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谷孙先生谈中华汉英大词典的编纂.doc

历时十五年，由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陆谷孙先生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终于在今年三月大功基本告成。这部词典被有些专家评价为“可能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词典”。它的收词量远超目前坊间常用的汉英词典，单字条目逾两万、复字条目逾30万，成语逾2万条、释义逾50万项。它兼收并蓄，兼顾古今、简繁，并有翔实的方言收录，例证亦庄亦谐，用陆谷孙先生的话，编词典要“脑洞大开”。
约访前，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人员告知我年近八十的陆谷孙教授对应酬媒体采访有些力不从心，全程需要由《中华汉英大词典》的一位执行主编万江波老师陪同接受采访。我不禁对此番打扰感到有些忧心忡忡。然而到了陆先生家，白发苍苍的陆先生却显得硬朗且健谈毫无想象中的“泰斗”架子，我的顾虑即刻便被打消了。两小时采访中，先生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夹杂着英文，谈笑风生。先生在对话过程中频频提及现在头脑没有以前好用了，时间就像是侥幸“抢回来的（borrowed time）”。原来先生去年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出院后便马上重新投入词典的编纂工作。面对这项大工程的心态就像是和所剩无多的时间赛跑。
汉英词典十五年磨一剑
新京报：能不能谈谈英汉词典和汉英词典在国内的编纂和使用状况。
陆谷孙：英汉词典似乎和汉英词典比起来更容易讨好一点。汉英一直以来条目比较少，包括梁实秋和林语堂编纂的条目都不多。从那时到如今词语扩展也非常迅猛，那时候编的词典也肯定不够用了。英汉在这些年更新的频率要高一些，而汉英词典编纂工作在好多年一直蓄势待发，最近的足本的词典是“文革”后程镇球的《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已经非常好了，例证很多，收词量少一些，古的比较少。后来还有吴光华的《汉英大词典》，但他的大部分是以科技词汇为主的。这本试图考虑到百科、词语等各个方面，在大众使用和查得率方面最后等读者检验吧。另外，汉英词典不只是编码，也是解码。在翻译工作上，一个词目的翻译可能有好几种。好的汉英词典要“打脑洞”，能够举一反三，帮助你遣词造句。
使用汉英词典的翻译工作者或英文写作者的队伍也在扩大。目前可能正需要一部称手够用（查得率高）的汉英词典。
新京报：这部词典主要面向外国人、中国人还是专业的翻译者？若是兼顾的话，能否谈谈都在哪些方面顾及这些人群的需求。
陆谷孙：有时候你瞄准一部分读者，就难以取悦另一部分。要想兼顾，只能做到一定程度。
编这部词典过程中脑子里还是不少想着老外的，因为最早编汉英词典的传教士真的非常有献身精神，服务对象就是外国人。所以我们编也一定要有非汉语民族的人作为对象。我觉得对外国人来讲，我们有闻必录这种收词条法有时是个缺点。他们不需要那么多词条，有时候他们见一条就要查一条，不一定有参见的联想。比如“白日撞鬼”，他见到形式可能是“白昼见鬼”，甚至“大白天见鬼”，而这些我们都收进去了。再有，外国人的中文熟练程度也不同，如果他很有中文修养了，那里面很多收录的东西他是不需要的，但初学的人可能需要。而面向的中国读者群，现在看来主要是专业翻译人员。
新京报：汉英词典和英汉词典比起来似乎是少很多，汉英词典是否对中国文化和传统走出国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陆谷孙：不能说是“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这种宏大的意义，但是它肯定是外国人接触中国汉字、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百科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就像中国人使用英汉词典来了解那些词汇被解释出的意义和背后的文化一样。
新京报：早年都是由外国人在编汉英词典，后来中国人才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你认为中国人和外国人编汉英词典各有什么长短？
陆谷孙：其实就是源语言和目标语的区别。外国人目标语（英语）修养好啊，但有时候会出现对源语言的理解错误。
这也和不同阶段国家的发展状况有关。在19世纪时，外国人希望了解中国，他们编词典便于自己使用，也有推广宗教的作用。而在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越来越强大，就一般汉英词典而言，中国人自己编词典（不特指这一部的动机）就起到了对外解释的主动性。
