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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的实证底色与现实关怀.pdf

1、明清国家记忆采撷 的实证底色与现实关怀孔 勇 档案是从事历史研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史料类型之一。作为明清两朝中央档案保管重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现藏明清历史档案 1000 余万件(册),不仅为学术研究贡献了珍贵的一手史料,而且还在国家边疆治理、对外交往等重大现实问题处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智力支持作用。如何深人开发明清历史档案这座富矿,在历史与现实、学术与大众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是多年来学界致力探索的课题。一史馆李国荣研究馆员从事档案编研工作近 40 年,在明清档案开发、利用和研究等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其近著 明清国家记忆采撷(以下简称 明清记忆),秉守以档治史之学术底色

2、,蕴含知古鉴今之现实关怀,对深化明清历史研究、推动明清档案利用,均有示范意义。一 以档治史,坚守学术本位明清记忆 正文部分收录 32 篇文章,另附 3 篇访谈录。作者依照各文主旨,将其分别归为“治世理政篇”(12 篇)、“钦定狱案篇”(4 篇)、“中外交往篇”(4 篇)、“皇家生活篇”(12 篇)4 个篇目。戴逸先生序文称,书中文章“选题视角大多别有新意,注重资料性和可读性,将治史与资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具有以档治史的突出特色”。可以说,以档治史是 明清记忆 最重要的思想基调。以 雍正朝的“维民所止”案 一文为例。所谓“维民所止”案,是指一桩迫害文人的案件,据说在雍正年间,江西乡试主考官查嗣庭

3、出了一道“维民所止”试题,被人参奏“意在去 雍正 二字之首”,遂以大不敬获罪处死。此一说法,在民间流传甚广。李国荣注意到,关于该案较详细的记载见于 1917 年出版的徐珂 清稗类钞一书,但“毕竟属稗官野史,不足为凭”,作者爬梳雍正朝 起居注册、萧奭 永宪录 等案发时档案史料,条列查嗣庭所出考题,发现并无所谓“维民所止”内容。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应将该案放在雍正初年朝廷政治斗争的大环境下来审视”。查嗣庭之获罪,实由其与隆科多之间的密切关系所致。加之查嗣庭被查抄的日记和书札中,962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不乏毁谤前朝、妄议时政之文字,这给了雍正帝借以惩处的口实,查

4、嗣庭由此成为“雍正王朝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应当说,此论道出了该案背后的实情。以档治史的实证特点,还体现在对“嘉庆帝遇刺案”“光绪朝周福清科场舞弊案”等史事的辨析之中。在作者笔下,经常出现“根据清宫档案”“透过清宫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揭示”“据档案记载”等叙述句式。这一细节,恐不能仅从作者行文风格的层面去理解,而应看作其始终致力于通过档案史料,向读者呈现清代历史的丰富内涵。事实上,书中讨论的很多话题,即是围绕某一类专题档案而展开的,包括 中国明代档案总汇 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 起居注册 上谕档 清宫热河档案 清宫颐和园档案 清代中南海档案 庚子事

5、变清宫档案汇编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以及一史馆藏的清代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内务府档案、溥仪小朝廷档案等多种已刊未刊档案。在 明清记忆 书中,作者虽注重以档治史,但并不唯档是用,更非有档必从。对档案记载产生矛盾或付之阙如之处,则如实保留众说,呈现历史的不确定性。比如,对“光绪之死”这一重大疑案,学界素有“被谋害说”与“正常死亡说”两种。对此问题,李国荣关注已久,他曾参与一史馆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合作的“光绪之死”课题攻关。尽管很多材料和法医鉴定结果倾向证明,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慈禧太后谋害的可能性最大,但李国荣仍审慎地说:“百年疑案,尚难成铁案,对光绪的死因仍有不同看法”,“光绪

