现实主义风格为主要的审美标准。早在十四世纪初，荷兰的凡.艾克就完善了荷兰的审美原则，在早于达芬奇时代近一个世纪的时候发现了透视现象并画出了惊人的具有空间效果的画面绘画的颜料，调和剂以及从木板到画布的一系列革新都是尼德兰人的创造。这样的绘画深度，就像法国的文学深度一样，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哈尔斯必须从巴洛克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否则是无法赢得荷兰市民阶层欢迎的。哈尔斯做到了，很快他的作品就洋溢着荷兰文化的气氛了。
《持头骨的男子肖像》（图 096）(1615)，

明亮的背景和充满市民气息的表情，仿佛是在一场市民辩论的现场，画家将古罗马时期短暂的共和国公民讨论的场面集中在了一个普通的荷兰青年的肖像里，似乎在向人们解释灵魂与肉体的归属问题。同时也更像是在讨论加尔文宗或路德宗的宗教哲学问题。画面简洁，初显哈尔斯风格的端倪。
《圣乔治火枪手会的宴会》图 097) (1616)，

是哈尔斯得以一举成名的早期代表作。该画是在荷兰独立战争胜利后不久，应火枪手会的邀请创作的。该会的勇士们在反对西班牙的战争中英勇战斗，屡建奇勋。哈尔斯的作品为这群荷兰的英雄唱了赞歌，在当时的荷兰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共鸣。
荷兰独立以后，集体订制肖像作纪念的风气兴起，商会和地方军事组织开始向画家订制群体肖像。据说群像中每个人交纳相同数额酬金，所以每个人在画幅中应享受相同显著的地位，这就要求画家平等地描绘每个人的形象，又不能像站成一排那样呆板，哈尔斯以宴会的形式将众多的人物组合在一起，尽量降低由于透视而产生的远近空间形象差异，使每个人尽量显示出自己的全貌和个性姿态除前面两个人物较突出外，其余形象大小基本相似。
画面的明暗和色彩关系也必须服从于平等原则，深暗背景环境中的人物，其头部和手部也须鲜明，画中军旗配饰和佩剑有助于表现人物的地位和身份，所以画家也作了精到的描绘。此画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荷兰独立战争中的战士们的英武形象，而主要是描绘画中人物各自的面貌和个性。这是画家第一幅引起轰动的群像，人物略显平面化、但却克服了呆板，在以后的群像中就显示出更多的轻松活泼的气氛。
渐渐成熟的哈尔斯随后又创作了一系列同类题材的群像作品，其中较为出色的有《李哀尔上尉和布拉乌尔少尉的火枪手会》、《圣安德里昂火枪手会的宴会》、等。这些作品人物关系紧凑，气氛热烈，构图统一，成为17世纪荷兰群像话画的经典。
《圣安德里昂官员的会议》（图 098）(1617)，

哈尔斯群像画的成为经典主要在于：一、他生活在尼德兰深厚的文化环境里，了解这里的民族生活传统和民主环境下的平等意识。平常我们说的AA制，就是这种平等思想的体现。既然是平等的，客户群体平摊画家的报酬，就希望人人各得其所。哈尔斯创造性地将每个人物合理地安排，既不厚此簿比，又不生硬呆板。极大地满足了民众的审美需求。二、哈尔斯虽然受到一些学院主义巴洛克的影响，但他的创作完全背判了巴洛克风格，他任由自己的性情来支配他的画笔。他烦了就躲，愁了就喝，喝了就画，画了就忘。不想伦勃朗那样：背负着对绘画的沉重的探索，以至于让他伟大的杰作《夜巡》成了他给家人带来的灾难。
这两点让哈尔斯的绘画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他既能画出非常深入逼真的肖像画，又能寥寥数笔画出生动的表情。
《男孩儿》（图 099）(1619)

这张男孩儿肖像，是哈尔斯这一时期的作品，极富韵律的运笔，富于节凑的色阶像是掠过画面的屡屡海风，不停地抖动。哈尔斯在设色前很少勾勒严格的线稿，他习惯直接由暗部开始画到最亮的部分，有的画铺完调子再点缀几笔五官就算完成了，这幅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然，如果他接到要求写实逼真、面面俱到的贵妇老爷们的定画时，他只能收敛个性：向德国的荷尔拜因和瑞士钟表匠一样，按部就班踏踏实实地给妻子和孩子们挣面包钱。而且画得相当精彩
二、哈勒姆中期：（1620-1630），
作为肖像画大师的哈尔斯，最爱用半身近景的构图，突出刻画人物的表情，他的画中人物不是呆板的“模特”，而是正在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面对观众说笑的人物，他极擅长将人物转瞬即逝的神情，用大胆、自由而不落俗套技巧永驻于画面；他喜欢用流畅奔放、极为醒目的大笔触和细小笔触相间塑造形象，色彩响亮透明，富有强列的对比校果。
《凯瑟琳那和他的奶妈》（图 100）（1620），

