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案.doc

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案史纪合第一讲、绪论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几个问题一、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界定什么是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都包含那些内容？为此，我们必须首先明确“西方”这个概念。我们课程中的“西方”，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文化概念，同时它还是一个政治概念。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西方相对于东方，因为它处于我们的西方。同时按照世界的经度来讲，它主要处于西部。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它主要是指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欧美文化。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西方主要是指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上述三个概念的外延，不尽相同。它们的交汇构成了我们所说的“西方”。所以，虽然非洲的经度与欧洲大致相同，但我们从来不称非洲为西方。英国移民的殖民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地处东半球的东方，但在文化上却是西方国家。土耳其虽然一直自称是欧洲国家，但其文化无论如何也是东方的。西方政治思想指的就是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欧美政治思想。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就是这一思想的渊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应该指出的是，作为历史概念的“西方”及其文化，在地理位置上，其重心和范围是不断变化的。古代的希腊罗马是处于东南欧，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西方主要是指中西欧。十八世纪期，俄罗斯成为西方家庭一员，不久美洲，尤其是北美也构成了西方的一部分，甚至在二十世纪后期成为西方的重心。相反，一些历史上曾经是西方文化源头和重心的地区，却不再包括在当前的“西方”之内。比如，爱琴海沿岸的小亚细亚地区，曾经是希腊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希腊文化和哲学中早期的米利都学派就是位于这里。波斯帝国兴起，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受到波斯人的压迫，大批文化精英才逃往雅典，促进雅典文化的繁荣。其实一直到二十世纪，这一带都居住着希腊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生的土耳其国家通过与希腊互换国民，把百余万希腊人驱逐。而西方文化发展史上重要的希腊化，主要发生在西亚和北非，其中最重要的亚历山大里亚 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和亚历山大里亚灯塔所在地，在希腊化时期形成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基督教早期，亚历山大里亚是基督教神学的重要中心。位于现在的埃及亚历山大港。甚至我们会经常忘记最重要的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出生和主要活动地区是在北非，现在的突尼斯和利比亚一带。二、西方政治思想的几个主要问题西方政治思想史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探讨。1、正义问题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形而上学前提。正义的字面含义是“应当、正当性”，这在西方和中国古代的思想中是一致的。问题是什么才是应当的呢，什么才能构成正义的标准？不同的人出于自己的利益和地位考虑，总会给予不同的认识。所以在一个社会中，正义问题应该有一个主流话语权的问题。一般来说，作为一个社会比较公认的正义概念，应该反映了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共识，并反映统治者的“公共利益”，并且往往以全体或整体利益的为标榜。正义问题与利益是挂钩的，但又是超越于利益的。 正义的超验性，正是由于正义是以整体利益自居的。整体利益（或集体利益）不是组成整体的个体的具体利益之和。个体的利益是具体的，可以用经验来检验的，但是整体利益却往往是无法用个体的经验来加以检验和界定的。他往往来于个体的经验，但最终又超越了具体经验，或者成为一种非感性知觉或非感性经验。“经验变先验，历史见理性”。正义概念，应该具有形而上学的先验性，具有崇高的价值意义，成为一个社会中那些崇尚超越的价值关怀的人的最高追求。正义问题不是宗教性的问题，但其超越性和崇高性却具有宗教的意义。当然，正义的内涵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前一个时期的正义，在后一个时期会变成不义。所以，每一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都在不停的探讨正义问题，并赋予其时代意义。