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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困境
——论米兰·昆德拉文本中的存在
中文系 2005级3班 05091084 张海霞 指导老师：吴波
中文摘要：米兰·昆德拉是一位具有强烈存在意识的文学家，他通过艺术的形式对“存在”命题做出了自己的形象的阐释。他从人类存在境况的现实出发，对生命个体的生死及其价值意义进行不断地追问与深思，试图敞亮被遮蔽的存在。“存在”在昆德拉文本中呈现出不确定性、符号性、荒诞性、悲剧性等多重表现特征。不确定性是“存在”的基本表现特征，它渗透到现代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支配着其他几个特征，并与符号性、荒诞性相互交织、相互渗透，使人类及人类的存在具有了深厚的悲剧性特征。而昆德拉正是通过对着具有多重表现特征的“存在”的探讨，试图唤醒人类本真的生命意识，倾听存在的生生不息的旋律。
关键词：存在；不确定性；荒诞性；符号性；悲剧性；
Abstract:Milan kundera is a writer with strong “exist” sense, who made his owe vivid explanation to the topic of “existence” through the form of art. He kept on asking and pondering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individual life from the real situation of human existence and tried to throw light on the covered existence. In the text of kundera “Existence” show the multiple features of uncertainty, symbolic, absurdity, tragic and so on .Uncertainty is the basic feature of existence , which penetrated into all aspects of modern human life , dominanting the other features and intertwining and mutual penetrating :symbolic and absurdity ,which made human being and th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 have a profound tragic characteristics. It i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existence” with muttiple characteristics that kundera try to awaken the real human conscionsness of life and listen to the endless choice of existence.
Keywords: existence; uncertainty; absurdity; symbolic; tragic

前言
昆德拉是一位具有强烈存在意识的文学家，他通过艺术的形式，从人类存在境况的现实出发，以自己的方式和逻辑来看待和思考现代人的这一“存在”命题。“存”即生命个体在世间的有无也就是个体的生死问题。“在”则涉及是非的价值判断。对人而言，则是生命个体的生死价值及意义的问题。因此，就一般意义而言，“存在”则是对生命个体的生死及生死的价值意义的探讨。而有无、是非具有辩证的二重性，有无、是非常常发生转换。如人们常言，虽死犹生，谓之有，即肉体虽然消亡，而其仍具有永久的生存价值及意义；虽生犹死或被遗忘、忽略则为无。也就是臧克家所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因此，在此基础上，人类的生存形式及其价值意义则构成了存在的基本问题。昆德拉则在此基础上对“存在”做出了小说家式的探讨。昆德拉认为：“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因此，作家强调的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这种在生命个体的生死及价值意义的基础上对可能性存在的探讨，在昆德拉的文本中具有了不确定性、符号性、荒诞性、悲剧性等多重变现特征。