这是一幅世界公认的名作。画中的卡特琳娜是阿姆斯特丹一位著名法官的女儿，因为是市长介绍的，哈尔斯真下功夫了：小女孩儿正偎依在奶妈怀中。画中奶妈的注意力集中在照料怀中的女孩上，母爱得以充分体现。她身着一件普通的深色外衣，头戴一顶宽边软帽。胖乎乎的小女孩儿天真而又好奇的神情，特别惹人喜爱，她本能地抓住奶妈的衣襟。这幅杰作表明了画家鲜明的人文主义的情感和深切的对人间母爱的的理解。哈尔斯在刚刚出道后不久就专注上了肖像画。他對人物细节描绘的功力绝对令人信服，这是他早年打下的基础。但很快，他就摆脱了巴洛克的束缚，以他那不受任何约束的的笔法、温和而直接的光线、和有节奏的色阶构成了他的典型的绘画风格。此外，他总是挣脱常规，如在这幅作品中，小女孩和她的奶妈的脸部鲜亮，举止自然。根据荷兰细密画的传统，艺术家的衣服和花边的处理达到了惊人的效果。
他那种轻松自如的用笔用色的艺术方法，使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哈勒姆的人无论是商人还是平民，如能得到这养活8个孩子的父亲的画实属难得，而他从不计较酬金，拿到钱，塞给妻子转身就走。1627年服务于英国皇室的佛兰德斯画家凡•代克来到他的画室，对他的艺术大加赞赏；两年后鲁本斯出使荷兰，访问哈尔斯被列入重要日程。
《双人肖像》（图 101）（1622），

双人肖像同样是哈尔斯见功夫的一幅画，身后的风景是典型的荷兰式的地貌，最远处的蓝色是高于地平面的大西洋，人物身后的树木像是一道屏风即将前景和远景隔开又营造了一个亲密温馨的近景，使两个人物融在浓浓的树影中，烘托了主题，整个画面层次即丰富又统一，表现了画家高超的构图能力。人物表情悠闲愉快，准确表现了十七世纪初新兴资产阶级的休闲的生活面貌。
《弹曼陀铃的小丑》（图102）（1623），

富有民主思想的画家，选择了一位处于社会底层的流浪艺人，着意描绘他那乐观诙谐的小丑形象。他的装束和表情虽然显得滑稽可笑，却显示了荷兰平民的性格特征：他们幽默机智，忍辱负重，对艰涩的人生怀着乐观的态度，画家抓住了他那转瞬即逝的斜睨的眼神，透露出他那幽默机灵、充满欢乐的内心世界。
作为画家的哈尔斯，具有火一般的热情，他能毫无成见地一眼看到对象脸上的瞬息感情的流露，并以奔放而巧妙的笔触神奇地表现在画布上，给人以活灵活现的感情交流。
哈尔斯是位具有民主意识和乐观精神的人，虽然生活繁杂，这种性格让他活到了当时人不可企及的年龄86岁。即使他的家庭常处于拮据的境地，又经常和妻子吵架，他和他的画中人仍充满生存的力量和乐观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与刚独立的荷兰时代精神是相一致的。
《笑容騎兵》（图 103）（1624），

是哈尔斯早期肖像画作品，画面中的军官是独立战争中的英雄，哈勒姆骑兵连的首领，在哈勒姆很有威望。哈尔斯在这幅肖像里进一步地施展他在刻画笑容方面的天赋。骑兵脸上的笑容自信而不傲慢、坚定而不乏温和、勇敢而不鲁莽，笑容里还透这一些幽默。可见哈尔斯对人物表情的观察能力和表现手法的拿捏分寸，非同小可，而且毫不做作。
《快乐的酒徒》（图 104）(1628)，

