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贵十一学校的课程改革.doc

李希贵十一学校的课程改革■李希贵
　　3年前，北京十一学校在高中段全面实施走班上课，试图通过不同学科在相关学科教室上课，实现教学资源与学习过程的对接。
　　第二年，改革进一步深入，学生开始选课走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每一个学科按难度分为5个层次，语文、英语、体育、技术则分类设置了近100个课程，每一位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与未来生涯规划，都有一张自己选择的课程表。
　　第三年，改革进入到初中。至此，一场静悄悄但却撼天动地的改革全面铺开，改革带来了学校形态的重大变化，尤其是行政班的取消和班主任的消失，给学校教育带来了巨大挑战。与此同时，这场不同寻常的改革也给学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真实教育的机会。
　　后行政班时代的教育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以下记录的是北京十一学校改革者刻骨铭心的体验和感悟——
　　十年时间，在今日的十一学校，教育已演变成为服务业，而且不可逆转——
　　2001年，中国被批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中有文件把教育视为服务业，当时，着实令我们吃了一惊。
　　一直以来，我们始终把自己从事的既高尚又伟大的工作视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为什么因为一个WTO，教育竟然一夜之间就成为了服务业？
　　也是在2001年，教育部启动了第八次课程改革，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增加课程的选择性。选择性的课程必然造就有选择权的学生，而有选择权的主体，是不是可以认定为我们的服务对象？
　　十年过去了，在今日十一学校的校园里，教育确实是在演变成为服务业，而且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根子就出在课程改革上。
　　在十一学校的行动纲要里，我们把课程定位为学校的产品，决意通过对课程的构建和开发，最大限度满足不同学生的成长需求。于是，几年下来，我们把国家、地方和学校的课程整合梳理，便有了203门校本课程，其中，199门为选修课程。即使数理化生，每一门学科也变为有5个不同难度的分层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数理化生，其他学科亦然。
　　学生的选择一旦进入校园，所开发的课程必然面临学生选择过程中的无形评判。说到底，学校通过开发自己的产品——课程，为学生提供服务，教育也由此演变为了服务业。
　　当教育成为服务业，研究学生的需求必然成为工作的前提，而他们的需求千差万别又千变万化，挑战自在其中。于是，对话、谈心、咨询、诊断，挖空心思弄清学生，成为校园教育工作的重头戏。
　　当教育成为服务业，师生平等成为校园生活的基本状态，教师居高临下的姿态、高高在上的架式、教训的口吻、不屑的眼神全都无法在这样的校园里藏身，它需要的是每一位教师放下身段、敞开心扉，以长者的责任和平等的身份与学生对话、沟通、合作，共同成长。
　　当教育成为服务业，就必然以客户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学校工作的重要指标。过去的教育，可以仅仅让上级肯定，或者让家长满意，学生的苦累都是我们追求业绩的代价。而今天，学校必须把学生的酸甜苦辣放在心上，把创造快乐的校园当作共同的追求，由学生来评价学校工作也就成为常态。
　　以最少的管理和最小的行政权力推动教育瀚海巨轮，平等的师生关系才会姗姗现身——
　　3年前，当十一学校没有了行政班和班主任之初，学校一下子热闹起来，一时间，学生个性张扬，问题凸显，老师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平等的角力。
　　一位曾做过二十多年班主任的老师告诉我，在不当班主任之后，他与一位同学的谈话整整进行了一个下午，但还是没有多大效果，因为这位同学不以老师说的为然。这位老师告诉我，这在过去他做班主任时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个时候的谈话一般15分钟就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那时的教育并不真实。
　　这位老师刻骨铭心的体验，代表着教师们放弃行政力量之后普遍的心路历程。在以往的校园里，我们按照行政组织的构架，把学生划分在一个个行政班里进行管理。在威武的管理大棒面前，每一个人首先想的就是保全自己，于是，学生们表面上变得很乖，而内心想的到底是什么，却很少有人追问。学校就这样把一批又一批看上去规规矩矩的学生送出了校门，任由他们在社会上暴露自我。教育在校园里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机会。
