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背景故事.doc

[引用]艾青创作《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背景故事  
2010-05-22 15:52:30|  分类： 教学素材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艾青创作《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背景故事
作者艾青，原名蒋海澄，1910年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皈田蒋村。他母亲生艾青时难产，48小时才把他生出来，他的父亲非常迷信，认为这是一个不详之兆，并找来了一个算卦的先生，说，他生下来就是克父母的。艾青一生下来就成了这个家庭里的不受欢迎的人。
因此，艾清被送到本村的一家寄养，后来又被送到大堰河家，成为了他的乳儿，在保姆的怀里，艾青生活了难忘了五年，艾青与劳苦大众血肉般的亲情，与这段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那纯朴、善良、勤劳的品性和劳动农民的情感与美德，都在艾青幼小的心田上留下深刻的烙印。艾青常说，他在地主家庭里感受的只是“岐视与冷漠”，“只有在大堰河家里，我才感到温暖，得到宠爱。”
   由于艾青积极参加一些爱国运动，在1932年被捕入狱，1933年1月14日早晨，天空飘着雪花，诗人站立在铁窗前，思绪波动，不禁展开了广阔的联想，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曾经给予过他母爱的农民保姆大堰河。由雪寒，联想到乳母给予自己的温暖，由囚禁自己的铁窗，联想到死者长眠的墓地。诗情汹涌，不能自己。于是，诗人借助从铁窗里反射进来的雪光，头抵着墙壁，写下了《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
   艾青原名蒋海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艾青正在法国留学。他同许多留法的中国青年，在巴黎遭到歧视和侮辱。一天，艾青到一家旅馆住宿登记时，旅馆人员问他的姓名，艾青说叫蒋海澄，对方误听为“蒋介石”，便马上嚷嚷开了。艾青一气之下，就在“蒋”的草字头下面打了一个“×”，又取“澄”的家乡口语谐音为“青”，在住宿登记时填上“艾青”。此后，这名字一直沿用下来了。
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可以说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名篇佳作。对于这首诗的创作情形，一般人大约只知道：上个世纪的30年代初，艾青从法国留学回来之后因为参加左翼文艺活动而被捕入狱。次年初，他就是在被囚禁中写成了这首优秀的诗篇，后来由友人带了出来交给一本不太出名的杂志发表，没想到发表后得到了胡风、茅盾等人的好评。鉴于当时的阅读语境，人们几乎普遍地认为：这首诗表达的是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既歌颂了大堰河的善良、勤劳的美德，又批判了那个给大堰河造成悲剧人生的时代。这样的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这样的社会学阐释无疑打上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的烙印，符合一个时代对于诗歌创作认识。然而，如果对艾青这首诗的创作详情有了充分的了解，那么就可能对这首诗有了新的解读。
准确地讲，艾青是在1933年1月14日创作《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大约半年前，他是因与友人创办具有左翼色彩的春地艺术社而在上海法国租界内被捕的。此时，他正被关押在远离家乡千里之遥的上海第二看守所。1933年1月14日这一天，监狱外一整天都下着鹅毛大雪，虽是地处江南，但毕竟是隆冬季节，天气的寒冷是可想而知的。由于临近农历年关，再加上身在异乡，又陷入囹圄，人在这个时候似乎比以往显得更加脆弱，思乡的情绪也更容易弥漫整个心田，更希望在温馨乡情的陶醉中让孤独而脆弱的心灵得到抚慰。通常情况下，身在这种处境中的人想起的往往首先是生育自己、呵护自己的父母，再就是慈祥的祖父母以及家乡其他的亲朋好友。可是，艾青的思绪在这个时候并没有首先飘回到父母的身边，而是飘飞到了他的“保姆”——大堰河那里，耳边回荡着的是大堰河曾经给他讲起的“黄大仙叱石成羊”、“武状元朱秋魁”等非常迷人的民间传说，眼前再现的是大堰河疼他亲他爱他的种种情景，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提起笔，写下了这首后来广为传诵的诗作。
