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市场的困境及其解决思路.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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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作品申报书

作品名称：农地流转市场的困境及其解决思路：基于农地
社会保障功能的视角

学校全称： 华南农业大学

申报者姓名
（集体名称）： 谢小蓉

类别：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科技发明制作A类
□科技发明制作B类

说 明

1．申报者应在认真阅读此说明各项内容后按要求详细填写。
2．申报者在填写申报作品情况时只需根据个人项目或集体项目填写A1或A2表，根据作品类别（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制作）分别填写B1、B2或B3表。所有申报者可根据情况填写C表。
3．表内项目填写时一律用钢笔或打印，字迹要端正、清楚，此申报书可复制。
4．序号、编码由第十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组委会填写。
5．学术论文、社会调查报告及所附的有关材料必须是中文（若是外文，请附中文本）请以4号楷体打印在A4纸上（文章版面尺寸14.5×22cm），附于申报书后，论文不超8000字，调查报告不超15000字。
6．作品申报书须按要求由各校竞赛组织协调机构统一寄送。
7．其他参赛事宜请向本校竞赛组织协调机构咨询。

A1．申报者情况（个人项目）

说明：1．必须由申报者本人按要求填写，申报者情况栏内必须填写个人作品的第一作者（承担申报作品60%以上的工作者）；2．本表中的学籍管理部门签章视为对申报者情况的确认。

姓 名
谢小蓉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1年8月
申报者情况
学校全称
华南农业大学
专 业
农业经济管理
现学历
博士生
年级
二
学制
3年
入学时间
2007．9
作品全称
农地流转市场的困境及其解决思路：基于农地
社会保障功能的视角
毕业论文题目
我国农业结构调整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通讯地址
华南农业大学校团委
邮政编码
510642
单位电话
85283396
常住地通讯地址
华南农业大学六一北区
研究生宿舍3栋702
邮政编码
510642
住宅电话
13632439132
合作者情况
姓 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所在单位
——

——

资 格 认定
学校学籍管理
部门意见

是否为2009年7月1日前正式注册在校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非在职的各类高等院校中国学生（含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
√是 □否
若是，其学号为：2007134008（部门盖章）
2009年 4月 13日
院系负责人或导师意见
本作品是否为课外学术科技或社会实践活动成果
√是 □否 负责人签名：万俊毅
2009年 4 月 13日

B2．申报作品情况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说明：1．必须由申报者本人填写；2．本部分中的管理部门签章视为对申报者所填内容的确认。

作品全称
农地流转市场的困境及其解决思路：基于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的视角
作品所属
领 域
（B）A哲学 B经济 C社会 D法律 E教育 F管理
作品撰写的目的和基本思路
1、目的：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一直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了促进农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健全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为此，以农地流转市场为目标，基于农村社会保障的视角开展研究。
2、思路：
第一部分：引言，文献回顾；
第二部分：通过设立经济模型假设条件，在理论上研究农村社会保障影响到农地流转以及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
第三部分：运用一种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分析农户家庭流转决策，探讨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困境。
第四部分：总结，提出解决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困境的政策建议。
作品的科学性、先进性及独特之处
1、视角创新。通过文献综述发现薄弱的农村社会保障阻碍着农地流转。由于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得流转低效率，农地流转市场发育迟缓。文章从此切入展开研究。
2、方法创新。以往关于农地流转的研究大多运用产权分析方法。本文改变研究方法，试图运用经济学数理分析和博弈论方法论证研究主题。
3、成果创新。建立流转市场必须重视建立农地政策内社会保障以及农地政策外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将推动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
作品的实际应用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1、实际应用价值：土地经营权流转是新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是中国农业结束小农林立,农田经营过于碎片化,以及提高农业产业化的必由之路。然而,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土地流转如何才能避免伤害农民的利益,如何有益于“三农”的发展,仍然是一个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这正是本文选题的实际价值所在。
2、现实指导意义：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政策层面将允许多种形式促进农村土地的合法流转。围绕农地社会保障功能对土地流转市场的困境进行研究，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不同的视角，以及相应的政策启示。

