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红色经典中的风景书写与政治认同.pdf

116 第 28 卷 第 3 期 2023 年 6 月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Vol.28 No.3 June 2023收稿日期：2022-12-25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十七年小说中的风景机制与政治认同”（2020BS24）作者简介：柯弄璋（1986），男，湖北黄石人，重庆师范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化传播。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3.03.014当代红色经典中的风景书写与政治认同柯弄璋（重庆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重庆401331）摘要：“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小说在风景书写中通过划定阶级观看权与所有权、添加时间和空间的伦理内涵、建构崇高审美范式，确立了人们的政治归属感，并教育人们依托广大人民群众的质朴品性，发扬崇高热烈的意志和英雄主义奋斗精神，运用现代科学与理性来建设新中国的美好未来，从而塑造了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认同。关键词：红色经典小说；风景书写；政治认同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3)03-0116-07引用格式：柯弄璋.当代红色经典中的风景书写与政治认同 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8(3)：116-122.Landscape Writing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Red ClassicsKE Nongzhang（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Abstract：The red classic novels in the“Seventeen Years”period(1949-1966)established peoples sense of political belonging by delineating the class viewing right and ownership,adding the ethical connotation of time and space,and constructing a lofty aesthetic paradigm,and educated people to rely on the simple character of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carry forward the lofty and enthusiastic will and heroic struggle spirit,and use modern science and reason to build a bright future of new China,thus shaping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the new peoples regime.Keywords：red classic novels;landscape writing;political identity“十七年”小说中的风景描写一度被视为“博士买驴”“可厌可笑”1而不受重视，后来的文学批评或肯定其审美功能，或强调其政治隐喻内涵，这些批评在为风景正名的同时也暗示了政治与审美的对立。最近有研究者通过分析单个作品或作家的风景生成（修辞）机制来揭示作者与所写对象之间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其虽摆脱了政治与审美二元对立的思维，但未能进一步说明这些经典文本书写风景的社会性功能。为此，本文将从风景与政治认同的角度探析“十七年”经典117柯弄璋：当代红色经典中的风景书写与政治认同小说的创作。笔者将着重分析当时影响较广的 12部中长篇小说中改造风景、重塑认同的话语机制，并通过其中的认同张力，对“十七年”小说的风景写作进行深入反思。一、阶级认同：风景的人民所有权风景是个人从自己的视点所观察到的大地的形态228，它与人构成被观物与观看者的关系，并且不独属于某个人。“十七年”时期，新中国的首要的叙事任务是把处于“自然状态”的社会组织到一个按照“我们”与“他们”的不同标准划分出来的现代话语中去，这个话语就是“阶级”话语3。阶级话语的凸显使得自然风景被新赋予了属权观念，它规定了当时人们（人民群众）应当看到哪类风景。20 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古代文学界关于“中间作品”有无阶级性、山水诗有无阶级性等问题的争论是对此问题的一次集中反映；此外，当时的美术界也就此有过较为深入的思考。