艾青出身于一个在他家乡颇有地位的地主家庭，父母在当地也很有名望，可是他为什么却非常思念一个身份低微、家庭贫贱的“保姆”呢？人们当然知道艾青自幼是喝保姆的奶长大的，也对艾青出生不久就寄居在保姆家里有所了解，但是总喜欢把这理解为他与劳动人民结下的深厚感情。然而，感情这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仅仅说“感情深厚”未免太笼统了。仔细考察一下，人们不难发现，艾青是因为怀着一种深深的被弃感而将情感投入到“保姆”——大堰河的怀抱的。熟悉艾青身世的人都知道：艾青的母亲怀孕他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令她惊恐不安的梦（这在那些非常迷信的人看来是很不吉祥的），艾青出生时母亲偏偏又是难产，后来算命先生又胡诌艾青“这孩子是克父母的命”，还要求家人教艾青将来称父亲为“叔叔”，以“婶婶”来喊母亲，并且将年幼的艾青送到非常贫困的保姆家去抚养。
艾青最初的保姆并不是大堰河，而是一个名叫珠云的年轻女子，只是因为艾青当时年纪太小而记不太清楚。后来由于珠云的身体原因而转交给了大堰河。通常情况下，保姆是在顾主家吃住的，应该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可是，大堰河因为要照料自己的孩子，还有许多家务需要料理，只好将年幼的艾青带回自己的家，和自己长期生活在一起。久而久之，艾青对自己的父母非常生疏，就是来到了父母面前却怎么也找不到“家”的感觉，正如诗里所描写的那样：“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我摸着红漆雕花的家具，/我摸着父母的睡床上金色的花纹，/我呆呆地看檐头的写着我不认得的‘天伦叙乐’的匾，/我摸着新换上的衣服的丝的和贝壳的纽扣，/我看着母亲怀里的不熟识的妹妹，/我坐着油漆过的安了火钵的炕凳，/我吃着研了三番的白米的饭，/但，我是这般忸怩不安！因为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其中的“我呆呆地看檐头的写着我不认得的‘天伦叙乐’的匾”诗句，最耐人寻味，嘲讽意味非常明显。既然在亲身父母那里得不到所希望得到的疼爱和宠幸，他就只好回味在大堰河身边生活的幸福，因为他从大堰河那里得到了母爱。大堰河在她忙碌之余常常用她那“厚大的手掌”把幼小的艾青“抱在怀里”，并且经常亲热地“抚摸”他。在过年过节时，大堰河“为了他，忙着切那冬米的糖”，还“把他画的大红大绿的关云长/贴在灶边的墙上”，而且常常“会对她的邻居夸口赞美她的乳儿”，甚至做梦“吃着她的乳儿的婚酒”，把他当作自己亲生的宝贝，甚至超过了她的亲生儿子，这让他真切地感受到深厚而伟大的母爱。回想到这些，艾青便在他的这首成名作里，以铺陈排比的方式极力叙述大堰河对他的各种关爱，将他这个乳儿视为自己的亲生骨肉，从中获得某种替代性的心理补偿。
然而，大堰河毕竟不是亲生母亲，始终只是一个保姆。在对大堰河苦难身世和悲剧人生的叙写中，艾青已经流露出他潜意识深处的某些隐秘的东西，大堰河的家虽然曾经给过他以温暖和欢乐，尽管他也对大堰河心怀感激，但是保姆总是保姆，怎么也取代不了母亲，所以他在深深怀念大堰河的同时，还是将他与大堰河的身份定位在“保姆”与“乳儿”的关系之上，到底没有将大堰河亲切地称为“母亲”。因而，大堰河的家并不是他心灵深处所认可的精神之“家”。正因为如此，他在《在汽笛的长鸣声中》和《母鸡为什么下蛋》这两篇谈论身世与创作的文章中不曾提及他的保姆大堰河。童年的他愈是从大堰河那里得到了母亲般的夸奖、赞赏、宠爱和呵护，他的内心深处则愈是感到异常的痛苦。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因为没有喝到母亲的乳汁，并且被寄养在别人家里，所以总有极为痛楚的被生身父母遗弃感，特别是当他想到了妹妹是吃母亲的奶水长大的，而自己却不曾吃到，心里更不是滋味，那种被遗弃的感觉更加强烈。因而，他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地追寻着自己的精神之“家”。他的这种心态在程光炜的《艾青传》中得到了充分的描述：
数十年后，艾清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到自己的“家”，表明并非是“很淡泊的”，恰好证明，他是非常在乎这个家的。艾青的性格乃至创作中，甚至贯穿着一个偌大而刻骨铭心的“家”的情结。他愈是声称自己的遗忘，读者便愈会强烈地感觉到，家就像是一个摆不脱的幽灵，纠缠着他，撕扯着他，把他的心直弄得鲜血淋漓。