作

品

摘

要

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一直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了促进农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健全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为此，以农地流转市场为目标，基于农村社会保障的视角开展研究。通过设立经济模型假设条件，在理论上研究农村社会保障影响到农地流转；运用一种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分析农户家庭流转决策，探讨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困境。最后提出破解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困境的政策建议。
作品在何时、何地、何种机构举行的会议或报刊上发表登载、所获奖励及评定结果
获得2009年“挑战杯”华南农业大学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请提供对于理解、审查、评价所申报作品，具有参考价值的现有对比数据及作品中资料来源的检索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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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照新.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及其方式[J]. 中国农村经济，2002（2）：19-24
调查方式
□走访 □问卷 □现场采访 □人员介绍□个别交谈 □亲临实践 □会议
□图片、照片 √书报刊物 √统计报表
□影视资料 √文件 □集体组织 □自发□其它
主要调查单位及调查数量
省（市） 县（区） 乡（镇） 村（街） 单位 邮编 姓名 电话 调查单位 个 人次
管理部门签章

年 月 日
C.当前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水平概述

说明：1.申报者可根据作品类别和情况填写；2.填写此栏有助于评审。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农户处置土地权利的行为，指农户保留承包权，把土地的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组织并从中获得收益。因此，实践中多用“农地使用权流转”这个概念来进行表达，或者用“土地流转”来简化表述（傅晨 刘梦琴，2007）。由于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农地的所有权只能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因此，我国的农地流转应该仅是一种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流通（钟涨宝 汪萍，2003）。李雪、陈小伍（2008）也指出，所谓农地流转,严格意义上讲,是指农地的经营权流转。
目前农村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土地问题（管清友 王亚峰，2003），其主要集中于农地使用权流转问题上。家庭承包制按“成员权”均分和调整承包土地，由此产生经营规模细小和分散的弊病。一般来讲，劳动的有效价格对小农较低，但土地和资本的有效价格较高，而大农正好相反。由此使得大农和小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取向，即大农倾向于吸纳资本、排斥劳动；小农倾向于吸纳劳动、排斥资本（罗必良，2000）。这种状况不能通过组织大规模的集体经营来解决，只能通过发展农户之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来改善（傅晨 范永柏，2007）。土地自由流转可能产生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和交易收益效应（姚洋，2004），在完善的土地市场中使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还有学者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提出应允许并鼓励农民进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实现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吴桂英，2003）。土地流转不畅是农村耕地抛荒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杨涛等，2002）。有限理性的农民作出了抛荒、撂耕等选择，由此导致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的“运用无效率”或“X—无效率”。而允许农民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一定条件下以出租、转让、入股、委托经营等方式实现流转，让土地向种田能手手中集中，实现规模经营，也可改善耕地利用状况，实现耕地利用的X效率（吴郁玲 曲福田，2006）。有学者认为，农民增收是农地流转内在的动力源泉，农地流转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源泉（郑建华 罗从清，2004）。土地流转形式既具有经营性质,又是一种重要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上科望 李岩，2008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就成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傅晨 范永柏，2007）。因此，结合我国国情探讨目前中国农民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具有紧迫性与重要性。
