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视阈下的甘肃古代疫情防控.pdf

“国之大事”视阈下的甘肃古代疫情防控崔永利，刘再聪（西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河西走廊研究院，兰州 ）提要：瘟疫伴随人类的出现而出现，古籍中很早就有关于瘟疫的记载和认识。瘟疫给人类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是危害人类生存的重大灾害之一。甘肃在古代是瘟疫多发区，见于正史记载的瘟疫有 次。统计显示，疫情分布于陇东、陇中、河西和陇南地区，分布范围基本上覆盖甘肃全省，跨越时代从东汉至清。见于正史的疫情都与封建国家兴衰有关，具有“国之大事”的性质。分析可知，正史记载疫情具有很强的目的性，是“合于圣人之经者”。在古代，疫情一旦出现，感染就“排门发生”，单户的编民是无法做到有效疫情防控的。迅速控制疫情蔓延、及时隔离病人、全面发药医治、妥当处理善后等救治措施都是国家行为。虽有僧道之士等社会力量介入疫情防控，但成效毕竟有限，与政府救治无法相提并论。可以说，在甘肃古代疫情防控中，政府具有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关 键 词：瘟疫；疫情防控；古代；甘肃；国之大事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疫又称瘟疫，是中国古代对各种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总称。东汉许慎 说文 中有“疫，民皆疾也”的说法 ，直言疫病具有全民感染之特性。明代吴有性 温疫论 提出：“又名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将疫病比作徭役，意在强调排门发生，无一能免。学界研究古代疫情，立意或断代、或区域、或资料汇集，成绩斐然。西北出土汉晋简牍及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也有涉疫资料，笔者的学术团队曾予以讨论。历史时期，甘肃地区疫情频发。虽然学界对此有所关注，但所得认识依然有修正之必要。为此，本文以 部正史所记甘肃疫情为研究对象进行专题探索。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研究主体明确。史学研究在资料上强调“竭泽而渔”，以往的研究往往因取材范围无限扩延，导致证据遗漏较多，研究主体不明确。二是研究方法更可靠。将二十六史所记甘肃疫情全部辑出，做整体性分析，可避免举例式论证无法避免的研究方法上的缺憾。三是认识更全面。正史向来被视为国史，国史所记即“国之大事”。选取新的视角，立足国史记载，有助于对甘肃古代疫情防控研究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一、正史所见甘肃古代疫情钩沉在 史记 汉书 中未见到甘肃地区在先秦及西汉时期发生的瘟疫记载，正史所记甘肃第一次发生瘟疫在东汉时期。后汉书皇甫规传 记载：（延熹四年）至冬，羌遂大合，朝廷为忧。三公举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等，破之，斩首八百级。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明年，规因发其骑共讨陇右，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 军 感 悦。东 羌 遂 遣 使 乞 降，凉 州复通。延熹即东汉桓帝年号，延熹五年即 年。陇即陇山，陇右指陇山以西地区，也言陇中，包括今甘肃天水、定西、白银、兰州一带。史料显示，此次瘟疫发生范围包括陇山东西两侧区域。西晋国祚较短，但正史中也记载了 次甘肃瘟疫。年，“秦、雍二州大旱，疾疫，关中饥，米斛万钱。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败绩”。年，“秦、雍州饥疫至秋”。年至 年，即“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文学历史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秦州即今甘肃天水一带，年间，秦州一带发生 次瘟疫。这是甘肃历史上首次见于记载的民众感染瘟疫的情况。十六国北朝时期，正史所记甘肃瘟疫都与战争有关。年 年，前赵刘曜进攻仇池氐杨政权，结果刘曜重病，军中“兼疠疫甚”。仇池在今甘肃西和、礼县一带，与天水相邻。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浚西征吐谷浑，“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 引 军 还，获 畜 二 十 余 万”。“河”即黄河。