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经”的一点思考.doc

读经教育之我见兼谈中学生如何学习传统经典
周君闲
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浪潮引发了全国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1995年，赵朴初等9位全国政协委员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1998年，团中央、少工委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启动了“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著名学者季羡林等担任顾问，南怀瑾担任指导委员会名誉主任。从本世纪初，中国掀起了一次次关于“国学”的争论。《甲申文化宣言》，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百家讲坛》的宣扬，着实让“儒学”、“传统文化”火了一把，很多人甚至激动地认为“国学复兴”了。在这一大背景下，“读经”从一开始的个别行为逐渐升温,直至今日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上各种读经班（也有的称国学班）蜂拥而起，“幼儿读经”作为特色课程在许多示范幼儿园中开设。
读经到底读什么，“经书”的内涵和外延到底在哪里？有的说“经”是指古代经典著作，如有这样的言论“《易经》教我们成就完满的人生，教给我们君子之道；《孝经》让我们敬畏生命，敬爱父母；《金刚经》教给我们慈悲精神；《老子》教我们无为而治，明道修德；《诗经》教我们提炼生活，升华生命的质量；《大学》教我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庸》告诉我们执中守正，折中致和，因时制宜；《孙子兵法》教给我们谋略……”。有的则把“经”限定在儒家经典的范围内，如“四书五经”。有的只提《论语》、《孟子》，则所读之“经”大大减少。
千头万绪，我们需要厘清，在中国古代，经书有“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之说，其中“五经”“十三经”之说的影响最大。“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十三经”是指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经书是儒学的载体，承载着儒家的思想和教义。“经书”中的思想在中国古代长期以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是明朝以后科举考试只能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且只准考生“代圣人立言”，不准有自己的见解。从此万马齐喑，无数人的脑袋只为一人而长了。而现在许多宣扬读经者连基本的概念都没弄清就大谈读经的好处，甚至上升到要以之为信仰，更有甚者某些“大师”提倡儿童就要读经，不仅要读，还要如饥似渴地读，天天读，月月读，年年读，“经书”仿佛“红宝书”，一书在手，真理尽握。
读不读经，谁需要读经，不是一个新问题，如果把当下的这场论争与发生在清末及民国时期关于读经的讨论放在一起，就会饶有趣味地发现，虽然世易时移，然今日之辩题，不过抄当年之剩饭而已。
那么读经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且看看大家如何评说。
鲁迅曾有多篇文章论及此事，《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里“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
“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有一句更可气，叫‘刑不上大夫’）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成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鲁迅不愧为大思想家，他旧学功底深厚，深知儒学底细，反戈一击，切中要害，看问题一针见血，一下子扒掉了宣传读经者的“画皮”，让其无地遁形。一般来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其高级投机者幻想成为“帝王师”，渴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低级投机者不过为“稻粱谋”，正如鲁迅在《热风——所谓“国学”》里所说“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小说出版。”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且看现在，那些搞儿童读经之类的玩意，最终的指向是什么，不过是某些卖狗皮膏药者敛财工具而已。再有就是糊涂的拥趸者，他们不愿走“普渡众生”的道路,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公平和正义，而是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救世”之路：寻找“内圣外王”的现世“明君”,幻想“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也不想想我们继了几千年的绝学了，什么时候开了万世的太平，莫非到了现代“绝学”摇身一变，突然变成了灵丹妙药，包治百病了？
退一步说，即使读经有益，那么儿童读经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文化传承吗？儿童自己喜欢读经吗？是死记硬背这些东西重要，还是培养思维的能力更重要？是否应当首先鼓励对儿童的悟性开发，等到他明白自己喜好的时候，再去选择是否读经？但现在中国父母往往自己都没读过经，却以为读经可以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可悲可叹！
胡适讲他对读经的见解说：“第一，我们绝对的反对小学校读经。”“第二，初中高中的选读古文，本来没有不许选读古经传文字的规定，所以中学教本中，不妨选读古经传中容易了解的文字。”（《读经平议》）
“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胡适《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
胡适在讲不宜读经的理由时曾引过傅斯年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王朝其隆兴都不靠经学，提倡经学以后往往走向衰弱，汉唐宋明都是如此；经学在历史政治中与其说是修齐治平，不如说是装点门面；各个时代所谓经学，其实只是每个时代的哲学，用来傅会自己的时代思想。今天想根据经学来造时代哲学是办不到了。
还有人说在今天读经教育更加注重孩子德性的培养，他们认为经书所倡导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庸之道”等普世价值观正是我们做人之根本规范，从而起到净化社会空气，重建社会价值体系，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但实际上，儒家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只适用于家庭、私人等“熟人”社会，根本不适用于现代的“生人”社会。现代社会是商品经济社会，要求对所以人一视同仁，平等地对待各个利益集团。儒家道德重五伦导致重人情，个人首先被考虑为集体（家庭、宗族、地域、朋友、姻亲、同学等）的一部分，在这一集体中的成员（领导）有确定的义务（包括效忠的对象），结果个人的命运和某个集体的命运拴在一起，这种与具体的某人联系而不是与抽象的“法”的规范的联系的态度促进了某些忽视法律和“集体利己主义”的倾向。于当今法治社会背道而驰。一旦变异就会造成社会集体溃败。所以，解决今天的种种社会问题靠读经显然是痴人说梦，而至今仍怀念经书中倡导的明君贤臣清官的统治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十分可悲。
1912年1月3日，蔡元培被任命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同时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中学课程和师范课程中也没有读经科，大学亦不设经科，相关内容分入哲学、史学、文学。可以看出蔡元培认为在共和政体下，经学已不再具有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我们这位教育界前辈百年前就看到读经的局限了，然今日之鼓吹全民读经者尚大有人在，莫非今人有了更高明的理论了？
在这里笔者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古代文化的意思，相反我认为古代文化自有其优秀之处，甚至是十分迷人的，笔者也喜欢《论语》、《孟子》、《诗经》等文化经典，其中也有一些优秀的思想，如抽象继承其先进观点，如“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三省吾身”等当然可以提倡。再者中国古代文化是十分精致的，古代士大夫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艺术化，而反映在艺术上就是追求细节的精美，如昆曲就是这样，它能让你沉溺其中，难以自拔，有着很大的魅力，浸淫越深，就越能感受到他的魅力。爱之深，责之切，喜爱它，才更要清醒地了解它的缺点和不足，以促使这种古老的文化可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基于以上理由，我反对儿童读经，尤其是大规模死记硬背，更是要不得，要是实在想让孩子受点古典文化的熏陶，你不妨有一句没一句地教教，让他感受到古典文化的美，千万别逼孩子学。至于中学生读经可以进一步讨论，个人观点，要读的话，一是不能太偏向儒家经典，各家都要读一点，有比较才有鉴别；二是教读的时候要注重理解记忆，不能填鸭；三是要引导孩子讨论，加入自己的思考，不能宗经，要让孩子们知道古代的东西有其时代局限性。至于成人读经是他们的自由，存而不论。
因此读经，以之怡情亦可，冀获启示亦可，作为研究亦可，就是决不能把它当信仰。
信仰需要重建，借尸不能还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