“人民的艺术应当有思想性，而且应当有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思想性”，人们倡导的山水、花鸟画应当是具有思想性的“人民艺术”；对于无思想性的作品，“可能是宣扬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低级和庸俗趣味的”，人们要提防和反对那种单纯的技术欣赏、没有社会属性的自然主义4。由此可见，彼时的风景画创作被划分为具有思想性、社会性、人民性和无思想性、低级性、自然主义两种不同类型，人们倾向于接受前者而批评后者。“十七年”小说中也出现了这样两种不同的风景描写。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韩小燕在雪后放晴的清晨感慨“雪后的早晨，够多好！又新鲜又清净，那些在臭气昏昏的屋子里撅着屁股睡懒觉的人们，哪会享这份福”；“叫那些坏家伙都睡死吧。这太阳，这活生生的雪地，连柳树上的喜鹊儿都是我们的”5103。她将那些贪图享受的剥削者排除在观看风景的行列之外，声称新鲜清净的雪后景观属于像她一样为了生活而早起忙碌的无产大众，从而明确了风景的人民所有权。小说第 11 章在叙述杨晓冬等赴眺山革命根据地的行程时，更是花费不少笔墨“逢山看景”地描绘了眺山、桃花沟等处的优美风景，并且进行了一场四季比美的辩论。通过动态视角展现更大地理空间中革命者、人民群众与美好河山融洽、融合的画面，小说进一步证实和强调了风景的人民属权。风云初记对风景的人民所有权有着特别动情的描述：革命战士们匍匐在地上射击敌人，他们感到自身的生命、作战的任务都与祖国大地上的一切风景融合为一体，风景成为他们生命的延伸 6172。该小说还以叙述者的抒情口吻将家乡的土地、风景比喻为无私、包容、慈爱的“母亲”（人民的另一指称），民众则是被其孕育的子女6266。“十七年”小说确立风景的人民所有权与当时的“人民公园”建设热潮形成了一种呼应。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些因战争而废弃的园林被整修、改造为供人民使用的公园，一些过去的私家花园也被改建为满足人民文化和生活需要的人民公园，人民公园真正“体现人民的公园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风格”7。在社会主义中国，各地涌现的人民公园宣示了人民群众成为这些公园的真正主人，公园里的景观当然也成为人民的所属之物，人民公园在提供休闲娱乐之外产生了特殊的政治宣传功能。“十七年”小说中风景的人民所有权同样具有此种政治功能。无思想性的自然主义风景在“十七年”文学语境中是受到批判的。当时关于山水诗阶级性问题的讨论中，有学者指出，有一些所谓山水诗实质上只是对自然景物的“直观的摹写”，并没有流露出什么“社会思想”，“严格说来，不能称作艺术，至少只能说是艺术的低级阶段”，针对它们可以形成“单纯的生理上的快感”式欣赏，而不可能是“艺术欣赏”8。这种缺少“社会思想”的风景写作只是低人一等的准艺术。小说青春之歌比较典型地表现了这种风景。在小说开篇，女学生林道静站立山岗感叹北戴河的美景，却遭到脚夫质疑和反对：“打不上鱼来吃不上饭。我们可没觉出来美不美”94-5乍入社会的林道静仅是从个体生理感受上发现风景，根本不了解当地底层民众的辛酸苦楚，其眼中的风景不过是浅薄的准艺术。20 世纪 60 年代的评论界就有人批评林道静在北戴河海滩上玩时，不与工农结合，从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逃跑了，“躲到大自然的怀抱里，去欣赏海”，表现出“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情感”10。对于林道静而言，这种“小资产阶级”自觉批判意识要在她经历一定的革命教育（充实118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总第 152 期）社会阅历与获得社会认知）之后才会觉醒。到了小说第二部，历经考验的林道静已经在党的引导和组织下开展工作。在老长工郑德富护送她离开宋家的路上，她再次沉浸于周遭分外迷人的景致，就在几乎想跟老长工分享时，她忽然想起前述与脚夫之事，不禁“自嘲”：“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感情！你那浪漫的诗人情感要到什么时候才变得和工农一样健康呢？”9315-316在这里，欣赏没有社会思想的风景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的趣味，是与工农情感相反的不健康情感。这种批判在其他“十七年”小说中亦隐含出现。如红日中的沈振新将军被定义为“从来就很少赏玩景致”11192，这里的“赏玩景致”特指像林道静那样无思想性、“小资产阶级”趣味的观看，而不是泛指一切风景观看。因为小说在如此下定义时，打完胜仗的沈振新正被五颜六色的云霞变幻“引入到美丽的遐想里”，不过这些风景于他而言不是单纯的生理感受。由于这些变化多端的美景“触动”，沈振新警惕到了敌人突围逃生后的情况，并及时制止和批评了己方（石东根）的骄傲情绪。可见，这些美丽的云霞是具有一定“社会思想”的风景。作者在小说中批判无社会思想的风景，反对风景作为“有闲阶级”（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趣味象征物和自我消遣品，实质上也是在肯定风景的人民所有权。