北魏军队出现疾疫发生在今青海、甘肃两省交界的黄河流域一带。隋朝及唐前期，正史记载甘肃发生瘟疫 次。年，陇西狄道人辛公义因参与隋军平陈有功，擢任岷州刺史。期间，岷州发生瘟疫。据 隋书 卷 辛公义传，“从军平陈，以功除岷州刺史暑月疫时，病人或至数百，厅廊悉满”。岷州即今甘肃岷县一带，属于边郡。隋朝岷州人口较少，至唐开元时岷州仅有“户三千九百五十”。岷州疫情发生在夏季，边郡小州，病人一时达到数百，看来疫情来势凶猛。唐前期，甘肃地区见于正史记载的瘟疫有 次。武德年间，“时关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递相连染，诸医无能疗者”，。“贞观十年，关内、河东大疫。”贞观“十六年夏，谷、泾、徐、戴、虢五州疫”。永淳元年（）“六月，关中初雨，麦苗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籍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瘗”。次瘟疫发生地，与甘肃相关者有关中、关内、岐、陇等。关中一般指四关之中，四关指“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据此，今甘肃庆阳部分地区 在 四 关 之 内。关 内 当 为 关 内 道，贞 观 元 年（），唐分天下为十个监察区，称“十道”，关内道为十道之首 。关内道包括陇山、黄河以东大片区域，今甘肃白银、平凉、庆阳等地大都被囊括在内。泾州即甘肃平凉一带，辖区主要在陇山以东区域。岐、陇指岐州、陇州，二州相邻，元和郡县图志 记载：“凤翔府（岐州）管州二：凤翔府、陇州。”岐州、陇州包括今甘肃平凉、庆阳部分地区。唐后期及五代宋时期，甘肃大部分地区分属于吐蕃、宋、夏、金及甘州回鹘政权、敦煌归义军政权等，瘟疫在河西、陇中、陇东都有发生。旧唐书吐蕃传下 记载：“吐蕃入寇，恒以秋冬。及春则多遇疾疫而退。”如是，则贞元（）初期乃及此前一段时间，在吐蕃军中当有疾疫发生。当时唐蕃以六盘山为界，“吐蕃入寇”即吐蕃军队进入泾、宁、庆、麟等州，这一区域包括六盘山以东的甘肃平凉、庆阳等地。年，吐蕃占领区发生疾疫：“自是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间夜闻鼙鼓声，人相惊。”洮水今名洮河，发源于甘青交界处的西倾山，干流主要流经甘肃省碌曲、卓尼、岷县、临洮等县，在永靖县汇入黄河。元和郡县图志 岷州条记载：“岷山，在（溢乐）县南一里。”据 宋史 卷 吐蕃传 记载，年，吐蕃部族六谷酋豪首领在河西走廊武威一带建立的西凉府政权发生疾疫：（景德）三年铎督遣安化郎将路黎奴来贡。黎奴病于馆，特遣尚医视疗。及卒，上怜之，厚加给。五月，铎督又言部落疾疫。诏赐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紫石英等药，凡七十六种。使者感悦而去。大中祥符三年（）五月，西凉府发生瘴疫：“壬午，以西凉府觅诺族瘴疫，赐药。”武威地区地形南高北低，南边是祁连山地，北边是武威绿洲及沙漠地带。绿洲地带海拔不到 米，祁连山中可樵牧的山地海拔不到 米。来自青藏高原的吐蕃部众不会有高原反应，故此处的“瘴疫”当为疾疫。元代甘肃见于正史记载瘟疫有 次。元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戊申，太阴掩井。岷州旱、疫，赈之”。年，“土番岷州春疫，夏旱”。两 次 瘟 疫 相 隔 时 间 不 长，都 发 生 在岷州。明代见于正史记载的甘肃瘟疫有 次，分别是：永乐五年（）“陕西大疫，（王彰）奉使祠西岳”，永乐“九年（）七月，河南、陕西疫”，景泰“六年（）四月，西安、平凉疫”，“嘉靖元年（）二月，陕西大疫”，万历“十六年甘肃社会科学 年第 期（）五月，山东、陕西、山西、浙江俱大旱疫”，最后一次疫情在 明史神宗本纪 也有记载：“山西、陕西、河南及南畿、浙江并大饥疫。”当时，甘肃东部归属于陕西布政使司管辖。几次疫情发生的地区，除了平凉之外，其他地方在史书中的记载都不够具体，可判断大体都在甘肃东部地区。清代见于正史记载的甘肃瘟疫有 次：康熙三十一年（）“静宁疫”、康熙四十七年（）“凉州大疫”、乾隆二十五年（）“靖远大疫”、乾隆三十五年（）“兰州大疫”、乾隆五十五年（）“镇番大疫”、嘉庆十六年（）“永昌大疫”、道光二年（）“安定大疫”、同治二年（）“皋兰大疫”、同治五年（）“永昌大疫”、同治八年（）“秦州大疫”。清史稿 卷 灾异志 对疫情发生地记载明确，遍及河西走廊、陇中、陇东。相关情况见表 。表 见于正史的甘肃瘟疫资料时代次数发生区域灾情及后果资料出处东汉陇右撤军 后汉书皇甫规传西晋秦州伴随饥馑 晋书五行志 宋书五行志 晋书食货志南北朝仇池 甘青交界处撤军 晋书刘曜载记 魏书安同传 魏书高宗纪隋岷州民风好转 隋书辛公义传唐前期关中 关内道 泾州 岐州 陇州 旧唐书许胤宗传 新唐书五行志唐末五代陇山以东 洮河流域吐蕃政局不稳 旧唐书吐蕃传下 新唐书吐蕃传下宋西凉府宋赐药 宋史 之 吐蕃传 真宗纪元岷州赈之 元史 之 英宗本纪 泰定帝本纪明陕西 平凉大疫 明史 之 王彰传 五行志 神宗本纪清 静宁 凉州 靖远 兰州 镇番 永昌安定 皋兰 秦州大疫 清史稿灾异志通过检索及分析可知，在 部正史中，共记载了甘肃古代发生的 次疫情。