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A在中国：认知变迁、实践样态与发展走向.pdf

78Jul.2023Vol.35 No.42023 年 7 月第35卷/第4期/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BEI YOUTH ADMINISTRATIVE CADRES COLLEGECSA在中国：认知变迁、实践样态与发展走向苏志豪（惠州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摘要：“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引进提供了促使农业、农村和农民可持续发展的良方。经过十余年的本土化理论创造和在地实践，中国CSA迸发新的思想结晶和特色实践样貌。以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为例，在发展思想指导下，依据“推动主体作用领域”分析框架，发现人们对CSA的认知完成从社区支持农业、社区互助农业到社会生态农业的变迁。实践样态上则呈现以生态农场、消费者组织、互助销售平台、农夫市集、有机餐厅五种典型模式为主导的多元并存局面。最后从汲取传统文化养分、加强倡导和再组织化、挖掘农业多功能价值、紧密衔接国家战略的维度提出其发展走向。关键词：社区支持农业；认知变迁；实践样态；发展走向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12（2023）04-0078-08“三农”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议题，需思考农村如何与城市形成和谐互动关系，农业如何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小农户如何立足市场并与市民有效对接。CSA（“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的缩写，普遍译作“社区支持农业”）被视为解决上述问题的良方而引入中国。CSA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瑞士，此后在日本“Teikei”（提携农业）运动中得到发展1。据日本有机农业研究会记载，当地妇女在1971年因食品安全危机而跟农民直接签订协议，由消费者向生产者提供经济支持，生产者向消费者提供安全农产品。其先进理念逐渐推广至全球，人们普遍把2006年由知识分子发起的购米包地试验，或2008年成立的小毛驴市民农园视为中国CSA起点。这一舶来品经过十余年的本土化理论创造和在地实践，逐渐迸发新的思想结晶和特色实践样貌。由此，梳理CSA在中国多年来的发展状况将极富理论和现实价值。一、文献综述和分析思路CSA日益成为我国“三农”研究的热点，既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呈现出中国CSA的多元面向。收稿日期：2023-01-25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阶段农村集体经济建设推进共同富裕发展路径研究”（22YJC840035）作者简介：苏志豪（1991），男，惠州学院政法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工作。79第一，国外CSA示范效应和国内频发食品安全问题催生我国CSA行动。发达国家CSA处于领先地位，已建立成熟的运作体系，如美国“Farmigo”生鲜电商模式2、法国旨在稳定农产品物价的国家级组织“MIRMAP”3均值得学习。而苏丹红、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事件使人们审视过往规模化、集约化、工业化、少种化的农业模式，其中借鉴国外CSA经验便是重要的自救方案。第二，觉醒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我国CSA行动的弄潮儿。觉醒的农户与CSA行动的亲和性在于其社会理性以及对互惠性、公正性等道义原则的坚守。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则是CSA主要消费者，他们乐于承担社会责任，注重生态环保，具备高端消费能力4，除了满足安全和高质需求外，还兼顾道德和体验需求，可谓“道德消费主义者”5。第三，“在地化”“短链化”和“共享化”是我国CSA关键特征。“在地化”指遵循本地生产和销售原则，重塑以地域为单元的产销网络，提升原产地形象6。“短链化”指依据契约体系缩减流通环节，保证信息对称性，减少交易成本，增进各主体的收益。“共享化”指重建社会信任，促使经济回嵌社会，追求环境、个体与社会的和谐7。第四，文化内核和信息技术是我国CSA得以发展的保障条件。“天人合一”“和合生态”等优秀传统文化构成我国CSA良性发展的根基，“差序格局”结构使CSA产品推广和信任传递成为可能8。互联网的普及消减沟通障碍，物联网系统则完善供需匹配和物流配送环节9。第五，源自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挑战使我国CSA发展陷入困境。