艺术的进步思想性是其人民性的主要准则，进步思想意味着“表达出人民的利益、愿望和需要，提出对人民生活的进步的历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性问题”12。“十七年”小说从正反两方面确立风景的人民所有权，就是提引读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需要，认同人民群众的历史进步性。二、伦理认同：风景中的空间和时间风景是人以文化为媒介从自己的视点所观察到的自然界形态，具有时间、空间双重属性，视点决定了空间性是其根本属性。“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形态及其历史变迁有着显著的地理与空间主线”，对此，文艺创作中的风景表达也做了相应的注解13。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相对统一、稳固、安全空间的形成，与此同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中生成的空间焦虑有所缓解，如何在过去的基础上建设未来生活的时间焦虑得以凸显。无论是集体编纂大型回忆录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创作革命历史小说、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还是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及整风运动，都是对过去时间的赋义或清算。“当代叙述影响文明想象世界的方式之巨者，莫过于时间观一项”，“当代小说叙述的危机在于：如何重新赋予时间以意义”14。“十七年”小说中的风景描写为风景的时空属性尤其是时间性添加了伦理的意义。风景的空间伦理主要体现为城、乡风景的道德情感差异。城乡不同空间对人有着一定的利害关系或主观意义，使人对之产生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以某种主观体验或内心感受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为道德情感。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杨晓冬身处乡村时，冰封冻裂的土地使他感到“温暖软绵”，枯枝草芥让他感到“轻柔美丽”，“几堆土丘”亦赛过城里的“名园盛景”515，而他乍到城市时，只觉天色昏昏，雾气沼沼，城楼像蹲在城墙上的妖怪，电灯是妖怪的眼睛529。乡村即便是枯败的，也令人感到温暖和亲近，严寒中的城市则似吞人的妖兽让人感到恐怖。相同的景象在城市空间中往往让人生厌，但出现在乡村空间时却使人感到轻松、欢喜。比如，城市斗争风景中的太阳是“火辣辣的”，让大地成为闷人的“蒸笼”“铁锅”，而敌后农村根据地风景中的太阳则让山川变身成穿着凤冠霞帔的“漂亮美人”；地下斗争风景中的城市沉睡在雾海里不愿醒来，敌后根据地风景中的晨雾则好似披在“漂亮美人”身上的薄纱；地下斗争中的城市夜晚十分“恐怖”“惨厉”，敌后根据地风景中的夜晚则安静、广阔又神秘15。另外，红旗谱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等小说的故事虽然都涉及城、乡不同空间，但它们对于城市风景却很少集中落笔，倒是肯用不少笔墨大量描绘乡村的美丽景致，如写运涛兄弟在美丽的乡野一起耪地，并突出弟兄间的怜惜与爱护情感1639；描写微山湖夏天的漂亮风光，把其当作游击战的理想战场（有屏障有食物），同时描写革命领导者与船家沽酒畅饮的情形17；描写分得土地后母亲如何在“绸缎似的”大地上春耕，表明她忠厚善良慈爱的母性心肠18。由于风景是人的文化选择结果，这样，风景119柯弄璋：当代红色经典中的风景书写与政治认同中城、乡空间的道德情感就不单纯是对客观事物本身的道德定性，更是体现了人们对建构城市或乡村这个空间的人及其行为规范、伦理规约的一种爱憎或好恶的态度与倾向。通过在道德情感层面对城市风景表示憎恶、对乡村风景表示爱好，“十七年”小说反对那些占据城市的敌人，包括他们身上的物欲5164，认同置身于乡野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及他们身上流露出来的质朴伦理。这种认同，一方面源于出身于乡土的作家们对故土的体认，如“我特别热恋我的故乡，爱那里的人民、风俗语言、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爱她的过去和现在”19，另一方面则在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将城市及其生活经验指认为资本主义的象征，认为其是污秽的。风景的时间伦理体现为在过去（记忆）风景与现在风景、现在风景与未来（想象）风景的比较中形成一定的道德评判。第一种比较是指一边怀想过去风景的美丽与温暖，一边痛恶往昔风景在眼下荡然无存。在红旗谱中，运涛于战争间隙常常想起童年生活，包括在白杨树下捉迷藏、在河滩上玩水、在水蓼中捉野雁的情景。在他的记忆里，家乡在春天还有着广阔无垠的梨园。家乡过去是“可爱的”，可现在却“被黑暗笼罩着”16174。