疫情分布于陇东、陇中、河西和陇南地区，分布范围基本上覆盖甘肃全省，跨越时代从东汉至清。二、正史记载甘肃古代疫情是“合于圣人之经者”中国古代并无专门负责疾疫应对和防治的机构，也没有留下集中收录相关记载的文献，瘟疫叙事散见于政书、史书、志书、医书、文书文集、笔记和小说等多种史料。其中，正史具有国家书写之性质，所记内容一为实、二为要，意义重大。实即实录，班固赞 史记“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除了纪实之外，正史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其国家意义。清乾隆四年（）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卷 史部 记载：正史之名，见于 隋志 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宸断”即皇帝的裁决?决断，“正史体尊，义与经配”意即其内容与经可配，均在凸显正史之国家意义。部正史，要么官定，要么官修，最后一统为官定史书专称。梁启超曾称“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虽有失颇偏，但道出正史以“国之大事”为主线的历史叙事视角。民国时期，清史稿 和 新元史 获得正史地位，正史数量增至 部。关于 次疫情，从记载疫情材料类型看，有纪、传、志。从记载形式看，疫情内容在纪传中是传主、纪主事迹的相关部分，在志中是君主德行之反应。下文从疫情的后果及影响等方面，逐一分析 次疫情在正史中的“国之大事”性质。东汉桓帝、灵帝两朝，羌人向东汉政权的攻击正是最为激烈时期，战争前后持续 年之久。皇甫规军队染疫，发生在为讨伐羌人向陇右进军途中。皇甫规果断有力地控制了疫情，不但稳住了军心，而且恢复战斗力，迫使“东羌遂遣使乞降，凉州复通”。西晋时期，秦州一带发生了 次瘟疫。瘟疫发生要么前提是朝政荒废、要么后果是氐文学历史羌反叛，无不与政事相关。十六国北朝时期，仇池、吐谷浑地区发生瘟疫，直接后果都是进攻的军队立即撤军。隋代，岷州刺史辛公义从政尚善，致力于疾疫防治，深得民心，被“合境之内呼为慈母”。地方官员关心民众疾苦，自然能赢得民心。唐代，甘肃发生 次疫情，武德年间疫情记载见于 旧唐书 卷 许胤宗传，旨在强调传主医术高明：“（许）胤宗每疗，无不愈。”贞观、永淳朝 次疫情均见于 五行志，仅仅罗列而已。然检 册府元龟 记载，贞观年间全国共发生 次瘟疫，每次都有施药救治的具体措施，“十年，关内河东疾病，医赍药疗之”。“十六年夏，谷泾徐虢戴五州疾疫，遣赐医药焉。”何以如此？五行志 同条记载：永淳元年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占曰：国 将 有 恤，则 邪 乱 之 气 先 被 于 民，故疫”。其中，“恤，忧也”。很显然，五行志 记载瘟疫的目的在于预示国将有难并以此警示国君。唐后期，洮河流域发生瘟疫，正值吐蕃王朝达磨赞普时期，“达磨嗜酒，好畋猎，喜内，且凶愎少恩，政益乱”。史家认为，此次疫情乃达磨政局混乱国势衰弱之表现。北宋时期，武威地区吐蕃西凉府发生疾疫，北宋赐各类名贵药材 种之多，结果“使者感悦而去”。宋朝此举，在于进一步加强与凉州吐蕃势力的联合，从而对党项李继迁政权形成夹击攻势。元朝时期岷州发生的两次瘟疫见载于本纪，并未与任何史实相联系。然据 元史天文志 记载：“日星、风雨、霜雹、雷霆之灾异载于春秋，慎而书之，非史氏之法当然，固所以求合于圣人之经者也。”也就是说，记灾异于“史”类，本非史家必须遵循之法则，而是符合圣人治国大道之必须。由是观之，两次疾疫见载于本纪，自然关系“圣人”之德行。明清时期的灾异在正史中都描述为“大疫”，表明疫情很严重。明史 记载甘肃发生的 次疫情，次见于贤臣王彰事迹，另外 次均见于 五行志，次中仅 次见于 神宗本纪。明史五行志 中虽未讲疫情后果，但开篇对记载疾疫的目的有说明：“夫苟知天人之应捷于影响，庶几一言一动皆有所警惕。以此垂戒，意非不善。”即记疫情在于警惕天之意志，垂戒人之言行。在 清史稿 中，甘肃 次“大疫”均见于 灾异志。清史稿 改前史之 五行志 为 灾异志，固为一大进步，但天人感应成分依旧存在。孟森：“以灾异变前史之五行，不可不谓为进步。又仿明五行志，削事应之附会，似皆取长去短。”也就是说，灾异志 中记载瘟疫，依旧是反映君主德行、封建国家善政内容的相关部分，用灾疫释人事倾向突出，具有明显的天人感应之诉求。总之，正史所记瘟疫，立足“国之大事”角度进行书写。正史关于甘肃古代 次瘟疫的记载，可分为三种情形：一是伴随征战或军事调动发生的瘟疫，二是表现君臣德政或者乱政事实中的瘟疫，三是反应天人感应警示国君勤政之瘟疫。因此，正史记载疫情具有很强的目的性，是“合于圣人之经者”。三、甘肃古代疫情防控的具体措施根据统计，甘肃古代 次瘟疫发生地域广泛，河西、陇东、陇南、陇中地区均有发生。