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子京是贪官还是辉映千秋.doc

滕子京是贪官 还是辉映千秋
1.先说“泾州公案”，并非贪污案。只因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所以保守派以“泾州公案”发难，其矛头就是直指范仲淹的。滕子京是“庆历新政”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2.滕在岳州。（1）刘原父《次韵滕岳州谢王南郡酒》云：“谁信专城千骑居，空斋图籍两三橱。”谁敢相信常统帅千军万马的滕太守家境竟如此清贫。（2）范仲淹在《祭滕子京文》中承诺对其幼子“我今抚之，必教有称”。（3）《宋史.滕宗谅传》为他作的结论：“及卒，无余财。”既是贪官，岂无余财。（4）近年修建318国道，发掘迁葬了滕子京及其妻、妹与女儿的墓葬，四座墓葬除墓志铭外，仅有陪葬品砚一方、口衔玉兔二只、瓷魂坛二只，何其俭朴。（5）滕子京在岳州除修岳阳楼外，还做了三件大事：迁建岳州学宫、修通和桥、筑堰虹堤。

欧阳修《偃虹堤记》说：“吾滕侯之所为也”后写道：“夫虑熟谋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为后世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可废，二宜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在给滕求记的回信中他又写道：“伏承求卹民瘼，宣布诏条，去宿弊，以便人兴无穷之长利。非独见哲人明达之量，不以进退为心，而窃喜远方凋瘵之民，获被愷悌之化。”“不足尽载君子规模闳达之志，而无以称岳之人之所欲称扬歌颂之勤勉。”尹洙《岳州学记》云：“滕公凡为郡必兴学。见诸生以为为政先。庆历四年守巴陵，以郡学俯于通道，地迫制卑讲肄无所容，乃度牙城之东，得形胜以迁焉。”一到岳州就举旧兴废，扩大教育规模。又云： “先是（滕）公领邠、宁、环庆兵，插戎为帅(统兵五万之众)。臣守巴陵，乃下迁。凡由大而小，必易其治；或阴愤阳惨，事弛官废，下不胜弊者有之；或慎微虑危，修旧保常，无所设施者有之。若夫用舍一致，勇其所树立，非爱君之深，信道之笃，乌及是哉。”
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云百姓自阁子镇乘船入城常罹覆舟之难，“滕子京作碑堤上，戒往来者使陆行。”然后修通和桥，《巴陵县志》载：“通和桥始于滕公。”元丰元年(1078)十月岳阳楼毁于火，第二年重修，郑民瞻《重修岳阳楼记》云：庆历中，滕子京作而新之，时人以范记、苏书、邵篆与茲楼，号为‘天下四绝’”宋治平年间进士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称：“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治最为天下第一。”通过以上史料，不仅可以说明范《记》所云“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毫无夸赞之嫌，而且也可以看出滕的人品。