2、自然法则原理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探讨问题的理论起点。在西方，自然法则成为一种先验的共识。它本身虽然是不能验证的，但却又是不能怀疑。自然法就是人的理性法。人之成为人，与动物区别，在于人有理性，人类社会与动物群的区别在于有自然法。自然法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准则，是“正义”的判断标准，是人为法律的制定依据。在古希腊政治思想中，自然法是自明的，它是人之为人的必备条件，它是至高的准则，也是自我完善体系，不需要其它的支持和验证。但是基督教怀疑人理性的局限性，认为只有上帝才有至高和完善性。于是，自然法丧失了至上性，处于至高与完美的神法之下。但是，神法是天国的法律。基督教政治神学家们考虑世俗政治问题，仍然要推崇自然法。他们认为，人的自然法是上帝赋予的，正是上帝赋予人理性，人才成为人，人类社会内部的最高原则仍然是自然法。他们虽然把自然法置于神法之下，但更强调了它的先验性和不可质疑性。近代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并不怀疑自然法的先验性 对先验的自然法前提的否认是由十八世纪的英国思想家休谟完成的。此后，政治思想家们考虑问题的理论基础从先验的自然法转向功利。但是在实际政治层面，自然法的理论和言辞仍然由于其道德诉求而具有深远影响。，但是，他们的重点发生转移，由从依据自然法原则维护现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改为依据对自然权利的强调批判现存制度，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理论论证。3、权力的分配与制衡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在西方，从古希腊起，思想家们就不断的探讨各种政体问题，核心就是权力的分配和制衡问题。权力的首要问题是权力归谁所有，是在少数人还归多数。古希腊思想家围绕是民主政治还是贤人政治展开激烈争论。在古罗马，为了建立独裁或维护共和，恺撒和西塞罗都付出了性命。虽然屋大维成为了奥古斯都 第一公民的意思。，建立帝制，但在西方，东方式的专制制度却从未出现。西方的封建制度发展为严格的等级制度，贵族们为了维护封建权益，限制并抵制王权。 比如英国1215年的牛津条例和1265年的自由大宪章运动。贵族对王权的抵制导致神圣罗马的衰落和东欧强大的波兰的灭亡。近代早期，西欧国家加强王权，一度建立绝对君主制 绝对君主制是相对于中世纪有限王权的相对君主制（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主张削减贵族权力，国王在国土内具有绝对权力。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提出“朕即国家”。，但资产阶级思想家很快提出了新的限制王权和行政权的分权制衡理论。从洛克到孟德斯鸠，到1787年美国宪法，权力制衡成为共识。民主与专制的辩论进行了几千年，终于，民主大获全胜，专制成了过街老鼠。但具体的民主参政形式，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议制的间接民主，仍是一个争论的话题。同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问题也成为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三、西方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现代资本主义时期。每个时期具有自己的特色，并给西方政治思想添加了有益的成分。1、古代希腊时期的政治思想，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源头和基础，以后政治思想的发展就是建立在对希腊政治思想的继承与批判之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永远成为后世政治思想的渊源。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家从理性的角度思考政治问题，考虑政体的合理性、法的价值以及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提出了正义与自然等命题。他们强调城邦政治的整体性，个人只有投身于城邦政治才有意义。希腊的政治思想家没有谈论权利问题，这点在罗马给予了补充。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受贵族的非法侵害，进行了持久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不仅设立了具有否决权的保民官，而且把公民权利写成明文，刻于铜牌，悬挂于议会。这就是十二铜表法。后来，随着罗马帝国扩张，为了调节和规范人们的民事行为，又制定了万民法。罗马人对权利的明确和法律制度及法律思想成为罗马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巨大贡献。2、中世纪历史上曾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但是现在人们发现中世纪对近代社会的遗产其实是很丰富的。首先是基督教。人们一般把西方文明称为“两希文明” 希腊（Hellene）和希伯来（Hebrew），西方称为两“H”。现代英语称希腊为Greece，拉丁文是Hlne，足以表示基督教对西方文化影响之重大。基督教的神学对政治思想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首先，基督教提出了爱和平等的思想。