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中的“小世界”——论“三言二拍”的宋史书写与文学想象.pdf

第 43 卷第 4 期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Vol.43 No.42 0 2 3 年 7 月Academic Forum of Nandu(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Jul.2023收稿日期:2023-05-11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黄河文学书写中的生态意识与民族精神研究”,项目编号:22JJD750022。作者简介:梅东伟(1983),男,河南省许昌市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如王曾瑜的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与三言二拍,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1 期;漆侠的三言二拍与宋史研究,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 3 期。“大历史”中的“小世界”论“三言二拍”的宋史书写与文学想象梅 东 伟(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摘要:“三言二拍”关注宋朝的“大历史”,如熙宁变法、靖康之变等大事件和宋高宗、王安石、贾似道等大人物;但小说家叙述的重点却非“大历史”的波澜壮阔,而是“大历史”中的“小世界”,以此展现历史剧变下人物的艰难处境和人生体验,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趣事和适意生活,“小世界”未必契合正史叙述,却不违历史逻辑,并在“情理”维度丰富了“大历史”。“三言二拍”借“小世界”展开的宋史书写既有对市民趣味的迎合,也有文人趣味的表达,折射出明人对宋史的多元认知和历史观,尤其小说家对“靖康之变”的诸多关注,折射着明人的危机认识与社会焦虑以及对宋代的文化认同。关键词:大历史;小世界;宋史书写;三言二拍;文化认同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23)04-0045-08 关于“三言二拍”研究的成果可谓夥矣,无论本事考索、叙事艺术、文化内涵,抑或相关文本的传播、接受等方面,均有大量成果。在此情势下,该领域的研究似乎也进入“瓶颈”。实际上,若“重返”文本,从跨学科的视野出发,“三言二拍”中仍有值得关注和深入研讨的领域,“历史书写”便是其中之一,而有关宋代历史的书写更是十分丰富。“三言二拍”有不少篇目改写自“宋元旧种”,也有不少篇目的“本事”源出于夷坚志和青琐高议邵氏闻见录等宋代志怪、传奇和笔记史料,关涉了大量宋史人物,故此有历史学者将“三言二拍”视为宋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从文学角度,也有学者关注到个别篇目对相应宋史人物、事件的叙述与“史实”的差异及其背后的文化心理1。不过,较之于“三言二拍”宋史书写内容的丰富多彩,学界关注却显不足。对于宋史,冯梦龙、凌濛初是一种“远观”,他们常常着眼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并由此将笔触深入到小说人物的个体生活或生命的“小世界”,以此表现历史人物、事件;虽然“小世界”中的人物形象未必契合正史叙述,甚至“史无所载”,却不违“情理”,其中包含着对民众或文人接受心理的理解,表现了小说家的历史观和对宋代历史的认识,也透露着时代的社会焦虑。一、“三言二拍”中的宋朝“大历史”“历史”有大、小之分,文、野之辨。从民众认知的角度,所谓“大历史”指历史长河中的“大事件”和“大人物”,它们载于正史,或攸关国家兴亡、历史变迁,或对人类思想、精神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历史的文、野之辨其实是官方正史与私家南 都 学 坛2023 年第 4 期撰述之历史或民间街谈巷说、趣闻佚事之类记述的区别。但无论文、野,都热衷于“大历史”的记述。显然,“三言二拍”的宋史书写主要来自野史笔记,并融合了小说家的想象、虚构,它们表现了小说家和民众视野中的宋代“大历史”。首先,宋史进程中的“大事件”,“三言二拍”主要关注了熙宁变法、靖康之变、岳飞之死、贾似道稔祸被杀和朱熹弹劾唐仲友,小说家对它们的演绎主要依据野史、笔记,但“事件”本身正史有载,且在“三言二拍”中“单独成篇”,表现了小说家对它们的关注。“熙宁变法”是北宋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历史事件之一。