　　真正的教育需要面对真实的学生。还是那位老师，当几天后与学生再一次谈心时，他首先做出了一个令学生惊诧的举动：向那位学生道歉。理由是，老师不该在第一次谈话时就带着一定要说服学生的先入之见，对话应该平等。没想到教师的姿态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位学生竟立刻向老师赔礼，因为，他不该在老师与他谈话时出言不逊。顷刻间，师生间有了一条通往融通的道路。
　　要想让真实的学生出现在校园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个重要的前提便是师生平等的校园氛围。尊重、包容、倾听弥漫在课堂，爱、帮助、欣赏在校园内灿烂，以最少的管理和最小的行政权力推动教育瀚海的巨轮，平等的师生关系才会姗姗现身。
　　其实，今天的校园里应该少一些说服，多一些对话。这样一来，教育也就变得理性，而效益却大大增加——
　　传统的校园里教多育少，早已构筑起了一个学生成长的样式，将那些千姿百态的学生一一地嵌进去，如果其中哪一位不肯就范，说服就成为我们首要的工具。
　　我们并不去以同理心换位思考背后的原因，有时候甚至也不去探讨其中是否有合理合情的成分，经验、权利、交织着一些教育“机智”，最终学生几乎无一例外地全被征服，我们的想法终于嵌入了学生的脑颅替代了他们的想法，于是，教育一次次获得“成功”，而校园里却越来越没有了学生的热情。
　　其实，今天的校园里应该少一些说服，多一些对话，在师生对话中，老师把自己和学生都看作平等的一方，自己的想法与学生的想法放在一个天平上权衡。这样一来，教育也就变得理性，教师可以淡定从容，学生也可气和心平，教育的效益却大大增加，其持续性、持久力也非同平常。
　　平等对话的效益远非如此，更加重要的是由此生长起的学生的思想。当学生的想法时时得到呵护，创造的幼芽随时得到浇灌的时候，他们的想法便如雨后春笋，于是，对话的机会在校园里便会随处可遇。当我们放弃一定要说服别人的习惯，便会欣喜地发现，在学生们坚持的观点里，正有着我们的追求；在学生们追求的理想中，正有着我们的坚守。只是过去我们从没有认真审视过学生们的想法罢了。
　　在教育工作者传统的词典里，我们赋予了“教育”太多的责任和压力，当压力一旦过度，我们全然忘记了目标，说教便成了全力以赴的常态。当我们不去发现学生们身上那些充满希望的幼芽，“育”也就没有了对象。
　　终于有一天，在十一学校，教室成为学科的领地，每一位老师都有了自己的一间学科教室，教室真正具有了教育的力量——
　　教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特别强调环境育人的力量，然而，作为教育最直接的环境——教室，在育人系统工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却总是被忽略。
　　终于有一天，在十一学校，教室成为学科的领地，每一位老师都有了自己的一间学科教室，教室成为学科学习的重要载体，从图书、挂图到药品仪器，从作品张贴到学习方法介绍，每一个角落都彰显着专业和学术，当师生共处这样一个环境的时候，他们发现，过去只能靠嘴和耳朵才能进行的学习，今天变得生机盎然，尤其是当观察、演示、实验、模拟、讨论交流与网上游历来得如此便捷时，学习也变得好玩有趣。
　　还是过去那间同样大小的房子，为何给学习带来如此重大的改变？教室里为何萌发出如此的力量？其实，我们不过尊重了学科学习规律罢了。
　　在传统的教室里，所有的学科教学都面对着同样空洞苍白的教学环境，大量的教学资源无法进入学生学习过程，有着天壤之别的学科却在用着完全相同的教学模式，违背规律必然成为常态，单调、无聊、低效、枯燥也一定是必然的学习生态基本特征。而学科教室的建设，完全按照学科学习的需要配置资源，依据学科学习的规律装点环境，努力创造条件让学生能够手脑并用，听说并重，学习生态自然平衡而和谐。
　　教室的力量还来自于人格。有了主人的教室洋溢着不一样的个性，温馨、深邃、静谧、梦想、追求、压力，成了教室不同的主题词。于是，有着不同需求的学生便有了不一样的去处，当然，需求也会随着时间和心境的改变而改变，于是，选择也就成了学生的家常便饭。
　　教室的力量还因为同伴，那些相约自修于同一间教室的同学，有的因为相同的志趣，有的因为共同的目标，有的因为相互合作，有的需要比肩竞争，他们因为各种缘由走到一起，却因此创造出相互影响的教育情境，这些本来的受教育者，却在不自觉间成为一种创造学习氛围的教育资源。
　　曾经在传统的学校里做过一些调查，让学生写出自己喜欢的10个地方。教室，这个学生天天呆的地方始终不见踪影，今日，当我们进行同样调查的时候，已经在学生喜欢的前10个地方里发现了教室的名字，而且，学生写下的已经不是一间笼统的教室，它带有斑斓的色彩和鲜活的性格，这样的教室才真正具有了教育的力量。
　　校园不比森林，我们没有权利通过竞争淘汰那些生来平等的学生。发现每个学生的生存需求和生存价值，就成为校园里的重大挑战——