在希腊最民主的国家，平等也只是公民之间的平等，奴隶和外邦人是不平等的 亚里士多德主张公民的政治平等，但是他却称奴隶为会说话的工具。基督教提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近代资产阶级平等与博爱的思想的来源；基督教发展了自然法原则，认为上帝的赋予。这成为近代政治思想家主张天赋人权的思想的基础；早期的基督教会为了从世俗统治者那里争取权利，提出政治权力与精神权力的分离，这打破了希腊政治思想家的“人是城邦的动物”的整体主义政治观，对后来社会与政治的分离，以及市民社会思想都产生了影响；基督教对现实世界与神圣世界的区分，认为现实政治国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恶 近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认为政治是一种恶，但它又是为了避免“人人互为豺狼”的无政府状态所不可缺少的。所以，政治应该越小越好，除非不得已，否则少参与政治，因为它会败坏人的德行。这与古希腊思想家要求人们积极投身城邦政治正好相反。，强调对国家行为的监督和控制，这些对近代政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次，人们往往只看到日耳曼人入侵对罗马文化的摧残，使西方文明后退了1000年。但是日耳曼人在入侵罗马过程中，正处于由氏族、部落向国家过渡阶段。大量氏族观念的残留，在中世纪欧洲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的观念（领主与农奴、封主与封臣之间）以及这种权利与义务的法律形式契约。正是对这种权利和义务的契约关系的理解产生了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社会契约理论。同时，正是由于欧洲封建关系建立于权、利分明的契约，对王权构成有效限制。近代早期，国王加强专制王权的努力首先遭到了贵族们的反对，诱发了急风暴雨似的资产阶级革命。 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都有很强的贵族成分。英国贵族反对国王对圈地的干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诱因是贵族控制的巴黎高等法院对国王非法滥用权力，侵害贵族权益的反抗。3、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可以以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分为两个时期。之前是以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理论反对封建制度，鼓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时代，之后是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基本建立，考虑如何进行政治活动，治理国家的时期。也就是按有些学者所说即由由谁统治的问题（“who”）向如何统治的问题（“how”）转化。 高建把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分为ought to; to be; will to be 三个时期。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作为政治思潮在古代希腊是没有市场的，它是中世纪神学的发展，尤其新教改革的产物。建立于个人主义基础之上，近代资本主义政治思想的中心就是自由主义。近代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消极自由主义，即建立于保障了人身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的国家不干涉主义。国家的职责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秩序。在这些基本权利包括人身自由、法律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是最为根本的。为了保证国家在行使其职权时不超越权限，侵犯公民自由权利，要建立民主政体，实行代议制和三权制衡。近代的民主政治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不可同日而语。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民主政治既是公民的权利，更是一种义务，义务是占主要的成分。它规定公民必须参加公共事务，在产生问题分歧是不可以采取中立立场等。在古希腊国家与社会同一，城邦以外没有社会，个人的任何社会生活，比如看戏、参加田径比赛等都是城邦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在斯巴达，个人的婚姻也是政治性的，目的是为国家生育健康公民。但在近代，政治与社会彻底分离。公民的主要社会活动场所并不是政治，而是实业，不是国家政治，而是市民社会。近代公民参与政治不是义务而是权利，而这个民主参政权力，是除非个人觉得必要，否则完全可以不行使的。近代公民的参政一直不是热情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传统的自由主义失去政治操作性，资本主义进入危机阶段，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政治思想家们提供了三个解决办法，一、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这是根本解决，也是资本主义无法接受的解决。