熙宁年间,王安石主导的变法在“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益困穷,而风俗日益衰坏,四方有志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265的形势下展开,但它以“理财”或“治财”为核心的变法理念又与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相冲突,在“均输法”“青苗法”等新法推出之后,引发了宋代政治、学术上的激烈争执、对抗;尤其是王安石在变法中重用的章惇、蔡京等人后来执政朝局,把北宋引向了灭亡,此次变法也因此被人们视为宋亡之根源。如吕中所云:“此小人(指章惇、蔡京,笔者注)不足责。而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然安石之心与章子厚不同,章子厚之心与蔡京诸人不同。盖安石之法,犹出于所学;章子厚之法,将托安石以报私怨耳!至蔡京,则又托绍述以奉人主之侈心耳!愈变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祸也。”3366“三言二拍”直接关注“熙宁变法”的小说篇目是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它从“王安石”的视角表现了变法带来的灾难和民众的不满情绪。靖康之变是宋史上又一重大历史事件。靖康二年初,金兵渡过黄河,攻破开封城,“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丁卯,金人要上皇如青城。以内侍邓述所具诸王孙名,尽取入军中。辛未,金人逼上皇招皇后、皇太子入青城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五月庚寅朔,康王即位于南京”4435-436靖康之变直接导致北宋灭亡,“三言二拍”有 12 篇小说叙及此事。其中,有些篇目直接叙及该“事变”下皇帝及相关皇族成员的遭遇,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和二刻拍案惊奇卷七两篇小说的“头回”;但更多小说却是以“靖康之变”为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表现人物的命运遭际,如单符郎全州佳偶和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它们将靖康之变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相关联,从“文学想象”的维度丰富了这一历史事件。岳飞之死是宋元以降通俗文学中经常叙及的历史事件。宋史岳飞传载,岳飞死于秦桧的诬陷,而根源在于岳飞妨碍宋金和议:“兀术遗桧书云: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411393明中叶后,由于民族政权的对峙和中原政权的危机,岳飞为民众所怀念,而岳飞冤死的故事也被相关小说、戏曲反复演绎,如喻世明言中的游酆都胡母迪吟诗,便借善恶报应观念表达了民众对该事件的看法、情绪。与岳飞之死相映照的是贾似道之死,岳飞以忠君、抗金被诬死,贾似道则因乱政稔祸而死。宋史将贾似道列为“奸臣”,叙述了他专权跋扈、欺上瞒下和穷奢极欲的种种行径,并借王爚之口云:“本朝权臣稔祸,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缙绅草茅不知几疏,陛下皆抑而不行,非惟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谢天下!”413786贾似道死于贬斥高州团练使途中,被押解他的县尉郑虎臣所杀:“似道至漳州木绵庵,虎臣屡讽之自杀,不听,曰:太皇许我不死,有诏即死。虎臣曰: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拉杀之。”413787木绵庵郑虎臣抱冤关注了贾似道的身世和他乱政误国、淫逸残暴的种种劣行。朱熹弹劾唐仲友这一事件,在政治史上或许无足轻重,但在中国思想史上却是不容忽略的重要事件。淳熙间,朱熹提举浙江,纠察地方不法事,在台州查出唐仲友贪赃枉法的诸多情节,包括他与严蕊、沈芳等官妓“逾滥”的作风问题1。唐仲友与时任宰相王淮为姻亲,因此,“熹行部至台,讼仲友者纷然,按得其实,章三上,淮匿不以闻。熹论愈力,仲友亦自辩,淮乃以熹章进呈,上令宰属看详”412757而王淮则趁机将朱、唐之间的是非之争转换为学术之争,“淳熙间,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上将置唐于理。王淮与唐为姻,乃以唐自辩疏与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其孰是。王但微笑,上固问之,乃以朱程学,唐苏学 为对。上笑而缓唐罪”547-48。而朱熹却因此触动642023 年第 4 期梅东伟:“大历史”中的“小世界”官场庞大的关系网,卷入党争的巨大漩涡,王淮等朝廷官员又进一步以反“道学”为口实,排斥异己,终至庆元二年韩侂胄执政时,酿成了“庆元党禁”,道学被打为“伪学”。硬勘儒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其次,宋史中的“大人物”,包括皇帝及其嫔妃和宰辅、高官、“翰苑名贤”。其实,上述“历史事件”中,已涉及这类历史人物,如王安石、贾似道和岳飞,不过,较之于上述人物附着于“史有所载”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言,这里的“大人物”往往与野史逸闻、市井传说相关联,人物形象带有浓烈的市井生活色彩。