CSA产品认证成本过高、加工机器供给不足等均体现了政府的服务缺位。CSA产品种类有限、供应体系不稳定10、预付资金模式加重消费者负担等均阻碍了市场拓展。社会对CSA认知度总体偏低，高校教育也难以回应CSA人才诉求。这些研究多是通过某一横截面窥探我国CSA，缺少相对系统和动态的梳理，特别是缺乏考察CSA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思维。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是我国成立最早、参与者最广泛的生态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盟，囊括市民、研究者、返乡青年和农民等，是国内较早一批接触、研究乃至践行CSA的群体，其权威地位亦获得国际CSA组织的认可。因此，本文以该联盟为研究对象，在发展思维指导下，依据“推动主体作用领域”分析框架，剖析CSA的认知变迁和实践样态，从而提出其发展走向。二、CSA 概念向多维互动与包容发展方向延展大部分研究对CSA采用“社区支持农业”的原始译法，但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发现了该译法的局限性，进而赋予其新的理论意涵。自2010年起，该联盟几乎每年都会举办全国性CSA大会，大会名称、主题以及活动环节（见表1）体现了该群体对CSA的认知变迁，根据“推动主体作用领域”框架可分为三个认知阶段。表1 历届CSA大会的核心信息时间地点大会名称（大会主题）2010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首届社区支持农业（CSA）与城乡互助经验交流会（城乡互助）2010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届全国社区支持农业（CSA）经验交流会（城乡互动与可持续生活）2011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第三届全国社区支持农业（CSA）经验交流会（新农夫新城乡）2012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第四届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经验交流会（爱生活爱故乡）2013年11月同济大学第五届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暨有机农业经验交流会（新三农大设计）2014年12月福建农林大学第六届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大会（新农业新故乡）80时间地点大会名称（大会主题）2015年11月北京市顺义区第七届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生态农业与乡村建设）2016年12月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第八届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中国智慧养生农业）2017年12月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第九届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生态扶贫乡村振兴）2018年12月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第十届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乡村振兴绿色发展）2019年12月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第十一届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城乡融合绿色发展乡村振兴）2021年1月线上举办第十二届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生态循环合作经济）2022年1月线上举办第十三届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社会生态农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2022年12月线上举办第十四届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新时代新农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一）单向帮扶：C S A 译为社区支持农业第一届至第三届CSA大会将CSA译为社区支持农业。“社区”指由地缘关系和社会关系维系的各式团体；“支持”指在满足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辐射社会目标，降低消费者的安全风险和生产者的市场风险；“农业”则指向建立有别于传统小农经济和工业化生产的新型农业体系。