若以地方志资料相对丰富的明清时期看，甘肃古代当是疫情多发区。据统计，明至民国时期（）瘟疫发生的间隔时间分别为：陇东 年，陇中 年，陇南 年，河西 年 。可见，除河西之外，甘肃瘟疫灾害发生比较频繁。现以甘肃古代 次瘟疫为主，总结甘肃古代历史上的疫情防控措施。（一）及时停止一切活动，有效控制疫情蔓延一旦有瘟疫发生，防疫成为当务之急。首先面临的已经不再是本已开展的活动是否继续的问题，而是人员的性命能否保住。因此，停止一切活动，包括工程建设及进攻性军事行动，保全性命迫在眉睫。前赵刘曜进攻仇池政权，从双方势力来讲，本可继续发动进攻，但疫情突发，刘曜不得不收兵并准备班师，但刘曜又担心杨难敌反击，“乃以其尚书郎王犷为光国中郎将，使于仇池，以说难敌，难敌于是遣使称藩”。这场瘟疫，刘曜虽然没有达到直接灭亡仇池山政权的目的，但仅凭王犷游说之力，使杨难敌乖乖就服，也算是战果卓著。年秋，北魏文成帝拓跋浚进军河西，追击吐谷浑。军队进至西平时，吐谷浑首领什寅已经逃至南山。正当北魏军队追击时，“遇瘴气，多有疫疾”，无奈只好退军。不过，在撤退时顺便掳掠吐谷浑牲畜甘肃社会科学 年第 期二十余万头，也算是战果丰硕。不消说士兵感染，军中马匹染疫也会直接影响作战。年 年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遣宜城王奚斤自长安追击赫连昌至安定，“以马多疫死，士众乏粮，乃深垒自固”。军中战马感染瘟疫，只好停止追击，就地驻扎，求得自保。可以说，宜城王奚斤的选择虽属无奈，但也是及时和明智的。（二）设置专门区域，严格隔离病人一般来说，瘟疫来势凶猛，短时间内会大面积感染。瘟疫发生后，随之出现人员病亡，从而引起民众恐慌，造成社会混乱。及时隔离并治疗感染者，避免病例溢出，方能控制局面，避免事态扩大。隔离就是将病者独置一处，禁止与他人直接接触。年，皇甫规的军中发生瘟疫后，“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可以说，“庵庐”就是军中设置的定点隔离区。年，辛公义在岷州“分遣官人巡检部内，凡有疾病，皆以床舆来，安置听事。暑月疫时，病人或至数百，厅廊悉满”。安置病人的厅廊，也类似于设置的临时隔离区。隔离期间，即便是至亲也不能接触病人。据考古资料，在史前时期，“为应对肆虐的瘟疫，已经出现了一定的隔离区设置”。正史记载的隔离场所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末期，汉书平帝纪 记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肃镇华夷志 记载祁连山中番族习俗：“或有瘟疫之疾，诸夷远避不问，虽父子至亲，亦不同处。将病者远送在一处独卧。”让病人独处，是人们在与疾病做斗争过程中做出的选择，也是医疗水平低下、医疗条件简陋等情况下防止瘟疫蔓延的首要选择。（三）尽快拨医发药，开展全面医治疫情发生，对于染病者，要及时施药救治。隋朝岷州刺史辛公义将“所得秩俸，尽用市药，为迎医疗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唐贞观年间，对当朝发生的瘟疫都采取了防控措施，“诏医疗之”。吐蕃政权瓦解后，年，河西地区发生瘟疫，北宋政府“诏赐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紫石英等药，凡七十六种”。年，河西地区“西凉府觅诺族瘴疫”，北宋政权再次赐药。年，陕西（包括今甘肃）所属军民发生大疫，明成祖“责令有司拨医调治”。统筹全局，施药救治，官府举措至为关键。汉代政府在疫情出现时，还派太医到地方为民众诊病，将医药分给感染疫病的百姓。如建宁四年（）三月大疫，命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建武十四年（）大疫，太守钟离意亲自接济医药：“所部多蒙全济。”敦煌藏经洞出土医书，记载有多宗传染病的治疗医方，包括霍乱方、治一切注方、蛊毒病方、天行疫疠传尸病症方等 ，当是政府颁行之河西的医书。明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检方书，制为济疫小引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并命礼部刊行天下。（四）及时掩埋病尸，做好人员安抚瘟疫流行期间，感染死亡人数剧增。病尸腐烂就会加剧疫病传播，及时掩埋病尸成为必须。年，甘肃东部及关中地区“民多疫疠，死者枕藉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瘗”。国家下诏令地方机构埋瘗病尸，是疾疫防控的重要措施。检索史书可知，唐朝掩埋病尸已成为制度。唐文宗时期，李昂家族“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唐“中和四年（年）浙东饥疫，（瑞龙）璋于温、台、明三郡，收瘗遗骸数千”。与隔离病人举措一样，掩埋病尸之举在史前时期也有先例 。东汉灵帝时，尚书卢植上书力谏八事，其一“御疠”即控制疫情。