它既要以社会生产的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财产的私有权”，又要以集体主义取代个人主义的价值基础。二、法西斯主义。以高度集权代替个人主义，以极权主义和独裁政治代替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但其目的是保护财产的私有制。这是行不通的。三、现代福利国家。保留私有制，但要加以限制和形式变化，维护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但其代价是要相应增加国家政权的职能。国家不再仅仅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守夜人”，而是要积极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进行干预。这种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国曾部分实施，成为美国罗斯福解决经济危机的新政的基本政策，并在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政策，仍在探索中。四、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特点:1、连续性2、发展性五、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方法和意义1、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方法2、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意义。第二讲、古希腊的政治思想一、古代希腊的历史与特点1、古代的近东世界。古代的近东世界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克里特文明以及利凡特地区 历史上指西亚沿地中海一带。古代，这一地区的腓尼基人的文化相当发达，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加太基一度称霸析地中海，在布匿战争中被罗马人打败。据说，腓尼基人公元前600年曾进行环绕非洲的航行。内陆的赫梯人曾强大一时。的文明都到达了一定高度。正式由于这些文明的交流与哺育，从公元前8世纪起，一个灿烂的文化在成长，公元前6世纪起突然大放异彩，其光芒掩盖了周遍古老的文化。希腊文化的成长与突然爆发永远是一个谜。但是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希腊文明是在吸收周边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形成。2、希腊城邦与希腊文化的发展。古代希腊是一个文化概念。它由数百个城邦组成。它们分布在希腊半岛、爱琴海对岸的小亚细亚沿岸、爱琴海的岛屿，甚至亚平宁半岛的南部以及西西里岛。 有历史学家认为，城邦制是一种广泛存在于历史早期的一种国家体制。城邦往往由一个设防城市和它周边的农业地区构成。城邦大小不一，视当地的自然条件而异。中国东部平原地区的有些城邦规模很大。而希腊的有些城邦局限于一个山谷，只有几百人。实行城邦制度的原因是统治技术的限制包括交通、财政等，不能建立帝国。希腊城邦一旦人口增殖，超过本地城邦的承担能力就只有分离，实行殖民。这些城邦规模很小，最大的雅典也才有30万人。有些城邦只有数千人。希腊各城邦的政治特色迥异。我们不要把希腊等同于雅典，希腊政治体制也不都是民主制。有些城邦是贵族共和制度，有些城邦是君主政治。 实际上，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城邦在希腊并不占多数。在希腊城邦中，有两个城邦最大，一个是位于阿提卡半岛的雅典，一个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斯巴达。在希腊城邦中，雅典本来并不是最强大和最繁荣的，但是经过历次的民主改革，尤其是公元前6世纪的梭伦改革，使雅典成为希腊城邦世界的文化中心。雅典的民主制度经过梭伦、克里斯第尼、最后伯里克里的改革，在公元5世纪中叶达到顶峰。在当时的雅典，大多数官职可以通过抽签选举，雅典公民都有权出任。在斯巴达是贵族共和制。斯巴达人是当地的贵族征服者，集体奴役被征服的当地居民希洛人。为了维护统治，斯巴达人全民皆兵，勇毅善战。虽然希腊各城邦政治体制迥异，分布星散，但是他们也有共同的文化。希腊人有共同的希腊文化概念，在希腊文化中，希腊人与非希腊人的界限的分明的。令一方面，虽然都作为希腊人，不同城邦的公民移居他邦后照样无法享有公民权。希腊各城邦都实行公民政治，但公民的范围是不开放的，外邦人的归化是很少发生的。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在西亚兴起了强大的波斯帝国。波斯人统一了西亚，占领了埃及，并进犯欧洲，要求希腊人臣服。希腊城邦在雅典的率领下，奋起抵抗，经过半个世纪的战斗，到公元前451年打败了波斯人。希腊城邦进入全盛期。但不久雅典就与斯巴达为争夺希腊霸权而爆发了长达三十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城邦大多被迫卷入。虽然斯巴达人在波斯人的支持下打赢了战争，但各城邦都元气大伤，希腊世界开始衰落，对外不得不附耳于波斯人。不久希腊北部的马其顿人兴起，公元前338年，马其顿打败希腊联军，希腊各邦丧失独立，在马其顿的霸权下保持自治而已。雅典本来并不是希腊世界中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原来文化比较发达的是小亚细亚的各希腊城邦以及其它海外殖民地 原因可能是，这些地区没有遭受新一轮的北方蛮族的入侵，正是这轮入侵导致以麦锡尼文化为中心的古代希腊文明的衰落。米利都学派和赫拉克利特等人就产生于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地区。