事实上，艾青的父母并没有真正将他遗弃。当年将他寄养在别人家里，实在是由于迷信而出于无奈。在中国这个十分器重男丁的传统社会里，父母对于他这个长子并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而是一直努力将他培养成才，并将整个家庭将来的希望都寄托在包括他在内的男孩的身上——尽管这未必符合艾青本人的志向，但是其良苦用心不能不说令人感动，其情感的真挚是毋庸置疑的——因而后来才出钱供他读书，送他到法国留学，花了大把的钱将他从苏州“反省院”里保释出来，但是艾青仍然没有原谅父母，更没有体谅到当时父母的心境，表示“对父母，我一直是淡泊的”。封建迷信就这样无情地摧毁了艾青与生身父母天伦之情，极其严重地伤害了艾青的心灵，令无辜的他失去了本来可以依赖的“家”，从而直接影响到艾青一生的思想与情感。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艾青对生身父母的感情是十分矛盾的：既有血缘联系着的割不断的思念，又有无法原谅他们的怨恨，以致他在延安时在《我的父亲》中将父亲描绘成一个“中庸、保守、吝啬”的形象，新中国建立后他回乡省亲，就连父母的坟前他都没有去看一看。他的侄子蒋鹏旭出于人之常情写文章认为祖父（艾青的父亲）并不像伯伯所说的是封建家长，没想到怨恨中的艾青竟然不近人情，从此固执地拒绝侄儿登门。（参见程光炜《艾青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5页），由此可见，童年时的寄养生活在艾青的心头落下永远抹不去的阴影，一个始终解不开的死结。
这个解不开的死结使他与父母之间隔阂很深，尤其是在艾青那里，感情上一直扭不过来，因而在父母的身边，他倍感压抑，性情忧郁、寂寞，进而促成他性格沉静寡语、对于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以及高度的艺术气质。同时，就是这种怨恨培植了艾青叛逆反抗的性格。一方面，他决不接受父亲对他人生道路的安排；另一方面，他同五四时期的许多青年一样极力想逃离父母，去寻求自己的精神之“家”。正如他在《少年行》一诗中所表达的那样：“我一句话不说心里藏着一个愿望，/我要到外面去比他们见识得多些，/我要走得很远——梦里也没有见过的地方：/那里要比这里好得多好得多。”只是由于各种因素，艾青的出走实在运气不好，远没有鲁迅、陈独秀、巴金等人的出走那么顺利，而是走出去不久又迫不得已折回来，如此反复多次。1924年夏，艾青报考金华省立第七中学却未能中榜，结果不得不“转回来”，并且还得做他并不擅长的念古文、收地租、完粮等令他厌烦之事。1927年初，他深受来到他家乡的北伐军的宣传和鼓动，萌发出弃学到黄埔军校从军的决定。但是他的这个壮举很快为“四·一二”事变所击毁，他只好再次返转回父母这里来。呆在家里的艾青日子自然很不好过，势利的邻居们“惋惜”的神态和父亲严峻的神色都令他非常难受，心情压抑。
不过，他到底还是乘着战乱的形势走了出去，到外面广阔的世界里去寻求自己的精神之“家”。可是，艾青的出走并不完全彻底，因为他的父母按照自己的意志给他订婚结婚，就与鲁迅一样，无论他走出多远，他都被父母为他决定的婚姻牵着。所不同的是，鲁迅在他结婚后的第4天就远涉重洋，去了日本求学，就是后来夫人”朱安来到他身边生活，但是鲁迅与她的关系也一直都是名义上的。而艾青后来的出走却被迫带着夫人张竹如，并且与她在抗战的硝烟中生了女儿七月。不过，艾青对张竹如的感情还是比较淡薄的。就在1939年夏，张竹如回老家金华预备生孩子之际，当他见到漂亮的女记者高灏时，蛰伏在艾青心底的那种一直被压抑着的欲望便一下子爆发出来。由于高灏在晚会上满怀激情地朗诵艾青的诗作，他突然觉得红粉知己就在眼前，于是不顾自己已是有妇之夫，大胆地追求起这位年青貌美的女记者。然而现实的处境与传统文化的力量无情地粉碎了他诗人的浪漫与风流。幸亏艾青的这种心理空缺很快为他以前的学生韦荧所填补，只是这种匆匆到来的爱情毕竟不那么坚固，爱情的甜蜜也就不那么久远。结婚以后，他的心灵深处似乎朦朦胧胧地觉得原来韦荧并不是他理想的精神伴侣。就是进入中年，艾青的心头仍然在朦朦胧胧地寻求着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份精神的园地，于是当见到他先前的另一个学生陈琳时，他抑制不住情感的冲动，毅然向这位比他年青得多的女性求爱。在我们这个有着师道尊严传统的社会里，艾青的这一举动往往被认为是荒唐的，是不道德也不够自重的，也有人认为这是诗人的风流才子的特性，其实对艾青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世界有所了解，人们就会发现童年与少年时家庭抚爱的缺失令他长期地感到心灵的飘浮而不踏实，而后来他固然得到了爱情，其间确有几分浪漫与甜蜜，可是他的爱情却是主动追求的偏偏是化为虚妄的幻影，而被动接受的却又不够深刻，没有达到他所预想的那种心灵融通的境界。而且，艾青的家庭婚姻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就在他追求新的女性时，他的身心也遭受破裂婚姻的痛苦折磨，由此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他那颗无可归依的心也由此长期浸泡在忧郁、孤独、苦闷乃至悲哀之中，而这种生命的体验又自然而然地流进了他所创作的诗歌。