一、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即事物的迅速变化使一切处于相对性之中，绝对事物或价值在新时代被消解殆尽，在这一生存情境中，人类对自身及所处的世界便会产生不确定感，人类的存在形式及价值意义在相对性之下无法得到终极的规范及评价。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决定价值意义的终极真理其效力的有限性与多元性；二是存在形式和存在意义的决定要素的偶然性与随意性；三是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一）终极真理其效力的有限性与多元性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向人们描述一个洞穴人的形象，背对着洞出口的洞穴人只能通过映在墙上的影像推测现实的影像。柏拉图通过这种方式隐喻一个绝对的存在，一个更高的游戏规则，因为我们无法忍受一个仅仅充斥偶然性的世界。我们总是希望天空的穹顶上高踞着一位上帝，他将按照一定的规则分配我们所遭遇的一切，因为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存在意义，甚至希望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能够最终得到解释。而当一切真相大白的时候，正是我们能够回过身去的时候，这是一种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皈依。人们在这一绝对真理之下心安理得地存在着。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决定存在意义的终极真理其效力呈现出有限性与多元性的特征，终极标准及终极评价力量的缺失，无论在时间意义上还是在空间意义上，都令人无所适从。在神学一统天下的时代，神的希望与旨意即是一种绝对信仰，人们凡事只求助于神，按神的旨意行事。在科学占统治地位时，科学则成为一种绝对信仰。但无论是神还是科学，在解释人与世界时，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及范围内产生效力。它的有限性使人类在面临难以解释的问题面前，就会产生茫然、无助的怀疑和不确定感。当人类进入多元化时代时，各种信仰则层出不穷，个体可以这样，别样也行。而在众多选择中必然会发生冲突和矛盾，却没有一个足够合理的标准来调和这一矛盾，人类必然会走向怀疑、茫然，从而加深了不确定感。
（二）决定要素的偶然性与随意性
存在形式和存在意义的决定要素的偶然性与随意性，必然性规律只是理想愿望，人想成为什么的前提是建立在偶然性基础之上的。就像我们无从选择父母一样，人从出生起就被钉死在出生日期和地点上。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在理性的引导下充满激情地去追求美好的未来，却在随之而来的偶然事件中不断偏离自我的初衷，偏离人生的轨迹，甚至是自我的本质。
雅罗米尔的人生轨迹即是最好的见证。雅罗米尔在母亲的宠爱与诗歌的沁润中进入了青春期。青春是激情的，恰如激情属于青春。又是青春期又是激情的雅罗米尔以双倍的努力要从母亲的阴影中挣脱出来，以显示自己的成人；要从自己深为愧疚的羞怯、软弱、感伤中挣脱出来，以标示自己的男儿气概。激情驱使他以无经验无历史的青春进入了生活，进入了人群，进入了政治，进入了时代，进入了社会与历史。激情或青春使他寻找、渴望并创造自己的可能性。历史却在此刻张开了网：一条小鱼带着崇高感和使命感兴冲冲地游了进去。在那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激情使雅罗米尔偏离了他预设的人生的岔口，他成了历史的帮凶和无辜者的刽子手，由善走向了“恶”。但“恶”并不只属于雅罗米尔一人。昆德拉写道：“……邪恶同样潜在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在雪莱身上。在雨果身上。在所有时间所有制度下的每一个年轻人身上。”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范畴之一。每个人都有以激情为内驱力的青春与之相伴的“恶”。它在潜态中蜷伏着，等待魔瓶被时代或历史的“偶然之手”打开。世界变成了潜在的陷阱，人类又如何能够逃脱，这样的自我又如何承受。
也许理性可以使人类把握自我，而托马斯和萨宾娜又当如何？结果是生命反对生命，精神反对精神。萨宾娜一生都在同媚俗作战，当她看到老人那：投照着暮色的窗口时，她被感动了。并且悲哀地发现，自己从来未从媚俗中逃脱出来。托马斯也是媚俗的反对者，他攥文谴责那种以无知犯罪为开脱者，并拒绝在声明书上签字为自己开脱，也拒绝在当局的一封抗议书上签字，其结果就是由著名的外科医生变为乡下的卡车司机。昆德拉告诉我们：媚俗已然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常态。选择并不存在。理性并不足以带我们逃脱媚俗的陷阱。可我们能因此就不去选择了吗？