“三言二拍”中的宋史人物首先应被提及的是皇帝和他们的后妃。“三言二拍”叙及的宋代皇帝有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高宗和宋孝宗等,不过他们常常只是作为时间“标识”,并未呈现出明确的形象特征,如喻世明言第二十三卷“头回”开篇云“话说东京汴梁,宋天子徽宗放灯买市,十分富盛”6214,便是如此。不过,如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中的宋仁宗,俞仲举题诗遇上皇中的宋高宗,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中的宋太祖,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的宋徽宗和他的嫔妃韩夫人,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中的宋神宗和钦圣皇后,等等,却表现出了较为明确的形象特质,即富于“人情味”,接近市井百姓而不是高高在上威严的权力占有者。宰辅、高官是“三言二拍”叙及的又一重要宋史人物群体。宰相,如宋太宗朝的吕蒙正、张齐贤,仁宗朝的王曾、丁谓,神宗朝的王安石,徽宗朝的章惇、蔡京、王黼、李邦彦,南宋高宗朝的秦桧、汤思退,孝宗朝的虞允文、王淮,恭帝朝的留梦琰;其他高官还有冯京、王韶、杨时、韩世忠和杨戬,等等。不过,除了上述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和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宫馆客等篇目外,小说家对这些宰辅、名臣的“事迹”大都未以“单篇故事”进行描述,或者只是作为头回故事简单提及,如杨八老越国奇逢头回中,小说家讲述的两个故事:一是吕蒙正落魄时,赊瓜吃而不得,为宰相时修建“落瓜亭”以记“失意”之时;二是杨仁杲为军卒时为宰相丁谓治第,因劳累抱怨而为管工官皮鞭抽打,后来丁谓得罪,向日所修之宅邸反归于因外戚起家的杨仁杲。这两则故事旨在说明人生命运的变幻多端,告诉读者要乐天知命,不过历史人物的形象并未因此凸显出来。这与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等小说中那些宰辅、高官所表现出的鲜明的“人性”特质形成对照。宰辅、高官之外,“三言二拍”还叙及了“翰苑名贤”这一群体,其中如钱易、苏轼和柳永、冯京等,较之上述历史人物,数量较少,不过对这些人物,小说家都给予了特别关注,众名妓春风吊柳七对柳永风流事迹的叙述,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将燕子楼题诗与北宋士人钱易相联系,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 叙写了“三元及第”的冯京厌弃凡俗、顿悟“宿本”,进而回归禅意、闲适生活的故事。尤其是“三言二拍”对苏轼给予特别关注,相关小说有 4 篇:明悟禅师赶五戒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苏小妹三难新郎和佛印师四调琴娘,结合明代社会尤其是士人对“东坡巾”“东坡椅”“东坡肉”的兴趣、喜好,也可见出小说家和消费市场对苏轼的兴趣,而“三言二拍”对苏东坡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的描述,也透露出明代文人对苏轼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仰慕与追寻。简言之,“三言二拍”的宋史关注,一方面在于攸关国家兴亡盛衰的历史事件、人物,其中包含了小说家的历史观和兴亡思考;另一方面在于宋代皇帝嫔妃和宰辅、高官们的逸闻趣事,将他们与市井生活联系起来,凸显出他们人性化、欲望化的一面,表现出“市井”趣味。此外对于“翰苑名贤”,则侧重表现他们诗酒风流或追求闲雅、自适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三言二拍”文人化的特征。从中可见,“三言二拍”宋史书写的多面性与复杂情景。不过,在此“杂多”中,也有着共同的叙事取向,即在“大历史”中包蕴人物的“小世界”,借助“小世界”表现“大历史”。二、“大历史”视野下的宋史“小世界”“以小见大”是传统史学的重要撰史方法和视角,它指的是史家借助“小事件”来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源起、发展或人物的性格、命运。不过在史书的撰述中,这些“局限于”历史人物个体“小世界”中的“小事”并非重点,史家的着眼点是它74南 都 学 坛2023 年第 4 期们对攸关历史进程和国家兴亡的“大历史”也即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与史家撰述相映照,明代兴起的历史演义虽然有意融入野史传说,增加了历史人物“私”生活的叙写,但整体上仍着重“大历史”的叙述;而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拟话本小说则不然,“大历史”退居次要,“大人物”的日常生活世界或“大事件”下芸芸众生的命运遭际处于小说叙述的中心,虽然小说家对“小世界”叙述未必契合正史,甚至“子虚乌有”,却并不违背历史逻辑、人情事理;尤其小说家还通过对历史人物“小世界”的文学构建,从情理维度丰富了“大历史”。