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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中为何没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内容
贵州省赤水市第一中学 刘永英 邮编 564700

【摘要】：在百日维新时，中国并不具备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良好社会环境。政治上，封建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尤其是晚清时期我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难以破除封建势力的桎梏；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形式中占主导地位，“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的政策为历代王朝所奉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文化上具有很强烈的世俗色彩，再加上清廷的“异族政权”深入人心、缺乏社会基础等各方面因素，资产阶级维新派最终在百日维新内容中，没有涉及实行君主立宪制这一内容。
【关键词】 百日维新 君主立宪制 政治文化 异族政权
在百日维新前，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政治上提出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但是，百日维新的内容中最大的缺陷却是没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对此，很多人把这原因归结于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的软弱、妥协上，这仅仅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实际上，一个国家采取何种政体，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心理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作进一步探讨：
一、政治
封建制度在中国有着很久的历史渊源，根深蒂固，再加之晚清时期我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难以破除封建势力的束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以皇权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统治制度已拥有极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长期存在的条件，尽管设有宰相、御史、谏官等职以限制皇权，行使监察权力，但其作用发挥程度取决于君主之度量且国家事务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君主手上。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 ，中国没有可以与皇权相制衡的人或者机构，没有人权意识和民主基础，政府与民间从来就没有过平等的契约关系。因此在百日维新中真正考虑君主立宪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行政权力从皇帝那里分离出来。但是，对于数百年来一直习惯于“大权归于朝廷”的君主来说，放权几乎如剜疮割肉一般痛苦。对当时的帝王来说，两千年的政治运作，始终反复提醒他们的经验是：放弃一丝权力，就意味着失去一分控制，失去一分控制，就意味着增加一分危险。他们不明白，基于专制体系下权利控制，在世界政治体制的变革中已经不适用了，在新的时代，能够保护他们且造福国家的恰恰是放弃部分权力。但是因为中国的专制持续时间太长，影响时间太深，帝王很难迅速适应这一变化，自然难以实现君主立宪制度。
二、经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政治制度的实行都有其相应的经济所决定的。在近代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形式中占主导地位，“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的政策为历代王朝所奉行，压制了工商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1］。再加之土地所有具有不固定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就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甲午中日战争后，虽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当时的环境仍然没有到达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程度，特别是自然经济仍旧占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诞生于列强侵略中国前提下的中国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软弱性，在实行改革或者是变革的时候将会过多的依赖外界，在百日维新中资产阶级维新派就是依赖于没有实权的光绪帝身上，又没有与广大农民联合，也没有掌握军事力量，因而不但不希望削弱君权，而且希望强化君权［2］。在当时，政权抓在慈禧的手里，以她为代表的顽固派是不会轻易让出手中的权力的，光绪帝本身是个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其支持变法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利用资产阶级的维新人士从慈禧手来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大权，真要君主立宪，光绪肯定不会同意的。实际上，百日维新只是清廷在面对内忧外患时被迫做出的无奈选择，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土壤还不深厚，资产阶级力量还非常薄弱，参政议政的能力相对较弱，在这种情况下，空有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经济基础为依托，再先进的政治制度都是空中楼阁。因此，君主立宪制并不可能真正的实现。
三、文化
政治文化是一国国民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于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和所承担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它与政府、政治组织等制度性结构相对应，成为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其前提条件就是君主享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必须得到全体国民的普遍认同和拥戴。而中国君主没有，这和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中国的主流文化一向具有很强烈的世俗色彩，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主流的儒家虽然提出了抽象的天命论来给世俗皇权设置了一个超越性的权威，但是却没有能提供相应的可操作的程序或宗教性的仪式，中国历代开国的王朝统治者都是先通过暴力、阴谋先夺权再证明自己的天命，君主的神圣性就完全来自统治者的自我论证。这种神圣性是由世俗权力支撑、构建出来的，因而注定是脆弱的，因为政治统治的有效合法性不可能来自统治者的自我宣传，而只能来自社会公众的认可。
为此，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就仅仅是绝对权力、利益最大化的代名词，而缺乏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君主的神圣性不是来自某种超越性的权威，而是来自绝对权力的支撑，也根本产生不了虚君，而具备先天神圣性的虚君是君主立宪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所以在百日维新中不可能出现君主立宪制。
四、异族政权
中国是汉人为主体的，清朝开始就一直不断出现反清复明，恢复汉人江山。同时满族毕竟是一个少数民族，他们具有与身具有的落后性和排斥性，这都不利于清朝的统治。满族皇帝作为外族统治中国也达270余年，在这期间除了为维护其统治对汉族知识阶层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拉拢之外，满汉之防其实仍是不可逾越的限制。清廷贵胄从入关开始，一直就没有主动的进行什么民族融合和谐的作为，这点从清初入关的“剃发令”、“圈地”、强迫汉人“投充”、严申“逃人法”［3］、在各地设立大量满城来监视清军主力汉人绿营兵、汉人不得娶蒙古及满人女子、旗人犯法地方官不得判刑，从来没有考虑选择汉族女子为王后或皇妃，暴露了满族统治者这种狭隘的血统观念。因此，极大地限制了其作为全民共主的代表性，阻碍民族融合，导致了“异族政权”深入人心。再加上清末一系列的作为，如割地赔款，甲午战争宁可赔款也不愿意继续打下去等等，这使得本来已经被深深打上“异族政权”烙印的清廷，更是不得人心。而君主立宪制能运行良好并广受国民拥戴，其是否有广泛的代表性非常重要。在当时的中国，如果是清朝实行君主立宪制，虽然满汉一家，但是要尊满人皇室为正统，汉人就打心里表示不认同。
五、社会基础
晚清中国当政的官僚阶级是通过科举制度从士大夫阶级选授的，这些儒教的文人“文化中心论思想”根深蒂固，以至于沉浸在古制中不能自拔，对任何远大的改革都踌躇不前。无视或轻视西方文明的一切表现（包括君主立宪制），致使官员们对政体改革态度消极，社会大多数人迷恋现存体制而鲜有反对者，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也自然缺乏社会基础。同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水平还停留在在小农经济时代，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使得中国资本主义思想发展不健全，有很多人都没能够了解到相应的资本主义思想，缺乏实行君主立宪的群众基础，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君主立宪制的实施。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百日维新时，中国并不具备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良好土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如果在当时真的出现，那注定君主立宪制在中国是一个早产儿，命运的结局理所当然是一个悲剧。为此，在百日维新内容中，没有涉及实行君主立宪制这一内容。
参考文献：
［1］教师教学用书（历史必修二）
［2］景生明《历史学习》2004.2
［3］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