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说：“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如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人的个体生命与历史过程一样，只能诞生一次，我们无法验证决定的对错、好坏。上天不会赋予我们第二次生命以供比较不同的决定。在一个已经成为陷阱的一次性世界里，在自我迷失的时代里，自我把个体人生揭示在其可怕的无所依靠里，最终归于虚无。
（三）自我与世界关系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社会中生存，总要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以彼此的相对性而存在。在这一相对性中人们渴望他人的关注，获得肯定与赞美，恐惧被遗忘。可是，同时又希望自我可以独立自主于群体之外，获得心灵的安宁。因此渴望独立自主与向往关注赞美形成了自我与世界关系的矛盾性，精神在两者之间徘徊不定，以期寻找一个契合点，获得两者的平衡。由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复杂性，使这一可能变得渺茫。就如同人生轻重选择的对立与两难，把个体人生的努力化为可怕的虚无，如《玩笑》中路德维克在写那张充满调笑意味的明信片时，他在选择一种轻松；但极权政治却将之导入一场沉重不堪的命运之旅：轻在瞬间转化成了重。然而当路德维克习惯了沉重，并想以沉重的方式报复自己的仇敌时，却导致了一场并不沉重的闹剧：重又在无意间转化成了轻。自我与世界关系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使人们不知该如何稳步地行走在人生之路上。
二、符号性
符号性即以某种单一的标志性特征内化为人的全部存在内容，是由于人们对某种被大众所接受的似是而非的必然性规律的片面性的无条件的认同及实践的符号化存在。人本身是灵肉和谐、外在与内在统一的独立的整体，有喜怒哀乐，有思想，会判断，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地改造世界并改造自我的个体，而符号性则与人的本真想背离，以某种替代物取代了人的真实状态。主要表现在：一是迷信科学万能的盲从性与极端性；二是迷恋权威偶像的依附性与功利性；三是以部分代替整体的碎片性与偏执性。
（一）迷信科学万能的盲从性与极端性
存在本是自我的一种生命意识的选择，然而在远古时代的生命毅力却在现代文明中显得异常脆弱，科学的高度发展，却造成了人类精神的虚无。在《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中昆德拉多次提到了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笛卡尔，认为他在奠定现代欧洲的新纪元的同时，将世界简化为技术和数学研究的单纯对象。这种以精确化和数学化为基础的简化将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人变为单纯的物，而为种种（技术的、政治的、和历史的）力量所忽视、超越和占有。“对这些力量来说，人的具体存在，他的“生活世界”既没有价值也没有趣味；它从一开始就被遮蔽、被遗忘了。”科学统治了一切，人们相信万能的科学的规范化和程序化可以引领人类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从而放弃了对世界的思考，对人本的关注，即被遗忘的存在。在人类自我被忽略、被遗忘的存在境况中，人逐渐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变为物，被历史或政治的力量所驱使，成为丧失人本质的符号化的存在。就像《笑忘录》中的外交部长克莱门蒂斯。1948年2月捷克建国大会上，捷共领袖哥特瓦尔德向群众发表演说。时值雪花纷飞，天气寒冷，外交部长克莱门蒂斯关切地把自己的帽子戴在自己的同志哥特瓦尔德的头上。四年后，克莱门蒂斯以叛国罪被绞死，宣传部门立即把他从历史和所有照片中洗刷掉，他所留下的，只有哥特瓦尔德头上的那顶帽子。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场景似乎带有可笑的喜剧意味，但却具有严肃的悲剧性：一个人的生存意义在一瞬间被消解为一个不被人记忆的帽子，一件无意义的饰品，从而被时间，被历史遗忘。
（二）迷信权威偶像的依附性与功利性