（一）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形式及特点
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状况下，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模式（钟涨宝 汪萍，2003）。一些学者认为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模式有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出租等（肖文韬，2005；傅晨 刘梦琴，2007；胡同泽 任涵，2007；李雪 陈小伍，2008）。也有学者提出土地使用权流转有六种模式：转包、返租倒包、股份合作制、租赁、土地信托、土地置换（钱良信，2002）但有学者质疑，土地置换或者调整不属于土地流动（肖文韬，2005；傅晨 刘梦琴，2007）。土地调整产生于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制度的内在规定。频繁的土地调整对农户的经营预期、对土地资源的保护性使用以及对土地的长期性投资都会产生损害，有效解决农地频繁调整的治本之策在于开辟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肖文韬，2005）。
在农地使用权流转形式中，转包是目前我国农地使用权流转的主要形式（史清华 贾生华，2003；肖文韬，2005；傅晨 刘梦琴，2007）。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地流转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由高收入户向低收入户流转，流转方式也由以转包为主的形式向其他方式过渡（史清华 贾生华，2003）。有学者提出租赁土地是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主要方式（戴中亮，2004）。农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土地租赁市场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陈和午 聂斌，2006）。从实践来看，长三角地区农户家庭的农地增减采用的方式多为转包（史清华 徐翠萍，2007）。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土地使用权转让也是转包经营为主，反租转包为辅（谢正磊等，2005）。无论以哪种形式进行流转，其路径均可归于两类，一类是农用地使用权由拥有者直接流转给受让者的“直流式”流转；另一类是农用地使用权由拥有者通过“中间人”流转给受让者的“间流式”流转（邹伟 吴群，2006）。曹正勇（2008）以成都市为例,提出与目前成都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农地使用权流转模式有两种:一是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地区出现的“农户+农户”型,如农户之间的土地转包、代耕、互换等都属于这种模式；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出现的“农户+集体经济组织+业主”型，包括反租倒包、土地入股、土地重组等。
我国农地使用权流转具有多样性的特点。（1）农户主体多样性。根据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的意愿强度，学有者将农户分成四类：①顽固型农户，满足于在自家的土地上精耕细作，没有农地流转的意愿；②观望型农户，有一定的农地流转意愿，行为选择的主要原因是对农地升值的预期；③情感型农户，农地流转对象的选择上无论是在社会空间还是在区域范围上都具有明显的情感性，不是完全按照理性模式追求“最优”的原则；④探索创新型农户。因为农地流转的机制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全国各地的条件各异，必须要有一大批探索创新者走出各具特色的农地流转之路，现代农业的目标方能见曙光（钟涨宝等，2007）。（2）决策主体不单一。既有农户完全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做出决策，也有土地发包方集体做出决策，决定性作用的是集体、社区乃至个别领导人的意愿（傅晨 刘梦琴，2007）。（3）支付形式多样。以土地租赁为例，农户土地租赁大多是有偿的，而且地租以粮食（或产品）支付为主，现金为辅，支付形式呈现多样化，且地区之间有一定的差异（陈和午 聂斌，2006）。
（二）农地使用权流转存在的问题