CSA大会主题虽提及城乡互助，但在推动主体力量对比上，城市消费者显然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在该认知阶段，CSA是以觉醒的城市消费者，特别是以意识到城乡结构失衡的教师、媒体人和大学生支持“三农”为主线，农民作为被动方给予回馈，这由CSA大会的举办场地集中在高校便可证明。这种译法突出社区对农业的单向支持，即当时CSA行动大多由消费者发起和主导，他们虽存在获取健康安全农产品的需求，但原始动力更多出于同情小农户，因此乐意采用较高的购买价格来鼓励农民进行绿色生产。社区支持农业的作用领域主要集中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农民遵守生态生产的要求，消费者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农产品，帮助农民承担修复生态成本和解决销路问题。这既是消费者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自我教育，同时也影响了农民的生产行为，进而塑造文明消费者和良心生产者。这一阶段CSA表现为一项自下而上、由市民主导发起的生产消费改革，他们运用自身资源网络帮扶生态小农。（二）双向共享：C S A 译为社区互助农业第四届至第六届CSA大会将CSA译为社区互助农业，用“互助”替代“支持”，体现了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共享的转化。消费者在过去普遍基于情感因素向农民让利，渴望保障小农生计，如今更多基于个人健康因素参与CSA行动。特别是日益壮大的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认识到生命与食品的紧密联系，认为这不仅是助人行为，也是自救行为，这种身心获益强化了参与积极性。经过前一阶段的培育，部分农民完成从“被救助”到“自助”再到“自强”的蜕变过程，其主体性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主动探索新型生产方式，尝试通过供给侧改革来反向影响需求。除了社区支持农业外，农业也逐渐反哺社区，如农民在农园举办文化教育活动，向公益团体捐赠农产品，吸纳弱势群体就业等，形成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助推CSA发展的格局。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交流不局限于生产、流动和消费环节，他们致力于发扬农业的社会功能。无论是将CSA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当代爱故乡行动相联系，还是引进国际CSA理念和做（续表）81法，如倡导慢食理念、构建PGS参与式保障体系、培育农业社会企业等，均呈现互动的多样化和跨界性。这一阶段CSA体现出城市消费者与农村生产者处于平等地位，从单向帮扶转变为效益的双向共享。（三）社会化拓展：C S A 译为社会生态农业第七届至第十四届CSA大会采用意译法，将CSA译为社会生态农业。其中“社会”比“社区”更广泛，强调广大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农业发展，而“生态”重点凸显农业在生产、生活和生命领域的包容特征。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努力下，CSA意涵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环节均得到拓展。在生产环节上，重视保育老种子，寻找食物本源，赋予农业生产以社会属性。在流通环节上，由媒体、平台、快递等提供技术支撑，使销售渠道从本地社区扩展为更广阔地域。在消费环节上，衍生出休闲农业、生态餐饮等多样形态。CSA还拓展到农业以外的其他社会领域，特别是从“产销互动”转型为“产消互动”，即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应对风险，通过CSA模式响应生态扶贫、绿色发展、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等战略，并积极投身于社会倡导工作中，如开展“零废弃”“丑菜变美食”“种子交换”等行动，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典型的例子是地方政府受民间实践启发，主动担任CSA大会协办单位，提供场地和经费等支持，逐步形成以党政为主导，联动企业、NGO、市民等主体参与CSA行动的新局面。此外，第十二届至第十四届CSA大会通过线上形式开展，有效突破地理空间限制，实现了线上分享与线下实践的呼应。CSA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行动主体和操作方法上。在行动主体上，CSA包含了中国所有替代性食物体系，通过成立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和加入国际CSA组织，促进多类型主体相互交流。