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杨晓冬记忆里“两排常青柏树的尽头，排头似的蹲着两棵伞形洋槐树，槐树簇拥着开敞的朱红大门，迎面是喷水池，周围载满各种鲜花”，还有“叫人憧憬”的女二中校舍，但这些景致和建筑在现实中却变成了日本宪兵队的碉堡所在地，成为了老百姓口中的“阎王殿”545。“十七年”小说表现现在的“黑暗”“阎王殿”，转而认同已消失的过去风景。其构成了恶/善的二元对立，暗含着从伦理层面对眼前风景破坏者（敌人）的批判，激励着革命主人公推翻敌人的现存统治，恢复和重建美好风景；而对于进入了新中国的广大读者来说，就是号召他们着眼未来，建设好新生的中国。第二种比较是指人基于现状对于未来的乌托邦风景进行遐想。由于面向未来的乌托邦是某种道德理想的产物，这里将乌托邦风景归入到时间伦理中分析。人类历史上的乌托邦风景有“城市型乌托邦”和“田园式乌托邦”两种类型。前者“知性、有序”“设计得很美”“像梳齿般整齐”，后者“充满原始气息”“安康、祥和”268-70。“十七年”小说将两种乌托邦风景都描绘了出来。在战斗的青春中，游击队员高铁庄畅想打跑日本侵略者后的心愿，是能饱餐肉饺子、自在地种田地，干完活还可以“痛快”地到河里洗澡20。显然，他所设想的是“田园式乌托邦”，有儒家“风乎舞雩”的传统痕迹，这不免遭到队长许凤的批评，因为在许凤看来，“田园式乌托邦”已不能满足当下的需要，而应注入新的内容。这种新内容较早出现在山乡巨变中。合作社社员陈大春构想了一幅清溪乡“未来的草图”：“使它变成一座美丽的花园”；“这里是机器站，这里是水电站，这里呢，是用电气挤奶的牛奶站，这里有电灯电话、一套肃齐的住宅区，中间是花园，后山是果林”21。这种新的城市井然有序，代表着现代理性，超越了充斥着“淫声妖气”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对此，社长刘雨生满口称赞并声称一定要完成这个计划。作者受苏联“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全国电气化”理想的影响，将传统的田园乌托邦改造成了“知性有序”的“城市乌托邦”，从而获得了上级领导的认可。“十七年”小说认同“城市型乌托邦”风景，表明了对现代知识和理性秩序的追求，其认为革命的前途和新中国的未来发展必须走向新的城市化。三、审美认同：崇高风景的三种类型自然对象的丰富多彩和人们情感内容的复杂多变使得风景的美多姿多彩。审美会受到权力的规定，可以很好地与政治协调起来而近似于“激情、想象和感性”22，风景审美亦如此。经过对古代诗文中庞杂风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对于外来方法的广泛借鉴，中国现代小说表现了精彩纷呈的风景之美，但随着革命和民族战争的兴起，出于宣传和动员的目的，这些作品中的风景美逐渐趋向一种刚性甚至带些粗野质朴因素的总体特征23。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等宏大叙事对艺术风景书写的限定，“十七年”的风景叙事在山水画领域树立了一种类似“蕴含象征且宏伟壮美”的审美范式24。“十七年”小说的风景叙事亦是如此。小说保卫延安，在其风景描写中比较典型地展现出这种崇高风格，其开篇以写实笔触和高空俯瞰的上帝视角描绘了壮阔雄浑的冬日景象，120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总第 152 期）突显了人与严酷自然环境的矛盾冲突，通过景物书写了严峻而热烈的崇高激情。这种崇高感既产生于吕梁山冰天冻地的雪景带给人的视觉震撼，又出于解放军队伍无畏严寒英勇前行给人带来的心灵震撼。类似的崇高风景不仅见于战争小说，还见于描写农业合作化的小说创业史中。这部被誉为“富于时代的昂扬激情”“气魄雄伟”“粗犷处，豪情奔放”25的作品在其风景描写中也不乏“气魄”与“豪情”。在叙述互助组上终南山这一重要事件时，小说详细描写他们“进汤河口，钻到两边是悬崖峭壁的峡谷里头，寻找着乱石丛中和灌木丛中的羊肠小道，溯河而上，过了一百二十四回汤河和两回铁索桥，经过大石砭、小石砭、大板桥、小板桥、白杨岔、独松岔、虎穴口和号称四十里的龙窝洞，然后攀登上老爷岭”26的情形。陡峭险峻的地貌愈发凸现了互助组队员们顽强拼搏的崇高意志。这类崇高风景在当时的新民歌运动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如“燕山峰，穿九霄，燕山水，波浪高，搬来燕山当大坝，手提燕水挂山腰”（红旗歌谣）。其通过展现壮阔、雄伟的大自然与人的矛盾对立，在突出自然给人的视觉冲击之外，更彰显人类精神克服自然的伟大，从而加强了读者对自身主体意志的认同，鼓励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不懈拼搏。与现实主义白描不同，保卫延安的结尾表现了另外一种富有隐喻和象征色彩的崇高风景：民主圣地延安即将收复，北方长城上空掀起了强大风暴，它以极其猛烈的气势“卷过森林，卷过延安周围的山岗，卷过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征战过的黄河流域，向远方奔腾而去”27432。在北方兴起的“强大的风暴”暗喻着党领导的人民之师、胜利之师。个体只有掌握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才可能“看见”其横卷中国的“猛不可当的气势”，领会到历史的崇高意志。这种视角自然也不再是某个个体的视角，而是抽象化的历史主体视角。