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pdf

书书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岳奎，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吕宏山，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基金项目：华中科技大学华中智库重大专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成效、问题与建议（项目编号：）”；华中科技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与经验研究（项目编号：）”的阶段性成果。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 页。“两个结合”：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岳奎吕宏山摘要“两个结合”表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持续致力于传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这些“文化基因”走向大众化、时代化；另一方面，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粹，并将其转变为标识自身特质的“政党基因”。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走向民族化辩证地统一在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的转变过程中。在此，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执政为民、人民至上、取信于民、公平法治、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优良传统与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实现了现代转型，成为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与价值归属的源起，是党凝聚民族、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关键词“两个结合”；“文化基因”；“政党基因”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 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 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这些重要论断，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深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政党基因关系的认识，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一、“文化基因”与“政党基因”作为具有鲜明实践性特征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强调观念对现实世界的影响与改造。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具体“改变世界”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然与一定时代条件下的民族相结合。同样，恩格斯也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只有与各国的经济政治条件相结合，才能成为革命的策略。因此，有学者概括道，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化的过程，也是它不断民族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成功结合，演绎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光辉历程，它既回应着波澜壮阔的现实社会实际，也融通着悠久丰厚的历史文化实际。历史地看，诞生自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能够扎根中国，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无疑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先天的内在契合性。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应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奠定了“语词基础”，还提供了“思想通道”。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双向的互动：一方面，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生生不息的文化滋养，使马克思主义具备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审视中国的历史文化，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再造与重生，从而“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百年以来，作为这一双向互动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内化为自己的“政党基因”：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持续致力于传承赓续历史文化中“对民族精神的文化和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心理底层结构和思维方式”，促使这些“文化基因”走向大众化、时代化；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实问习近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年 月 日，第 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理论与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毛泽东选集 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年，第 页。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 文化基因探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引言第 页。题，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粹，并将其转变为“标识”自身特质的基本信息单元，以这些“政党基因”时刻表征着自己的“中国特色”。这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得以提炼取纯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基因”实现民族化涵养的历程，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积极创造的过程。作为“互化”的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得以成为中国共产党支撑政党客体、彰显政党使命、演绎政党生命、规定政党纲领、决定政党宗旨的本质要素，它蕴含着政党的传承动力，凝结着政党的激情活力，承载着政党的阶级情怀。而这些内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具备基因的特质，是因为第一，它们具有强烈的延续性，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表现出明确的稳定性，显示为政党的独特品格；第二，它们具有适度的变异性，能够根据新的现实状况实现创新发展；第三，它们具有显著的复制性，可以在党员、组织中有效同质传播；第四，它们具有清晰的外显作用，一旦形成，变成作为支配政党生命活动的指令，对政党形成产生深层次的影响，进而由政党行为作用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总之，在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的转变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塑造政党形态和行为模式的最根本力量，成为在过去、现在与未来时空中传承、传播的政党理念的基本单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凝聚民族与改造社会、彰显纲领与传承使命的精神力量。二、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纽带的“文化基因”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纽带，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具备丰富内涵。第一，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论语 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孟子道：“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爱指涉对他人的尊重与关怀，这一和谐的人伦状态也是实现“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 的社会基础。第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 有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管子曰，政之兴废，在于顺逆民心。（管子牧民）至明清时，黄宗羲强调：“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视人民为国家根本，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安危，而君主要爱民亲民、重民贵民、富民安民、教民育民。第三，修辞立诚，信近于义。“诚、信也。从人言。”（说文解字）孟子把“朋友有信”规定为“五伦”之一。孔子进一步提出国家能“足食，足兵”，则“民信之矣。”（论语颜渊）。总之，“诚信”是人民之间、人民与国家之间联系的重要准则。第四，以义为质，见义而为。礼记 载：“义者，宜也。”（礼记中庸）孔子曰，“闻义不能徙，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孟子曰，生与义“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传统文化释“义”为公正合宜的道德或行为，强调君子言行恰当适宜，乃至为追求正义而有所牺牲。第五，天地合和，生之大经。淮南子 有：“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淮南子天文训）庄子 言：“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中国传统合和文化强调万物通融、和谐共生，其应用于治国理政则要求“以和邦国”（周礼）。第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春秋时期，战乱频仍，孔子曾谈及过人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孟子也讲：“七十者衣帛肉食，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吕不韦则写道：“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吕氏春秋贵公）因此，对“大同”的解释表达着古人对天下一家、大公无私、共同富裕的期望。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兼备着巨大的社会功能，对国人生活影响至深，它们是保证文化传承和维系民族认同的基础，能够规制成员行为与社会走向。直到今天，它们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族性格和国家特色，使中国历史呈现出巨大的整体性、连续性。应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记录，传递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气脉。同时，它们也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共产党基因的天然沃土，为党烙下了中国特色的文化印记。而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些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内通之处。