对权威偶性的依附性与功利性即人们对权威偶像的依附及获得利益的心态及行为。随着社会进入现代，速度与效益成为人们潜意识的行为准则。而人有时渴望被关注、赞美的，是希望获得成功被肯定并被记忆的。因此，权威偶像人士就成为人们迅速达到目的的一种象征。权威偶像被人们符号化为成功的标志，而人们也在自愿地去实践这一符号化的存在。人们通过与偶像权威人士发生联系或依照偶像权威的际遇规划自我的人生来达到预期的成功的结果。《不朽》中的歌德在贝蒂娜的眼里就是作为一个不朽的符号而存在的，贝蒂娜的一生也是一个在不断地追求不朽的符号化过程。其希望通过不朽来维持自我，超越死亡。昆德拉认为：“对不朽来说，人是不平等的。必须区分小的不朽和大的不朽。小的不朽是指一个人在认识他的人的心中留下了回忆（莫拉维亚村村长梦想的不朽）；大的不朽是指一个人在不认识他的人的心中留下了回忆。有些工作可以一下子使人得到大的不朽，当然这是没有把握的，甚至是非常困难的，但又无可争辩地是可能的：那就是艺术家和政治家。”而贝蒂娜这个企图跟任何与不朽相挂钩的事有牵连的女人，就是想获得大不朽的人。她无时无刻不在制造着自己的不朽。她把童年当作盾牌挡在娇羞的胸前，通过小孩、美女、温柔的女人三种角色的自如转换成功地获得大文豪歌德的好感。并处心积虑地接近歌德的母亲，通过老太太知道了歌德少年时的一些轶事。但不久歌德就发现，贝蒂娜追求自己并非出于爱情，而是要依附自己的名气而获得不朽。因此，当歌德的妻子与贝蒂娜发生冲突的时候，歌德坚决地站在妻子的一边，对贝蒂娜夫妇下达了逐客令。然而，在歌德去世后，她依旧是出了一本《歌德和一个女孩子的通信》，与歌德一起移居“名人殿”。贝蒂娜企图通过与名人建立联系的方式确立自我价值而达到不朽，并认为已然获得，自我价值已被永载史册，但她所期盼的自我价值从一开始就依附于歌德，她处心积虑经营的自我形象最终也因为篡改与歌德的通信而成为可笑的不朽的代表。
（三）以部分代替整体的碎片性与偏执性
人是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存活于世的，是灵肉和谐、内外统一的整体，在自我得以确证的过程中却被人以某种单一的标志性特征取代人的全部存在内容，被简化为某一动作、姿势等而被人认知、记忆。如《不朽》中的洛拉把自我外化为向前掷去的手势，以表现无限扩大的自我，并自觉自愿地渴望他人认同并赞美这一代表自我的手势。于此相比，其姐姐阿涅斯则是一个具有抗拒符号化的强烈意识的生命主体。她的自我不属于别人，不为任何所束缚。阿涅斯所代表的自我不仅是远离尘嚣的孤独，而且意味着对外在价值的弃绝。她以为美好的爱情和亲情可以带给她幸福，所以放弃了辉煌的事业和前程。表面看来她的生活的确很幸福，但阿涅斯的灵魂却并不安宁，因为她意识到她处于自我确认的危机中，她对保罗说：“我知道，你认识我是认识我的脸，你是把我作为脸来认识的，你绝不会通过其它的方式认识我的，因为你绝不会想到我的脸并不是我。”对阿涅斯而言，脸是他人眼中自我的标志，是一个他者。她渴望的是保罗能通过对自己内在真实的了解来辨认自己，然而阿涅斯的悲哀就在于此，保罗只能通过脸来辨认自己。阿涅斯在与作为“他者”的标志作对抗中意识到只有削弱、淡化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才能保持“我”的完整性，然而远离尘嚣远离人群的地方并不存在。因此，阿涅斯放弃了尘世的“自我”，即由他人目光规定的阿涅斯而进入自由的“存在”。
昆德拉让阿涅斯左冲右突以期寻找人类保持自我真实性与完整性的途径，但最终结果却是以阿涅斯对死亡的迎接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海德格尔说：“将来就存在于应被把握的可能性之中，它不断地由死亡这一最极端和最不确定的可能性提供背景。”昆德拉受其影响，用西方文化的彼岸关注思想，解决在现实世界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使人的生存及其拯救充满了悲剧意味。
三、荒诞性
荒诞性即人生的荒诞不经。进入多元的现代化时代，外在于个体的的世界成为个体存在的“阻力”，世界没有了中心、主宰和理性，人变成了孤单的流浪者，在荒诞而冷酷的环境中备受痛苦而无能为力，甚至被剥夺了成为悲剧而获得同情的可能。成功乃至死亡和永生都变得毫无意义，人生成为一种多余，从而使荒诞成为唯一的真实。荒诞的核心就是悖谬。实质表现为动机与效果、希望与现实的悖谬性；消解神圣与崇高的喜剧性；生存状态与生存意义的虚无性。
（一）动机与效果的悖谬性
