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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战神韩信》有感
读《韩非子》有感
税务073周静2020607132
韩非子其人，战国著名思想家，法家学派集大成者。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倡用严刑峻法来统治国家，用详实的法律来规范百姓的生活，但法律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韩非曾说过，严刑峻法是看上去很危险的东西，就像熊熊燃烧的大火，走近的人就会被烧伤，它是如此的危险，以至于没有人敢接近它，所以没有人会被它烧伤。由此可见，法家只是想通过法律来告诉人们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做了该做的事有利，做了不该做的事有害，从而使人民养成守法的习惯，人们在做事之前潜意识中会判断这件事是否合法，这样天下就没有几个人会去犯法，从而天下大治。
他生活的战国末年七雄争霸，韩国国力弱小，饱受强国欺凌，但韩王仍不思进取，任用奸邪小人，使国家更加衰败，身为王室宗亲的韩非子在自己的国家里郁郁不得志，满腹经纶却无可用之处，反观天下，唯有秦国朝气蓬勃，大有一统天下的趋势，秦王嬴政励精图治，秦国国力蒸蒸日上，丞相李斯也是法家成员，如果自己也去秦国应该可以一展抱负，于是，他来到了秦国。就自然山川而言，地理书上说：离河流之源的水系越远越清澈。因为水流千里，许多泥沙都沉积到河床里，留下的水便清澈起来，自然河流是这样，但人类文化现象却不然。一种文化现象的诞生，最初总是很单纯、明澈，但随着历史岁月的沧桑巨变，到后来，再单纯的现象也会复杂模糊起来闲读先秦史书《韩非子》，对“滥竽充数”一事，总有疑惑，思来想去觉得有点感触便信笔写下，权当一家之言吧。
齐宣王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尤其喜爱管弦乐，象笙、竽、角、筝、琴等。据史载，每逢听起这些器乐曲，他几达废寝忘食之境。宣王喜爱音乐与别人不同，他专爱听规模比较大的集体乐，觉得这样才有阵势、才美、才符合自己的身份。属下们倘若安排了一人演奏、他常常“逐之户外而鞭之”。因之，臣子们常常为他组织庞大的乐队为之助兴。一次大臣们给他们安排了一个足足三百人的乐队。演奏时，那阵势、那声音、那旋律，“震五岳之灵，摇九州之气”，“王闻之，乐而忘归，进食于坛前”。由此可知，齐宣王之喜爱音乐达到何等痴迷程度。就在这个大乐队中，有这样一个人，其姿势，其情态，其仪容，引得宣王目不流彩，调息静坐。他吹竽，微微的嘴唇如两片柳叶随风抖动；长长的手指如五月的水葱，嫩白美丽；双眸似合非合，仿佛进入一种沉迷的仙境。仔细观赏，他象吹，又不象吹；不象吹，又却实实在在是在吹。他的一举一动，一音一调，一招一式，都招来宣王的连连喝彩。在十几年的宫廷音乐生涯中，宣王爱之甚深，常常招之门下，与其谈论竽之技巧，并授之以“乐师”之美称。然而，时隔不久，这位酷爱音乐的国王死了，这位“乐师”的艺术环境竟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故。有谁知，就是这样一种变故，给他的艺术人生蒙上了许多不白之冤。
面对人生的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对这位“乐师”来说，也许他深谙这样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人的生存，不管你怎样伟大，都不可能在任何一种环境中，任何一种条件下完全体现自身的价值。只有正确地估价现实，估价自我，方可找到理想的生存归宿，这是一个人发展的基本准则。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并掌握了这一人生要则，才使这位“乐师”在日后的人生之路上，很明智地为自己找到了一条退身进取之路。
齐宣王死后，齐泯王成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对音乐的兴趣上，父子俩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对“竽”乐酷爱至极，其不同之处在于，父子俩一个爱好合奏，另一个喜欢独奏。尽管所需的“乐师”人数也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但人们都清楚，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前所未有的宫廷音乐生活的改革。从泯王的“改革”看，这固然是帝王的一种情绪使然，但从目的性上说，无非有两条：其一是，或许是他试图想通过“独奏”来检验每个“乐师”的音乐技能，进而为以后欣赏音乐寻找上乘演奏家；其二是，或许他想以此为手段，为那些不再对当宫廷乐师感兴趣者，提供一个选择“好单位”的机会。不管泯王抱着一种怎样的目的，事实已经清楚地告诉每位“乐师”，从此宫廷音乐生活就要改革了，“乐师”们哪个有门路，赶紧找