但是公元六世纪末，波斯人的进逼和屠戮，迫使大批社会精英流亡希腊本土，而雅典在抗击波斯战争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在战争后期借此获得利益导致的雅典经济的繁荣，雅典的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的社会氛围等都吸引了大批外邦人来到雅典。经过若干年的消化、吸收，雅典终于产生了自己伟大思想家、艺术家等等，在其中，苏格拉底、柏拉图无疑是最为代表。 这一时期雅典还产生了其它一些重要的艺术家，如戏剧家阿里苏托芬、爱斯库罗斯等。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政治思想1、古代希腊神话、史诗和戏剧中的政治思想（1）希腊宗教和神话。 了解西方文化，了解希腊文化和政治，首先必须了解希腊的神话传说。古希腊人信奉多神教，赫西俄德曾创作了一部神的史诗神谱，主要描写希腊诸神灵的家系，给相传已久的众多神祗编排了一个整齐的系统。按希腊神话，最初宇宙是混沌的，后来从混沌中产生地母盖娅，盖娅生天神乌剌诺斯；乌剌诺斯和盖娅结合，生下 12 个提坦巨神。在诸提坦巨神中，普洛米修斯是创造人类的大神。十二巨神时代由最幼的克拉诺斯推翻乌剌诺斯的统治，他生了若干子女，包括波赛东、宙斯等。宙斯推翻了克拉诺斯，宙斯成为宇宙的主宰。以后，他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奥林帕斯山（在北希腊）诸神的统治。宙斯是乌剌诺斯和盖娅的儿子克拉诺斯的儿子。奥林帕斯山有 12 主神：众神之父宙斯（雷电之神）、宙斯之妻赫拉（天空之神）、海神波赛东（宙斯的哥哥）、智慧神雅典娜、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尔特密斯、爱与美之神阿芙罗狄忒、战神阿瑞斯、火神赫斐斯特、商旅神赫尔墨斯、农神狄墨特尔、灶神赫斯提亚。 在这些神仙中，最主要的当然是众神之父宙斯。但是有几个神，在希腊世界，尤其是在雅典也异常重要。智慧女神、女战神雅典娜是雅典的保护神她是宙斯和墨涅斯之女。墨涅斯身怀智慧，宙斯与她结合后把怀孕的她吞下。于是宙斯有了智慧，不久宙斯头部剧烈疼痛，用大斧劈开后，雅典娜手持长枪，身披战甲从中跳出。，倍受雅典人的崇拜。阿波罗是不仅是太阳神，而且主掌光明，文学，诗歌，音乐，他还是青年的保护神和预言之神等。阿波罗在整个希腊世界的地位和影响，不同一般。身为太阳神，他承受着人们的太阳崇拜，同时在希腊，他又是理智与青春活力的象征。阿波罗的神庙建在德尔斐。有女祭司负责。大约建于公元前790年。在希腊文化全盛时期，这里是希腊文化的中心和象征。在德尔斐神庙中的碑铭上写着“认识你自己”。而阿波罗所代表的希腊道德精神的一条就是节制“无物过分”。戴奥尼苏斯是酒神，形象为一手持酒杯，一手拿松果木神杖。他不是一个大神，本来在希腊的影响不大。但是由于希腊人在丰收后举行各种庆祝活动，酒神才日益令人们喜爱。成为代表欢乐、纵情的神。每到丰收，举行纪念狄俄涅索斯的节日，人们开怀畅饮，纵情狂欢。许多人认为，阿波罗和戴奥尼苏斯代表了希腊文化的两个不同的方面：理性与迷狂 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中，尼采最为代表，他著有悲剧的诞生。有人认为阿波罗神代表了希腊文化的哲理一面，而狄俄涅索斯代表了希腊文化中宗教性的一面。按照阿波罗的精神，希腊人是理性的、克制的，同时又是坦荡的、乐观的。而在戴奥尼苏斯崇拜中，充满放纵与虚诞，同时还认为世间存在一种超乎人的理性认识之外的精神，这是一种神秘主义。古希腊神秘主义的奥尔佛斯教，就产生于戴奥尼苏斯崇拜。 在希腊神话中，除了众神以外，还有一些人间的英雄，在这些英雄中，最著名、最伟大的莫过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是宙斯与凡人的私生子，为赫拉所仇视。当他还在婴儿时，赫拉指派两条毒蛇去摇篮中杀死他。女人们看见蛇，赶紧去叫男人，只听见摇篮内婴儿一阵哭叫，一会儿恢复了平静。男人们赶来，惊奇的发现，两条毒蛇已经被赫拉克勒斯捏死在手中，婴儿已经又睡著了。成人后，完成了号称不可能完成的十二件大功。替人类扫除了众多妖魔怪兽，并解放了为宙斯囚禁的善神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可怜人类饱受饥寒，从天庭偷盗火种到人间。因此受到宙斯责罚，被用铁索捆绑在悬崖，遭受老鹰的琢食。，所以受人爱戴。 （2）古代希腊的史诗中的早期政治思想荷马史诗和荷西俄德的史诗。荷马史诗在希腊具有重要地位，后代希思想家们经常引证。荷马史诗中的正义思想是一种简单的“应该”，英雄的荣誉、战利品与英雄的功绩相匹就是正义，个人权利受到丝毫的伤害，寻求复仇，无论如何的代价和血腥都是正义的。为了争夺一个作为美丽符号的金苹果，三女神反目，搅得天下大乱。为了一个海伦，阿加门农以女儿祭旗，希腊大军远征特洛伊，劳师十年。伤人无数，特洛伊城市灰飞烟灭，结果只是克墨特奈（海伦的丈夫）载海伦回归斯巴达白头偕老。到荷西俄德那里，他就已经开始强调秩序。（3）公元前5世纪希腊戏剧迅速发展，在希腊戏剧中，剧作家、们已经开始注意到正义冲突，开始通过确立正义准则来协调冲突的正义。古希腊的戏剧艺术最重要的是悲剧，而悲剧所表现的就是各种“应当”之间的冲突。 黑格尔说：“在真正的悲剧事件中，必须是两个合法的、伦理的力量互相冲突。”哲学史演讲录第二卷，第44页。如爱斯库罗斯的奥瑞斯忒斯中的冲突与最后的解决。同时这一时期所塑造的英雄们也不再是为了个人利益和荣誉互相争吵、拔刀相向，而是为了人民或城邦立下功业。前一个时期，一切的正义就是应当，而应当的问题是具体的问题。具体情境下的应当的事情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具体的应当也会发生碰撞。而各种具体的“应当”的冲突，如何取舍，需要一个更高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应当的标准的标准，一种超越具体并可以知道具体的标准。