动机与效果、希望与现实的悖谬性即是动机与效果之间产生的巨大的错位，甚至悖反。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总是认为事情会向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总免不了盲目地瞎打瞎冲，可结果往往阴差阳错，事与愿违。这种普遍存在的人生错位感构成了荒诞的现实基础。因而昆德拉小说中的主人公，结局往往具有无可奈何的悲剧性：《生活在别处》里投身新时代的雅罗米尔自以为像历代诗人一样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可结果却扮演了一个出卖情人的卑琐角色；《告别圆舞曲》中克利玛与露辛娜，雅库布与奥尔佳双双陷入由悲剧性爱导致的悲剧结局，雅库布自以为生活的本质即政治，在偶遇卡米拉之后，他才感到自己从未真正的活过。在昆德拉看来，悖谬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昆德拉说：“《玩笑》的故事情节本身就是一个玩笑。不仅是它的故事情节，甚至还有它所表达的哲理也是一个玩笑：一个人陷入了玩笑圈套而遭遇飞来横祸，然而他个人灾难在外界看来却是荒谬可笑的。他的悲剧在于这个玩笑剥夺了他悲剧的权利。他被逼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然而，假如一个人被迫在个人生活中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他能避开历史的舞台吗？不能。我一直相信：历史的悖论与个人生活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埃莱娜陷入路德维克为她设的圈套；路德维克和其余的人又陷入历史为他们设的圈套：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我感到，历史是喜欢开怀大笑的。”
（二）消解神圣与崇高的喜剧性
喜剧性，用昆德拉的话说：“它粗暴地将一切的无意义揭示给我们” 它使人们暴露在深深地无能中，把神圣与崇高消解在轻松的笑声中。《爱德华与上帝》中，爱德华，一个刚走出校门，涉世不深，富于道德的纯朴青年。他愿意严肃地生活，完全出于自愿地选择了在小城教师的工作，并以为此项工作“至关重要”。不信上帝的无神论者爱德华爱上了信奉上帝的阿丽丝，性爱与宗教狭路相逢。爱德华为得到阿丽丝违心地与其双双坐进教堂，参加了弥撒仪式。而这一“有神论”行为被他的“无神论”的上司，女校长发现了。爱德华为了摆脱困境，不致丢掉工作，小心又聪明得体地逢迎他异性的上司，而女校长为了利用权力和机遇猎获这个男人，性苦闷的女校长不失分寸又用心良苦地巧设机关。最终，爱德华使女校长得到了生理上的极大满足。投桃报李，女校长也使其职位得到巩固，地位得以加强。而有神论的阿丽丝因他的“被教育”，把他视为政治的受害者，为表示同情与关爱，她主动献上了爱德华久久欲求而不得的肉体。这个戏剧性地表现在三个人物之间的荒诞故事活现了性爱（自由的本能）、权力（包括宗教的支配力、政治的控制力、理性的约束力等）以一方的屈从呈现出的虚伪和谐：表面上各随其愿，实质却是性爱与权力的对立与对抗。昆德拉告诉人们：即使是最人性化的性爱领域，也渗透着“权力”的存在。
这是一个荒诞的故事，虚构的笑话，可正如作家所说：“一个笑话之能够滑稽，只是对站在鱼缸前的人而言。然而卡夫卡现象却把我们带进笑话的深处，带进喜剧的可怕之中。”我们是站在鱼缸之前的人所以我们感到的是作壁上观的好笑和滑稽，但我们若由于神秘的“偶然”的支配竟成为爱德华、阿丽丝或者是女校长时，我们便全无滑稽感而心生恐怖了。对于“局外人”是荒诞的，对于“局内人”却是可怕的悲剧。
然而面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荒诞可笑的境地，人类能做的也许只剩下无可奈何的笑了——嘲笑自己，也嘲笑历史、社会和人生的无比荒谬。而昆德拉也许也是希望人们在近乎残酷的自嘲中获得前进的动力，正视人类的生存境况。
“请记住他，并记住这微笑。”
（三）生存状态与生存意义的虚无性
当悲剧哲学家尼采于1900年病逝时，他从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那里接续的“永劫回归”历史观却成为了20世纪人类宿命论的谶语。历史逻辑的偶然与随意，注定了人类要在一个无经验的“草图性”的历史中生存繁衍：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定孰好孰坏，原因就是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我们只能做一个决定。我们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来比较各种各样的决断。《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许多选择，每个人在不同的岔路口，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然后就是接受不同的后果：萨宾娜选择对成规的背叛，不断地离去；特蕾莎选择了托玛斯，也连带选择了因爱他而带来的痛苦。这些选择一经确定，就永无更改的可能。而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作为一次性的存在，是永远不会成为图画的草稿。