理由是：“无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疫疠之来，皆由于此。宜敕收拾，以安游魂。”集中掩埋病尸，减少疫情扩散，后世也有不少见于记载。例如，年，漕运都御史徐镛曾被贬至甘肃镇原县，正值出现饥荒，随后“疫大作，命药调治，赖以全活者万计，死者设义冢掩之”。徐镛调离后，民为其立祠纪念。瘟疫致死会使生者产生恐慌和焦虑，他们需要宽慰和安抚。在军中发生瘟疫后，皇甫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咸悦”。将军的巡视和安抚减轻了士兵的焦虑，稳定了军心。年，陕西（包括甘肃）大疫，“奉使祠西岳”。古人相信疫灾是神灵所降，故最高统治者会举行各类祭祀活动，祈求神灵宽宥。正如明代霍贵等人所言：“自古帝王遇灾戒惧，未尝不以祈祷为事。”年，陕西甘州（今甘肃张掖）等地发生瘟疫，明朝政府“遣右通政王锡祭西岳华山、西镇吴山（在今陕西陇县西南）之神。太常寺丞李宗周祭甘肃境内山川之神，以甘州等处疾疫故也”。肃镇华夷志 记载，肃州“厉坛，城东北一里。镇夷，城西文学历史北一里”。厉通疠、疬，即疫，厉坛供奉的是瘟神。瘟神信仰由防治传染病演化而来，供奉信仰厉神，无助于疫情防控，但可使人们得到精神慰藉。四、甘肃古代疫情防控中政府的绝对主导作用瘟疫发生会对社会各个层面产生影响，大者决定王朝更替、政权兴亡，小者导致个人生死、家户绝续。左传成公十三年 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关联国家兴亡之角度判断，疫病发生及防 控 完 全 称 得 上“国 之 大 事”。乾 隆 二 年（），豫西大疫，牛被感染，百姓呐喊：“牛呼！将何恃无患？夫国之所重此农，农之所赖此牛。牛多病，岂独穷砃之灾，亦国家之忧也。”可以说，百姓的认识更直接和透彻。政府是执行国家意志的事务机关，行使国家事务的决策组织、领导调节和管理职能。历史事实表明，在甘肃古代疫情防控中，各级政府起到了绝对的主导作用。（一）认识到位，高度重视东汉皇甫规及时控制军中疫情，重整实力，迫使“东羌遂遣使乞降”。刘曜攻打仇池山政权，因瘟疫撤退，仇池政权得以幸存。后周攻打吐谷浑，因瘴气而退，吐谷浑免去灭顶之灾。唐陈子昂上书，言及瘟疫与国运：夏、商之衰，桀、纣昏暴，阴阳乖行，天地震怒，山川神鬼，发妖见灾，疾疫大兴，终以灭亡，和之失也。天下有危机，祸福因之而生自剑南尽河、陇，山东由青、徐、曹、汴，河北举沧、瀛、赵、?，或困水旱，或顿兵疫，死亡流离略尽。吐蕃势力进攻关中，“及春则多遇疾疫而退”，唐军面临的吐蕃攻势只限于冬季。北宋王朝赐药都铎，赢得攻打西夏的同盟军。中国自古以来疆域辽阔，每年有灾异发生在所难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天下为家的理念下，疫情频发及其关系国运，古人于此有很清楚的认识。如 周礼天官冢宰 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左传僖公十三年 云：“天灾流行，国家代有。”北宋礼部尚书邢籨就明确提出：“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灾。岁必有其一，但或轻或重耳。”疫病居四大灾害之首。史书对各种瘟疫都记载，皇甫规军队中的疾疫即为兵疫。宋代陈?农书 记载牛疫：“方其病也，熏蒸相染，尽而后已。俗谓之天行，唯以巫祝祷祈为先；至其无验，则置之于无可奈何。又已死之肉，经过村里，其气尚能相染也。”认为牛疫具有传染性。宋史五行志 记载马疫：“（）宕昌西马、金州马皆大疫。”军队是保家卫国的核心力量，马匹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牛是传统农业生产的重要畜力，任何一种疫情出现，都不容忽视。明崇祯十七年（），北京、江苏等地同时出现瘟疫，百姓感染亡殁者甚众。明末文士徐树丕称此疫为“甲申奇疫”，发出“国将亡，听命于神，哀哉”的长叹 ，直接将明之覆亡与瘟疫联系起来。（二）措施得力，全面统筹与瘟疫对抗，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最强大的力量就是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司马光云：“天生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阐释了国君存在的必要性。至于国君是否具有正统地位，则特别强调“其功业之实”。面对疫情，最高统治者在自省和整肃百官的同时，必然采取一些有力措施。在 次疫情记载中，多次记载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对疫情采取控制措施。唐贞观年间，国家派医护人员、发放药物进行抗疫。元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岷州发生旱灾、瘟疫，国家立即进行赈灾。明永乐五年（）的陕西大疫，王彰奉使祠西岳。