类似的崇高风景在其他小说中也有出现（如战斗的青春的结尾）。这种风景与其说它属于自然风景意象的意识形态隐喻化，不如说它是自然风景意境的意识形态隐喻化，即其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风景是对历史境遇的象征，意在说明或突出中国共产党不可阻挡的伟大力量。在这种隐喻风景中，自然的壮阔雄伟、历史的波澜起伏、意识形态的正义意志与叙述人的叙述高度统一、水乳交融，让读者认同意识形态所代表的不可阻挠的历史意志。这种崇高不像西方的崇高那样强调主体与客体的互相排斥、互不相容，而是寻求在矛盾冲突中达到新的和谐，并且保证这种新的和谐不至于沦落为古典的和谐美。“十七年”语境产生的这种崇高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成立新中国代表历史的必然要求，建设新中国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应当之路。上述两种崇高风景也可以同时出现。红日叙述最为关键的孟良崮战役时，“灰暗的云给炮火吓退”，突显人类以强大力量战胜了自然气象，属于第一种崇高风景。“月牙儿和星星出现在高空里，向酣战在沂蒙山的战士们洒出了洁白的光亮，仿佛为了给战士们照明攻击道路，更便于歼击敌人似的。”11449洁白光亮的星月居高临下照耀着大地苍生，象征着人民军队在党的指挥下必定取得最后的胜利，其属于第二种崇高风景。后者像是在诠释前者，即正是由于人民军队代表意识形态的历史伟力，他们才能够战胜一切恶劣的自然环境。在林海雪原这部传奇色彩浓厚的小说中，表现了第三种崇高风景。小说第 34 章写小分队在追缉匪徒到基密尔草原的途中，展现了“年年大雪岗不白，松树秃头鸟不来，白天北风刮日头，夜晚南风吹门开”的四大奇景。这种论者称之为具有“诡异性”的民间地形叙事，在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等“传奇性通俗叙事”中都有出现。其地理环境大都呈现出一些“不同寻常”的特征，带给普通读者“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想象性经验和体会”28。由于这些风景有时带有雄浑壮阔的特征，本文将这种风景命名为“奇观式”崇高风景。这类风景偏重以猎奇眼光发现大自然中的奇观，其用意既不是彰显人类战胜自然的力量，也不具有意识形态的隐喻，而是给读者提供一种新奇的体验。林海雪原还进一步以主人公少剑波之口解释了产生四大奇景的科学原因，其构成了一场典型的科普教育。风景奇观亦是知识奇观，风景的崇高性对应着知识的神奇性、神圣性，作品借此实现对现代科学知识的认同。121柯弄璋：当代红色经典中的风景书写与政治认同四、风景认同的张力及风景写作反思“认同”包括“心理归属”和“情感倾向”两个义项。在政治认同中，前者着眼的是政治隶属关系；后者强调的是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及其产生的政治（话语）秩序的认可、赞同和同意，其作用更为根本29。在“十七年”小说的风景描写中，风景的人民所有权明确了人们的政治归属；风景中的时空伦理进一步形塑了人们的道德情感，促使人们形成以乡村为依托展望、建设新中国美好明天的愿景；主导、主流的崇高风景从审美层面张扬革命主体的强大意志，表明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是不可阻挠的历史意志，向人们展示科学知识的神奇性与神圣性，再度确认人们对新生政权的认可、赞同与赞美，进一步表达了对意志强大、顺应历史、掌握科学的英雄主义主体的认同。后二者对形塑公众的政治认同的作用更为关键，因为公众对政治权力的美善寄托和热烈赞美的情感倾向、对英雄主义主体形象的认同，通常会促使该社会成员按照英雄形象践行自己的政治角色（新生政权的缔造者与建设者）所承担的义务，并产生相应的政治归属感；而他在观看风景中对风景所有者人民群众亲近和接纳的心理归属，也将促使其自身遵守相应的政治规范，并最终增强他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认可和同意的情感倾向。不过，这种风景认同也存在张力。首先，政治认同是个体对于政治权力的心理归属和情感倾向，认同的形成起源于个体的心理和情感，最终也通过个体的心理、情感及行为等层面的行为集合来体现，这样，政治认同始终存在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张力。在“十七年”小说中，无论是风景的人民所有权，还是在风景的空间伦理中认同与无产阶级特别亲近的、纯洁的乡村风景，而认为城市风景是资本主义污秽的象征，以及保卫延安等小说中张扬崇高风景，批评不崇高的风景，并将之划定为另一个群体（庸俗的没落阶级）的风景态度，都是在突出表现风景的群体性，即认为某个特定的社会集群或生活在某个文化圈内的人们会在心中抱有某种共同的风景意象和风景感知。建立在群体性风景之上的风景认同往往忽视风景的个体感知，如当时评论者对林道静的批评和林道静的自我批评，就是因为林道静眼里的风景之美不符合社会主流意见，但实际上，人对风景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个人的喜好和想象力面对同一片自然环境，不同的人所发现、感知的风景往往会有差异。