与此同时，艾青的叛逆反抗的性格在他年青之时促使他投入到左翼政治的旋流中去，可是他性格中的狷介、耿直、孤傲的因子恰恰在不经意中与左翼政治环境中的组织方式和复杂的政治运作发生冲突。1941年，在周恩来等人的帮助下，艾青怀着满腔的政治热情和浪漫的想象经过周折来到了延安。他希望在这里得到周恩来向他允诺的创作自由。最初来到延安的时候，艾青颇感兴奋和激动，这里的食品和日常用品的供给制，给他解除了后顾之忧，使他不再像在桂林、武汉等地那样为衣食犯愁，可以一门心思搞他的创作。于是，当他与妻子被安排住进了杨家岭的窑洞时，他的心头竟然涌起了热乎乎的“家”的感觉：“屹立在悬崖的上面”的“古松”就像一位“老人”“庇护这山岩，用关心注视我们的乡村”，因而在诗人的心目中，“古松”虽然“太苍老了”，但是依然“非常美丽”。所以，他兴奋地自称是“延安这‘娘’的怀抱里回来的‘流浪的儿子’”。（程光炜《艾青传》，第373页。）然而，艾青的这种心情持续不了多久，就被党内严重的宗派主义所搅乱，继而由于他与萧军等人企图以其文人气质保持自己的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因而与这里的官方所期待的相背离，于是受到了警告乃至严厉的批评。就在代表艾青等5人思想观点的《文学与生活漫谈》招惹的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过后，艾青的对于延安文人圈子的小小幻想被击碎了。这时，来自家乡的一封信件勾起了他对家乡特别是对已经去世的父亲的复杂的感情。人愈是在逆境困境之中，遭受挫折之时，愈是容易回想起童年往事，试图以那时某段温暖的回忆来抚慰自己脆弱的心灵。就在这复杂心绪的制导下，艾青创作了《我的父亲》。以前为他所批判的父亲曾经对他的种种关怀和爱护的情景不由得在他眼前浮现。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中，艾青在浓厚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应该对他那身为地主的父亲持批判的态度，而且他以前就一直对父亲将他寄养在一个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农妇家，以父母之命给他包办婚姻等等举动非常不满。可是他此时却一反常态，“梦见”了“父亲的”“从未有过的‘仁慈’”，想起父亲“流露着对我的‘宽恕’”，他为父亲的去世而深感悲痛，思念之情也格外强烈。艾青的这种反常实际上是他作为一个人在孤独与苦闷中心理脆弱的集中体现。但是当这种处境过去之后，艾青回到了集体中来的时候，他似乎又找回了某种“家”的感觉，也就禁不住恢复了对父亲的怨恨，这实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
经过了婚姻家庭的变故与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特别是“文革”遭受了种种非人的迫害，进入晚年的艾青心理变得更加脆弱，他的那颗漂泊已久的心时时飘回到遥远的南国之乡。1953年，艾青与妻子韦荧之间的感情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他趁去上海开会的机会回家乡探望。此时，他的父母均已去世，弟弟和妹妹也都外出谋生，但是他还是回到他出生的地方——畈田蒋。来这里他固然有采访任务，但是更多的是凭吊已经逝去的历史，从对童年生活的回味中获得一种安妥灵魂的东西，尽管他的童年远非甜蜜。20年后的1973年，艾青再次还乡，故乡留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全是温暖而平和。乡亲们的热情款待与他在北京、新疆等地的被难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让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在他朴实淳真的乡亲的敬重中得到了抚慰。到了1979年，已经年近7旬的艾青就在他的异国知音丹娜去世的消息传来之时，他的心太再次涌起返乡的冲动。他在《诗刊》编辑部举办的青年作者座谈会上突然想起了保姆大堰河和自己的父亲；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与诗歌爱好者闲谈时他的耳边突然回响的是家乡女人的哭声；……尽管此时艾青已唱着“归来的歌”重返文坛，但是家乡畈田蒋与他的精神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了。1982年，艾青又一次踏上了魂牵梦萦的畈田蒋，圆了他又一次精神还乡之梦，并且就在这一次还乡，艾青见到了大堰河的儿子正银，当年在大堰河身边玩耍的情景不由重现于他的脑海里。而正银的现状使他如同见到了当年大堰河的某种影子，一缕悲悯与感慨之情油然而生。这样，艾青在回归家乡的过程中获得了某种精神寄托的同时也感觉到世间的几多苦涩。
就是在这夹杂着苦涩的对于故乡的记忆中，艾青那颗漂泊已久，十分疲惫的心再也无力向他处寻找，最终只能在一定的遗憾中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