6、死亡档案仍有许多隐情没有解开,还有待更深人地发掘研究。”这些论述,展现了历史学者的严谨态度。近代以来,学界和大众对清朝一度持有负面印象,认为清朝统治者盲目自大,“闭关锁国”,导致中国逐步落后于世界。李国荣在 乾隆帝的“一口通商”国策 文中,厘析了清朝,特别是乾隆时期的对外交往政策,指出其时并没有完全关上国门,仍保留着广州粤海关与外商往来,且呈现出一定繁荣景象。他对此评价道:“历史地说,一口通商 这一决策,关闭了其他海关,只允许在广州对外通商贸易,这是清政府的封闭之策。但应该看到,这个收缩的国策也还具有一定的弹性,乾隆帝的闭关还是留有余地,还保持了一个渠道,留下了一个窗口。”此论有助于纠正人们对

7、清朝的僵化认识。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以重修清漪园(颐和园)”一事,是其常被诟病的罪072清史论丛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93、97、99 页。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60、93 页。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85、149、163、205、222 页。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115、121 页。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134、161 页。参见钟里满等 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专项课题成果: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清史研究 2008 年第 4 期。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247 页。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77 页。状。但学界征引此说时,多是从梁

8、启超 瓜分危言 出发并加以绎说,难免带有先人为主的主观判断。李国荣依据一史馆藏 清宫颐和园档案 指出,清廷设立“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确为培养海军人才,却在管理和运行过程中走样,终致甲午战败之后遭到裁撤。如此,对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的成说有所修订,推进了晚清军事史研究。二 知古鉴今,蕴含时代情怀知古鉴今,资政育人,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深层价值。有清一代,古老中国既迎来了发展顶峰“康乾盛世”,也开始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传统向近代转型、中学与西潮交汇的剧烈变革时期。在此近三百年间,清朝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可供今人研究总结,起到历史镜鉴作用。明清记忆 的“治世理政篇”对此做了重点

9、阐发。其一,求真务实,禁斥虚荣。康熙帝反对拿祥瑞说事 一文揭示出,“康熙帝是个崇尚科学的君主,他认为古书上所说的很多祥瑞现象都是不可信的无稽之谈”。面对广西、直隶等地官员借奏祥瑞以歌颂君主圣德,康熙帝保持清醒头脑,指出“史册所载祥异甚多,无益于国计民生,地方收成好、家给人足,即是莫大之祥瑞”。这种务实态度也反映在康熙帝处理佛教等宗教事务上面。早在 20 岁时,康熙帝就曾对大学士熊赐履说:“朕生来不好仙佛,所以向来尔讲辟异端,崇正学,朕一闻便信,更无摇惑。”与此相伴,他又大力营葺多座佛寺,利用出巡之机为名寺古刹题写匾额碑文,确认和巩固达赖、班禅的转世制度,从多方面深度介人佛教事务。李国荣分析说,

10、康熙帝“以一个政治家和明智君主的眼光看到,佛教是有助王道的得力工具,因而又在限制的前提下,充分地利用了佛教,做到了适度地限制、有效地利用”。此论为透视清帝宗教观念、思考相关宗教政策,提供了有益视角。其二,严慎用官,奖优惩殆。雍正帝执政十三年间,积极整饬吏治,大力推行新政,其勤勉与严明均为清帝典范。李国荣耕耘雍正朝历史多年,曾出版 实说雍正等学术论著,故能从纷繁历史资料中择取有资治世的话题加以申说。雍正帝告诫群臣“做实在好官”一文,列举雍正帝一面批评部分官员存在浮夸粉饰、迎合附和、套文172明清国家记忆采撷 的实证底色与现实关怀梁启超:瓜分危岩,饮冰室合集 第 1 册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

11、,第 40 41 页。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196 203 页。参见拙文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深厚的优良传统,历史评论 2021 年第 3 期。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17 页。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20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二年十月初二日,中华书局,1984,第 125 页。可参见常建华 共赏与建构:康熙帝的御赐书法活动,文史哲 2017 年第 4 期;康熙南巡中的书法活动,学术界 2019 年第 10 期。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30 页。颂赞等陋习,一面激赏御史李元直真实任事,破格擢升田文镜、李卫等人,树立起“公忠诚勤,实心任事”的为官

