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良知四句教之“四有”与“四无”.doc

阳明先生晚年提出良知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龙溪认为，“夫子立教随时，谓之权法，未可执定，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钱德洪说：“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二人“侍坐天泉桥，各举请正”，阳明先生说：
    “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跟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   
    阳明先生虽一再叮嘱：“以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但王龙溪或许是受到“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一句的鼓舞，最终还是背离了良知四句教的宗旨而别立一个“四无说”：
    “盖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已，无善可名，恶固本无，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谓无善无恶。若有善有恶，则意动于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矣。自性流行者，动而无动，著于有者，动而动也。意是心之所发，若是有善有恶之意，则知与物一齐皆有，心亦不可谓之无矣”。
    “无心之心则藏密”四句，确实说得很高明。王龙溪认为，若意是有善有恶之意，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则心、意、知、物四者一齐皆有，此所谓“四有”，“四有说”只是权法，惟“四无”才是“最上一机”。王龙溪提出“四无说”的用意是要直接悟得无善无恶之心体，“若能在先天心体上立根，则意所动自无不善，世情嗜欲自无所容，致知工夫自然易简省力。若在后天动意上立根，未免有世情嗜欲之杂，致知工夫转觉烦难。颜子，先天之学也；原宪，后天之学也”。或如阳明先生所言，“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就不需再做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的后天功夫了。
    王龙溪鼓吹良知现成说，“良知原是无中生有，即是未发之中……当下现成，不假工夫修证而后得，致良知原为未悟者设。信得良知过时，独往独来，如珠之走盘，不待拘管而自不过其则也”。但阳明先生却说：“盖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后世格物之学所以为谬也，孔子自谓军旅之事未之学，此亦不是谦言”；“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履其事而造其理”，圣人去尽个天理，也是致良知的功夫，怎能说“致良知原为未悟者设”？王龙溪企图一悟良知本体，即能“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已”。阳明先生说：“圣人只是知几，遇变而通耳，良知无前后，只知得见在的几，便是一了百了”。虽说“只知得见在的几，便是一了百了”，但当下不是一个时间点，时时都在当下，故知得见在的“几”，便是时时致良知，所谓“时措之宜也”。王龙溪说：“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太华岑。先师谓象山之学得力处全在积累，须知涓流即是沧海，拳石即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机，不由积累而成者也”。如果学不由积累而成，那么孟子集义以养浩然之气也是虚说了。陆原静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阳明先生回答说：“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不穷理便不能尽性，更有何最上一机？《系辞》云：“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乾坤虽恒易恒简，但也要知“险”、知“阻”才能生物、成物。阳明先生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如果心意知物皆无善无恶，没有是非好恶，如何能“尽了万事万变”？
    阳明先生说：“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一句，意味深长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天道之是非。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良知自能知是知非，知是知非之“知”同时也是“是其是、非其非”之“行”，所谓“好恶就尽了是非”，尽了是非即能尽万事万变，如《系辞》云“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王龙溪则说：“良知二字，是彻上彻下语，良知知是知非，良知无是无非；知是知非即所谓规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即所谓悟也”。王龙溪知是非而忘是非，不去尽万事万变，不去成天下之务，而是落到个人玄悟上去。阳明先生说“巧处则存乎其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本是良知之用，但王龙溪仅把“是非”当作名词，良知知是知非、无是无非不过是戏说，也就不能“巧”了。“巧”如孟子说“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巧”不是忘是非，而是良知知是知非的当下即能是是非非，“知几其神乎”，使得知行合一而不间断。是其是、非其非才是一是非，所谓无是无非，阳明先生说：“善念存时，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恶，更去何恶”？
    阳明先生早年反复阐述“知行合一”的道理，而四句教中“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却是知、行分着说。其实，“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区分心、意，并说心无善无恶而意有善有恶，也是有深意的。阳明先生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必须与“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结合起来理解。“无善无恶心之体”，无善无恶不是至善，而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至善只能从终位上说。所谓“心无体”，即心仅是始条理者，心以“知”为体，故云“意之本体便是知”。如同易无体，以生生之用为体，易之生生之用即“易则易知”。“心无体”之“无”，与王龙溪“四无”之“无”内涵不同，“心无体”是体“无”而用“实”，是开权显实，说心意知物无善无恶，这是外在的“无”。“无心之心则藏密”，“无”的意思稍进了一层。
    王龙溪说“若意有善有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这就把意、知、物都合于始位的心体上，背离了“心无体”之义。王龙溪执著于无善无恶，说“致良知原为未悟者设”，正如阳明先生批评陆原静：“今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之患”。而阳明先生说“心无体”，却是要把心、意、物都统一在终位的“知”上，所谓“原始反终”。“知以藏往”，以“终”观“始”，意之有善有恶就应该从正面去理解了，没有善恶，就没有好善恶恶，良知之用无法展现出来，即“论性不论气不备”。惟有善有恶，才能知善知恶、为善去恶，所谓“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王龙溪说：“若有善有恶，则意动于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矣”。如果认为意动于物而有善恶，如同告子说“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对于向心外格物穷理，阳明先生说，“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同样，把“恶”归于外物，也是告子义外之说。王龙溪不明白还有内在于心体的善恶之“几”，良知知善知恶、为善去恶正如乾“恒易以知险”，“恶”是“动而无动”，以“终”观“始”而自然呈现出来的。有学生问朱子：“学亦颇知自立，而病痛犹多，奈何”？朱子说：
    “未论病痛。人必全体是，而后可以言病痛。譬如纯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点，始可言病痛。公今全体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设虽有善，亦只是黑上出白点，特其义理之不能已与气质之或美耳。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王龙溪说：“若能在先天心体上立根，则意所动自无不善”，而朱子却说“人必全体是，而后可以言病痛”，所谓悟后方修道，这也道出了“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的真正内涵。王龙溪所谓“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如同老子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也善之，德善”。同样，只有立无善无恶之心体，意之善恶才能在心体上呈现出来的，并著实去好善恶恶，“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阳明先生说“颜子不迁怒、不贰过，亦是有未发之中始能”，正与良知四句教相合。颜子有未发之中，故“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的功夫都包含在其中。“仁”在流行中是“义”，“心”在发用中为“知”，天命之流行发育表现为裁成辅相。而王龙溪引述“颜子不迁怒贰过，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说“道德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显然是曲解了阳明先生的意思。
    “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如《中庸》云“率性之谓道”，但王龙溪认为良知现成，不加修持，没有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内涵，“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一悟本体即是功夫，即“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还是有是非善恶的，只是在有善恶的当下即能一善恶，所谓“不远之复”。根本没有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的区分，区别只在于复与不复、远复与不远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其实是“简则易从”，然而无是非之“二”即无简则易从之“一”。乾坤为易之门，乾坤毁则无以见易，同样可以说，没有万物感应之是非，即无良知之全体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