1、我国农地流转不足。截止到2001年底，全国以各种形式流转承包经营权的耕地已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6%～8%（张谋贵，2003）；到2003年底，这一比重也仅为7%~10%，沿海发达地区稍高一些（戴中亮，2004）。农户的自发流转仍是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自发流转的承包土地面积占流转总面积的60%左右，农地流转价格低且较为混乱,地价相差甚远（孙瑞玲，2008）。综观我国农地流转不足的原因，学者们从土地供给和土地需求两个方面进行论证。一是农地流转的供给不足（钱忠好，2003）。基于现实条件的理性选择，偏低的市场交易价格降低了出让农地的收益，挫伤了农户的土地供给积极性（王克强 刘红梅，2001）。绝大部分从事农业的是中老年人，文化素质低，难以适应非农就业竞争，把土地作为生活的来源，土地的保障功能和就业功能依然较强（王克强 刘红梅，2001；傅晨 范永柏，2007），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邢姝媛等，2004），因此制约农地流转的供给（胡同泽 任涵，2007）。二是农地流转的需求不足。由于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农业结构调整和非农业发展，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张红宇，2002B；邢姝媛等，2004），影响资本流入（邢姝媛等，2004），因此，现有需求水平所决定的流转代价不足以调动起外出务工等农户出让其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意愿，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初玉岗，2001）。
2、农地流转不规范。中央关于长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核心在于切实保障承包期内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质态的清晰化和稳定化（盖国强，2000）。有学者注意到，有一半流转是农民自发私下进行，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强，在流转手续和程序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留下许多隐患（傅晨 范永柏，2007），主要表现为合同管理不规范（邢姝媛等，2004）。调研数据显示，在已经发放给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合同证书中，只有13.6%的合同证书中写有防止在30年内进行土地调整的条文，有25.6%的合同证书中写有允许在30年内进行土地调整的条文，且有3.9%的合同明确规定在30年承包期内进行土地调整（叶剑平，2000）。
3、没有明显提高效益。一是没有明显提高土地利益效率（傅晨 范永柏，2007）虽然如此，有学者研究指出，尽管农地经营存在着效率恶化问题，但具体到转入户与转出户，其转包行为对缓解农地经营效率恶化均是有好处（史清华 徐翠萍，2007）。二是没有明显改善转出者的经济效益。人地关系紧张与大量耕地撂荒同时并存，使用权流转收益倒挂，无偿转包和倒补贴转包现象屡见不鲜。调查显示，转出户需要倒找钱的占整个转出户数的70%（韩连贵，2005；邓大才，2007）。农地流转市场还不健全，农地流转的价格普遍不高，有些甚至没有价格，即交易成本发现价格的功能发挥不够（史清华 徐翠萍，2007；邓大才，2007）。农用地内部流转交易能否实现，最终是看流转的利润大小，也就是讲不但要考虑交易成本，还要考虑交易的机会成本和交易收益（邹伟 吴群，2006）。由于流转土地的双方都没有明显的经济利得，因而缺乏流转土地的积极性（傅晨 刘梦琴，2007）。
4、没有建立土地流转市场和中介机构。大部分地区土地经营和使用权转移是排他性的，企业和外地农户极少承租和转包，因此土地使用权流转具有封闭性，影响农地流转（肖文韬，2005）。这种封闭性与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有关（张红宇，2002B）。有学者明确指出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是有转移土地欲望而最终没有转移的主要原因（钱文荣，2003；邢姝媛等，2004）。但是我国土地交易组织少（邢姝媛等，2004），没有建立农地流转的交易市场（胡同泽 任涵，2007），土地流转中介机构发育滞后（傅晨 范永柏，2007）。一些学者通过实证进一步分析现行农地制度下农地市场难以发育的原因，归因于经济、农户自身的资源禀赋、社会等因素（田传浩 贾生华，2003）。更多的研究将土地难流转、市场难培育归因于不稳定的模糊的农地产权、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有学者指出，乡村干部对农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经常性行政调整是抑制土地流转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钱忠好，2003）。
5、土地流转中政府角色错位。由于我国的土地征用补偿具有不等价的性质，土地征用价格同出让价格之间的比例关系大致为1：10的关系，因此，以低价征用高价出让的方式获取资金成为地方政府资本原始积累的首要选择。在有些乡镇，预算外收入的80%来源于土地出让收益（曲福田，2001）。因此，有46.7%的村违反中央政策，其留有机动地的比例超过本村土地的5%（其中，有16.4%的村机动地留有比例超过本村土地的10%）（叶剑平，2000）。有些地方第二轮土地承包方案往往由乡村干部自行决定，并未经2/3以上村民的同意（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1）。有学者实地调研进一步证实，乡村干部常常利用政策限定上的漏洞或乡规民约，极力收回他们对集体土地的控制权，并利用其局部的“立法”地位，维护、扩张其对土地的行政性调整权力（钱忠好，2003）。由于农户缺乏强硬的法律、法规的支撑（邢姝媛等，2004），虽然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农民集体市场意识不断加强，地方政府仍能采取更为委婉的方式对土地流转进行行政干涉，对集体土地流转收益进行强制分割（刘洪彬 曲福田，2006）。也有学者明确指出，要么部分政府干部思想僵化，不敢流转；要么政府权力在强制农地流转时“越位”而又放任土地流转、疏于规范服务时“失位”（胡同泽 任涵，2007）。