“三言二拍”从“大历史”出发,切入描述“个人”的生活世界,既写出了特定群体面对历史命运的无从逃遁,也写出了芸芸众生的种种苦难、幸运与无奈,这突出表现在小说家对战乱的书写上。“三言二拍”特别关注乱离背景下人们的生活遭际,有 16 篇小说(含“头回”)关注于此,如杨八老越国奇逢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和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其间值得注意的是“靖康之变”中皇族、仕宦和普通百姓的苦难。“靖康之变”带给宋人的屈辱,皇族首当其冲,他们由富贵而贫贱,沦为敌国俘虏,“当时靖康之变,徽、钦被掳。不知多少帝女王孙,被犬羊之类群驱北去,正是内人红袖弃,王子白衣行的时节。到得那里,谁管你是金枝玉叶,多被磨灭的可怜。有些颜色、技艺的,才有豪门大家收作奴婢,又算是有下落的了。其余驱来逐去,如同犬彘一般”783。二刻拍案惊奇卷七头回中,小说家叙写了七夕节庆时宋钦宗和“秦王幼女”的生活遭遇,故事中钦宗在被金人解送燕京的途中,软巾长衣、秀才打扮,独坐馆驿内室吃酒,而外面则是一个鞑婆领着几个少年美貌女子给座客们歌舞侑酒,其间一女至室内服侍钦宗吃酒,面对中原秀才装扮的钦宗,这位女子不禁触动乡情,向钦宗吐露自己的身世:她是宋朝魏王(即秦王)的孙女,嫁于钦慈太后的侄孙,东京被攻破之后被掠卖到金将粘罕府中为婢,又为主母所嫉,卖于鞑婆,卖唱讨活。面对血亲、弱女,身为虏囚的钦宗也只能“暗 暗 泪 落,目 不 忍 视。好 好 打 发 了 她 出去”783-84,其间的辛酸、愧悔、无奈与屈辱,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与此相映,靖康之变后,面对父兄被掳、身怀家仇国恨,选择固守半壁江山、偏安一隅的宋高宗的日常生活和心境,小说亦有观照。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头回”叙及宋高宗退位后游幸市井、与民同乐的情景:某日游赏时偶然闻听东京“乡音”,问询得知是东京樊楼善煮鱼羹的宋五嫂,高宗因此忆及往事,凄然伤感。其中透露着民众对高宗内心世界的想象。在国破家亡的情势下,如果说人们对皇室成员生活世界的关注主要在于他们所遭受的屈辱,那么对普通百姓而言,则是他们在战乱中躲避祸患、妻离子散和在陌生之地的重新安顿。于此,卖油郎独占花魁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文本。小说写妓商之恋,但也展现了靖康之变乱离背景下,与父母失散的良家儿女在流落地谋求生活的艰难及其情感蜕变、复归家庭正常生活的历程。小说开篇便写靖康之变中,与父母失散的汴梁女儿莘瑶琴被人卖入临安妓院,数年后为“花魁娘子”。同时,随父逃难至临安的秦重,被父亲卖给了开油铺的朱十老,秦重安心卖油,侍奉朱十老,但好景不长,与朱十老有奸情的婢女挑唆朱十老将他赶出家门!无依无靠的秦重开始挑担卖油,偶然邂逅莘瑶琴,为她的美貌吸引,并痴心不已,为此制定了积攒“嫖资”的计划;攒够“嫖资”的秦重在嫖宿当晚又逢莘瑶琴醉酒、吐酒,未能亲近芳泽,反而辛苦照顾她一晚;不甘屈辱、厌倦卖笑生涯的莘瑶琴,在多次接触秦重后也为他的诚朴所动,决然下嫁于他,并因此与失散多年的父母团圆,而婚后秦重也找到了自己的父亲。从此,莘瑶琴、秦重这两个因战乱与父母离散的中原儿女回归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在临安落地生根。在以往的小说中,与名妓相恋者往往是士子而非商人,因而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卖油郎“顶替”士子,往往被论者视为明代商人地位提高的表征,但小说家将两位主人公的身份设定为战乱中与父母离散的儿女,实际隐喻着战乱播迁背景下漂泊儿女在陌生之地“安家”的艰难,折射着社会动乱“大历史”背景下的人生不易与命运波折,也寄托着小说家的悲悯与慨叹。较之芸芸众生,有些历史人物不仅是“历史事件”后果的承受者,也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制造者或参与者,尤其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对相应的“历史事件”,他们有着更为直接和842023 年第 4 期梅东伟:“大历史”中的“小世界”独特的生命体验。“三言二拍”通过文学想象,构建了“大历史”的主持者或参与者日常生活经历的“小世界”,表现了历史主体更富于人情、人性的一面。其中,最值得注意是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它借助王安石辞职后的旅途经历和人生结局,将民众对变法的不满情绪予以淋漓尽致的表达。文中的王安石梦入地狱,见亡子项带重枷,哭诉他行新法蠹国害民,致使民怨腾天;于是,王安石辞职返乡,途中市井萧条,百姓艰辛,无论经纪人家、乡野老叟抑或村居老妪,都怨声载道,咒骂他和新法的题诗随处可见,甚至声称“畜养鸡豕,都呼为拗相公、王安石,把王安石当作畜生。