一找，否则，休怪我把你们赶到没钱没势的单位去。面对这种现实，我想当时的音乐家们肯定都在思索着自己的前途。因为这不单纯是一次简单的“工作调动”，更重要的是一次心灵的征战。征战有喜也有忧，所谓喜，是说有的人通过关系，张三李四找一找，从此就可能走上一条腾达之路；所谓忧，是说那些只会吹竽，没有门路的人，这下可能连一般单位也难以找到。正是在这喜与忧的改革氛围中，那位倍受宣王宠爱的“乐师”南郭毅然绝然地退出了泯王的大乐队，走出宫廷，当了文化“个体户”，去寻求自身的艺术归宿（以往人们都说这位“乐师”是假的，他是混到宣王乐队里去的。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要知道，在封建等级制相当森严的齐宣王时代，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要混入国王跟前，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如果从泯王的改革目的性看，我认为，这位“乐师”的举动是伟大而明智的。他深知自己的爱好、情趣和动机值此都不一定再象以前那样与统治者的口味相吻合了，留下来一定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相反，还可能各方面都要受到限制，于是他选择了“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乐师”确实为泯王的音乐生活改革率先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明智之处在于：他能够正确估计驾驭自己，具有一种豁达、实在、磊落的高贵品格；他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辨清是非，把握大局；能够找准自己的位置。我认为，他的这种作法是对泯王实施改革措施的最大支持。试想，这位“乐师”倘若在泯王改革时硬着头皮不走，或搬出宣王对他的宠爱，或采取贿赂等别的手段来争得泯王的爱心，或许也不失为一种保全自己的良方，况且以前的基础还不错，但他并没有这样。在求实与弄虚、理解与怨愤的生活焦点上，他坚定地选择了前者，这不能不说是这位“乐师”的可贵之处。
然而，千百年来，不知为什么，人们却将这一事件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阴云，进而用它来不断地讽刺、鞭笞那些没有真才实学、浑水摸鱼、装腔作势的无知之徒，并劝谕人们无论办什么事情都应实事求是，万不能象这位“乐师”那样不会装会，投其所好。并说，这就是出自《韩非子》一书中“滥竽充数”一词的本身含义。其实，《韩非子》在记载这件事时，并未绝对地用“滥竽”来指责南郭先生为“充数”，而是从艺术的角度来向人们讲述一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作者究竟要表达什么问题，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后人的添油加醋，其真实意图显得很模糊。后人在成语词典上标明的所谓“滥竽充数”，只不过是一些人的鹦鹉学舌罢了。因为《韩非子》描述的是一个故事，而故事毕竟有别于历史。故事做为艺术范畴，它是一种动态的表现，年代愈久远其可信度愈低，直至失去本来面目。而历史，则是一种真实，尽管它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但它属于一种实体文化，与艺术文化截然不同。假如我们把《韩非子》看成是一种历史事实，那么这位南郭乐师，无论如何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赞赏，因为他毕竟不明不白地离开了泯王的乐队，说他是“滥竽”是应当的。但《韩非子》并不是历史，它是故事，是一种艺术表现。既然是一种艺术表现，那么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有谁知它溶进了多少主观的恩恩怨怨呢。近读这部典籍，细细品来，我觉得它所记载的一系列人物、事件，都融铸着作者及后人整理此书时浓重的个人情感。本书将历史的点点滴滴都揉进每个故事中，其目的并不是在向人们宣讲历史，而是向后人阐述一种思想观念，借助于这种思想观念达到丰富历史、深化历史的目的。作者在这里塑造的南郭乐师，做为一种艺术形象，有其特定时代的内涵，我们不能单纯地象读成语那样去理解其价值。
大凡读过《韩非子》的人都清楚，作者在描述这个故事时，重在写变革时期南郭乐师的行为变化，先写他的随和，继写他的出离，由随和到出离是经过了一次较大的变革。作者写到出离，其实并未再写什么。为什么没再写。我觉得作者对南郭乐师有肯定的一面、赞赏的一面。所谓肯定和赞赏，是指这个南郭乐师在泯王的宫廷音乐生活改革时，他真的响应国王的号召走了，他很明智，也很豁达。泯王刚改革他就离开了这里，没有再借助别的力量为自己寻找留下的机会，而是去寻找别的一种出路，这表明这位南郭乐师的光明与坦荡。做为一名曾经辉煌过的“乐师”，作者对他的行为倾注着复杂的思想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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