在操作方法上，确立以发展生态和永续农业为宗旨，指导人与自我、自然、社会建立和谐关系。这一阶段CSA向多维互动与包容发展方向延展，为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三、CSA 实践呈现五种典型模式为主导的多元并存局面伴随着认知变迁过程，我国CSA实践模式也日渐成型。2019年第十一届CSA大会公布的联盟网络地图显示，核心会员单位共359个，按照“推动主体作用领域”框架可归纳为五种主要类型（见表2），囊括296个生态农场、10个消费者组织、23个互助销售平台、23个农夫市集和7个有机餐厅。当前我国CSA实践样态呈现以这五种典型模式为主导、多类型交叉以及其他少数类型共存的局面，以下结合具体案例展示其特征。表2 我国CSA五种典型实践模式典型实践模式核心推动主体重点作用领域经典案例生态农场生产者生产小毛驴市民农园消费者组织消费者消费爱生活家社区合作社互助销售平台产消链接者流通为主，倡导为辅沃土工坊农夫市集产消链接者倡导为主，流通为辅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有机餐厅产消链接者加工、服务土生良品（一）生态农场模式由化肥和农药支撑的农业在产量攀升的同时造成了高能耗、土地板结、生态污染等问题。接受生态思想熏陶的农民和学成归来的返乡青年作为生产者，兼修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纷纷创办生态农场，采取与自然共存的可持续生产机制，并且鼓励市民参与生产环节，在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过程中修复冷漠的人际关系。CSA生态农场模式一般体现于新型农场、市民农园和农82民合作社。2008年，一群怀着乡村建设理想的青年大学生在高校和政府支持下，与当地农民于北京郊区成立小毛驴市民农园。该农园的核心产品是蔬菜，市民预先出资认养约30平方米土地，可自主参与农事劳动的全过程，或者由农园组织实习生和雇佣当地村民协助田地管理和蔬菜定期配送等工作。该农园还率先修建生态厕所，并养殖一些猪和柴鸡，人类和动物的排泄物经过处理后成为蔬菜的有机肥料；探索薯干、月饼等加工产业；组织开锄节、包粽子等农事体验活动；发起CSA实习生计划，培养了上百个乡村建设人才。CSA生态农场模式是由生产者推动，将过去封闭的生产边界对外开放，注重引导城市消费者参与生态农业发展的模式。首先，生态农场模式继承订单式农业的操作方式，这有助于培育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信关系。其次，生态农场普遍形成种养结合的生产结构，也围绕基础农业推出加工品，运用产品种类多样性来应对外部风险。再次，市民在参与农事劳动、享受休闲服务等过程中，逐渐形塑生态生活方式，而参与农园活动也成为时髦的社交方式。最后，这些农场作为产学研基地积极培养生态人才，集生产、健康、社交和教育等功能于一体。（二）消费者组织模式一方面，产业化的分配体系有意遮蔽和扭曲生产信息，使得消费者难以辨别农产品的安全性。另一方面，消费者逐渐脱离真实生活需要，更多地关注符号和意义，养成了奢靡、浪费等不良习惯。一些觉醒的消费者组成合作化的消费者组织，以集体名义对接小农户，渴望寻找发挥自我权利的消费形式。CSA消费者组织模式一般体现于消费者合作社和共同购买小组。一群具有购买安全健康食物需求的成都妈妈受“台湾主妇联盟”启发，于2015年注册成立爱生活家社区合作社。该合作社侧重向参与者提供共同购买服务，在每周的配菜日，志愿者协助接菜、分菜和记录等工作，收入除了承担房租等日常支出外，其余部分均回馈农户，保障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权益。所有菜品均经过走访考察，坚持安全、健康和优质的选购标准，该组织还与经受地震灾害的偏远羌族村落合作，提供生产指导和消费承诺，定点帮扶贫困小农。食物分享进入社区是该合作社的宝贵经验，通过举办烘培、做菜等活动夯实群众基础。此外，活动遵循自带工具和垃圾分类原则，较好地推广环保消费主张。CSA消费者组织模式是消费者出于自救心理，主导自我家庭消费变革，以身作则地号召其他消费者，通过消费端反向影响农业生产的模式。首先，消费者组织模式在消费和生产层面均与本土高度结合，以社区为单位的消费者通过共同购买服务联合成紧密社群，在购买产品时坚持本乡本土优先原则，促使合作化的消费者与当地农民实现互助。其次，追求消费自主权利是该模式的共识，它冲击了单一标准的市场伦理，保障了供给类型的多样性，尤其为CSA产品拓展了市场空间。最后，这些消费者普遍具有较高的学识水平，而卓越的沟通、运营和创新能力使其能推出契合现代人特性的活动，呼吁人们用绿色消费行动践行CSA理念。（三）互助销售平台模式当前流通体系存在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潜在价值偏向。一些人扮演链接者角色创新市场结构，缩减食物里程，构建降低交易成本、对农民友好以及公平分配利益的城乡互助销售平台。这种模式主要体现于城市社区店、生态体验馆和城乡互助小组。2008年，沃土工坊转型为解决生态农户产品销售难题的社会企业，其合作对象是认可生态农业理念的返乡青年和小农户。