今世没奈何他,后世得他变为异类,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829。王安石以此抑郁难堪,羞恼无颜,返回金陵后不久病重发狂,自批面颊,胡言乱语,呕血数升而死。小说家对“民怨”和王安石“自悔”的想象性书写,显然是过于夸张了,不过,也借此构建起了一个对“变法”充满怨愤的民众“生活世界”,而小说以王安石“见闻”视角展开的这一世界,表现了王安石面对“熙宁变法”所造成历史后果的“现实”感知和生命体验;尽管这种“感知”和“体验”是小说家的想象与重构,却符合时人对“熙宁变法”的历史认知和消费市场的兴趣。不过,“三言二拍”对王安石的评价是多元的,虽然苏小妹三难新郎中,王安石仍被视为虚伪奸邪之徒,但在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王安石与苏东坡围绕“熙宁变法”的争执,却被转换为学者间围绕“知识”的辩难和交往,王安石形象也带有了博学多才、宽容大度和护惜人才的特质。当然,在“三言二拍”的宋史书写中也包含着投合市民“窥私欲”的宫廷“秘史”和有关文人的风流韵事。市民社会历来对于皇帝和宫廷的隐秘之事有着浓厚的兴致,诸如俞仲举题诗遇上皇赵伯升茶肆遇仁宗等小说从市民生活的角度想象皇帝的微服私访,他书生打扮,太监(或高官)跟随,街市闲走,茶馆品茗,寻访遗才市井生活中的皇帝与市民相较不远,带有浓郁的市井气质,而更让民众感兴趣的是皇帝妃嫔与人偷情,皇帝也戴了“绿帽”。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宋徽宗的韩夫人在参拜二郎神时,迷惑于神像的高大威武,使无赖庙祝有机可乘,与之偷情苟合。小说从人性欲望出发想象宫廷贵人极端的生理渴望和精神落寞,也在无形中透露出市井百姓对风流天子宋徽宗的揶揄9。在“三言二拍”中,被带上绿帽的还有徽宗的臣子们,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宫馆客“头回”写秦桧的姬妾偷人,“正文”又讲述了太尉杨戬的姬妾与馆客任君用淫乱内室的故事,表现出对徽宗君臣的嘲弄。与此对照,小说家对冯京、柳永、苏轼等人的风流“自适”则颇多欣赏。众名妓春风吊柳七 篇尾诗云:“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6112其中透露出小说家对柳永怀才不遇的同情与遗憾,也应包含着小说家对自身处境的投影。而较之柳七,“三言二拍”对苏轼有着更多的关注,他的“前生今世”(明悟禅师赶五戒),他的“聪明自误”(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他与佛印的交往和诗禅生活(明悟禅师赶五戒佛印师四调琴娘),他的家庭生活(苏小妹三难新郎),都有故事关注。在小说世界里,苏轼享受着有诗、有酒、有禅、有情(色)的“适意”生活,这是晚明文人向往的生活方式。明史学者认为:“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名士,培养了一种与魏晋名士不同的新型的名士风度,进而对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苏轼喜与僧人交游之习,更是成为明代士大夫极力模仿的生活样本。”1097这里表现出“三言二拍”浓厚的文人趣味。这种“趣味”也体现在小说家对“朱熹弹劾唐与正”事件的重述中,如凌濛初将唐与正描述为诗酒风流的才子:“此时台州太守,乃是唐与正,字仲友。少年高才,风流文彩。”7144他所“眷顾”的严蕊也是才色兼美、有情有义的“佳人”,才子、佳人的结合正是风流佳话;唐与正与严蕊的交往虽“薛浪狎昵,也算不得许多清处”7144,仍保持了必要的“距离”,但即便如此,讲究“道学”而又偏执的上司朱熹依然弹劾唐与正,并拘捕严蕊。显然,小说家对此事的关注基于文人趣味而非历史是非。综上,“三言二拍”所呈现的不是宋代“大历史”的波澜壮阔,而是历史人物的“小世界”,或表现历史剧变情势下的历史人物的艰难处境和人生体验,或叙写历史人物逸闻趣事和适意生活,从而使宋史书写的触角伸向了人的日常生活、精神世界,表现了趣味化、人性化的宋史人物、故事,虽然它未必契合正史记述,却也不违于“人情物理”,94南 都 学 坛2023 年第 4 期更非“鬼吹灯”式的胡诌,其中体现着小说家的历史观和对宋史的认知、评价。三、“三言二拍”的宋史认知与历史观 郭英德认为“历史”有三种面相:史实、史录和史评。“史实”指过去发生的事情,有唯一性;对“史实”的记录是“史录”;而阅读者、阐释者对“史录”的复述、阐说、演绎则是“史评”。“史评”也是一种“历史书写”,它是书写者借助“文字、图像或影像,再度对汗牛充栋的史录进行选择、组构、修饰、陈述,从而揭示书写者心目中或理想中的史实”,“史评”的终极旨趣,不在于对“史实”的客观“还原”,而是对“史实”的主观“建构”11。“三言二拍”的宋史书写,便是一种“史评”,是小说家基于晚明文化风尚对宋史的“主观构建”,其中蕴含着小说家对宋史的认知和历史观。“三言二拍”包含着对宋代兴亡的认知。“三言二拍”的文本构成十分复杂,有些改编自宋元话本,有些是对夷坚志和青琐高议邵氏闻见录等志怪、笔记小说的“重述”,还有些是小说家的个人创作,因而对类似或同一问题的认识也会有所差异,其中宋史书写也是如此,透露出多元史观的影响。