就像捷克民族一样：1618年，捷克人不满奥地利人的统治，将两个殖民者从布拉格城堡的窗上扔了出去，这一挑衅性的行为引起了长达30年的战争，并成为捷克民族毁灭的开始——捷克人为不谨慎付出了代价。1938年慕尼黑会议将捷克国土牺牲给纳粹德国，在应该抗争的历史时刻，捷克人反倒选择了谨慎，而缺乏勇气的代价却是捷克民族的再一次毁灭：投降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捷克丧失了民族自主权达几十年。如果历史可以重演，捷克人或许会做出其他的选择，但历史不可逆回的一次性决定了任何选择都无法显示它的价值与意义。而这种对人生的茫然，生命的虚无，历史的荒诞，正体现在这一次性的律动中。而我们可以做的也许就是在这虚无的生命里挺立，坚定地前行，直至生命的终结。
四、悲剧性
存在的悲剧性在昆德拉看来是个体生命意识被外在于个人的世界乃至生命个体本身遮蔽与遗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存在本身的异化；二是抗争被忽略、被遗忘的媚俗性；三是无法确定“必然性要求”的无奈性。
（一）存在本身的异化性
异化就是主体创造了客体，而客体反过来否定甚至奴役主体。在人与社会关系中表现为群体对个体的压迫和强制，并以民主的名义剥夺个人的自由选择。人类在结成群体时，首先是获得一种安全感，然而却无法克服来自群体的压抑感，群体以某崇高的信念对个人实施专制与压迫，从而剥夺了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和存在权力。《生活在别处》中雅罗米尔所象征的历史激情战胜了爱情、友谊与理性，在出卖女友后仍不忘在心中作这样一番道德抗辩：“要么选爱情，要么选责任，要么选所爱的女人，要么选革命——不，不，根本不是这样的。如果说是他让红发姑娘置身于危险之中，这并不意味着爱情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因为，雅罗米尔所想的正是在未来的世界里，男女可以爱得比以往更加热烈。”雅罗米尔的行为具有极强的象征性，昆德拉是将其作为“抒情诗人群像”（雪莱、兰波、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等）的代言人来描写的。为了激情可以丧失理性，为了崇高可以牺牲幸福。人们总是以为自己抓住了历史的真实性，但昆德拉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既不知道历史的意义和它的未来进程，甚至也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客观意义（以种种所作所为，他们“无意识地”参加到事件中，同时又不明白它们的意义），他们在生活中前进就像前进在迷雾中。”昆德拉借托马斯之口评析道，法国大革命和左翼极权政治的主宰者，其实并不像自由主义人士所想象的那么青面獠牙。相反，他们都是由积极分子组成的，确认自己发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通道，如此英勇地捍卫这条通道，竟不由自主地处死许多人，后来的现象却表明，没有什么天堂，只是积极分子变成了杀人凶手。追求历史的崇高并不一定走向人性的崇高，反而导致绝对与专制，这是人类的一个存在的悖论。人类有限的认知在有限的时空里并不能证明一个行为的正确与否，从而具有了使人类陷入悲剧性境地的可能。
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则表现为个性的消失，表现为对自我这种可靠性与稳定性的怀疑。在由他者指引、模仿的时代里，人的行为总表现为一种时尚潮流的特征，个人趋于非人化，个人处在自我的生命意识之外，成为自我的“局外人”。在《哈威尔大夫二十年后》中，这种模仿他人，以他人的存在映衬自我的价值表现得极为突出，也极为荒谬。风流成性的哈威尔大夫到外省疗养院疗养，然而有色情声望的他悲哀地发现：漂亮姑娘都不再看他。生老病死的法则剥夺了他风流的资本和权力。蠢笨的记者的出现，满足了哈威尔的自尊心。记者也以“大师”哈威尔的眼光来评判自己的女友，以便确证自己的身价和品味。然而心情阴郁的哈威尔捉弄了记者。恰当哈威尔漂亮的妻子、年轻的电影演员应邀来看望哈威尔，改变了哈威尔透明人般的身份，也为他带来了一连串的艳遇，而记者却在捉弄中坚定地前行。
（二抗争被遮蔽、被遗忘的媚俗性
昆德拉认为媚俗起源于“对生命的无条件的绝对认同”。媚俗的人，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斥来自这一范围的一切。比如“粪便”，这个每天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生理现象，却被很多人有意识地规避，人们避免谈及它，谈及与它有关的一切。在昆德拉看来，人对粪便的厌恶正是一种基本的媚俗，宗教正是维护并张扬了这一媚俗，因为如果按照教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那么上帝也是要排便，而这是基督教徒无法接受的，他们心目中的上帝与粪便格格不入。