　　在原始森林中穿行，我们很容易被大自然的造化震撼可是，当走出森林，让我们描述其中每一棵树的样子时，却常常语焉不详。所谓不见树木，只见森林，同样被传统教育习以为常。
　　每一年，学校都会迎来新生，他们或高或矮，或胖或瘦，或多或少地闪烁着些许个性的亮光。然而，在教育者的内心，却早已确定了一个理所当然的主张，希望几年之后，通过殚精竭虑的努力把他们变成一个模样，让他们全都变成“好”学生。
　　然而，那棵树与这棵树并不一样，有的需要在天空挺拔，有的则需要在河边茁长；有的习惯于云山雾罩，有的却渴望阳光普照。经营森林的大自然无法关照千姿百态的树种，于是，只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但校园不比森林，我们没有权利通过竞争淘汰那些生来平等的学生。如何造就一种新的学校生态，让百花争艳、百舸争流，发现每个学生的生存需求和生存价值，就成为校园里的重大挑战。
　　对于学生来说，能够为之搭建合适的成长平台，提供丰富可供自主选择的课程，则是他们自我发现的前提。中学三年都没进过实验室的学生，如何发现自己成为科学家的天赋？埋在题海里的学生，怎样判定自己是不是手巧心灵？所有的计划都由老师安排，所有的活动都由别人主宰，永远也不敢肯定自己的领导才能。只有当学生在高端数学里感受到智力的挑战，在科学探究实验中享受不尽的乐趣，在戏剧课的舞台认可自己的领导韬略，他们才有可能萌生不一样的人生追求，在不一样的生态环境里，那棵树也才有可能变得不同于这棵树。
　　发现那棵树，需要教育者的胸怀。如果没有求变的思维和宽广博大的心胸，我们很容易像那个西方神话里的魔鬼，让每一个人全都躺在那张一样大小的魔床上，把他们锯得一样长短。有时候，因为敬业，有时候因为热爱，反而纵容了过度的教育力量，学生身上刚刚萌芽生机的枝枝杈杈，常常被过早地冠以“旁逸斜出”而扼杀。
　　发现那棵树，需要去除校园里的权威。尤其传统行政班的管理模式，极容易造就位高权重的班老大，尽管我们的班主任都来自于最优秀的老师，但是，由于过度的责任如高山压顶，情急之中很容易使出浑身解数而用尽全部的权力，于是乎，班集体很容易一统天下，成人与学生在地位悬殊的较量中很容易把教室变成一言堂。
　　其实，责任并不在于老师，机制使然也。
　　只有当学生在内心深处明确地认定自己不属于任何人，并且可以在许多团队中扮演不同角色时，他们才真正长大——
　　如果有人问选课走班对学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相信大部分学生会说是归属感。
　　其实，做过班主任的老师大都清楚，从组建起一个新的班集体，到形成一个有着凝聚力、向心力的团队，往往有着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期间既要智慧与汗水，也需要耐心与等待。当这样一个结结实实的集体形成之后，每一位学生在其中很容易固化已有的角色。有时候，由于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则往往在不同程度上侵犯甚至剥夺了集体内的个体利益。表现在班集体管理中，以牺牲学生个人发展为代价的大量一刀切行为往往成为常态。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我们更需要的其实是团队精神。简单地说，就是大局意识、协作精神和服务精神的集中体现。团队精神的基础是尊重个人的兴趣和成就，核心是协同合作，最高境界是全体成员的向心力、凝聚力，反映的是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并进而保证组织的高效率运转。选课走班，对我们的教育追求是一次机遇，如何使学生在融入10多个教学班集体的过程中，既是每一个团队的一员，又不再是班集体的附庸。在这些集体里，协同合作是为了集体中的每一位个体的成长，凝聚力与向心力既来自于每一位个体的境界，又为了最大限度促进每一位个体，这样的集体才能使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高度统一。
　　当学生在内心深处明确地认定自己不属于任何人，他们可以在许多团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时，才真正长大，也逐步有了一些公民的样子，这时候，他们的肩上也就有了沉甸甸的责任。也只有这个时候，当他们再融入任何一个新的集体时，我们也才会从他们身上发现未来社会需要的团队意识。
　　如果我们从内心真正希望学生在未来的人生中具有应对挑战的素质和本领，就必须在课程实施方式的多样化上做文章——
　　一位在戏剧课上担任了一个学期导演的学生告诉我，她现在真正明白什么叫领导力了。她说，领导力就是你尽心尽力地为每一位演职人员服务，不遗余力地为剧组的每一个部门提供帮助，当他们认同你的服务与帮助，全部死心塌地跟你合作的时候，你才真正拥有了领导力。
　　听了这样的叙说，我内心十分欣慰，因为在上一个学年里，她曾经选择了我开设的领导力课程，但是一个学期下来，尽管也有收获，但却并没有如此刻骨铭心的感悟。