首先,“三言二拍”表达了对宋王朝兴起的理解与思考,这主要集中于赵匡胤形象的塑造上。在有些篇目的叙述中,赵宋王朝的建立是天命所在,只有赵匡胤能结束延续数代的割据纷乱而平定天下。如陈希夷四辞朝命,文中的陈抟早在后唐末便预言了赵匡胤、赵光义将来为帝建立大宋王朝的“天命”,在周世宗显德年间,他应诏回复皇帝关于国祚长短的问讯时说:“好块木头,茂盛无赛。若要长久,添重宝盖。”6125所言正是“宋”字。这种带有浓厚神仙信仰色彩的故事实际上是“天命史观”的表达,带有明显的民间文化气息。而对于南宋王朝的建立,一些小说又表现出“因果报应”的历史观。如游酆都胡母迪吟诗便认为南宋的建立和偏安东南,是赵匡胤灭越的“报应”:“那宋高宗原系钱镠王第三子转生,当初钱镠独霸吴越,传世百年,并无失德。后因钱俶入朝,被宋太宗留住,逼之献土。到徽宗时,显仁皇后有孕,梦见一金甲贵人,怒目言曰:我吴越王也。汝家无故夺我之国,吾今遣第三子托生,要还我疆土。醒后遂生皇子构,是为高宗。他原 索 取 旧 疆,所 以 偏 安 南 渡,无 志 中原。”6291其实,从民间信仰的角度,不只是皇帝的“产生”和王朝的更迭有其因果,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也都是有其“因果”的,“要知从来名人达士,巨卿伟公,再没一个不是有宿根再来的人。若非仙官谪降,便是古德转生。所以聪明正直,在世间做许多好事”12285。如明悟禅师赶五戒对佛印与苏轼“前生”“后世”的叙述,如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对冯京“前世”的追寻。无论天命观还是因果报应的历史观念,都包含浓厚民间信仰色彩,投合了市民阶层对宋朝兴亡的认识。不过,对于宋朝的兴亡,“三言二拍”也包含了晚明文人阶层的观念与思考。如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中,小说家借助民间传说的“重述”,表达了对赵宋王朝的整体认识。他提出,虽然宋朝“偃武修文”和“不诛士大夫”为善政,但前者惮于用兵而急于修和,最终导致亡国;后者虽为“忠厚之典”,但姑容奸邪,导致“终宋之世,朝政坏于奸相之手”8170。其实,如游酆都胡母迪吟诗木绵庵郑虎臣报冤和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等篇目对秦桧、贾似道、王安石等的批判也表达出了类似观念。将王朝兴亡归于某一个体的观念实际上内含着“英雄史观”,即“个别”强有力的执政者决定历史发展的走向或王朝的兴衰成败。如坳相公饮恨半山堂将北宋灭亡的根源追溯至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后人论宋朝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有诗为证:熙宁新法谏书多,执拗行私奈尔何!不是此番元气耗,虏均岂得渡黄河?”830不过,这不只是小说家的看法,而是北宋以至于明,统治者和知识阶层较为普遍的看法,如宋高宗言:“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131491而南宋以来理学影响的日益扩大和意识形态化,遂使王安石成为北宋灭亡的“替罪羊”。此外,赵太祖千里送京娘还进一步提出,宋王朝较之与汉、唐,最值得注意的“胜”处在于“不贪女色”:“汉高溺爱于戚姬,唐宗乱伦于弟妇。吕氏、武氏,几危社稷,飞燕、太真,并污宫闱。宋代虽有盘乐之主,绝无渔052023 年第 4 期梅东伟:“大历史”中的“小世界”色之君,所以高、曹、向、孟,闺德独擅其美,此则远过汉、唐矣”;而这一“胜”处则源自宋太祖赵匡胤,“宋朝诸帝不贪女色,全是太祖皇帝贻谋之善”8170。小说家对宋代历史的这种认识有其道理,但也与明中叶后自上而下的纵欲之风密切关联,尤其暗含着对明后期诸帝如正德、嘉靖、万历等贪淫好色的批判。当然,还有小说篇目将北宋的灭亡直接归罪于宋徽宗,如卖油郎独占花魁提出,正是宋徽宗的淫佚享乐、信用奸邪导致靖康之变的发生:“到了徽宗道君皇帝,信任蔡京、高俅、杨戬、朱勔之徒,大兴苑囿,专务玩乐,不以朝政为事。以致万民嗟怨,金虏乘之而起,把花锦般一个世界,弄得七零八落。直至二帝蒙尘”1419可见,“三言二拍”对宋代兴亡的多元思考。“三言二拍”的宋史书写也表达着明人的文化认同与社会“焦虑”。从消费心理和文化接受角度,“大动乱年代,人们所承的精神痛苦和道德压力,是更具有历史普遍性的主题”15,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从而有利于书籍的销售,但“情感共鸣”也是以相应的社会情景或文化思想为基础的。在“三言二拍”有关战乱的书写中,小说家突出宋代尤其是靖康之变,固然与小说的素材来源有关,更与明人对宋代的历史文化认同密切关联。从史学“正统论”的角度,明代不少学者否定元的正统地位,认为明“直接宋传”,“元乃夷狄耳,不足以接宋之正统也明矣。若接宋之统者,当以我太祖高皇帝,神功仁德,取天下于群雄之手,直接宋传”16664。而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并被社会广泛接受,它制约了通俗小说家的元史“演义”17,也推动了明代的宋史学研究,它的表现之一便是嘉靖后,大量宋史撰述的出现,其中渗透着明人以宋史研究匡济时弊、经世致用的目的,而宋史学的繁荣,又强化了明人对宋代历史文化的认同感1859-71。