这可能是一幅没人出钱的自娱创作。也可能是酒馆儿老板为增加酒馆儿知名度，免了画家的酒钱画的？不知道，总之画家画了。成天泡在酒馆里的画家，自然不免要描绘一番自己的同伴。在一系列酒友肖像中，最出名的无疑是《快乐的酒徒》。哈尔斯在表现这些人物时，显然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描绘他们，如果你仔细看那些离了歪斜的人形中你一定能找到哈尔斯。我们先不讨论酗酒的事，我们先说哈尔斯感觉和处理特定的环境和气氛的能力是惊人的。色彩的把握令人有种红黑褐之间的交错晃动感，断断续续的白色花边儿给人以变形的闪烁感。在构图上大的X形将视线引向画面的四个角，感觉画面中人物可以向画面以外任何一个方向移动，进一步造成了意识的混乱。这些视觉语言的创造除了天才任何理性和推理都显得如此苍白。这就是哈尔斯，我们真不知道生活的重负将他的天赋泯灭了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上帝把悠闲的生活和伟大的天赋都给了他，他会给世界留下什么？哈尔斯记录了他的无奈和迷惘。尽管快乐的酒徒也面呈微笑，但让人感到特别勉强，强睁的惺忪的眼睛，显然找不到生活的方向，只有丝丝醉意，才能驱走满心的惆怅。
三、哈勒姆盛期，(1630-1650)，从1630年起，50多岁的哈尔斯事业达到了顶峰，在哈勒姆他完成了一系列出色的群像画的创作，和100幅以上的单人肖像或家庭肖像。在这些作品中哈尔斯采取了像西班牙画家委拉斯贵支那样的直接画法，尤其善于使用粗放自如的笔触，明快有力地塑造生动的形象。《玛雷.巴贝》、《吉卜赛少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传说他常常乘醉即兴为模特儿作画，并且与水手、流浪汉为伍。但这就是些作品往往更能体现画家独特的风格，看着这些画，我们仿佛能听到画家跳动的心律，看到画家沾满激情的画笔。
《玛雷.巴贝》（图 105）(1630)

在前妻亡故后，哈尔斯的脾气和行为有所收敛，在失妻之痛中开始对人生进行深入的思考，但禀性难移。随后，他娶了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里斯特·雷尼尔斯为妻，不久又成为几个儿女的父亲；养家糊口，对画家来说是一件非常艰难有时甚至是难以承受的负担。这个穷困的画家又一次终日泡在小巷酒馆，以逃避现实。玛雷.巴贝是一位酒馆的老板娘，她常为酒徒们预卜凶吉。这是一幅带有风俗性的肖像画。 画家敏锐地抓住了巴伯正转身狡黠狞笑的一瞬间，突出描绘了她那粗放神秘的情态。让暴发性的变异感情支配整个人物姿式，画家揭示了这一人物的强烈表情，运用粗放而肯定的笔触再现了巴伯的性格。
画家为了加强巫婆马勒•巴伯的神秘的魔力，特地在她的肩上落了一只算卦用的猫头鹰，猫头鹰是夜行动物象征夜里饮酒，荷兰古老谚语说“像猫头鹰一样地饮酒”，另一象征是黑暗与无知，又在前景放了一把铜壶，与猫头鹰形成呼应的对角线效果。白色的帽子和衣领之间衬托出面部表情，由于狞笑使身体产生急剧的抖抖，似乎能听到渗人的、混合在一起的：巫婆的“哈哈”声和猫头鹰的“嗫嗫”声。
《玛雷.巴贝》和早些年的《快乐的酒徒》不同，那时的哈尔斯对过度的饮酒还没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而这幅《玛雷.巴贝》对酒馆儿的描绘充满了强烈的恐惧但这时的哈尔斯已经无法自拔。然而有一天，一群流浪至哈勒姆的吉普赛人打动了画家的心，看着这些贫穷但却拥有自由和快乐的人们，对比自己，它既羡慕有感伤，同时也激起了生命的热情。找回了迷失很久的灵感，以他特有的激动画出了这幅一挥而就的世界名画：
《吉普赛姑娘》（图 106）(1631)，