　　为什么？因为，不同的课程需要不同的实施方式，而对领导力的认识、体悟包括内化，必须通过自我的实践与体验，只有如此，也才能真正实现其独特的课程价值。
　　所谓手脑并用、听说并重、读写结合，我们已经说了许多，但真正在课堂里落地的却不容乐观。看一看今天的课堂，确实让人灰心，大家似乎早就忘记了不同学科本来应有的课程价值，把那些本来应该通过各种不同器官参与的课程，全部标准化、格式化了。尽管许多如火如荼的教学改革在校园里层出不穷，但大都躲不开大一统和一刀切的惯性，用一种教学模式横扫所有学科，用一种学习方式独霸所有的课堂，课程设计时那些理想的追求和不同的目标全都仅剩下表面的分数。
　　设置如此丰富多样的课程是由于它们各不相同的课程价值，而不同的课程价值则需要不一样的实施方式。于是，学校建设了许多实验室、活动室和阅览室，设计了综合实践活动和研究性学习，甚至连校外实践也列入了课表。如果我们从内心真正希望学生在未来的人生中具有应对挑战的素质和本领，就必须在课程实施方式的多样化上做文章。
　　往深处说，课程的独特价值就是要尊重某一个特定学生的需求和不一样的成长方式，如果学校能够在可能的情况下更多地开辟一些每一位学生“奔跑”的“跑道”，课程的价值将会在每一位不同的学生身上显现得更加明显。
　　《中国教育报》2013年9月11日第5版

十一学校承袭多年的“行规”被逐一打破——教师从“警察”、“看守”、“门岗”的角色中退出来，开始找回教书育人的感觉；开发出各种课程“产品”，把课堂还给学生；改革管理和评价方式，唤醒学生的内动力，让孩子学会为自己的成长负责。 
      ■《中国教育报》记者 高靓 李曜明       
如果不改革，丝毫不影响北京十一学校的名校地位——这所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学校，底蕴丰厚、名师辈出、设施一流，而且高考成绩也在北京市名列前茅。如果学校沿这条路走下去，一切都会平稳而顺畅。
       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以后，十一学校被教育部确定为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试点学校，也是北京市唯一一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学校，承担创新育人模式的重任。
       怎么改？十一学校很清楚，各级领导、兄弟学校、师生家长的眼睛都紧紧盯着。学校深知，要打破学校承袭多年的“行规”，按照新方向走下去，非得有一种强大的动力。况且，前面没有任何成功模式可以借鉴，难！
     一、行政退两步，教育进一步 

      物理教师于振丽成为取消行政班之后的第一个学部主任。
     她回忆说，高一开学一个多月后，班主任就纷纷找她反映问题：“学生上的课都不一样，分散在校园各个角落，岂不是放羊了！”因为找不着学生，担任班主任多年的霍轶老师哭着跑出校园。
       经过协商，年级组决定采取导师和班主任并行的双轨制，所有任课教师每人指导十几个学生，将大一统的管理变为零散的指导。
       但好景不长，“官司”又打到于振丽那里。有班主任反映：“两种角色职责不清，有些事不知该谁管。”导师也来诉苦：“学生总在原来班主任的教室里扎堆，你让我指导谁去？”
       担任多年班主任的侯敏华老师告诉记者：“那段时间累并痛苦着，老师们生怕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出现漏洞，于是，导师和班主任都伸出了手，管得更多了。”
      把孩子重新护在羽翼底下，显然不符合十一学校改革的初衷。但于振丽知道，学校变革需要一个过程，急不得，需要把握火候。于是，她按兵不动。
      果然，在不久后的一次年级会上，双方在职责划分上再次争执起来。有人问了一句：“能不能不要班主任了？”没想到，竟然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当于振丽把教师们的意见告诉校长李希贵时，李希贵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他的总体设计中，取消行政班是早晚的事。
       以行政班为主体的班级授课制自进入中国100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种组织形式始终无法摆脱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教师就像是学生的“官”，传递和执行学校的指示，实施强制性的管理，努力让学生的言行整齐划一。
      十一学校的改革者清楚，只有打破行政班、改变班级授课制的状态，才能够让师生关系更加平等，让师生都拥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让改革更好地朝着目标去。只是他们没想到，这种自下而上的呼声，在改革的实践中来得这么快。
       就这样，改革试点的第一个学期期末，行政班和班主任第一次退出十一学校的历史舞台，所有教师的新身份是没有管理权、只负责“生涯规划、心理疏导和学业指导”的导师。