这种文化认同与晚明的社会“焦虑”相结合,自然促成了通俗小说家对宋代历史尤其王朝兴亡和社会战乱的关注。“三言二拍”编创于天启、崇祯年间,明王朝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际,朝局纷乱、党争不息,灾害频仍、民变蜂起;社会奢靡、纵欲之风盛行,世风败坏。与之相应,警世阴阳梦辽海丹忠录和剿闯通俗小说等反映宦官专权、辽东战事、农民起义之类的时事小说,及金瓶梅型世言石点头等描摹世情和型世、警世的小说,大量出现并被消费市场广泛接受,它们在深层次上折射着民间社会的忧患意识和对危机的“焦虑”。这种“焦虑”也在“三言二拍”的宋史书写中反映出来,小说家对“靖康之变”的反复书写和对宋朝兴亡的思索,都是这种焦虑的表达。其实,不只是“三言二拍”,水浒传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金瓶梅三遂平妖传杨家府通俗演义和稍后的水浒后传后水浒传续金瓶梅等通俗小说,及精忠记香囊记水浒记等戏曲,都以宋代历史人物、事件为叙事重心或以宋代为人物活动的时空背景。这些作品的广泛传播,在不同程度上透露着晚明的社会焦虑和明人对宋代的历史文化认同。当然,明人对宋代历史文化的认同,不仅是通过对诸如“靖康之变”和农民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和杨幺起义等)之类,表达“殷鉴不远”的历史借鉴、社会教化意义,也会通过对苏轼等人日常生活的描述表达文化趣味,这也是文化认同的表达,于此上文已有涉及,此不赘述。总之,“三言二拍”的宋史书写关注宋朝“大历史”,但小说家借此展开的故事世界,却不是“大历史”的波澜壮阔,而是人物的“小世界”,呈现了趣味化、人性化的宋史人物、故事,其中包含着小说家对宋代历史事件、人物的认识和评论,以及多元史观;同时,也折射着明人的社会焦虑和对宋代历史文化的认同。其实,“三言二拍”对宋史重大事件的关注和思考,与明代宋史学者有着相近之处,如明代宋史学者将宋朝衰败、覆亡的责任归咎于朝臣中的小人,如秦桧、蔡京、贾似道和留梦琰;宋史学者还批评王安石的重利轻义,认为他主持的“熙宁变法”埋下北宋灭亡的祸根;等等18172-183。这些观念正与“三言二拍”对相关人物的评价相一致。不过,“三言二拍”的宋史书写,显然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如对文人趣味的关注和文学表现;又如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中所叙写宋辽两国对峙时期民族百姓间借助棋艺展开的交流,虽然其间有想象、虚构成分,却合乎情理,并非荒诞;尤其是小说家借助宋史人物、事件的描述所透露出的社会文化心理,更是史学所较少关注的。因而,包括“三言二拍”在内的通俗小说的宋史书写实际上为我们15南 都 学 坛2023 年第 4 期提供了观察明代社会民众关注宋史、理解宋史的窗口,这是明代宋史学研究所缺乏的。参 考 文 献1谢谦.朱熹与严蕊:从南宋流言到晚明小说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74-78.2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M/王安石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3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 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4脱脱,等.宋史:第 2 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5叶绍翁.四朝闻见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9.6冯梦龙.喻世明言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7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8冯梦龙.警世通言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9梅东伟.“市井”东京与宋元小说话本J.天中学刊,2012(5):54-58.10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1郭英德.书写的历史与历史的书写:读王瑜瑜中国古代 历 史 剧 论 稿 J.艺 术 评 论,2020(10):151-157.12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1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14冯梦龙.醒世恒言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15刘勇强.