此外，历史上，朝廷还动员各界力量参与救灾。如汉平帝元始二年（），由朝廷组织“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民”等贡献田宅、国家出钱负担疫死者的安葬费，帮助灾民摆脱困境 。政府防疫不力，会直接造成不良后果，甚至动摇政权根基。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关中饥，米斛万钱。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败绩。而饥疫荐臻，戎晋并困，朝廷不能振，诏听相卖鬻”。疫情严重，以至朝廷也无力赈济，无奈只能允许人口买卖。很显然，西晋短祚、政权软弱从防疫效果也可看出。（三）重视预防，地方官勤政 淮南子 云：“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治无病之病”即预防。中国古代官方防疫举措很甘肃社会科学 年第 期早就见于记载，甲骨文合集 记载“疾，亡入”，意为不要接近可能患疫病者。周礼 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在 周礼 中，方相氏是夏官司马的下属，其驱散疫鬼的仪式 傩舞为后世沿袭。隋大业六年（），巢元方奉诏编撰 诸病源候论 提出：“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药王孙思邈在北周时隐居不仕，后受到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召见，所撰 千金方 指出：“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防备之。”巢元方、孙思邈都在强调防疫之必要性。“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地方官乃封疆大吏、百姓之父母官、国家意志在地方之代表。在 次瘟疫记载中，地方防疫最为有效的官员是隋朝岷州刺史辛公义。由于治理得当，深得百姓赞许，“合境之内呼为慈母”。另外，还有一位值得赞许的官员就是清代甘肃巡抚花善。年，甘肃巩昌府所属西和、礼县等地“疫疠盛行，牛驴倒毙甚众”，影响春耕。巡抚花善不待批准始行散赈，拿出部分上解银供民买耕牛，拿出部分积贮屯粮作农户籽种。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任意违例”，当“交吏部议处”。然其行为被上奏后，却得到了康熙帝的宽恕 。应该说，辛公义、花善充分发挥了政府绝对主导的作用。另外，道家、佛家以治病救人为行道之本，故而在疫情防控时他们常常参与其中。东晋兴宁时期，“时东土多遇疾疫，（竺法）旷既少习慈悲，兼善神鮌，遂游行村里，拯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多祈之致效”。隋僧那连提黎耶舍“收养厉疾，男女别坊，四事供承，务令周给”。唐释智岩“后往石头城疠人坊住，为其说法，吮脓洗濯，无所不为”。唐代道人殷七七“曾于泾州卖药，时灵台蕃汉，疫疠俱甚，得药入口即愈，皆谓之神圣”。晚唐五代至宋，四川重庆一带发生瘟疫，寺院积极参与救治。重庆大足宝顶山摩崖记载：“会广明离乱之后，饥馑相仍，民多疫疾，厉鬼肆其凶，居士悯焉，光启二年六月十五日盟于佛，持咒以灭之。”天成五年（），四川安岳庵堂寺比丘怀真“忽染天行时疾，归在俗家将理，并染俗家，大小不安，遂乃发心愿造，果蒙圣力加备，得获平善”。佛、道之士利用一技之长参与救助，加强了地方控制疫情的有效力量。然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资料中僧道人士之义举，均属于个人行为，救治成效有限，与政府的全面救治无法相提并论。余论健康是人类生命的第一要素，是贯穿生命的永恒主线。就疾病而言，瘟疫对人类的危害最大。从汉至清 多年间，甘肃地区有 次瘟疫见载于正史。考虑到时代久远及正史体例限制等因素，历史上甘肃地区实际发生瘟疫的数量要远远大于此。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疫情属于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历史上的瘟疫发生往往与地区社会稳定、重大行动成败以及封建政权兴亡关系密切。时至今日，疫情防控的重要性更为突出，成为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维持经济社会有序发展、维护和提升国家声誉的关键要素。基于这一思路，在前文探讨的基础上，对疫情防控提出以下认识。第一，疫情防控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应对瘟疫首先要预防瘟疫。瘟疫伴随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甚至有学者认为瘟疫早于人类出现。