新京报：林语堂先生和梁实秋先生当年都是编完英汉词典又编汉英词典，你提到你是受到他们的启发开始了汉英词典的编纂。两位先生如何影响你？编这本词典的时候会参考哪些东西？
陆谷孙：查林语堂的《当代汉英词典》比较多。上世纪70年代开始，已经有侨生带入这些词典，就看到了。而关于梁实秋的《远东汉英大辞典》，80年代时台湾远东集团的老板邀我修订那本，最后没有谈成，那时我还在搞我的《英汉大词典》。
这部词典编纂参考了美国MRM语料库，香港的Livac词库，《现汉》、《汉语大辞典》，百科条目按照一些专科类词典如中医、传播、冶金、机械类等收录了一些。
人才流失少壮派不愿编词典
新京报：你也提到编词典是个和时间赛跑的工作，很怕这部词典会成为当年你的老师葛传槼先生为商务印书馆编写的那部“永不完成的‘杰作’”，当年是什么使葛传槼先生未能完成，又是什么使你十五年来坚持下来对这部词典的编著呢？你何以做到把编词典当做生命追求？
陆谷孙：葛先生实在是一位完美主义者，要求包罗万象，但手下又没有人。A字都没有完成。为什么honor前面用an，为什么history前面也用an，他一定要找到书证，搜集了很多很多例子，太泛滥了，无法容纳在一本书的框架里。再加上那时候技术问题，都是手工的，没有电脑录入，一直到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基本都是手工的。后来也没有人继续他的工作了，我觉得很可惜的，后来我建议葛的弟子组成小组把葛先生好多好多卡片都综合起来继续下去，但没什么人肯做。
我本来也不是编词典的，我本来就是个教书匠，后来“文革”时期工宣队说“你这个人不能教书，教书就是放毒，你得去跟字打交道。”那时候不能教书，也没有事情干，就找份busy work，不能让人太闲了（笑）。但是，编编嘛总感觉有点趣味呀。能够发现些人家没发现的，编英汉词典时，发现那些甚至英美词典里都没收入的，放在自己编的词典里，很有成就感嘛！比如上世纪那一阵刚流行起来的streaking（裸跑）之类的。发现新词是很愉快的，如果有大量书证、语言上的实证。就像猎人打猎有所斩获一样愉快。还有一个，当年“文革”时都要到五七干校去的，编字典的可以不去，对不对？（笑）
新京报：似乎这部词典的编纂团队并不十分理想，几乎都是兼职，又来来去去。朱绩崧老师说编词典已经吸引不了少壮派了，你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陆谷孙：当年的《英汉大词典》就没有人关心，我们就关在上海旧党校内，人才大量流失。人往高处走，都走掉了。开始一百零八人，从科学大会、高考恢复、考研、出国潮开始，人才都走了。
到了编这部《汉英》就不是人才流失问题了，就没有人来参加。来来去去，且全是兼职。我在2013年还在上课，后来因为生了病，就不再上课了，病好后开始全身投入词典。像复旦也算是词典编纂重镇了吧，但是从科班的硕士、博士中能找到愿意加入团队编词典的，非常少，他们宁可写多一些理论文章，也不愿意加入团队。因为参编词典从大的评价体系中不算成果，不参与职称评定的。
如果有一个团队，个位数也行，知识储备和语言造诣相当，大家不愁或不在乎职称，规定好任务。盯住北美、英国、澳新……分工分好，不间断地看巨量语料。这些人每人有两台电脑，一台incoming，一台outcoming。这些人还要坐得住，甘愿寂寞，就像丹麦王子哈姆莱特说的“身陷胡桃壳，心主太虚游”。
新京报：现在年轻人都不愿加入班子了，那么年轻人少是否会导致跟最新的语言和词汇脱节、隔膜？
陆谷孙：会的。至少有些词我都不懂。是有代沟的。很多词年轻人接受起来快。但比如“奇葩”这种年轻人的嘲讽用语都会收的。因为现在手机微信也会用了，大家有这种词典意识，比较敏感，碰到一些词会想是不是合适。当然不一定全收，收的还是很多的。
语料收集“小鲜肉”、“直男癌”都不收
新京报：编著这部词典的十五年间，社会也在飞速发展着，语言也随着新事物新概念的发展而产生很大的变化，怎么做到在编著期间及时跟进新词新义？
陆谷孙：只有靠有心人了。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有一个固定的班子，全职工作，收集语料。这是编字典的乌托邦。我们团队不怎么开会，看到新词放进微信群里，虚拟空间里交流得多。
新京报：但是十五年间，有些流行起来的新词可能到词典编纂末期已经不再使用了，还会收吗？
陆谷孙：如果作为一个阶段中的记录，也是有价值的。如果你要看一个时代发展的阶段中的语言，可能看不懂，但是还需要有个记录的。记得当时编英汉词典时，一些“水门事件”中出来的词汇都收了，比如“plumper（管子工、指堵漏泄密）”、“deep throat（深喉）”等。这个词的存在是有时效性的，但记录了那个时代，何况像“深喉”现在所指早不局限于一事一人一地。
新京报：你提到“语言不可能全部是干干净净表达正能量的，里面肯定有所谓的渣滓那甄选词条时除了顾及海纳百川、雅俗兼顾外，有什么原则底线吗？
陆谷孙：价值观还有自我审查的吧——伦理、道德上，当然也有政治上的。最近我就删了一条例证——百毒不侵，“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国人现在可以做到百毒不侵。”