（三）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制约因素
1、土地细碎化。过细及高度分散的土地经营方式是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樊纲，2002），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障碍，对农业产业化构成了严重的制约（余鹏翼 李善民，2004）。有学者运用计量经济模型从村级和农户层次探讨了土地细碎化的成因及其影响因素（谭淑豪等，2003）。另一些学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农户之间的流转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撂荒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土地利用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张丁 万蕾，2007），而土地细碎化又反作用于农地使用权流转，制约农地流转。有学者论证过，土地过于零散，不利于农户在规模化的土地上耕作，无形中加强了农户的耕作强度（张丁 万蕾，2007）。
2、经济发展水平。土地使用权流转不稳定，主要受制于非农产业的发达程度和非农就业机会、农业经营的稳定性及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张红宇，2002B；邢姝媛等，2004）。通过对江苏省和江西省农地制度演变与农地绩效的计量分析，学者指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户对农地转让权弱偏好，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则对农地转让权和使用权具有强偏好（陈志刚 曲福田，2003）。在发达地区，流转的耕地占承包地面积的比例在最高的县（市）达到20%～30%，一般超过10%；而在内地，这一比例在最高的县（市）只达到10%～20%，一般在5%左右。学者对不同经济实力的省份进行分析，到2001年底，浙江省流转耕地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13.5%，福建省为10.7%，而青海省仅为4%，安徽省约5%（张谋贵，2003）。一般来讲，经济发展水平、土地生产率高的地区如果土地市场发育较好，农用地内部流转程度高（邹伟 吴群，2006）。
3、农户的主体因素。农户作为农地经营的主体他们的意愿与行为对于一个地区的农地使用权的流转以及机制和模式的选择有着根本的影响，进而影响该地区农地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杜文星，2005）。农户家庭资源禀赋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田传浩贾生华，2003）。学者们纷纷构建模型分析农地流转的内生影响。模型中所涉及的变量有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劳动者平均学龄、家庭经营非农化程度、家庭经营农地的细碎化程度、收入水平、家庭的社会声望（史清华 贾生华，2003；史清华 贾生华，2004），家庭初始分配耕地面积、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家庭农地经营水平、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情况、土地调整情况（田传浩等，2004），非农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情况、户主年龄、受教育成员占家庭成员的比重、不工作的人数，家庭平均年龄（Yao，2000），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家庭非农经济发展水平、土地资源状况、农户家庭的社会和经济特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张丁 万蕾，2007）。学者根据模型提出，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的务农经验制约着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农户之间的流转（张丁 万蕾，2007）。其他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高文化程度家庭农地经营呈现一种典型两极化，即“青睐”化与“离土”化。农地包入趋向于有一定文化基础，且这一文化程度与当前农业技术相适应的农户，若超过一定基础，则趋向包出耕地，从事非农业活动（史清华 徐翠萍，2007）。
4、兼业化水平。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家庭经济资源的配置均是朝着家庭经营非农化的方向转化（史清华，2000）。随着农户经济非农化进程的加快，农地流转行为明显增强，农民对土地的依赖逐渐淡化（史清华 贾生华，2003）。但目前农户可能并不具备彻底离开土地的能力，而从事农业的收益又太低，因此，兼业是很多农户的最优选择，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一个必经的过程（贺振华，2005）。农地流转过程通常不是直接由非农户一步到位流向纯农户，兼业户在其中扮演着桥梁与传递作用（史清华 徐翠萍，2007）。有些兼业农户的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尽管很小，却因出租土地的收入很低而不愿租出土地（王克强 刘红梅，2001）。兼营农业的农民工每年干农活的时间整体呈下上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末，平均每个兼营农业的农民工每年务农时间在50天左右，而本世纪初增加到60天以上（朱明芬，2007）。
5、农民权利意识强度。有学者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研究，强调农民的权利意识薄弱不利于农地使用权流转（梁亚荣 张梦琳，2007）。也有学者通过模型分析论证了法律认知水平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有显著影响（康雄华等，2007）。学者指出，农民权利意识的水平不高，一方面为一些意图侵害农民权利以获取自身利益的主体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也为以后可能出现的纠纷埋下隐患。整体上说，土地承包中农民的权利意识已经具有一定水平，如对土地承包的发证态度、对土地流转的认知情况等。但依然存在很大问题，如很多农民对承包地的所有权归属不清或模糊、对法律法规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措施不了解等（梁亚荣 张梦琳，2007）。有学者总结出农地流转中侵害农民权益的三方面：一是土地流转操作不规范；二是土地改变农业用途；三是农地流转过程中过多地行政干预损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许恒周 曲福田，2007）。