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人类与瘟疫不断抗争的历史。历史证明，每次疫情都会成为过去，但同时也显示瘟疫从未彻底消失。正史记载甘肃地区出现疫情的时间跨度从汉至清，延续时间不可谓不长。出土资料同样有可靠的证据：史前时期设置“隔离区”，甲骨文中出现“疾，亡入”等记载，这一切无不显示出与瘟疫斗争的长期性、反复性甚至艰巨性。解决瘟疫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免瘟疫发生或者少发生，这就是预防的重要性。做到预防，首先要树立强烈的防疫意识，明确责任和义务。在国家层面，就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设置专门的防疫机构，建立常态的防控机制，完善现有公共卫生设施。从个人而言，需要倡导和养成合理、科学的饮食及交往习惯。第二，疫情防控是“国之大事”，疫情防控的主导要素是国家力量。从正史记载的甘肃疫情来看，疫情突发性强，波及范围往往很大。如：东汉皇甫规军中瘟疫蔓延陇山东西两侧区域，西晋秦州瘟疫牵涉幽、并、司、冀、雍五州，明代陕西瘟疫与山西、河南及南畿、浙江等数省同时发生。连县跨州甚至跨省的瘟疫危害严重，会造成重大军事行动的失文学历史败、社会的动荡甚至封建国家统治基础的动摇。正史记载的甘肃疫情均关联重大事件，清乾隆年间豫西百姓“国家之忧也”的呼叫是来自民众的心声。可以说，无论何地发生瘟疫，有效防控都是国家所系、民心所向，是“国之大事”。历史表明，从汉代开始，政府于防控机制中的地位被定于一尊，这一趋势至清未变。瘟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所以疫区自救效果往往有限，救援人力和物资必须从邻近区域迅速调拨。跨郡县区域的组织活动，只有国家力量方能推进，数额庞大的救灾支出也要由国家承担。在落实国家意志时，地方政府是最直接的执行者。完善的防控制度、有力的防控措施是政府治理能力有效的最好说明，隋唐国力强盛、防控措施得力，西晋末期国力衰弱、疫情防控不力，其中的必然性固不容忽视。第三，吸纳多种力量参与防控，构建疫情防控多元化机制。瘟疫排门发生，防控事关千家万户。在国家力量定于一尊的前提下，吸纳多种力量参与防控、构建疫情防控多元化体制十分必要。唐孙思邈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疫情防控从拯救生命做起，利用一切力量，拯救每一个生命是疫情防控的基本原则。历史资料显示，参与疫情防控的社会力量有以僧道之士为代表的宗教组织、以社团为主的民间力量。宗教组织和民间社团活动于当地，了解当地情况，在疫情暴发后能够迅速开展针对性救助。虽然救助面有限，但见效快，可以作为国家力量之补充。北宋时期，武威地区发生疫情，吐蕃统治势力祈求北宋赐药，显示出封建政权之间共建疫情防控体系的新趋势。今天，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地球村”时代的到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疫情防控形势日渐复杂与多变，世界多国之间共同构建多元防控体系将是未来必须面对的问题。疫病种类多且疫病病毒本身也在不断变异和发展。每一轮新的疫情发生，并无防控成法可用，这就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因此，古人基于疫情防控的实践经验及基于生活经历的防疫理念，至今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注释：相关主要成果如么振华：唐代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商务印书馆 年版；李并成：民国甘肃疫灾与畜疫灾研究，甘肃社会科学 年第 期；陈武强、高君智：明代甘肃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年第 期；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 年版；李文波编著：中国传染病史料，化学工业出版社 年版；张志斌：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年版。相关成果为牟海霞：唐五代敦煌药材资源，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宋满平：唐五代敦煌医药文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至明代，中国才出现第一部医论专书 温疫论。