吉普赛人是浪迹在欧洲各地的一个流荡民族。原住在印度的西北部。由于无长期固定居点的生活，使他们学会了各种技艺。性格也分外开朗、活泼而且奔放。年轻女子尤擅歌舞。画面描绘的正是这样一位吉普赛女孩，也是哈尔斯表现平民生活的最生动的一幅佳作。
画面上，女孩蓬松的黑发随意飘洒。充满魅力的大眼睛洋溢着善意的微笑，流露出清纯和无邪的本性。红晕的脸庞看起来她好像是刚喝了几口酒，呈现出一种兴奋的情绪，正在朝一个画外的人物调笑。这正是这幅具有风俗性的肖像画的特点。她和微启的嘴唇张扬着青春的热情和仿佛酒意中的洒脱和奔放，也带着女性不加修饰的生命原色。敞开的领口带着不拘小节的风采，褶皱的白色衬衣、粗糙的红色的套裙，显示出了生活的困苦和流浪的艰辛。画家把一个带着青春气息，健康活泼、无拘无束、自由不羁的吉普赛女子描绘得清新自然，全无雕饰。
在画中，画家以敏锐的观察力，准确地抓住了人物掉头一笑的刹那，用精湛的笔触把人物微妙的心理瞬间刻画了出来，使人物的面部表情与本身的性格特征达到了高度的一致，那回眸的刹那间，随意、洒脱、无所顾忌、真诚善意而略带顽皮的心理都画在了脸上，赋予这幅作品特别的艺术魅力。从而把吉普赛女郎洒脱泼辣、自由独立，而又生活艰辛的人物形象准确地定格在画面上。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美目顾盼的吉普赛女郎，俊俏里带一种‘野’味儿。这位美貌泼辣、自由不羁的少女形象，几乎成了三百年来文学、戏剧、电影导演们理想的吉普赛姑娘的典型。”
从表现技巧看，哈尔斯采取了半身构图的方式，把人物放在一个很近的层面进行表现，很好地聚焦了吉普赛女郎最本质的人物个性，把一些不必要的铺陈摆设都省略掉了，最大地突出了人物形象。面部用细腻的笔触精心勾勒，色彩也比较浓重，特别是对主要部位的描绘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人物衣着的衬衣和裙子处理得粗放、简洁，与人物的性格非常吻合。画面背景是大块模糊的黄、黑诸色，处理得也很写意，起到了衬托人物主体的作用。画面上黑色的头发、黄色的脸庞与下面白色的衬衣、红色的套裙，色彩过渡自然、搭配协调，于朴素无华中尽显精神本质。整幅画构图讲究，用笔流畅，人物形象传神、逼真，于肖像画中蕴含着风俗画的味道。仔细的观众还能从她微微斜视的眼神和稍稍上翘的嘴角儿里，查处一丝小小年纪中不常有的机警和阅历。
四、哈勒姆晚期，(1650-1669)
随着时代的变迁，17世纪40年代后，社会的贫富悬殊和不平等现象日趋明显，给画家的心灵造成的阴影，已在他的作品中开始流露出来。他笔下的人物虽然还面带笑容，却在表面的微笑里，失掉了一些内在的坚定信念、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这一时期的群像画人物目光呆滞《圣伊丽莎白医院的董事们》、《圣哈德里安骑士团理事们的肖像》其中《哈勒姆市敬老院董事会嬷嬷们的肖像》最有代表性。
《哈勒姆市敬老院董事会嬷嬷们的肖像》（图 107）(1664)

这幅画系受养老院女董事会的委托而作。约１６６４年完成。当时画家已年逾80高龄。他的晚年生活比较艰难，一直关心他的哈勒姆市的市长也已过世，哈尔斯于１６６０年接受了画家行会的补助金；１６６２年起，又开始靠市政局供给的少量养老金过活。在接受这幅画的任务时，他的肖像色彩已显得暗淡，色调变化更为拘谨。从他自身的境遇中，他所看到的这些掌管老人命运的“尊贵的太太”的形象，似乎是扭曲、零散和缺乏生命甚至有些冷酷的的僵尸。他在这幅画上以强烈的黑白调子与淡黄——玫瑰色的中介对比色来处理。中间一手持折扇的老人是养老院的总管。在她脸上有着年迈力衰的明显烙印，眼睛象死人一般，动作恍惚不定。那五个脸都朝外、神态发楞的年老女董事，正在倾听该院女会计主任的讲话。显然，画上所绘的是一个养老院董事会的场面。这一切与哈尔斯以前所画的充满欢乐的肖像画截然不同，画家垂暮之年的心境，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或者有意想表现出他眼里的这些年龄比他小很多，心理却显得比他老很多的女人们的精神面貌。
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日渐富裕的荷兰市民对哈尔斯的朴素的写实作品逐渐感到厌倦，他们更倾向于具有都市资产阶级情趣和浮华气派的肖像作品。他的订单越来越少，生活越发困难。
哈尔斯的一生没有显赫的社会荣誉和地位，也算不上好丈夫、和前后十几个孩子的好父亲，却是个相当出色并富有艺术个性的肖像画家。他一生的艺术创作主要是画肖像。他的肖像与众不同，他的观察力十分敏锐，极善于捕捉人物脸上一瞬间的情绪，表现手法豪放。看他的肖像画。总觉得人物神采飞动，栩栩如生。哈尔斯是极具个性的天才，快乐曾是他的绘画面貌，他的充满旋律的运笔，富于节奏的笔触，极具韵律的色阶变化和近乎写意的风格，几乎完全是他独创的。和他一团糟的生活相比，绘画是他唯一的快乐，如果我们沿着一条长长的挂满各个时期各种流派作品的画廊慢慢地走下去，走到哈尔斯面前时，你的脸上一定挂起与画中人一样的笑容，这种力量也是他的独创。哈尔斯是位富有人生乐趣的人，到了暮年，崇拜他和欣赏他的人认为：他的晚境极其悲凉，但他自己却不以为然，临终前还没忘了托人劝他的老朋友伦勃朗，说：“艺术家受穷是一种解放，你啊，可以好好画画了”。这位86岁的老人，于1666年8月在济贫院安静地告别了他的艺术，由市长的继任者为他料理了后事。他用绘画把快乐留给了世界，而他走的却很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