       取消了班主任这道门岗，教师和学生都轻松了许多。如果改革到此为止，我们看到的十一学校是这样的：每位任课教师管着十几个学生，定期把他们叫到一起开会、谈心、辅导学习，甚至周末带着外出参观，学生不再是某某班的学生，而是某某导师的学生。
     “导师不是这样当的。”思维敏锐的侯敏华又一次在年级里“开炮”。在一次导师交流会上，她对导师们争相给学生开会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把导师当成小班主任，这改革就走回了老路”。
     “那你说怎么办？不开会怎么教育学生？”一位教师反问。
     “取消行政班，不要班主任，不就是为了给学生一些自由吗？把他们的一举一动全方位置于我们的监管之下，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放心？他们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侯敏华寸步不让。
       这次争论迫使学校下了最后的决心——取消固定导师。每个学生可以找任何教师指导自己，同时全年级有6位教师兼任咨询师，“问题学生”交由教育顾问处理。年级日常管理事务则以自习管理项目组、课程管理项目组、诊断与评价项目组、小学段项目组、学生管理学院等面孔出现，学生解决不同的问题可以去找不同的教师。       
宣布取消固定导师那天，是在高一下学期开学的大会上。于振丽不放心，特意让几个年轻教师坐到学生中间留神反应。对这种自由的管理方式，学生接受度之高出人意料。一个学生说：“不就是取消导师嘛，挺好的呀，于老师为什么还解释这么半天。”       
现在的十一学校，学生管理方式发生了彻底变化。比如期末评语，学生愿意让哪个老师写，就可以选哪个老师；小学段自习，学生可以提前在网上选择自己信任的老师，请他负责指导规划。
     “人人都是班主任，但又不像过去那样把学生看住、管死；一切都是自由的，但一切又都有规则可循。”于振丽概括说，正是这样的特点，让她曾经担心的“乱”没有出现。
      教师从“警察”、“看守”、“门岗”的角色中退出来，开始找回了教书育人的感觉。曾经的班主任杨文学现在是教育顾问，他说：“过去，我们往往用行政和管理代替教育，把学生的行为管好，把班带好，至于学生内心什么样并不知道。现在，行政退后，教育的力量才开始显现。”
   二、当课程成为产品，教育成为服务
      十一学校认为，课程是学校的核心产品。而课程“产品”的开发，被视为这次育人模式改革的关键。
      2011年暑假，十一学校上百名教师封闭起来，开始对课程进行全面改造。老师们最初“一头雾水，不知从何下手”，于是，这项庞大的工程在争论中拉开了序幕。
     “吵得最多的一个是怎么分层，再一个就是不考的内容讲不讲。”数学学科主任杨文学负责统筹各年级数学课程开发，当时许多教师还没有从原来的模式中走出来。
       杨文学自己也清楚地记得，前些年各地就曾流行过一阵分层教学，但到最后都走不下去了。“究其原因，当时只是按照学生成绩分层，讲课内容、方法、评价手段都不变，自然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
       这次，十一学校从源头开始，把学生按照今后的专业方向大致划分为人文与社会方向、工程与经济学方向、数理方向、出国方向等，并根据不同方向对学科知识能力的要求设计课程。
       比如，数学I针对的是人文与社会方向的学生，达到文科高考难度，注重基础落实；数学II和数学III分别针对的是三年制和四年制高中将来可能选择工程与经济学方向的学生，难度对应的是理科高考；数学IV和数学V分别针对两种学制中酷爱数学、将来希望在数理方面继续深造的学生，学习内容大幅扩充。
       此外，数学还向上延伸出微积分、线性代数等大学先修课程，向下延伸出援助课程，让所有学生都能找到与自己的能力和需求相适应的课程，都能学有所获。
       教授数学V课程的潘国双老师说，他教的是学校里最有数学天赋和兴趣的一群学生，虽然能力水平差不多，但学生的兴趣点并不一样，于是他又尝试把学生分为5A、5B两层，12个人一组，由两位老师逐一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
     “宽松自由的校园里，靠什么把学生‘拴’在学习上？就是为学生成长服务的课程。”
        2001年，中国加入WTO，文件里把教育视为服务业，这曾让李希贵纠结不已。“这个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怎么就成了服务？”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意识到：在传统模式下，课程是工具，我们用它把不一样的学生加工成一样的产品”；当教育成为服务的时候，学生成了“服务对象”，课程才是为满足不同客户需求开发的“产品”。