参考文献：许慎，撰，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吴有性，著，郑重光，补注 温疫论补注 影印本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范晔 后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房玄龄 晋书 北京：中华书局，沈约 宋书 北京：中华书局，：魏收 魏书 北京：中华书局，魏徵 隋书 北京：中华书局，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 元和郡县图志 北京：中华书局，刘籧 旧唐书 北京：中华书局，王溥 唐会要 北京：中华书局，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北京：中华书局，司马迁 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脱脱 宋史 北京：中华书局，宋濂 元史 北京：中华书局，张廷玉 明史 北京：中华书局，赵尔巽 清史稿 北京：中华书局，班固 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整理本 北京：中华书局，：王钦若，等，编 册府元龟 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孟森 清史讲义 北京：中华书局，：袁林 西北灾荒史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赵丛苍，曾丽，祁翔 医学考古学视野下的古代瘟疫遗存考察 中原文化研究，（）：李应魁，撰，高启安，邰惠莉，点校 肃镇华夷志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明实录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王淑民 敦煌石窟秘藏医方：曾经散失海外的中医古方 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董诰，等，编 全 唐 文 影 印 本 北 京：中 华 书 局，甘肃社会科学 年第 期 ：惠洪，著，吕有祥，点校 禅林僧宝传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许容，监修，李迪，等，撰，刘光华，等，点校整理（乾隆）甘肃通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李献奇 洛阳市文物普查中发现的荒年、瘟疫、乡规、谱系、修寨碑记 中原文物，（）：陈?，著，刘铭，校释 陈?农书校释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徐树丕 识小录（卷 甲申奇疫）涵芬楼秘笈（第一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司马光，编撰，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 北京：中华书局，：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 淮南鸿烈集解 版 北京：中华书局，：丁光迪 诸病源候论校注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孙思邈，著，李景荣，等，校释 备急千金要方校释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清实录 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 高僧传 北京：中华书局，：道宣，撰，郭绍林，点校 续高僧传 北京：中华书局，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 云笈七签 北京：中华书局，：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 大足石刻铭文录 重庆：重庆出版社，：董华锋 川渝石窟摩崖题刻中的古代瘟疫资料辑考 敦煌学辑刊，（）：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唐朝 村 制度与中国古代基层行政制度 西进化 历程研究”（）。作者简介：崔永利（），女，甘肃武都人，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讲师，河西走廊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再聪（），男，甘肃平川人，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河西走廊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田澍工作室”研究员。责任编辑：巨虹；校对：暮雪文学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