对这个问题，戏剧家们以悲剧艺术的形式提出、表现，但他们是无法从理论上解决问题的，这需要思想家们的探讨。 古希腊悲剧的爱斯库罗斯、索福克乐斯、欧里皮得斯三大作家分别代表了悲剧发展的三个时期神的悲剧、英雄的悲剧、人的悲剧。这正是雅典社会发展逻辑的艺术见证。到阿里斯托份，从艺术上已经宣告了雅典公民进入了喜剧阶段。2、自然哲学家们的政治思考泰勒斯的政治观。作为七贤之首，泰勒斯的这些思想对后来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毕达哥拉斯的政治思想。和谐与秩序是宇宙的最高规律；必须建立法制才能实现和谐与秩序；公民之间应该平等；重视教育；拥护贤人政治。赫拉克利特的政治思想。他认为，大千世界在本质上是一团永恒燃烧着的火。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服从着同一的客观规律，他把这个规律称为“逻各斯（Logos）”。强调战争的积极作用；主张贤人政治；主张建立法制，把法律分为人的法律和神的法律。德谟克利特的政治思想。社会、国家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的起源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为了保证社会和城邦的统一，法律制度虽然必不可少，但重要的问题还是应当通过教育来提高公民的认识。他强调公益高于私利，国家高于个人。他认为，在坚持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应当把优秀人物选举出来来管理国家。主张发展生产，主张私有。他的一句名言是：“公有的鱼是无刺的。”自然哲学家主要是探讨自然界的问题。他们不再探讨人与神的问题当然是一种进步，但他们主要关注的仍是自然的决定性，尚未赋予人一定的主体和能动的关注。人尚未成为世界的主人。但是他们对自然的研究中还是得出了一些为后人继承的重要思想，毕达格拉斯的数的和谐，赫拉克里特的逻各斯等。3、智者派的政治思想。希腊在赢得波希战争之后，经济上更加繁荣，政治上更加民主。由于雅典在整个希波战争中事实上充当了希腊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战争的胜利不仅使雅典在希腊世界赢得了盟主的地位。要实行民主政治，就必须动员全体公民参与政治。要公民们参与政治，就得让他们掌握政治知识、政治艺术。适应于这一社会需要，希腊各地出现了一批以传授知识、讲授辩论及演说技巧等为生的一批人，史称为“智者”（Sophist）。所谓“智者”实际上就是一批职业教师。他们的政治观点并不统一，但由于他们整个阶层是适应于民主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他们虽然没有留下系统的著作，但是，他们的许多思想和观点后来经常被采用和引用，主要代表人物是高尔吉亚、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公元前481411年）安提丰等人。 智者们的思想虽然是矛盾不一的，但是他们来自东方发达地区的思想，无疑对于保守的以习俗为政治正义依据的雅典来说是激进的。他们讽刺并瓦解着雅典人天真、盲目的爱国主义，智者无一例外，都谴责奴隶制和希腊人种族排外政策。 普罗泰格拉是最著名的智者。他最著名的论断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与公正的标准，一切与人自身的需要和兴趣有关。只有人才能判断什么是好的。这本身也否定了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代神的最终决定权。虽然希腊的神意也是矛盾并变动的。 希腊各神没有终极价值关怀。智者大多不是雅典人。由于雅典的富有和社会需要而到雅典谋生。作为外邦人，他们没有雅典的公民权。所以虽然他们可以教学、授徒，但一般并不直接对雅典政治指手画脚。智者的关注首先是逻辑和修辞学，论辩的能力。在政治观点上，他们观点不一，所以智者只是指这一行业人群，而不是一个学派。智者中有人主张民主制，但也有人主张建立寡头政治或贤人的专制。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现世政治的批评者，所以智者在雅典民众中并不受到欢迎。但是，他们大多来自文化比较发达的东方城邦，他们的活动为雅典人带来了先进的东方政治文化，也适应了社会经济急剧发展，社会日益复杂、政治几经变革的希腊本土，尤其是雅典公民的需要，也促进着雅典传统政治观念的瓦解。三、苏格拉底的政治思想1、苏格拉底其人、其时苏格拉底，BC469-BC399，正是雅典乃至希腊由盛转衰的时期。苏格拉底出生时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已经完全转向希腊一方。苏格拉底青壮年时期正是雅典全盛时期。民主制度完善，雅典成为希腊霸主。苏格拉底的后半生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度过的，在战争中，雅典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最后战败，被斯巴达军事占领，两度民主政体被推翻，政治倾扎和迫害频繁。 苏格拉底的父亲，可能是个石匠，苏格拉底本人青年时期也可能是个石匠，但是到后来完全放弃体力劳动，同时又不肯靠收取学费谋生，大概是有父亲的遗产或青年时期积攒了一些财产。苏格拉底曾三次参军，是重装步兵，也表明了他年轻时的经济地位还算过得去 按照雅典规定，雅典的军队是公民兵，装备由公民自己负责。最富有的公民提供骑兵，其次提供重装步兵，再次提供轻装步兵，最贫者做水手，在国家装备的战舰上服役。 中年的苏格拉底就已经获得了知识和善辩的名声，雅典以及希腊其它地区的青年纷纷投奔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成为一个广受关注和争议的人物，公元前423年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云中，他成为喜剧讽刺的对象，被描写成整天生活在缥缈的云中，不切实际。 