       生物教师王爱丽告诉记者：“现在每一门课程都不再是分数的垫脚石，而是为学生认识世界、认识自然、认识自己打开的一个窗口。”观察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探索精神、好奇心等长期失落的课程目标重新被找了回来。
       课程从未像今天这样，彰显出它的价值。但是，带给教师的挑战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巨大。十一学校的教师精英荟萃，在多年教学过程中已经有了一套成型的经验，改变谈何容易？
     “这课没法教。”课改之初，英语组的教师直接向学科主任侯敏华发难。一向讲话率直的侯敏华这次却出奇地理解：“过去，教完单词、语法，让学生做练习题，然后告诉他为什么选A，为什么选B，这个很简单。现在，一个单元7篇文章，要把阅读当作学生终生技能来教，确实很有挑战。”
       不过理解归理解，还是得想办法。那段时间，侯敏华每周一次带着全年级英语教师集体备课，每个月还拿出一个晚上，与5个新教师聊下一个单元的能力设计。侯敏华告诉记者，作为学科主任，她还有一个“杀手锏”——如果谁出的试卷还是以前那种ABCD的选择题，她可以不予通过。
       33岁就成为特级教师，连续多年赢得学生百分之百满意，这样的教师也要改吗？当学校提出“教师把课堂这个舞台让给学生”时，王春易这位视讲台为生活全部的教师“伤心极了”。
       眼见着学生讨论问题时大眼瞪小眼，读个书要花半节课，读完了又不会做笔记，还有学生和家长质疑“老师怎么不讲课”，王春易心里直冒火，“真想把他们重新揽进怀里，把知识喂给学生，那样既简单又高效。”
     “是什么力量支撑你走下去的？”
     “是学生的改变。”王春易说。“课堂开始有活力了，学生兴奋了，眼睛有光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了。”现在，王春易对于一堂好课的理解发生了质的飞跃。在她的课堂上，甚至会出现一组学生做实验，一组学生看书，一组学生接受老师指导的奇特景象。“活动切合学生的需要，每个人都在专注于自己的事情，这景象太美了。”
       三、唤醒学生为自己成长负责的内动力
       习以为常的高压突然消失，让学生有些“失重”。
       行政班取消、自主选课，每个学期期中还有两周的小学段，教师一点课不讲，完全交由学生自主学习。这些事情，光是听听就足以令孩子们激动半晌，但是激动过后，不少人陷入迷茫。
     “毫不夸张地说，我一开始是用脚指头选的课，结果碰得头破血流。”陈天泽在高一开学前拿到了一本课程手册，看着300多门课眼花缭乱。
     “刚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安排时间。”徐子晗在高一的时候一下子报了好几个社团，把自己忙得团团转。
     “把小老虎从笼子里放出来，让问题充分暴露。”教师们反映，学生嗓门大了，似乎不懂礼貌了，甚至在学科教室里都垃圾乱扔。
     “现在迷茫总比到大学再迷茫的代价小，现在自我释放总比走上社会以后肆无忌惮强。”教师们心里清楚，十一学校决不可能用退回去的方式回避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路只有一条，就是让学生学会为自己的成长负责。     
每学年4次的社会职业考察课，是学生定位成长方向的契机。学校把从业人员最多的30多个行业作为重点，每个单位由一名教师担任考察顾问，带领学生进行体验、考察。
       果珈亦的心中有一个公益梦，于是她报名参加了中国慈善基金会的职业考察，回来后在职业考察指导教师王志娟的指导下，建立了十一慈善基金会，策划了拜访孤儿院、慈善舞会等很多活动。
       任小玮希望以后能成为顶级建筑师，在进行职业考察后，他了解到建筑师离不开数学和绘画等专业技能，从那以后，他开始钻研数学，又重新捡起了搁置两年的画笔，冲刺自己曾认为不可能达到的技能。
       在十一学校的各个显要位置，都设立了校园平面图，同时提示学生现在所在的位置。不仅明确“我要到哪里去”，还得知道“我现在在哪里”。这样的路标，隐含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如果说借助各种机会和平台能让学生知道“我要到哪里去”，那么帮学生认清“我现在在哪里”，依靠的是评价和诊断。
       在十一学校，学生做什么都会反映在评价上。一堂课的表现如何，教师会在课后进行过程性评价。小学段自习，学校会根据学生自主规划的落实情况进行评价。
       教导处副主任刘丽云受命创建学生自主管理学院，把日常事务开发成系列管理课程。学校公布岗位招聘，学生自主选择。担任图书管理员、资产管理员、教室安全员等，学生都会获得课程项目组的评价和学分认定。
       现在，一个学期结束，学生拿到手的不再是几个枯燥的分数，而是一份包含了历次测验分数走势、所处分数段、文字分析、综合实践评价以及下一步改进建议的诊断报告。
       诊断的目的是给学生修正的机会。比如，小学段之后，学生可以对自己选择的课程进行调整。廖丽娜老师告诉记者，现在初中的孩子为了换一门课，可以去征求家长的意见，从不同同学那里收集信息，再找任课老师谈话，“用脚指头选课”的事越来越少了。