一个显著的例子便是，“大同”思想承载着古人对未来社会的最高想象，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康有为就曾写道：“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产阶级，一切平等。”（大同书）之后的孙中山则提出：“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不可否认，在近代中国，正是通过依附古代“均贫富”“贵平等”的“大同”思想，西方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观念才得以广泛传播，而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体认到马克思主义与大同理想的通约之处。郭沫若在 年创作的 马克思进文庙 一文中即慨叹，共产主义与大同世界竟不谋而合。有学者认为，五四爱国运动前后，人们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去认同、比附、解释马克思主义阶段”。吕思勉指出，中国古代“均贫富”的思想传统是近代社会主义易于为人接受的原因之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早期阶段，人们往往把社会主义理解成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与之相对，资本主义则是代表自私的经济制度。三、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中国往何处去”成为时代中心问题，单凭传统文化本身并不能解决现实困境，社会求变，上述“文化基因”也必然需要新的理论形态。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为使传统文化重获生机，就“既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扎根，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问题。”正是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新生”的主导力量；也即历史文化传统的“再现”从根本上从属于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实践。而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先天的内在契合性落实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意味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儒学化”，而是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吸收与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来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是中国人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结果，它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由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走向民族化辩证地统一在从“文化基因”到“政 孙中山全集 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第 页。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吕思勉：中国通史，北京：群众出版社，年，第 页。韩庆祥：全面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马克思主义研究 年第 期。党基因”的过程中。第一，从讲仁爱到执政为民。近代中国面临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社会状况，晚清、北洋和南京国民政府相继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以仁爱为基础的仁政传统荡然无存。中国共产党致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传承、改良并重建了传统的仁爱政治，使仁政不再沦为空谈。毛泽东写道：“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也即政党执政的目的旨在维护人民，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就是为了保卫中国人民的利益。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释仁政的目的为实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无论是脱贫攻坚，带领人民走向小康；还是反腐倡廉，永葆共产党的政治本色，都是党在这一时期了解人民所需，回应人民所盼，坚定执政为民决心的生动体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尤其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防控大考，如何答卷，真实地反映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当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时，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重要指示，各级党组织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立场，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死亡率，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历史与实践证明，人民才是党执政的根基，人民的评判才是检验党执政之效的关键因素。正因认识到仁政爱民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传统的“仁爱”思想贯穿于治国理政，并赋予其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凝结出执政为民这一党的执政方式的重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从讲仁爱、求仁政到执政为民的坚持与决心，承载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对为广大人民争取利益与幸福的执着追求，以及对增强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的自我期待。第二，从重民本到人民至上。在近代，谋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传统的“民本”思想已无法激发和组织人民。而中国共产党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相结合，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百年间创造性地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江山就是人民”“人民至上”等执政理念。毛泽东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 论联合政府 中，他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年，党的七大正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党章，郑重申明了党的根本宗旨，也打破了传统民本思想旨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无法走出的、重民本与王天下的内在矛盾。从此，人民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发表了关于人民至上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广大知识分子要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始终胸怀大局、心有大我”；“人民至上、生命 毛泽东选集 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年，第 页。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毛泽东选集 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中，坚持人民至上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之一。人民至上体现着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特质的集中体现，是对“依靠谁、为了谁、我是谁”的理论问题的科学回答，其内涵包括“以人民为中心 的执政信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的价值准则以及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的人民主体理念”。“人民至上”现实表现为人民有无获得感是党的工作的检验标准，“人民始终是我们党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党坚持的发展方向，传统的“贵民本”思想得以升华为“人民至上”的成功经验，并贯穿体现在党的指导思想、国家制度体系和党的中心工作等三个方面，从而获得了坚实的理论引领、制度保障和实践支撑。第三，从守诚信到取信于民。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恪守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以求信守承诺、取信于民。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党内的纯洁性与先进性，就必须加强思想教育，推进党内诚信建设，以纠正不良之风。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党员干部诚信建设，落实党员干部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精神，党内开展了一系列反腐败运动，并以具体的反腐成效展现了党建立新型政权的决心，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内的诚信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他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通过“打虎”“拍蝇”“猎狐”等一系列实际行动，严实了干部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应该说，作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顺应了人民意愿，取得了人民信任。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言必行，行必果。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面对反贫困的严峻形势，党中央坚持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为指引，深入践行“五个一批”工程，最终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也为国际反贫困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精准扶贫战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是党的初心使命梯次性实现的必然过程和阶段性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在新时代的重要体现，是党说到做到、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的生动体现。第四，从崇正义到公平法治。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孜孜追求的价值目标，不断探索法治发展的正确道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 平“语”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年，第 页。卢黎歌、梅煜：“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三重意蕴，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页。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年，第 页。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 页。