这只是一种基本的生存隐喻。而对于人类来说，总是渴望被肯定、赞美，甚至是获得永恒的不朽。而这种需要他人的目光的人免不了要媚俗的。昆德拉根据人们所希望承受的不同目光，把媚俗的人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类人期望着被无数双不知名的人注视的目光，也就是期待着公众的目光。如《慢》中的“舞蹈家们”。第二类人是需要被许多熟悉的眼睛看着的人；第三类人需要经常面对他们所爱的人的眼睛；第四类人最少，他们是梦想家，生活在纯属想象不再身边的人的目光下。期待他人的目光的人不能免俗。而有了媚俗，生命却在本真与非本真之间徘徊不定。人的自由存在则成了值得怀疑的东西，事物失去了它最初的一面，流向难以把握的虚空之中。弗兰茨则是昆德拉所批判的媚俗的代表。弗兰茨是一个乐观主义的梦想家，20岁就确立了哲学教授的生涯，但他并不满足于学者的窒息生活，“认为限于书本之间的生活是不现实的。他渴望真实的生活，渴望与同他并肩前进的男女接触，渴望听到他们的呼喊。”因此，他充满激情，喜欢旅行，也爱同众人一起在大街上游行。“我们都需要有人望着我们”，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声援柬埔寨的“伟大进军”。弗兰茨活在他人的目光中，他急于向情人，向公众，向内心的另一个自我显示自我存在的意义，以期获得他人的赞许。他的这种价值认同，不是建立在对价值本身的追求上，而是产生于他人的目光中。当他在曼谷街头一场无谓而偶然的斗殴中死去时，他的死并没有产生预期的崇高的意义，却让人产生了讽刺的笑意。而在笑意的背后，却是人的有限性，人的自我的失落与价值的扭曲的悲剧。
（三）无法确定“必然性要求”的无奈性
恩格斯认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构成了悲剧的基础。从这一角度而言，人生注定是一个大的悲剧。从一出生起，生命就被钉死在出生日期和地点上，没有任何幻假如出生在另一个地方过着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任何丰功伟绩在死亡面前都被击的粉碎。但生命的过程却可以有个体一定的独立意志选择的自由。相比之下，捷克民族甚至还不能提出自己的“历史的必然性要求”，一切皆是在暴力之下的循规蹈矩，其命运就更为等而下了。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岁月之后，1918年捷克获得了国家的独立；然而在1938年秋，在慕尼黑，四个大国，德、意、法、英，共同协商了这一小国的命运，它们甚至否定了这个小国的发言权。“在旁边一个小房间里，两名捷克外交官等了整整一个晚上，到早晨。才有人将他们带过长长的过道，引至一个大厅。在那里，疲倦而不耐烦的张伯伦和达拉第打着哈欠，想他们宣布了死亡判决书。”1948年，由莫斯科引入的革命由开启了捷克的恐怖时代，之后在1968年，以俄国人气不过捷克人放肆地解放，兴兵五十万入侵该国而告终。昆德拉深有感触地说：“众多的小小民族。这个概念并非数量上的；它指的是一种环境，一种命运；各个小民族体验不到亘古以来就存在于世并将永远在这世上存在下去的幸福感觉；在它们历史的这一或那一时刻，它们全都等候过死神的召见；它们总是碰撞在大民族傲慢的无知之墙上，它们时时看到自身的生存遭到威胁与质疑；它们的生存确实是个问题。”
结 语
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在思考存在的问题上，被誉为是一门关于“人”的哲学，而昆德拉则通过艺术的形式对这一哲学命题做出了自己沉思的美学思考，揭示出人之存在的境况，试图敞亮被遮蔽的存在。而源于昆德拉的人生观、价值观、哲学渊源及对小说形式的选择，使其笔下的“存在”具有了多重表现特征，即：不确定性、相对性、荒诞性与悲剧性。不确定性是“存在”的基本表现特征，与相对性相互交织、渗透，使人世具有了荒诞性与悲剧性意味。而正是具有了多重特征的“存在”探讨，刺激和警醒了逐渐沦为世界的冷静的理性的观赏者，逃离人类可悲而又可笑的境地，步入真实的生命存在，倾听存在的生生不息的旋律。

注释：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8月。第15页，第4页.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7月，第47页，第120页.
米兰·昆德拉:《不朽》,[M],王振孙、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6月，第56-57页，第38页.
转引 张淑静《以镜像理论阐释米兰·昆德拉的<不朽>》【Z】,《外国文学》，2008年5月.