晚年的苏格拉底整天无所事事，活跃于街头、体育场等，身边围了一群青年，苏格拉底与他们探讨问题。苏格拉底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美德”，结论是“知识就是美德”，但好象最终也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因为对于知识，他又承认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善辩，他往往采用否定式的方法，在别人提出论点后，把别人的观点分析分解、否定。苏格拉底自认是雅典最聪明的人，他多次提起他的弟子凯勒丰到德尔斐神庙请求神谕有没有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人，神的回答没有。苏格拉底说，并不是自己比别人聪明，而是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无知，而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不知道而已。苏格拉底与智者：应该说，苏格拉底是智者的直接继承，无论在思维方法还是在一些人生态度上，都有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智者似乎更强调的是个人的利益，无论公开的还是隐晦的，强调在城邦政治中个人的地位和价值，从而对希腊人的城邦政治观念提出挑战。而苏格拉底则是强调的个人的理性思考，这虽然不同于智者的利益考虑，但是强调个人的思考，对于传统的城邦政治观念同样是一种反动和瓦解。 西方学者中曾经有人把苏格拉底也归于智者行列。但中国学者叶秀山认为苏格拉底是反智者的。这是因为他过多地把柏拉图著作中分离出一个苏格拉底，把许多柏拉图的思想过多的归于了苏格拉底。2、苏格拉底的政治思想苏格拉底一生述而不作，从未提出完整的体系，高深的理论，只是与人聊天，很随意。苏格拉底本人自称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牛虻，但他对政治参与的热情是不高的，很少参与直接的政治活动。关于他的政治观点，我们只能从他的门人弟子的记述中窥见端倪，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录、柏拉图的著作记述比较全面，但是，在柏拉图的著作中那些是苏格拉底的观点，那些是柏拉图的，完全混淆在一起。色诺芬和柏拉图记载中的苏格拉底也存在巨大差异。我个人认为，色诺芬的记载是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因为其目的就是回忆苏格拉底。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色诺芬做了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取舍。而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则有更多的柏拉图自己的影子。有人说苏格拉底是民主派，有人说苏格拉底是集权派。但是苏格拉底的周围集权专制派的人物远远比民主派多。可以认为苏格拉底本来是拥护民主制的，但是希波战争后的雅典帝国，尤其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国家已经走了形。长期的国际霸主地位使雅典人心骄气盛，在国际问题上霸权主义，非常残暴。在民主制上，由原来的选贤任能改为彻底的民主，官员由抽签产生。民主制变成多数人的暴政，少数人的权利得不到保证。政治不再是一个公民的身份，而成为政客们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工具，公共利益让位于个人的野心，而平民则往往被动员起来成为投票中的多数工具。战争和灾难使人丧失了美德，正如修昔底德所说“为了适应事务的变化，常用词句的意义也必须改变，过去被看作是不瞻前顾后的侵略行为，现在被看作勇敢，考虑将来而等待时机被看作是懦夫的别名，中庸思想只是软弱的外衣，激烈的冲动是真丈夫的标志，阴谋对付敌人是合法的自卫，阴谋成功是智慧的表示”。 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的政治发生着巨大变化，日益脱离了梭伦改革所确立的政治原则。一方面日益民主化，一方面政治风气日益堕化。这是随着希波战争的进行而演变的。作为提洛同盟的盟主，雅典在战争中攫取了大量的财富。同盟的贡赋提供了财源。导致两个结果，首先，雅典物质生活丰富，创造了大量的精神财富。其次，雅典人物欲膨胀，道德的堕落。这还导致令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随着战争的进行，雅典日益民主化，这是公民政治和公民战争的需要。为了保障民主权利的平等，雅典开始给予公民观剧补贴和公务补贴。初衷无非是好的，但却成为一些无业流氓的生计来源。他们脱离并厌弃劳动，聚居城市，积极参与各种机会和公民大会，他们成为一帮“职业从政者”，并逐渐成为大会的主要参加者。这些人逐步改变了雅典公民大会的政治风气。他们游手好闲、心无恒定，出尔反尔，自以为是，严词卖弄，哗众取巧。他们唯利是图，关心的是政治给他们的个人利益，而非城邦的利益，因为除了津贴以外，他们没有其它生计来源。他们变得没有原则，投机冒险。别有用心的政客很容易蛊惑他们，使他们变成其达到政治目的的投票工具。BC415年，在雅典贫民的压力和鼓噪下，不顾国内稳健派的反对，雅典将军阿尔基比亚德冒险远征西西里岛的叙拉古，本来冒险已经侥幸取得一定成功，大军包围了叙拉古，但是国内的反对派却借口渎神罪召阿尔基比亚德回国受审，阿尔基比亚德为逃避死罪，投降敌国斯巴达。雅典遭到惨败。