泽东讲到：“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的颁布实施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逐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公平正义为抓手，统筹完善国内法治建设和推进涉外法治发展，强调“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法治成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大之后新制定的法律数量共 件，较之与上一个十年，增加了 ；同时，截止 年 月 日，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 部，建立了严密的党内法规体系。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持坚强政治定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这不仅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坚持，反映了党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宗旨意识的升华，顺乎人民的需求和时代的潮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则明确指出，必须在全面依法治国中贯彻人民的利益、愿望、权益与福祉，要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是社会主义法治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而落实公平正义最重要的制度保障就是法治。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砥砺历程，公平法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奋勇向前的强大动力，党把法治贯穿于探索公平正义的各个阶段，团结带领全体人民，把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推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第五，从尚和合到和谐共生。中国共产党秉承同舟共济、协和万邦的理念，努力搭建互信互利、合作共赢的发展平台。新中国成立后，党以和合思想为基础，对内坚持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外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党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在民族问题上，党提出必须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既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又要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加强各民族团结；在外交政策方面，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些运用和合思想的具体实践，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稳定和谐、团结友善、和平互助的良好氛围。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需要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搞建设、谋发展，同时要在发展的基础上勇于承当国际责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年 月，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是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他提出各国要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总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谐发展、协和万邦的尚和传统，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和合理念，推动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为国家的繁荣进步创造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第六，从求大同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对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真正实现了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卷，第 页。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大同”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转变。回顾过往，毛泽东批判康有为未能找到实现大同世界的现实方法。只是在党的领导之下，通过“一化三改”的具体实践，中国真正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性质的根本转变为走向大同世界打下了坚实基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遇。”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概念，具体阐述了小康社会的建设规划。邓小平还用“共同富裕”来概括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从而给与了大同世界更为清晰明确的表述，进一步克服了传统“大同”观念的空想性。年，党的十三大把“小康社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奋斗目标确立下来，并在 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向“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迈进了一大步。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党始终以民族解放与复兴为己任，不仅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创造性地改造了“大同”概念，更以实际行动积极弘扬与践行“大同”理想。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人把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创造性地转化与发展为党始终秉承的执政为民、人民至上、取信于民、公平法治、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优良传统与价值观念，它们以新的理论形态内化在党的纲领、路线与宗旨之中，外显在党及其成员的行为之内。这些例证展现出，百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程，内含着“文化基因”内化为“政党基因”的过程。在此转变过程中，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超越前现代社会的局限性，成为现代政党的价值观念，并遵循党的阶级立场实现了阶级性的改造；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语义得以丰富，既融合了西方思想精华，也实现了现代化表达；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获得转变为现实力量的组织制度基础。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创新和发展中促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而这些体现着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的“文化基因”之所以能够转变为彰显着党的性质、宗旨和特质的“政党基因”，首先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通性，其次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的结果，因而呈现出强烈的实践性。梳理其中的内在逻辑，不难发现：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根本保证。一方面，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精神自主，摆脱了封建思想与西方观念的钳制；另一方面，党赋予传统文化以新式内涵，推动其实现质的跃升，并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为其进一步发展明确了规范性前景。第二，坚持科学理论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思想指南。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真正回答了近代中国的前途问题，为中国文化的“新生”规定了基本方向，另一方面，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才能在走向文化自觉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创造“活”的文化传统。第三，坚持人民至上是实现这一转变的价值导向。一方面，中国人民本身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承载 毛泽东选集 第 卷，第 页、第 页。邓小平文选 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年，第 页。者与践行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的实践主体；另一方面，内化为中国共产党基因的文化传统体现着人民群众的集体意志，是人民精神世界的总体表达，它鲜明地体现着党的阶级特性。第四，坚持实践导向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动力源泉。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其问题是“政党基因”得以创生的现实基础，是党的纲领与行动必须有所应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新的文化传统只是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中才能得以发展、提炼与呈现。四、结语“两个结合”表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持续致力于传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这些“文化基因”走向大众化、时代化；另一方面，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粹，并将其转变为标识自身特质的“政党基因”。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走向民族化辩证地统一在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的转变过程中。在此，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执政为民、人民至上、取信于民、公平法治、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优良传统与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实现了现代转型，成为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与价值归属的源起，是党凝聚民族、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新时代背景下继续推进“两个结合”，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具体实际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实践的基础上，更为深入地挖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通、相融、相生之处，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持续激发历史文化的强大活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文化引领和精神动力，为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更大力量。责任编辑：王望