军州事，不久，复调京任殿中丞。景佑元年(1034)正月任左正言，八月迁左司谏，因直言谏君，被降为尚书员外郎出知信州(今江西上饶市)。景佑二年(1035)，因“与范讽雅相善，及讽贬，宗谅降监池州酒”。宝元元年(1038)初，调江宁府(今南京市)通判，不久迁知湖州，创立湖州州学。康定元年(1040)，西夏元昊反，迁官刑部员外郎、职直集贤院、任泾州知州。由于治边有方，战功卓著，庆历二年(1042)十一月，“范仲淹荐以自代，”“徙知泾州滕宗谅为环庆路都部署兼知庆州。”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伊始，御史梁坚、郑戬即劾奏滕子京“前在泾州枉费公使钱”，故“徙滕宗谅权知凤翔府”。庆历四年正月，又“降知虢州，职如故”。时中丞王拱辰又奏：言其“盗用公使钱，只削一官，所坐太轻，故再谪。”二月，“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庆历七年(1047)春，迁苏州知府“未逾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薨于郡之黄堂。”归葬于池州青阳县城南金龟(鸡)塬。
通过对滕子京坎坷一生的简述，我们对其人应有个大概略的了解了。那他的人品和文品又如何？这里试举几个事例以管窥豹，略见一斑。
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滕公墓志铭》载：滕公在泰州修筑捍海堰时，一日，风暴潮涨，兵吏皆惊骇逃散，惟有他临危不惧，从容地阻止了欲奔离海岸的兵民，晓以利害，并率先赴险，捍卫了海堤。同在现场督工的范仲淹对他顿生敬意，遂成莫逆之交，直至终老。
《续资治通鋻》载：滕任殿中丞时，因宫中发生两次大火，他曾与秘书丞刘越多次上言献章太后，“请太后还政”宋仁宗，其曰：“国家以火德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景佑初，宋仁宗内宠颇盛，身体多疾。时任左司谏的滕子京又犯颜直谏：“陛下日居深宫，留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因此触怒仁宗，将他贬到信州。
1040年，滕子京在湖州知州任上，得知家居该州德清县乡间的的同年进士沈叔宽病逝，因家贫停棺在家无力安葬，滕即亲往其家祭奠，并出资择善地将其安葬，且厚抚其子女，还请范仲淹为他写了《宁海军节度掌书记沈君墓志铭》。
庆历二年九月，西夏入侵，宋朝守将葛怀敏兵败定川，导致渭、延、镇戎三地失守，沿边各郡震惊。定川离滕镇守的泾州仅120里，滕却临危不乱，一面招募农民数千戎服守城，一面选派勇士深入敌后收集情报，亲书简檄，分送各郡以为防备。这时，范仲淹带领1、5万兵马来援，却又遇上十多天的阴雨，人情忧沮，士气涣散。滕便大摆酒宴犒劳士卒，又于佛寺祭奠定川之役死难的战士，并以重金优慰抚其亲属，“各从所欲，无一失所者。”“于是士卒感发增气，边民稍安。”戍边期间，他还“厚抚羌族”，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御敌，深受边民爱戴。当他调离边陲时，“其战卒妻孥数百人，环其亭馆而号送之，观者为之流涕。”
庆历三年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推行“庆历新政”，保守派即以所谓“泾州枉费公使钱案”抵制新法执行。朝廷派员查勘，弄得“枝蔓句追，囚系满狱，人人嗟怨”(欧阳修语)。滕子京也被“置狱泾州”，身处险境。面对强敌陈兵边关，守将人心涣散，滕“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其不计个人安危，以国家利益为重，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令人敬佩。
基于上，才有苏子美《滕子京哀辞》的“贤去人何赖，才亡世不尊。”“忠义平生事，声名夷狄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的由衷称许才有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滕公墓志铭》的“君知命乐职，庶务毕葺，”“育人之孤，急人之难多矣。君为政尚宽易，孜孜风化”的中肯评价；才有《宋史》“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的高度赞颂。