苏格拉底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应该认为苏格拉底对民主制度的批评和否定，正是针对的雅典这种已经多少有些变味的民主。（1）反对僭主独裁和平民政治，主张贤人政治。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是懂得治国艺术，掌握政治知识的人。苏格拉底反对形式极端的民主政体。他说，当人们去做鞋子时知道去找鞋匠，行船时知道找水手，但在民主政体下，惟独治理国家时，却不去找“知道的人”，而是随便抽签。苏格拉底说，看来雅典人是把治理国家看得比做鞋子还不重要。（2）判断真理要靠知识，而不是多数。苏格拉底的一个弟子说，你们为什么不投票把驴子说成马呢？（3）公民必须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坚持程序正义。苏格拉底认为，他攻击雅典政治，是为了维护被政客们践踏了法律的尊严。同样，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他选择死，而不是越狱流亡。（4）苏格拉底强调美德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民主政治的极端发展导致了道德危机，道德危机引发政治危机。苏格拉底强调个人美德以图挽救雅典城邦政治危机。3、苏格拉底之死。 BC399年，雅典民主政权以不敬城邦的神，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罪名起诉，并判死刑，苏格拉底饮鸩自杀。许多人认为雅典民主政权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人类历史上仅次于对耶稣的审判的悲剧。 关于苏格拉底的不信神、引进新神，黑格尔认为这个指控无疑是正确的。“拿人自己的自我意识，拿每一个人的思维的普遍意识来代替神谕，这乃是一个变革。这种内在的确定性无论如何是一种新神，不是雅典人过去一向相信的神。”哲学史演讲录2卷96页，“苏格拉底的原则造成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改变，这个改变的转折点便是：个人精神的证明代替了神谕，主体自己来从事决定”第89页。黑格尔认为苏格拉底的确威胁到了城邦，城邦对他的惩罚是正当与合法的。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体现了雅典精神的逐渐解体，而雅典的解体将使它的灰烬中升起一个更高的精神。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疏，引言第27页。关于苏格拉底之死有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处死这个70老翁；二、苏格拉底为什么欣然就死。于此问题，美国作家I.F.STONE，于1989年80高龄的力作苏格拉底的审判再次掀起讨论。第一个问题，是由于雅典民主政权的不宽容。雅典民主制本来是相当宽容的，但是由于战争和两次僭主专制的摧残，新建立的民主政权统治基础薄弱，对僭主专制的复辟提心吊胆。迫害苏格拉底是对胆敢谋求建立专制政权的人的恫吓。何况，之前残暴的三十僭主中的首要人物曾受过苏格拉底的教诲。宽容，本身就是自信的表现。当面临威胁时，对哪怕一丁点的苗头也会敏感，也会不宽容。（美国在二战中对德国和日本移民的限制和拘禁，50年代的麦卡锡运动）第二个问题，苏格拉底为什么不谋求减刑。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有人认为苏格拉底出于自负，不屑于向那些他瞧不起的由鞋匠、船工、剪羊毛的等组成的陪审团低头。有人认为苏格拉底如果谋求减刑，无异于承认了自己被指控的罪名。更有人认为，如果苏格拉底运用雅典的自由为自己辩护成功，正好证明了自己所贬斥的民主制度是优秀的，那些被他指责是不懂治国之术的陪审员完全具有民主知识，并且可以治理国家。这就使苏格拉底自己陷入了一个自己编制的陷阱。如果他辩护成功，陪审团明白了他无罪，证明了民主制度的优秀，从而他对雅典民主制度的攻击就是错误的，他的整个理论和从事的事业是错误和虚妄的，他几十年的努力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他自己是一个不分事实的糊涂蛋，于此，苏格拉底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相反，如果陪审团判处他有罪，证明这些陪审团的成员的确不懂得治理国家，玷污民主，或这种民主根本不可行。处罚越重，越证明那些人的无知，也越证明苏格拉底的思想正确，证明他的奋斗方向是对的。死可以证明自己的思想，证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活却反正了自己的错误和无知，苏格拉底陷于如此的尴尬境地，于是他只有悲壮地选择死亡。苏格拉底的死是一幕悲剧，而悲剧的导演者正是苏格拉底本人。悲剧不是由于剧情和结局的悲惨，而是由于主人公的悲壮行为。而有人认为在苏格拉底看来，如果被判无罪，但条件是从此保持沉默，他是不会遵守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流放作为雅典仅次于死刑的处罚，对于苏格拉底这样的政治思想者来说，可能是一个更坏的结局，所以他没有寻求减刑。他是雅典的公民，是雅典忠实的儿子，不是流亡雅典、靠出卖知识为生的智者。对他而言，雅典的法律是神圣和尊严的，仅次于神的命令，除非为了更高的意义，是不能违背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不同于智者那样把公民与城邦的关系理解为契约关系，在他们看来，公民与城邦的关系是类似于父子关系的，是天然不可改变的。无疑陪审团最初并无意非得判处苏格拉底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