12、楷模。在另一篇文章中,作者借用雍正帝之语“说得一仗,不如行得一仗”为题,进一步阐释何谓“忠”与“实”,且不无称道地说:“雍正就是这样,他考察百官重的是行,而不是言。他所关注的是文武大员们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而绝不在于报告打得是否勤,说得是否动听悦耳。”雍正帝“去庸人而用才干”一文,论述雍正帝选官用人之时注重操守、才识和实际需要,黜革庸碌安分、洁己沽名的“劣员”。这些分析,对于当今社会选官用人和匡正政风颇具借鉴价值。其三,虽重治人,但尤重治法。学界批评清代的吏治弊病时,经常提到“有治人、无治法”六字,意思说清代不乏德行、才识俱佳的能员干吏,却往往因制度层面的疏漏,终难赓续有效的治理。这种解释路径

13、,掩盖了清代尤其清前期统治者为探寻合理制度所做的努力。李国荣举了康熙朝廉吏于成龙的例子,缕析清廷对内外官员的严格考核制度。京官每三年考核一次,称为“京察”;地方官也是每三年考核一次,称为“大计”;考评标准包括操守、才能、政绩、年龄等“四格”。于成龙相继任官广西罗城知县、湖广黄州同知、福建按察使之时,接连三次考核获得“卓异”成绩,被康熙帝誉为“清官第一”。其后他破格升至直隶巡抚,68 岁时卒于两江总督任上。于成龙无疑是清代“治人”的典范,却也离不开当时相较成熟的“治法”,即官员考核和擢升机制。借助相较成熟的“治法”,于成龙方能惠泽地方、名垂青史。雍正帝对中央部院书吏的严格管理 雍正帝对台湾官员的

14、任用和管理 两文,也呈现出雍正帝既着意选用廉干官员,又看重筑牢制度根底,从而净化了官场风气,提升了治世能力。李国荣曾说:“鉴于往事,资于治道,这是中国古代以史为镜、治国安邦的千年传统,更是服务国家中心工作的必备举措和时代要求。”近年来,随着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倡议,历史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但学界瞩目的重心,主要是两条“丝路”鼎盛发展的汉唐时期,很少关注它们在明清 500 多年间的存续演变。李国荣注意到,一史馆藏明清历史档案中有大量关于“丝绸之路”的记载,只是过去乏人问津。在其主持下,一史馆于 2016 年启动“明清宫藏丝绸之路档案的整理与研

15、究”专项工程。明清记忆 收录的 明清272清史论丛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38 43 页。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47 页。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49 53 页。相关辨析,参见常越男 论康雍乾时期清帝的治官理念 以官员选任、考核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2021 年第 3 期。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31 37 页。李国荣:明清档案整理刊布的百年回望与学术贡献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清档案编纂出版略论,清史研究 2021 年第 2 期。档案中的陆上丝绸之路 与 明清档案中的海上丝绸之路 两文,即为该工程的部分成果,提出明清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各分为纵横交

16、错的 4 个方向,总计 8 条线路。陆上“丝绸之路”包括东向过江之路、南向高山之路、西向沙漠之路、北向草原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涵盖东洋之路、南洋之路、西洋之路、美洲之路。这些学术观点的提出,以及明清“丝绸之路”档案的挖掘与利用,即是国家战略与时代影响的结果,又可为治理决策提供历史依据,实现了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之间的良性互动。三 见微知著,细节映照宏观清宫史是清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囊括清代宫廷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研究清宫史事,自然不是单纯地猎奇帝王起居、皇室生活等隐微细节,而是从中捕捉皇权运行的内在肌理,连接起宫墙内外的皇室、国家和社会。因此,一部清宫史,本质上也是一部清朝政治

17、史。明清记忆 收录多篇关于皇家生活的文章,谈的是宫廷节日、饮食休闲等日常话题,道的却是时势变幻与王朝兴衰等宏大历史。关于清朝的园林政治。作为满洲建立的王朝,清朝呈现出跟前朝很多不一样的统治特点,体现其所践行的二元理政统治模式。所谓“二元理政”:一是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政治管理,可称作“宫廷理政”;二是以南海子、“三山五园”、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为中心的政务处理,此可谓“园林理政”,或曰“园居理政”。在 圆明园里的皇家生活 一文中,作者选取几个历史剖面,解析清朝园林政治的丰富内涵。圆明园本是雍正帝胤禛为皇子时的花园,康熙帝曾先后 5 次来过这里,最后一次是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三月二十五日。李国荣