论“三言二拍”对夷坚志 的继承和改造J.文学遗产,1995(4):72-81.16蒋谊.续宋论.卷 3M/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7彭利芝.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缺失考论J.文学遗产,2015(2):147-155.18吴漫.明代宋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Small World”in“Big History”On the Historical Writing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in Sanyan and Erpai(三言二拍)MEI Dongwei(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Henan 475001,China)Abstract:“Sanyan and Erpai”(三言二拍),namely a trilogy of vernacular story collections compiled by Feng Menglong and a duology of vernacular stories written by Ling Mengchu in the Ming Dynasty,showcases the“big history”of the Song Dynasty,featuring such great events as the Xining Reforms and the Jingkang Incident,as well as such big heavyweights as Emperor Gao-zong of Song,Wang Anshi and Jia Sidao.However,the focal point of the novelists narration lies not so much in the magnificent vicissitudes of the“big history”as in the smiles and tears of the“small world”.It is the“small world”in the“big history”that best demonstrates the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and life experiences the heroes or heroines underwent amid sweeping historical chan-ges.The anecdotal stories and poetic life experiences of historical figures stand vividly revealed through novelistic narration.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small world”,though not necessarily in line with official records,does not run counter to historical logic,thus enriching the“big history”in the“emotional”dimension.The historical writing of the Song Dynasty as reflected in the de-piction of the“small world”in“Sanyan and Erpai”(三言二拍)not only catered to the tastes of the populace but also expressed the ideals of the literati,reflecting the multiple cognitive and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s of people in the Ming Dynasty towards the Song Dynasty.In particular,the novelists attention to the Jingkang Incident bore testimony to the crisis awareness and social anxiety of people in the Mi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ulture of the Song Dynasty.Key words:“big history”;“small world”;historical writing of the Song Dynasty;Sanyan and Erpai(三言二拍);cultural identity责任编辑:李法惠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