所有产品需满足无害投入、土壤改良和自然防护等原则，并且每月抽送样品进行检测，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以柚子售卖文案来看，信息囊括生产日期、储藏83方式、产地和产品特点，最重要的是把生产者从事生态种植的缘由以及农产品的生产全过程展示给消费者，通过增进互信来提高销量。在硬件支撑上，沃土工坊从电子邮件邮寄服务转变为微信商城配送服务。该平台也积极教育消费者，如向消费者解释蔬菜虫眼、种类限制等现象，推出“可持续食物社区”构想，让具备相同理念和参与服务时间较长的社长聚集邻近社员搭建“食物社区”，通过团购的形式节省购买成本和减少包装材料。CSA互助销售平台模式是链接者通过发挥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纽带作用，营造CSA理念主导的市场体系，使生态产品有效流通的模式。首先，这些平台多体现社会企业属性，农户凭借生态生产而得到高于普通市场的收入，消费者获得优质原生产品，平台则收取满足生存所需的中介费用，三方共赢的状态使该体系得以长期运转。其次，广泛且大量的产品流通是平台的核心愿景，由此构建的短链化市场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难题，消费者通过产品溯源来增加购买信心，平台灵活使用快递手段和网络技术来拓宽销售渠道，提高购买便利性，特别是学习商业运作规则和新媒体宣传方式，图文并茂地展示生产过程，发挥“经济”和“社会”互嵌的潜力。最后，平台为了促进流通而开展社会倡导，着重引导消费者发现农产品背后的农民匠人精神。（四）农夫市集模式城乡二元格局将农村的土地、资金和人才吸纳到城市，却使社会上普遍弥漫着离农、轻农和厌农思想。一部分人作为链接者回溯我国乡村赶集经验，在城市社区设立农夫市集，让生产者与消费者既能进行经济交易，又能发生社会交往，激发人们对“三农”的正向认识，提升城乡融合程度。CSA农夫市集模式主要体现于以地域和社区划分的农夫市集。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由一群关注生态农业的志愿者发起，运用市集方式让生产者与消费者在公平贸易过程中增进感情。前述互助销售平台模式普遍采用电商模式，而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注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面对面交换。该市集强调为本地小型生态农户服务，吸纳认同有机理念、愿意公开生产信息、具备合作精神、规模合理的农户参与，除了果蔬外，市集还贩卖用传统健康方式制作的日用品。市集每周举行2到4次，活动地既有租用的“集室”社区中心，还有向大型商场、酒店、社区借用的场地，让市集进入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此外，该市集定期组织农场拜访、分享会等活动来强化产消互动，并重点推出“绿主张”生活理念，倡导使用二手袋子，宣传垃圾分类知识，促进闲置物品交换。CSA农夫市集模式是由链接者营造人情浓厚的市集氛围，引导生产者与消费者以经济交换为切口，重新发生多维社会联系，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模式。首先，农夫市集属于熟人市场，将熟人关系转化为经济资本，其交易量一般少于互助销售平台模式，关键目的是让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深入交流，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其次，农夫市集侧重催生内源力量，采取树立典型、允许入场、正向激励等手段让小农户向生态生产转型，特别是吸纳他们成为市集志愿者来激发主体性。最后，把市集开到繁华的商业区，让消费者近距离了解“三农”的正面形象，系列社会倡导活动能引导消费者过上生态生活。（五）有机餐厅模式只通过互助销售平台模式和农夫市集模式难以消化全部生态产品；农户受技术、意识等局限，较难自主地将初级产品升级为上层产业；农产品价格受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影响而较难大幅增长，这些难题共同造成生态小农的集体贫困。一些链接者把握都市人的健康饮食需求，尝试开设有机餐厅，结合消费转型实现产业升级，拓宽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对接渠道，进而提高农户的经济收入。CSA有机餐厅模式具体表现为素食餐厅、有机餐厅和农园餐厅。84广西柳州一群爱吃农家菜的青年于2007年开办土生良品，餐厅食材基本采购自当地农户。农产品陈列在餐厅的篮子里，挂上牌子，向消费者阐述农户姓名、产地和采购时间等信息。结合当季农产品开发新菜，烹饪时减少使用味精等调料。餐厅随处可见农村元素，如手工扇子等装饰，土壶、陶碟和竹饭勺等用具，使用麦麸洗碗等。餐厅还特别注重理念宣导，如鼓励消费者打包剩菜，招募义工担任CSA文化导赏员，诉说食材背后的故事。CSA有机餐厅模式是链接者在初级农产品基础上拓展“加工”和“服务”领域，以餐厅为载体购买农产品并制作成农家美食，既提高农业总体收益，也迎合消费者高品质饮食需求的模式。首先，有机餐厅主要通过饮食消费来保障生态农户的土生品种收益。