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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民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
陕西省乾县杨汉中学（713300）解彩英
1927年7月，由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落下了帷幕。这一历时三年半、中国民主革命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其规模、功绩和影响都是空前的，它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且为中国革命的继续前进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但伴随着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民大革命失败了。这里所说的“失败”主要是指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统一中国的民主革命任务没有完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没有改变，旧军阀被打垮了，但又出现了以蒋汪为代表的新军阀，他们是帝国主义、大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反共反人民的新的反动势力，是中国人民革命新的敌人。
即将过去的2007年是国民革命运动失败80周年，探析这场革命失败的原因，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大有益处。
原因一般有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这场革命也不例外。
客观方面：中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他们联合绞杀了中国革命。其一、帝国主义的干涉——国际环境的险恶。
在中国近代前期，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过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这说明了帝国主义一贯对中国革命采取仇视和镇压态度，始终将中国革命视为头号敌人，革命兴起之日，正是帝国主义屠刀举起之时。 那么，帝国主义为何要野蛮地干涉中国革命呢？因为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所以千方百计地阻止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
当北伐战争胜利进军，损害了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利益时，他们再次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一方面，公开直接镇压中国革命。英、美、日兵临上海，摆出一幅不惜武力对付中国革命的架势；英美等国制造了“南京惨案”等一系列血腥事件，并向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惩凶、赔偿等无理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又一次采取了帮助中国反革命势力间接破坏革命，即“以华治华”的惯用手段。他们窥探着革命营垒的内情，寻找着新的代理人，在帝国主义的分化瓦解下，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
其二、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力量大大削弱。
在国民党内部有左、右派之分，以是否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否赞成国共合作做为划分的分水岭。反对三大政策、否定国共合作的称为右派。
国民党右派的叛变不是偶然的。早在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上，右派就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革命潜伏着失败的危险。孙中山逝世后，右派掌握了实权，以邹鲁等人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又称老右派）就开始了反党分裂活动。虽然国民党中央严肃处分了邹鲁等右派分子，但“西山会议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不可挽回的，特别是为国共合作埋下了隐患。
继西山会议派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又称新右派）又开始了夺权，革命危机四伏。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1924年国共合作后任黄埔军校校长，指挥了两次东征，随着地位的上升，其野心日益膨胀，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逐渐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集团。1927年4月12日，他发动了四٠一二政变，国民革命运动基本失败，那么，蒋介石发动政变的条件又有哪些呢？
首先，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最高军政大权。
蒋介石以两面派手法夺权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隐蔽性。他以极其革命的姿态积极地为北伐做准备，暗地里却加紧夺权。早在1926年春，他为破坏国共合作、谋取领导权而制造了反共摩擦事件——中山舰事件，1926年5月又以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为名，提出“整理党务案”，意图在于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打击国民党左派夺取国民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为发动政变准备条件。这一事件后 ，蒋蜕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进一步集大权于一身。国民政府所属军队都归他“管辖”，各省各军的长官都归他“任免”，他还收编了大批封建军阀的官兵和土匪，以扩展军事实力。国民党右派的实力大大超过了左派和中共。
其次，帝国主义和国内各种反动势力的支持。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基本上冲跨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帝国主义急需物色新的代理人。作为代理人，一般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地位高，二是手握大权，三是反革命派。三个条件都符合的蒋介石成了帝国主义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帝国主义想扶蒋，是不是其一厢情愿呢？不，蒋也求之不得随着革命的胜利发展，革命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提上了日程，右翼势力争夺革命领导权、夺取革命胜利果实日益变得迫不及待。他们深知，要夺取革命胜利果实，就必须走袁世凯的老路——投靠帝国主义，双方一拍即合。另外，以江浙财阀为代表的大买办、大地主等各种反革命势力也积极支持蒋介石反共灭共，并直接提供巨额资助，充当反革命屠杀的刽子手。
最后，蒋汪密谈，在“反共”问题上达成默契。
1927年4月初，汪精卫回到上海，蒋与其密谈“分共”问题，汪同意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讨论“分共”，还答应通知陈独秀要共产党停止一切活动，蒋完成了公开叛变的全部部署。
所以，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决不是他的个人行为，其实是混迹于革命营垒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适应了中外反动势力的需要并与之相勾结共同“策划”的。
主观方面：其一，年幼的中共力量不够强大——人数较少且独立掌握的军队太少，政治上不成熟，缺乏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还不能够完全独立自主地、正确地处理自己的事务。
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是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伐胜利进军的重要推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革命期间，工农运动确有过火行为，如“工资加到惊人的程度，自动缩小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随时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地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等，农民运动出现过“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和吃大户、剪长衫之类的“左”倾举动，这些过火行为也对国民革命军的同路人过早地离开统一战线起到了刺激作用。
其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陈独秀依据其“二次革命论”，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错误地认为共产党人掌握了军队就会变为军阀，因此，要求共产党员只能做政治工作，他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内独断专行，压制不同意见，致使正确意见不能采纳，右倾错误不能纠正。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发生后，由于北伐在即，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害怕坚决反击会引起统一战线分裂，不利于北伐，推行了妥协退让政策，1927年4月5日汪陈“联合宣言”，说蒋“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求群众“不听信任何谣言”，这个宣言麻痹了革命群众，使他们放松了对国民党右派的警惕。中共的妥协退让，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为其发动政变准备了条件。1927年4月12日，四٠一二政变发生了。
在蒋叛变革命后，汪精卫这个隐藏在革命营垒里的投机分子也加紧“分共”。面对革命危机，中共中央又让革命群众放下武器，解除工人武装，试图以妥协让步来拉拢汪精卫。事实证明，这样一来，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更加助长了汪的反动气焰。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٠一五政变，公开叛变革命，国民革命运动完全失败。
中共以妥协退让求团结，结果证明，如此，团结是求不来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右倾错误单纯地归于陈独秀个人。这一错误固然与中共年幼，缺乏经验有关，而共产国际也应负相当责任。共产国际认为，中共力量弱小，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成功，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故宁可牺牲中共而与蒋介石搞政治交易，以防中国出现反苏政权。苏联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大力支持国民党，却未能采取措施给共产党以实际援助，特别是没有帮助甚至不允许共产党发展独立的军事力量，这导致国民党掌权而共产党无权，当国民党反共时，中共无力与之对抗。
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国际的直接领导，所以，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中共党内的分裂都与共产国际有直接关系。
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导致1927年7月，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以失败告终。
以史为鉴，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继续坚持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坚持同各种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势力做斗争。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明天将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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