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doc

在讨论“五四运动是否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这个命题之前，我们必须先对五四运动的这个名词的具体内涵进行界定。一般来说，五四运动具有双重意义：第一是直接的意义，它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政治上以反帝爱国为宗旨的救亡运动，为表达清楚，我们姑且称之为“五四事件”；第二是较广较深的意义，它是文化上、思想上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启蒙运动，即一般所谓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不能在会上获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它引起了全国人民对北洋政府的强烈不满。于是，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在京高校的3000多名爱国学生云集天安门，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并且要求承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了“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之后，学生运动得到了全国各界的广泛支持，各地发生了各地大规模的罢课、罢工、罢市，最终迫使出席巴黎和会的外交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北洋政府撤销曹、章、陆的职务。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那么它是否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呢？

    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对中国近代史作一简要的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把封闭落后旧中国轰出了中世纪，迫使它进入西方构建的近代体系，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就像是中国社会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危机，他们开眼看世界，介绍、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文化，并由李鸿章、张之洞等开明官僚兴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但是甲午战败，更多的骨牌倒下，中国的命运并没有因为洋务派的努力而改变，于是酝酿已久的政治改良运动——维新变法在这时登上了历史舞台。维新人士在变法前后的宣传是尤其值得注意的，康、梁极力呼号“保国”、“保种”，严复贩运赫胥黎的《天演论》，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传播到中国，民族危机感在这次运动中被提高到新的高度，但是这次变法运动因戊戌政变的爆发在经历了一百多天后就夭折了。于是，激进的革命代替了温和的改良，民主共和取代了君主立宪，清王朝是在武昌起义这次小规模起义后被意外地推翻了。但它没有迎来期待中的民主共和，它迎来了袁世凯的北洋军阀，真是刚送走了瘟神又迎来了阎王，中国开始了政见纷争和军阀混战的北洋政府时期。一次次的尝试、一次次的失败与打击，使有识之士开始将矛头转向中国社会本身，进行更深层次的全面的剖析，即深入到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当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时，必定会使整个国家像炸开锅一样疯狂、歇斯底里，爱国主义的热火在这一刻被点燃，中国人积蓄了五十多年的怒火在这一刻喷发出来，势不可挡。对于一个在生死存亡关头的民族来说，这或许能够唤起更多人的觉醒。但同时这也是一个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所有的人，包括正常情况下最理性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失去理智，任何对事件产生质疑的人都会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没有人能够冷静、理性地观察时事、思考问题。从五四运动提出的口号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极端民族主义这种危险的存在。在当时的情况下，学生有这样的表现，他们的拳拳爱国心毋庸置疑，但是从大历史的视野来拷问五四事件，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些疑惑。五四事件期间有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出走。对于他出走的原因有很多的猜测，姑且不去探讨历史的真相如何，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蔡元培曾经是革命党人，是光复会的第一任会长，他在后来却投身教育事业，成了北大校长。和蔡元培一样的还有梁启超等人，教育救国，已经隐约成为当时一些人的新理念，学生罢课参加运动，虽是爱国的直接表现，却是时代的莫大悲剧。

    然后看它是否是反封建运动。“封建”这一词概念的不准确已经成为学术界共识，但是由于政治原因，却不得不沿用，政治能够这么深刻地影响学术，真是没有办法的。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更准确的说法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体，它与西方的“封建制度”完全两样。但为了阐述方便，我们仍用“封建”这个词来表示传统的宗法社会，在中国即秦始皇至清朝的社会阶段，它的主要特点是政治上的专制、集权统治，经济上的小农经济，文化上的愚昧落后等。在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的矛头直指北洋政府，北洋政府是否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北洋政府的主体是晚清袁世凯的北洋军，军人当政，有专制集权的倾向，但是当时中国各地军阀割据，并没有谁能真正在全国进行有效的专制集权统治，当然它们没有能力实现西方的那种民主。必须提到的是，为了国家的稳定，强权手段在当时是必要的，否则袁世凯聘请的美国宪政专家古德诺怎么会提出在中国帝制比民主共和制度更好的学说呢？胡适等人怎么会极力吹捧法家的思想呢？在当时实行西方民主不可能的情况下，学生运动主要是表达一种爱国的声音，在舆论上迫使政府作出妥协。但是，弱国无外交，战胜国中国虽然没有在合约上签字，但是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合法权益。学生的目的基本达到，但仅仅一场学潮就能说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的运动，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思想文化层面的五四运动才触及到封建的根本。

    新文化运动是以近代西方的民主、科学为旗帜的，它根本上是为了改变中国的命运，使中国富强，它甚至没有直接提出反帝的口号，它是学习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所以说它不能算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运动。作为思想文化革命，它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作为文学革命，它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后期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但是如前所说，令人不解的是，新文化运动反儒却不反法，而中国传统社会统治的实质正是外儒内法，法家思想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根据。从这点上看，新文化运动并不能算是彻底地不妥协的反封建运动。即使是反儒，新文化运动也并不彻底。新文化运动之后，在广大的基层，封建思想仍然广泛存在，否则怎么会有文革的惨剧上演，怎么会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新启蒙运动的发生，怎么会有当前如此多的民主、科学的诉求？在爱国主义的宣传下，特别是日本侵华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以学生为主体的大批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他们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希望，却有很多人在战场上牺牲了或在政治斗争中被杀害了。一个国家最需要的独立思考的人都去闹革命了，而占大多数工农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中世纪，新文化运动在知识界是一大新潮，但它只是海面的浪花，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平静的海底，它是不彻底的。此外，有人以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工人阶级的参加来佐证它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但五四后传入中国的并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俄罗斯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从当时发表的主要文章的篇名就可以看出，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真正的马恩著作要在很晚才介绍到中国。而且，封建的农民在少数革命者的鼓动下参加革命，反对封建的压迫，建立的仍然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农民的思想并没有受到革命的洗礼。胡适曾在一篇名为《新思潮的意义》的文中说：“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终极目标的话，那么五四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却并没有成功。

    剔除神话宣传，还原历史真实，我认为五四运动并不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五四是一个时代伟大篇章中的光辉一幕，但这篇章却是一出悲剧，而五四注定只能是那个悲剧时代的特产。我们学习五四精神，学习的是什么？不是盲目的爱国心，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者身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国传统中最缺乏的不是民主与科学，而是个性自由。但五四运动多少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却成了一种讽刺，个性消亡了，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螺丝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荡然无存了。五四时期“重新估价一切”的怀疑精神，在现代中国已几乎被政治革了命，呜呼哀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