第三、“他与范仲淹是什么关系？”“范仲淹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
滕子京与范仲淹是挚交，也是诤友。他俩从1015年同年及第相识相知，到1026年在泰州修筑捍海堰相知相敬，在朝堂他俩直言敢谏，抵御西夏一起出生入死，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帮助，诗歌互赠，书信往来，直至终老。范仲淹在《天章阁待制滕公墓志铭》中写道：我俩一生“忠孝相勖(勉)，悔吝(不祥)相惩”，并承诺对其幼子“我今抚之，必教有称。由于他俩交谊太深，因此保守派在庆历新政刚开始推行，便掀起了一场针对范仲淹的“倒滕运动”。
范仲淹为什么要写《岳阳楼记》？滕子京修楼求记的动机与目的，在其《求记书》中表述得十分清楚，就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下面主要讨论范仲淹作记的主旨。
关于范仲淹作记的主旨，历来有三种说法。一是“规劝”说。《过庭录》云：“文正公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故借作记之机规劝之。由于此说是范公之玄孙所言，素为人们所征信。二是“策励宣言”说。吴小如《范仲淹<岳阳楼记>考析》云：“范仲淹作《岳阳楼记》……这是作者在政治上失意后对自己的同志发出的策励宣言，也是对那些战胜自己的保守派官僚们一次信心百倍的示威。”三是“提倡先忧后乐精神”说。明人徐文华《岳阳楼诗集序》云：“范公三代以上人物，早年即以天下为己任，而先忧后乐，实于是《记》发之。”何益明《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云：《记》赞扬滕子京在逆境中重修岳阳楼的作为，“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滕子京的赞许颂扬之情。”“强调滕在‘处江湖之远’以后的作为、业绩，为的是说明滕是作者心目中效法古仁人‘进亦忧，退亦忧’典型人物，为突出全文的主题思想服务。”笔者赞成后二说，且认为应将二说并为一说，便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即以滕子京先忧后乐的精神策励同仁，反击政敌。这个问题笔者曾在《<岳阳楼记>写于岳阳》一文中进行了深入探讨这里只作个简要说明。
滕子京向范仲淹驰书求记是在范任职邠州的庆历五年六月，此时庆历新政失败不久，范公因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边关戎务繁忙，肺疾缠身等原因，加之又未到岳阳现场考察，故而当时没有撰写《岳阳楼记》。庆历五年十一月，范公请调邓州，虽是择一善地治病，却也成了“迁客”，且在到邓州之后，也曾一度出现“附廓田园能置否？与君乘健早归休”；“欲少祸时当止足，得无权处且安闲”(《依韵酬李光化》)的消沉心态。那么，他的那些被贬谪的政治盟友们，会不会出现尹洙《岳州学记》所说的“阴愤阳惨，事弛官废”的情况？这可是个事关国家利益的大问题！他毕竟是个一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名臣硕儒，在经过稍纵即逝的思想波动之后，严峻的现实必然促使他认真思考这个重大问题。正当此时，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竣工，必然再次催请他作记。洞庭湖、岳阳楼自古以来就是天下名胜，屈原、李白、杜甫等著名文人在此留下了无数名篇佳什，是一个全国知名的胜地。而滕子京又是他的挚友中累遭贬谪，仍“乐天知命、庶务毕葺”的典型。他对滕以前的情况是很了解的，景佑年间两遭贬谪，从左司谏贬知信州，不久又贬为池州监酒，他仍“乐于为善”，“孜孜风化。”近年，为“泾州公案”，半年之内三遭贬谪而到岳州后，为民办事“用舍一致，勇于所树立”的政绩又捷报频传。事实若果真如此，岂不正是他要寻找的典型吗？他到邓州原是赋闲养病，前任孙之翰又为他打下了一个好基础，经他半年治理，时以出现“庭中无事吏早归，野外有歌民意丰”的大好形势，完全有时间前往岳州实地考察，撰成此《记》。于是他舟车并举，不十日便到了岳州。核实事实后，他便以滕子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江湖之远”先忧后乐的精神策励同仁，反击那些以“朋党论”使“庆历新政”夭折而掌权的保守派。正因为此《记》是实地撰写，所以文中对地理层次、独特景观变化的描述，及两次“登斯楼也”的感受才写得如此真切生动感人。

第四、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怎样写成的呢？六条理由可以说明范公是到过岳阳的。
一是范公自己有诗为证。《范文正公全集》中有《新定感兴》五首，其四云：“去国三千里，风波且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
二是明隆庆《岳州府志》载有范公两岁而孤，随母适长山朱軏，朱曾任职安乡，范公随行读书于此，宋人任友龙撰有《文正公读书堂记》详细记叙了此事。
三是明道二年(1033)，范公奉旨巡抚江淮水患，辖区西至黄冈，已近武汉，很可能到洞庭湖考察。
四是范公在岳阳市云溪区置有田庄，后由其子范纯仁亲笔签写《付约》：“今将先父文正公遗业，座落在土名湖南岳州临湘县楚冲里太平桥之庙湾庄田一所，请凭亲族人等到场，付与子婿毛长发名下管业、收租、耕种，以此为据。”《付约》中详述了地名、数量，近年编纂《岳阳楼志》，对其记述的30个地名进行核实，其中有20个沿用至今。这份《付约》就保存在岳阳的《毛氏族谱》中。
滕子京一生坎坷，但始终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良好心态，充分发扬“古仁人”先忧后乐的优秀品德，是范仲淹认为可以引为知己的“微斯人”。他立朝耿介，直言敢谏；受命戍边，扬我国威；尚气崇义，乐于为善；敢于任事，勇于树立；兴学重教，举废除弊；修桥筑堤，利国利民；清廉自律，肝胆照人。因此他不仅当时深受百姓的爱戴，即使在今天，也是为官者的楷模。今年是滕子京逝世960周年，正拟撰文纪念，不意读到《一》文，就此借题发挥，作此评析，也算是对滕公的一个交代和一份崇敬之情。
原载《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