还有字典里也有“五十度灰”，比如白描式的色情和嗑药，美国俚语里特别多。比如那些描述吸毒后幻觉的，技巧式的施虐-受虐过程的，我们都不收。
有些词，比如“撸管”之类，就被我们另一位执行主编删掉了。我倒是觉得收进去问题不大。英文里这些词时常有缩略法，比如英文里的“f**king buddy（炮友）”，被缩略成“fb”，就会让它看起来less ugly，但是中文里没有这个办法。

新京报：每个人对词汇的感觉和价值不同，怎么决定呢？
陆谷孙：听我的吧。（笑）比如我看到“小鲜肉”这个词我就觉得很恶心，我是绝对不收。“直男癌”也不收。如果一个词有损于受害者，就十分谨慎。
简繁兼顾通过英语，让两岸三地的文化身份慢慢趋同
新京报：对于语言中很多无法翻译的词义，翻译学中有“等值”的释义原则，而你在编著这部词典时又提出了“超越等值”和“洋溢/涵化（acculturation）”。能具体谈谈吗？
陆谷孙：我前言中已经写得很详细了。就是尽量不直接对词语作解释，说简单了就是“尽量多打几个脑洞”。一个词目下有时有四五个翻译，有字面直译的也有引申义。比如“被骗了还替人数钱”，我们提供很多译法，其中之一是“stupid hilarious response to duplicity”：对欺骗的反应是“高兴得不得了”，但却很愚蠢。这样不是脑洞就打开了嘛！不同的翻译法，这也是这本词典的创造性的体现，不是沿袭以往汉英词典的译法，而是自己设法首创。
新京报：听闻这部词典还兼顾了简繁，收入大陆和海外华人社区的译法。
陆谷孙：大陆很多新词语都是从台湾来的。“non-M”的标签来代指non-mainland（非大陆）的用语。TW标签指台湾过来的，HK指香港过来的。还有很多从日本回来、又被重新释义的汉字，也会收，比如“萌”，也会作出说明。但是已经使用了几百年的，语言学上我们说“来回借”的这种词我们就不做单独说明是日语了，比如“劳动”。
有些还不是台湾的，是国民党1949年带过去的，但是大陆后来就不使用了的词，比如“原子笔”。它不是台湾的创造，是二战以后新科技出来后，这种笔流行了，我们小时候都叫“原子笔”，但现在说“圆珠笔”，那么收进“原子笔”就会写“TW”。还有很多这样的，以前的词台湾还在使用，但大陆因为政策和社会的变化不再使用了，就有差别了。
不过这部词典还是有些太“臃肿”，再版希望找到办法给它“瘦瘦身”。
新京报：这部所谓“中华汉英大词典”会有助于日后汉语言的综合发展吗？
陆谷孙：到现在，很多词在大陆、港、台的翻译很难对应得上。我有一个乌托邦畅想，通过同一种译出语——英语，两岸三地的文化身份可能会慢慢趋同。
编纂基准不要成为网民狂欢的涂鸦场
新京报：能否谈谈200年来，在时代变迁中，汉英词典的发展在不同时代的一些不同挑战？
陆谷孙：从手抄到电脑录入速度加快，但是编纂说到底还是靠人脑，取舍的标准还要人来决定。只不过工序有点不一样。
词典编纂方面，有了电脑真是好极了。实在是个天助我也的赏赐。工作的涉及面广多了，阅读方面，有没有网络完全不一样。原来都是闭着的，网络开了窗口。
新京报：网络时代，经历了信息爆炸，词汇更新速度也快了好多。那么网络在给予词典编纂工作很大的便利的同时，有没有也带来一些困难？
陆谷孙：以前是选择的贫乏，现在是选择的过剩。人脑面前选择多了许多，但要做甄别随后选定，这也就难了。
新京报：这个时代编纂词典会有适应网络的一些调整吗？
陆谷孙：现在的词典都会有这种适应网络时代的宏观计划。一部词典做出来了并不是说卖给使用者，就结束了。后续的平台有电子词典、app还有网络在线词典。也会开放给用户来增加词条。词典出来后是一个开放的、不断丰富的过程。纸质词典做出来只是个引子。后续平台能得到使用者往终端上的反馈，这样比如一些反馈过来查不到的词，就很方便跟进了。
但像Urban Dictionary这种网民随手增删编写词条的词典，搞学术研究如果查它们就不够严谨，而且，要注意不要成为网民狂欢的涂鸦场。
新京报：跟以前比，现在有一些在线百科。在这个web2.0（UGC）时代，创造内容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词典是否难以维持权威性了？
陆谷孙：权威性是靠做出来的，比如《英汉大词典》，谁会想到它会成功啊；再说那就一定是成功吗？那时候就想把它编完，编完就谢天谢地了。无数次的人查用了《英汉大词典》，全国使用最多的书，《英汉大词典》排22位，这样才算是有了点权威性。还有，要看不同读者的反应。比如董桥写了个“不可一日无此君”，《英汉大词典》好像就有了。谁知道董先生不是朋友之间说的客套话呢？
我的思路就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四面无墙。编者也是读者和使用者，使用者也是编者。另外一个，千万别加权威这个说法，不求权威。权威在不可知的未来。
新京报：这个时代编词典的挑战还有什么？
陆谷孙：没有专业团队，就难有专家。还有就是google不能用，对编词典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