     “也许失去班级的庇护，曾让我们短暂地失落。”高一学生陈思捷将走班以后的同学关系形容为“点头之交”。但是，渐渐地，他发现自己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校园里到处都可以遇到“点头微笑”的同学，这让他在校园里重新找到了归属感。
       十一学校致力于为学生创造各种同伴交往的机会，组建社团、举办活动、开辟学生休闲区，“点头之交”里渐渐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运动会，这个最依赖班级的集体活动，现在变成了延续两个月的体育季。“篮球、足球自愿结合组队，像游泳、跑步都是个人报名。当我们的内动力被唤起，我们开始为自己奔跑，不管有没有人喝彩。”陈思捷说。 
   四、李希贵校长教育感言
       □真正的教育需要面对真实的学生。       □只有让教师从“警察队伍”退役，才能发现真实的学生。       □如果校园里也缺少自由的氛围，我们就难以培养出适应民主社会的公民。       □一旦放手，校园里教育机会随处可见，而管理的缰绳一旦勒紧，教育便无从下手。        □我们太看重把一个孩子塑造成什么了，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他们实际上可能会成为什么。       □即便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选择也往往可以给孩子们带来愉悦。       □在可能的情况下和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将解决问题的机会留给学生。       □校园里的师生平等绝不是喊出来的，必须靠一件一件小事把平等做出来。       □改善师生关系的主导力在教师，判定方却在学生。       □学生的成长，才能称为教师的业绩。       □精确的分数不一定是正确的评价。       □评价的目的是促进被评价者的进步。       □聘任是最好的评价。       □管理者应该尽可能多地捕捉运用非正式表扬的机会。       □必须用改革的思路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真正的特色学校应该让每一个学生都富有个性，都能在校园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成长之路。
今年4月初，有两家知名媒体连续三天头版头条对北京十一学校的教改进行了重点关注。4月19日晚上，CCTV1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啦》由北京十一学校李希贵校长作为开讲嘉宾，讲述“学校是什么”。从教育部在十一学校开新闻发布会，到中国教育报密集报道十一学校，再到中央电视台重点关注，这样对于一所学校改革的密集和高度关注，无疑开了一个先河。而对于十一学校教改和该校校长李希贵的做法，也出现了不同声音，有力挺者，有质疑者，亦有理性思考者……
 策划/本刊教育中心组稿/张筠 凌宗伟编辑/粟道中
被绑向神坛的李希贵 文/上海海事大学副教授、卡内基梅隆大学＆美国滑石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魏忠
中国又将诞生一个新式伟大教育家，而他所代表的教育理念，又是那么令人心动：取消班主任、取消班级、缩小班级规模、师生平等……而他的光环又是那么耀眼：中学老师、著述不断、极富天赋和魅力、与学生打成一片……
其实，李希贵教育改革的实质就是放弃“苏式教育”，回到杜威的“美式课堂”，而我们这些年来如此多的教育家涌现，问题恰恰在于“现实太精彩了”。说句实心话，教育不需要创新，需要常识和良知，改革的包括李希贵的改革每一步都是艰难的，值得称颂的，但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能否推广、是否需要推广、是否需要这样的推广。
李希贵的改革实质是“全盘西化”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李希贵从高密四中、高密一中，一直到高密教委、潍坊教育局、教育部基础教育评估中心、十一学校的前期和后期的历史，就会发现，李希贵的教育思想和改革，是和他能够接受的美国教育信息和美国教育实践密切相关的。最早的高密四中，李希贵的实践仅仅停留在双向选择的管理思路，到了高密一中，李希贵进行了另外一种实践，那就是教师分级管理。
直到李希贵担任高密教育局长，高密成为课程改革的实验田，全国各地形成高密一中热，这个时候，李希贵的改革还基本上停留在课程改革方面。在此以后的一些年，李希贵开始研究教育改革，而美国教育是绕不开的一个结。
直到李希贵来到美国，看到了美国的基础教育的作业，才真正启发了李希贵的教育，从此才可以称为“教育改革者”。