18、认为:“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游园活动,因为就是这一次,69 岁的康熙帝、45 岁的雍正帝和 12 岁的乾隆帝这前后祖孙三代皇帝实现了历史性的相会,也是史书记载的唯一一次相会。现在看来,这次游园应当是雍正帝精心安排的。”这次祖孙三代游园“同框”,或可为学界理解雍正帝继位之谜提供一些思考。雍正帝登基之初,依制在宫中为父守孝 27 个月,雍正三年八月正式以皇帝身份进驻圆明园。他宣称:“朕在圆明园,与在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尔等应奏者,不可迟误。”在此后 11 年间,“雍正帝累计去圆明园 47 次,居住 2314 天,每年平均 210 天,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圆明园度过的”。李国荣此处用

19、翔实的统计数字,直观展现了圆明园的政治属性。372明清国家记忆采撷 的实证底色与现实关怀李国荣:回顾与思考:清宫史研究二十年,历史档案 2012 年第 4 期。何瑜:清代园居理政与文化认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 年第 6 期。杨念群:南海子:清朝园林理政模式的起点,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 年 8 月 31 日,第 A04 版。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181 页。清世宗实录 卷 35,雍正三年八月壬辰,清实录 第 7 册,中华书局,1985,第 536 页。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183 页。清朝皇家园林不仅是中国古代园林艺术发展极盛时期的代表,也是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

20、地。圆明园里的十二兽首 一文指出,圆明园海晏堂喷水池前的 12 尊人身兽首雕像,用料考究,制作精致,是中西文化合璧的杰作。它们在 1860 年英法联军人侵北京、焚毁劫掠圆明园之后,或流失海外,或下落不明,或历经重重困难回到祖国,已成为具有特殊内涵的历史文化名片。位于关外的承德避暑山庄,承载着更为厚重和更加多元的历史信息。李国荣梳理 清宫热河档案,呈现了 四库全书 人藏避暑山庄文津阁时的文化盛景,又描绘出乾隆帝在此接见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等反映民族融合和对外交往的事件。此后,嘉庆帝、咸丰帝均在避暑山庄去世。如此两相对照,便勾连起一幅清朝由盛转衰的沧桑画卷。紧邻

21、紫禁城的西苑三海之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和中海仪鸾殿,分别是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亡故之地。清朝覆亡前夕的种种迷离,正是在此两处布下的。关于清朝的满汉关系。传统清史学界认为,清朝成功统治中国的关键在于学习并汲取中原汉地文化,完成了“汉化”进程。部分海外“新清史”学者则主张,清朝统治者始终强调“国语骑射”,维持“满洲特性”,甚至提出“清朝非中国论”等极端观点。近年来,围绕该问题的争论此起彼伏,且多从边疆、民族、宗教等视角人手。李国荣所撰 清宫过年掌故谈 和 乾隆皇帝的餐饮秘笈 两文,透过清宫生活来理解清朝特点。前文列举每逢春节之时,清帝均要举行“赐福”“开笔”“朝贺”等程式化礼仪,这与传统汉族王朝毫无

22、二致。后文基于“宫廷饮食,是皇权的体现”这一前提,分析清宫 膳档 所载皇帝“膳单”及其变化,并强调说:“到乾隆时期,清王朝经过近百年的统治,与中原文化越来越融合形成南北融会、满汉合璧的餐饮结构。”看属细小的话题,却没有落人“碎片化”的窠臼,反而有助于理解清朝满汉关系。关于清朝的森严制度。紫禁城是清朝的权力中心,处处可以看到皇权等级和礼仪规制。明清记忆 向我们展示了这方面的几个鲜活事例。比如,宫中用于铺地的“金砖”,是按固定尺寸,由苏州窑厂专人烧造,上勒官员和窑户姓名,以备追究责任;且规定仅供皇家使用,严禁流人民间。清朝景德镇官窑烧制的瓷器,集帝王品位与中西472清史论丛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

23、,第 188 195 页。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204 210 页。对于“新清史”的介绍、辨析,参见刘凤云、刘文鹏编 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被认为是“新清史”代表人物之一的罗友枝,在描写清代宫廷生活时,更侧重宫廷内部的一些“满洲因素”,如萨满信仰、藏传佛教等,如此则容易使人忽视清帝在宫中对历代传统礼仪文化的继承和延续。参见 美 罗友枝 清代宫廷社会史,周卫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163 页。详见李国荣 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166 167 页。详见李国荣 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143 148 页。文