其次，食材加工过程坚持生态原则，在家乡菜基础上进行样式创新，并尽量让消费者品尝食材原始味道，这也是其立足市场的重要法宝。最后，有机餐厅在全方位服务过程中持续地向消费者传输生态理念，播下了他们参与CSA行动的种子。四、CSA 在中国的发展走向CSA在我国土壤的孕育下，将演化出新的趋势和可能性，至少可遵循以下方向继续成长。（一）汲取传统文化养分，国际地位从模仿转为引领一方面，我国CSA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仍需虚心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应保持文化自信，意识到我国优秀文化是CSA能够产生超越性发展的关键源泉。CSA实际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相关农业形式转换需要新的文化理念作支撑。道法自然、天下大同等中国传统智慧，以及党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思路，均与CSA理论逻辑高度契合，体现出对个人身心、社会互动、自然循环的人文关怀。由此，我国CSA在接受西方先进经验的同时，还需深度汲取本土人文内涵，结合地方区域风格，形成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路径，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很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引领一股CSA新潮流。（二）加强倡导和再组织化，参与主体从小众迈向大众在初期，人们对CSA的认知度偏低，唯有小众群体率先觉醒。先行者在社会倡导上花费大量精力，秉持教育性、主动性和便利性原则，营造良好的参与环境，举办“返乡有种”“参访农场”等活动，运用微信、快手、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拓宽参与渠道，并欢迎“半农半X”、兼业化等多元方式，让更多人认识CSA，塑造参与惯习。在此基础上，构建凝聚共识、常态沟通、分工协作和互利共赢的合作制度，使参与行为有序化。例如，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以省为单位组建二级CSA网络，交流生产技术，在社会上联合发声。高校知识分子主要提供智力支援，由其主导的河北易县巢状市场和山西灵丘全域有机农业等试验，为丰富CSA理论体系和培养人才作出有益贡献。政府则扮演辅助者角色，在基础设施建设、安全监督、政策补助、法律保障等方面给予必要支持。经历倡导和再组织化过程后，我国CSA将被赋予组织意涵，指示着一个由小农户、合作社、企业、市民、知识分子、政府和NGO等社会主体广泛参与的互动体系。（三）挖掘农业多功能价值，产业领域从狭窄变得宽广当前的农业价值被局限于第一、二产业，主要为工业积累和城市发展提供初级动力。CSA有利于破除固化的思维框架，通过挖掘农业的多功能价值来拓展经营范围。在第一产业领域，应尊重农业的生命特性并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循环农业。在第二产业领域，应发扬CSA农业的保健功能，把初级农产品加工成健康且低污染的零食、日用品等。还需重点开发第三产业领域，如结合教育功能，把农场建成认知体验和社会实践基地，培养爱农情怀；结合娱乐功能，85发展观光旅游、农家餐饮等休闲农业，满足回归自然和疗养身心的消费旨趣；结合社会功能，为公司等单位提供团队建设服务，增强组织凝聚力，或是搭建城乡互助平台，架设市民与农民的沟通桥梁。总之，农业的多功能性为CSA产业拓展创造了前提，通过推进第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将使CSA成为能给参与者带来稳定收入的朝阳行业。（四）紧密衔接国家战略，终极使命从解构转向建构中国CSA自诞生以来便带着对社会原有体系的解构。CSA不但改进了农业的具体过程，更是一场浩大的社会教育，它所承载的超越性理念11，旨在反思、批判和破除围绕农业而发生的各种不端。在生产环节，CSA反对把现代化农业直接等同于“去小农化”；在消费环节，CSA志在解构日渐异化的消费主张；在流通环节，CSA试图打破食品帝国的垄断。但解构与建构是一体两面的，CSA只有紧密衔接国家战略，提出跟社会建设目标相适应的方案，才能迸发强大生命力，因此未来应着重发挥其建构作用。例如，结合文化复兴战略，注重塑造优秀传统文化与新型消费文化相统一的文化符号和生活意义；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乡村战略，挖掘绿色经济潜力，引导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共生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结合扶贫战略，运用CSA这一平等体系整合弱势群体及其资源，重建社会支持网络，促进其自助、自主和自信发展。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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