李希贵的教育改革真正能做出成效，是来到北京学校以后的事情了。从2007年到2011年，李希贵还基本停留在传统课堂领域，因为这个时候的北京十一学校网站上，还只有149个教师和104个教师，与目前宣传的1400个课程、270门课程相差甚远。
一切改变也许发生在李希贵考察美国36天以后。李希贵所考察的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恰恰是美国最好的教育学院，又恰恰是杜威教育结成正果的地方。
李希贵所受到的美国教育思想的影响和美式课堂的影响是巨大的，从那以后，北京十一学校也变了一个样子。今天被媒体所宣传的：小班制、实验室进课堂、走班制、选课制、学生为主体、重视教师、师生平等等等，几乎是美国基础教育的翻版，在对于李希贵教育改革的吹捧文章中总是说美国校长说美国也不敢进行的改革李希贵做到了，具体是哪样呢？是美国人的表达？还是翻译出的问题？至少我在汗牛充栋的十一学校的教学改革中所看到的基本举措，都是在我女儿所在的美国高中每天都能见到的。
李希贵的教育改革措施几乎是照搬美国课堂，也许可贵就可贵在他在中国把这件事情做成了，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今天我们反思李希贵正在走向的神坛，并不是否认李希贵的改革和他所做的事情，而是通过这样一个走向神坛的过程，看我们中国国民性中对于教育不利之处。
李希贵更难能可贵之处更在于，他的所有改革举措的背后，反映出来的，都是美国和全世界教育中的“普世价值”。李希贵在《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中，所体会出来的尊重、规则、制度、平等、关爱、理解、自立、独立、自由、诚实、公平、公正、宽容、回报、感恩、公民精神等，不正是我们很多无良媒体天天批评的“普世价值吗？”李希贵在北京十一学校所做的尝试，也都体现这些精神，可贵的是，他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找到了体现这些全人类共识的“中国出路”。
李希贵的教育思想和做法，也丝毫没有超出杜威的教育思想范畴。尊重学生、教育体现社会、课程、教育目的等，李希贵所采用的几乎就是杜威课堂的翻版。而杜威培养的学生、杜威本人的思想传播到中国，已经100年了。
还有一点其实是一般为媒体所忽略的，那就是班主任、班长、班干部、辅导员、团委这些中国特色的占据巨大教育资源浪费的领域，李希贵也尝试进行改革，目前的资料看来，至少班主任和班干部等应该无法存在了，这些教育的进步很难说是创举，然而这些国际教育的常识的回归，确实对于中国教育意义重大。
李希贵如何做到的也许更值得讨论，然而李希贵的“全盘西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当代10大著名教育家”，也是中国教育“太精彩了”，在全世界教育领域几乎倒数的中国，居然产生了为数众多的伟大教育家和样板戏：魏书生、李希贵、黄冈中学、衡水中学、杜郎口中学等等，他们演讲的次数比教学多、出书的个数比改作业多、接待参观学习的次数比接待家长多！
事实上，一个总是诞生圣人的地方，就一定有灾难的民族，一个总是诞生教育家的地方，就一定有愚昧。我突生一个想法，中国教育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中国足球的问题在足协、中国科技的问题在科技部，中国教育的问题是不是不应该存在教育部呢？如果全盘西化，为什么不学美国，还要那么强大的教育部干嘛？教育领域到底要不要“全盘西化？”
可是，非常多喜欢李希贵、寄希望与李希贵、不希望我质疑李希贵的人，抱着一丝希望：李希贵是圣人，能够找到能够推广的中国教育改革之路。更本质的原因在于，是否存在一种可能，不去改教育的根本体制、不去改应试的目标，不去动教育行政的奶酪，甚至与教育行政部门一唱一和，寻找一种改革也能成功路径？
十一学校可以复制吗？
国内零星的关于李希贵和十一学校的质疑在于，十一学校的模式是否可以复制。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要回答十一学校模式能否复制，就要看十一学校的历史。十一学校官网上一点也不避讳：十一学校原先是中央军委子弟学校。1992年，十一学校改变成为国有民办，这一件事情，其实是中国民办教育的先河。在这之后，中国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一场民办学校运动。历史给人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开创国有民办先河的十一学校后，先后在十一学校取经的全国绝大多数省市都关停了这种模式。原因为何呢？
而在中国所有的当年的国有民办学校中，十一中既可以享受国有的生源、资源、政府教育支持，又可以享受民营的自主，也算是绝无仅有的，至少从这一点上，不仅全国，全世界包括十一中所联系紧密的美国高中校长，也是望尘莫及的。
美国也有类似的“国有民办”学校，尤其以加州为甚。然而，这些学校原本都是公立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