24、化于一体,用以宫廷陈设、颁赐藩邦或馈赠外国君主,象征着皇权威严、国力臻盛。换个角度看,礼制的疏漏和失灵,又往往能够撕开王朝统治的幽暗面。例如,纵使紫禁城护卫森严,仍然上演过陈德谋刺嘉庆帝未遂案、天理教攻人紫禁城案等旷古奇事,一时震惊朝野,令人咋舌。李国荣还留意到圆明园里的差役和护军的良莠不齐,多有冒替,不禁痛称:“这看似森严的拱卫,实际却是涣散软弱的。当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时,竟像进人无人之地,实在可悲!”这也正是清王朝这艘巨轮内部腐坏、日渐飘摇的直观写照。余 论以上谨从三个方面对 明清记忆 全书略做评述。应看到,作者把 30 余篇文章结集在一起,井然有序,并无冗杂之感。其中原因有二。其一,各文

25、均源自明清中央政府和皇室生活档案,是对那个时代国家文献记录的阐释,有一条贯通全书的线索。戴逸先生建议书名为 明清国家记忆采撷,应该说极为精到。其二,作者撰文力求明白晓畅,兼得学术性与知识性的相融。近几十年间,社会大众对了解清史、学习清史的兴趣日渐浓厚,催生出大量以“宫斗”“穿越”为题材的文艺和影视作品。这些作品,倘若只作消遣娱乐,尚可置之不论,但其中也不乏打着“正史”旗号的所谓“非虚构”作品,实则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学界专家和社会大众之间的无形藩篱,导致很多最新的研究成果无法及时传递到胡同里弄,进一步助长了各种“戏说”和“演义”的盛行。如何扭转这一局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学者要主动走近大众,用通

26、俗易懂的方式把学术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明清记忆 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点。此处,请容笔者征引李国荣在 “中国皇后号”:开启中美早期的商业贸易 文中的一段话为证。他评述“中国皇后号”在中美交往史上的重要意义时说:“这艘木帆船,穿行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跨越印度洋,驶人南中国海,行程 1.13 万海里,历时 188 天,于 1784 年 8 月 28 日缓缓驶进了此行的目的地 广州黄埔港。帆船自豪地鸣炮 13 响,代表由 13 个州组成的美国向大清国致敬。这艘在当时看来并不起眼的帆船,第一次在中国的南疆广州升起了美国星条旗。”平实而带有情境化的叙述文字,仿佛把读者拉回到两百多年前,亲眼看见东西方最古老和最

27、年轻的两个大国的历史性相遇。类似妙笔,散见 明清记忆 全书各处,为沟通学术与大众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掩卷之余,笔者认为该书也存在可推进和深化之处。如前所述,以档治史是 明清记忆 的重要底色,但清宫档案作为一种历史材料,本质上是由人记录、留存、采572明清国家记忆采撷 的实证底色与现实关怀详见李国荣 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149 154 页。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187 页。李国荣:明清国家记忆采撷,第 129 130 页。编、加工的历史记忆,难免受到帝王意志、时代价值、利益权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它的原始性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其绝对真实客观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利用档案研治历史时,不仅要立

28、足档案,还要走出档案,深人档案背后,尽力揭示历史的复杂性。比如,书中分析康熙帝对佛教的限制和利用,主要依据汉文 起居注册,而该起居注册 是由皇帝身边的汉臣来执笔记录的,势必包含取舍彰隐的潜在标准和价值判断。以此观之,解读清朝的统治思想和政治局势等问题,离不开多元材料的支撑与多维视角的分析。另外,在一些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如作者提出明清时期的“丝绸之路”存在陆上和海上各 4 个方向,共计 8 条路线。那么,如何定义“丝绸之路”的内涵,这还待作者以及学界的进一步检思和讨论。(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孔子研究院)672清史论丛关于这一点,张勉治已有所注意。参见 美 张勉治 康熙皇帝首次南巡与文武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刘文鹏、王珏译,清史研究 201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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