6、政策制度保障力度。有学者研究认为，赋予农民土地的长期使用权的真实意义在于稳定他们的社会保障（温铁军，2000）。理论界开始较为广泛地应用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农地制度与农业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朱民等，1997）。有学者对浙江和江西两省449个农户的研究表明，稳定地权不可能马上就见到产量的效果，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土地长期投资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姚洋，2000）。但也有学者以广东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土地产权制度安排或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不但影响农民对农业用地旨在提高土地肥力的长期性投入，而且影响其农业用地的短期投入（何凌云等，2001）。“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的推行更为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流转提供了政策支撑和制度保障。但是，现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产权残缺或不完全性并成为阻碍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的一个重要因子（钱忠好，2002B）。有学者通过模型分析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认为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起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农业税收政策（康雄华等，2007）。
（四）农村土地流转的创新
由于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我们的土地管理政策必须具有强烈的区域特征（陈江龙等，2004）。就单个制度创新形式而言，它们在地区差异显著的中国并不具有普适性，而往往只是在特定时期和区域产生的制度安排（陈志刚 曲福田，2003）。
1、两田制。“两田制”是将农户承包的土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前者按人均承包，其目的是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需要；后者按人均、劳均或招标承包，其目的是满足不同农户对土地经营的意愿。从本质上讲，“口粮田”的设计满足了农民稳定占有土地的心理；而“责任田”的设计，则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动态优化配置，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张红宇等，2002；杨鹏程，2006）。“两田制”既加强了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稳定，又赋予了农民部分土地的转让权。有学者认为，“两田制”是实现家庭农场体制实施耕地规模经营的过渡阶段，可以化解家庭承包经营制的产权制度缺陷（陈平，2002；杨鹏程，2006）。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后期的清理整顿，表明“两田制”可以取得一时之效，却无法标本兼治（杨鹏程，2006）。
2、规模经营。在土地对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重于生产功能的条件下，影响农户家庭经营投资行为的决定因素是土地规模（温铁军，2000）。有学者提出，实行规模经营必须坚持三个不变和具备三个前提条件：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发包权、管理权不变，承包户行使土地经营权；务工经商的劳动力超过劳动力总数的40%、人均耕地面积较多、农产品商品率超过50%；村党支部、村委会班子团结，富于开拓创新精神，多数群众有意愿（陈平，2002）。而迟福林在2001年的中国农业科技高级论坛第一次会议上也曾提到，在实践中，世界各国一般把60-70%的农业劳动力稳定地转入非农产业作为实现规模经营的起步条件（力伦，2001）。不过，学者们普遍认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适应农业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发展的。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因地而异的范畴。现阶段我国不同地区完全可以开始实行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级的土地规模经营（张侠等，2002；周玉刚，2007）。归结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基本有两点：一是认为推广农地规模经营势在必行，但要适时适度、因地制宜；二是中国现阶段不具备扩大农地规模经营的条件，农地规模经营不适合中国国情（樊万选，2008）。
3、“四荒地”拍卖。“四荒地”使用权拍卖的基本原则是“谁购买、谁治理、谁受益”。“四荒地”使用权的使用期限一般是50~100年，而且使用者在使用期限内拥有转让、入股、出租和抵押等权利。可见，“四荒地”使用权拍卖除了保证稳定的使用权和自由的转让权外，还赋予了农民更多的收益权（陈志刚 曲福田，2003）。有学者指出，建立健全“四荒”拍卖规范化管理制度，在实施中应注意调查论证、规划计划、申报审批、检查验收、统计登记、建档发证六道程序（范学科 李鹤荣，2003）。农地流转的创新模式中，对于“四荒地”拍卖的研究文献甚少。
4、土地股份合作制。土地股份合作制主要是将土地折股分配给农民个体拥有，社区对土地实行统一规划和统一开发利用（张红宇等，2002）。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地利用效率目标和集体福利目标的统一，比较好地协调解决了农村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一度成为许多人积极推崇的一种制度安排。有的学者分析了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的条件（史金善，2000；刘守英，2001），有的学者从内部合约和管理机制来分析并提出完善这种制度安排的措施建议（朱守银等，2002）；也有的注意到这种制度安排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可能带来的侵害与剥夺（崔智友，2002；王小映，2002）。在南海市土地股份制实践中，全市1869个股份合作社中有分红的股份合作社仅有974个，只占52%；在191个村委会一级的股份合作社中有分红的仅有34个，仅占17.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3）。因此一些学者发出不同的声音，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特定条件下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主要由土地增值收益诱致，实施成本相对较高。因此不可能成为我国农地制度改进的基本模式，不具备特定条件的地区尤其是传统农区不可能大面积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王小映，2003）。随后，有学者运用科斯的分析思路对农地股份合作制进行了制度解析，并提出要努力提升其外部利润、减少效率损失（钱忠好 曲福田，2006）。