“十七年”小说的风景认同对于个体维度的偏废，不仅可能消解认同的稳定性，即由于风景更多地指向革命、民族、国家、人民等相关的宏大话语，而这种大写的风景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某一时期的时代共鸣，一旦历史语境变化，它们便难以打动读者，更毋论借之塑造读者的政治认同，同时，其也束缚了风景写作的多样可能性，超个体的风景视角使得多元风景感知缺少表现。其次，风景认同相比一般政治认同的特殊性在于，它并非借助强力服从、利益驱动、政治文化教导等手段，而是要借助以风景为中介的“自然”浇灌，这就决定了风景认同同时关涉人对风景的接受和人对风景中政治的接受，并且对风景的认知是政治认同的前提和条件。由于风景是立足于某土地之上的人从自己的视点所观察到的一定的自然形态，而政治则是以国家权力为核心面向社会全体成员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风景认同内含着在地性与普遍性的张力。前者要求客观呈现依附于大地之上的风景的外部形貌，后者要求社会全体成员面对风景升华而形成较为同一的政治观念。对于现实主义写作而言，这还关涉现实与观念的关系问题。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风景要同时协调风景的客观形貌与自身的观念，这种观念关乎作家对风景本身的认知、作家的创作态度与方法和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观念，而后者又影响和制约着前者。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教育性，以及“十七年”时期普遍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十七年”小说的作者十分强调风景描写背后的阶级认同、伦理认同和审美认同，注重塑造普遍的政治认同，而对于在地性风景的差异性描绘则有所欠缺，其直接表现就是风景的地域性特征不突出。这些小说中的风景物象描写，除了有些地方专门提及山名（吕梁山、昆仑山）、河名（滹沱河）、地名（延安）外，其描写往往存在很大的趋同性。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地方性”的政治或文化的经验形态，一直处于和某种普遍性的理122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总第 152 期）念的冲突之中。“十七年”小说中风景认同对在地性的忽视，同样植根于中国社会变革中普遍叙事对地方经验的“压抑”。这样，不同地区的景观特殊性就被抹平，作品刻意彰显的是革命者身处的艰苦恶劣却慷慨激昂的普遍环境。忽视风景的在地性不仅意味着风景失真，影响风景认同的效果，而且造成了风景写作的局限。如战斗的青春的结尾，为了突出政治性使风景成为高度象征化的浮泛点缀，许凤等人物形象显得刻板有余而真实性不足。以风云初记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等为代表的当代红色经典小说中的风景书写，不仅创造了一种新的话语规则，更是塑造了对新生国家的政治认同。在这些作品中，本来具有开放性的风景被阶级话语赋予属权，通过树立风景的人民所有权来认同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和进步性，确立人们的政治归属。风景中的空间、时间被添加伦理意义，城/乡风景的道德情感差异表明对于置身乡野的广大人民及他们身上流露出来的质朴伦理的认同，记忆/现在风景的道德评判激发人们对于恢复和重建美好风景（中国）的认同，“城市乌托邦”风景实现了对于建设新国家需要现代知识和理性的认同。作为主导和主流审美范式的崇高风景则在主客观对立中彰显主体意志、在隐喻中统一意识形态与历史意志、在奇观中进行科普教育，并进一步表达了对意志强大、顺应历史、掌握科学的英雄主义主体的认同。不过，这种风景认同也的确存在个体性与群体性、普遍性与地方性的张力。参考文献：1王蒙.苏联文学的光明梦 J.读书，1993(7)：56.2中村良夫.风景学入门 M.陈靖远，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3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 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38.4何溶.美哉，大自然风景！：再论山水、花鸟与百花齐放 J.美术，1959(4)：15.5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孙犁.风云初记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7北京市园林局.北京市园林工作经验汇编 19491959M.北京：北京市园林局，1960：12.8 叶 秀 山.山 水 诗 的 阶 级 性 问 题 J.文 学 评 论，1961(2)：24.9杨沫.青春之歌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 牛运清.长篇小说研究专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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