米兰·昆德拉：《玩笑》，[M],蔡若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6月，《〈玩笑〉自序》，第2页.
米兰·昆德拉：《笑忘录》，[M],王东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2月，第323页.
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M],袁莜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5月，第348页.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0月，第250-251页，第201页.
米兰·昆德拉:《帷幕》，【M】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参考文献：
1、李凤亮：《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M，]商务印书馆，2006月5月。
2、张再红：《荆棘丛生的背叛之旅——试论米兰·昆德拉笔下的背叛者群像》，[Z]，《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8月第4期。
3、徐真红：《米拉·昆德拉：小说是关于存在的诗性之思》，[Z]，《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8月第4期。
4、李凤亮、李艳编《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1986——1996）》，[C]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1月。
5、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0月。
6、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8月。
7、米兰·昆德拉:《帷幕》，【M】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2009年5月29号 三稿

致 谢
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即将结束了，这篇论文是我大学四年学习生活的最后一份答卷，敬献给各位老师。
在渤海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和生活，我不仅学到了丰富的专业知识，更获得了很多在其他院校学不到的精神财富。在此，谨向各位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在本文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得到吴波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我指导论文。在本文的选题、拟定提纲、成文、修改及定稿的整个过程中，吴波老师认真负责、细致入微，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得本文能最终定稿。在论文的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他作为导师所具有的深厚理论水准，超前的思考方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并让我完整的上完了大学的最后一课——论文的写作知识。这对我今后的学习工作来说，是最重要也是最宝贵的，必将使我受益终生！
同时，感谢四年中给我极大关心和帮助的各位领导，以及中文系所有曾经关心我、培育我、鼓励我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尤其是吴波老师和郑丽娜老师，在学习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带领我走进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神圣的领域。在这里表示真心的感谢！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加上时间紧促，所以本文一定有不少偏颇和不足，恳请各位老师给予帮助和指正。

学生：张海霞
2009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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