5、承租返包。承租返包是紧密联合的产、加、销垂直一体化经营形式，创造性地解决了土地使用权分散化与土地规模化经营的矛盾，把种植业生产过程纳入企业生产经营循环体系，建立了专业化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做到了优质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形成了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共同利益关系，实现了企业、当地政府和农户的“三赢”格局（耿明斋，2000；马晓河 韩俊，2000；向国成，2002）。从科迪公司的经验看，该模式运行至少需要两个条件，即非农产业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和有一个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作为土地承租主体（耿明斋，2000）。尽管该模式下农业变成了企业的“第一车间”，将农民变成了“工人”，进行企业化管理（马晓河 韩俊，2000），但农民毕竟还不是龙头企业的职工，在企业和农户之间并不是一种通行“命令——服从”式的科层组织关系。企业向农户购买的是作为生产最终产品的中间产品——农产品原料，而不是农户的劳动力和劳动，龙头企业与农户仍是一种市场关系（马晓河 韩俊，2000；向国成，2002）。通过构造模型，学者进一步论证了，承租返包既能避免把农户内化为企业的一部分而可能造成的高昂的劳动交易费用，又能在预期稳定的市场关系中有效经营（向国成，2002）。
（五）推动农地使用权流转的措施
1、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大力培育企业家型的农户和农民。学者认为，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不仅能够增加农户的务农收入，而且能为农户从事非农活动创造条件，在更大的范围内加速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张丁 万蕾，2007），也为培养探索创新型农户奠定科学文化基础（钟涨宝等，2007）。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和扶持，培养一批务农专业户，减少农村人口老龄化和非农兼业低龄化对农地流转的不利影响（康雄华等，2007），也就是有序引导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改变部分农民“亦工亦农、亦商亦农”的兼业状态，解除土地对农民的束缚（郑建华 罗从清，2004）。当前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重点应是大力培育企业家型的农户和农民（初玉岗，2001）。选择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农民进行培训，使其熟悉农业科学技术，并懂得企业管理、市场调查、市场营销、WTO运行规则和国际市场发展趋势等；大力宣传农业企业家的典型；进一步减轻企业家型农户的负担；在财政和金融政策上对企业家型农户的成长给予积极扶植。
2、鼓励引导农地流转，规范乡村干部行为。在承包返租和股份合作制的农业发展模式中，政府行为是显而易见的。换言之，没有政府的鼓励引导，这些形式是难以发展的，特别是对城市近郊区蔬菜、水果基地等土地的使用方面（许恒周 曲福田，2007）。政府如何鼓励引导农地流转？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点学者认为，要抓住农民“眼见为实”的特点，通过总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成功经验和典型示范，做给农民看，引导农民干（郑建华 罗从清，2004）。也有学者认为，乡村干部对承包地进行经常性行政调整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地流转市场机制的发育，现阶段使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陷入困境。为此，政策制定者要最大限度地抑制乡村干部可能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钱忠好，2003）。一些学者呼吁，要限制政府的公权力，强化农民的土地权利（梁亚荣 张梦琳，2007）；还有的学者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做好服务（傅晨 范永柏，2007；许恒周 曲福田，2007）。
3、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进行相关制度创新。当前中国的农地集体所有制尽管运行中也出现的种种弊端（包括土地产权关系界定不清，各种土地权利不稳定、不完善、不充分等等），但从过去10余年的实践来看，在经过一系列的制度与政策调整后，随着排他性权利的赋予、农地市场的开放以及村民自治等方面的完善，集体所有制有效弥补了私有制和国有制的诸多缺陷，成为一种相对较优的所有权安排模式（陈志刚等，2007）。因此，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应当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钱忠好，2001；张红宇，2002；杨鹏程，2006；陈志刚等，2007；吴翔华 付光辉，2008）。吴翔华、付光辉（2008）认为,应明确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农地的所有者,代表劳动者行使土地所有权。同时学者们也指出，应当完善相关制度，使流转双方的权、责、利，流转后土地的使用方向，以及流转后失地农民的生活、医疗、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有一定的制度规则可循（吴郁玲 曲福田，2006）。学者纷纷提出，实施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以实现农村土地制度较为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姜海等，2006；傅晨 范永柏，2007）。也有学者明确提出要求建立健全与农用地流转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户籍、农村金融、农用地流转补贴制度等相关的配套政策和制度（邹伟 吴群，2006；许恒周 曲福田，2007），以便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邢姝媛等，2004；许恒周 曲福田，2007；李雪 陈小伍，2008），发挥政府利用其在政治力量和资源配置权利上的优势地位，使土地流转制度的成熟完善（吴郁玲 曲福田，2006）。
4积极培育土地流转中介机构，促进土地市场的完善发育。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关键和核心是价格机制的形成（上科望 李岩，2008；曹正勇，2008）。学者们普遍认为，土地流转中介机构和土地流转市场是一个有效的平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邢姝媛等，2004；傅晨 范永柏，2007），使农地及时流转到那些需要农地的农户手中，减少农地撂荒现象（刘克春 苏为华，2006），应当大力推行。学者较多地把视角放在机构或市场的主体，认为在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框架下，不宜提倡由乡村集体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来充当土地流转的中介，要积极探索建立与行政脱钩的、市场化的社会中介组织。同时，鼓励农民自发组织成立新型的内生型中介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